执著是心志的攀登，虽重负亦可承载；执著是意念的坚定，纵百折而不挠；执著是生命的倔强，临艰辛而不言休。执著又恰似一条小溪，既定朝向，默不作声，穿越河沟，不避山石，汇入江河，奔向大海。我的执著人生是在脱下军装的日子里，把自己融化于静寂而艰辛的中共历史研究之中，专注于一部能经得起广大读者检验的传记作品，矢志不渝，砥砺前行。
——贾巨川
案头一部被中央党校列为学员“读百本书”五年计划、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传》，闻知是出自我市合阳籍学者贾巨川的手笔。
网上一番搜索，方对这部传记及其作者有了较多的了解。《新华文摘》《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文汇读书周报》、新华网、人民网、中青网等主流报刊和官方网站都对《习仲勋传》和作者本人评价颇佳，亦有整版的专访见诸报端，近期又与《毛泽东传》《邓小平年谱》一起被列为庆祝十八大优秀图书在京城图书大厦和王府井书店等热销，于是更多了采访这位传记作者的念头。恰好他受聘渭南师范学院教授，近在咫尺。
带着对《习仲勋传》作者是如何从军人转身为一名党史专家，是如何从事中共历史人物研究，又是怎样写作完成百万字的《习仲勋传》等诸多疑问和好奇，记者叩响了渭南师范学院一所专家公寓大门。
初次相见，贾巨川略带歉意地说：“半年前学校就说市报记者要来采访，还真的有点‘怯’。一是也没有做出什么说给媒体的事情；二是当时刚好接受了一个经中宣部领导批准学习出版社承担的出书选题，这个30万字‘活’儿，签约要求在两月内完成，任务紧迫。但生于斯，长于斯，总对脚下这方土地总是心存感念之情，还是很乐意与家乡的媒体交流。”一句直言，一席释语，虽值隆冬，尤感如春。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这是一位集学者谦和、军人坚毅气息于一身的关中汉子，眉宇间庄重眼神和严谨的谈吐透露出他对中共历史研究和习仲勋传记写作的浓情厚意。“《习仲勋传》是中央办公厅批示由陕西省委牵头，甘、宁、青、新、广东省委、中央档案馆协作承担的一个重要课题。省委把我从渭南地委调去专事此项工作。1996年开始征集资料、查阅档案，调查采访、起草提纲，2004年上卷完稿送审，2008年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目前已经第五次印刷。2010年初下卷完稿征求各方意见并作了两次修改后，报送有关方面审查通过。”他还特别说到下卷的写作和修改是在华山脚下完成的。
三十勤勉韶华留
出生于我市合阳县的贾巨川，也是从家乡走进部队，有着18年军旅锻炼和考验的人生经历，而后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担任过中共渭南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在承担《习仲勋传》研究和写作之前，他参加了省、地12项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在省级以上报刊图书发表论文、研究文章、专题综述、人物传记等13篇，计10万字。其中获省级二等奖1篇。独立执笔完成了24万字《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渭南地区大事记》一书的撰稿工作，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为纪念毛泽东百岁诞辰，他主持编著了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仰之弥高，钻之弥深》论文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他撰稿并编导了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和渭南市委合拍的43分钟的《雄兵东渡》电视专题片，再现了八路军总部及其主力师在陕西云阳、富平一带誓师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重要历史场景。
中共党史属于历史学科范畴，从事党史研究没有深厚的知识积累和专业修养是难以胜任的。“但这正是我的先天不足，特别是要承担为老一辈革命家写传。”说到这里，贾巨川话头一转，回忆起一段砥砺前行，渴求知识的往事。
他动情地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在学龄时期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作为一位经历过‘文革’，学业荒废的‘老三界’，在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三年的正规学习补上了知识基础课。从军人到学生生活的三个春秋是艰苦而充实的，那时对知识追求更有一种‘饥渴感’、紧迫感。改革开放后，部队亟须培养一批文化人才，自己也长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所以顺利通过考试被选送到渭南师院中文系上学。像在校学生一样住架子床，吃学生灶，一样课堂提问，一样期末考试。一起早出操晚自习，一起做值日搞卫生。星月如昨，书香犹在。”
“能够进入一所大学接受正规系统的教育学习，是幼时曾经的梦想，对有正规的上学机遇就分外珍惜。因而在校攻读中国语言文学期间，还强迫自己挤压出精力和时间参加了全国高等自学考试。通过了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党政干部专业、法律专业自学考试，并开始了法律本科的学习。我在三年后走出学校的时候，已经拿到了3个文凭。也就是在学校里集中精力读了许多书，写了不少笔记和文章。”他还讲了自己深夜苦读的趣事，那时一个宿舍住六个人，是架子床，到了晚上十点就要熄灯。为了不干扰别人休息，他就备了个四节电池手电筒用以照明看书学习，有时滚落在床下的手电筒还亮着，人却睡着了。每天晚上从教室里走出来最后几个人总有他的身影。此间，他参加了两个学科40多门课程的全国自学考试，不少监考老师都记住了他的名字和考试时的情景，开玩笑说，都成了考试专业户了。
刻苦学习，勤于笔耕，把知识的积淀运用于专业研究，从而使知识能量得到升华，浇灌了心血的地方收获丰饶的果实。贾巨川在部队长期从事宣传工作，采访、摄影、写新闻稿。他说：“与文字有关的特殊经历，也为我后来从事专业工作打下了基础。此间，我还参与了一部长达150万字的《史记系列大辞典?人物卷》的撰稿工作，这是一次难得的向古籍经典学习的机会，弥补了历史学科专业知识的‘缺口’。遗憾的是20年过去了，这部书因故还未能出版。”
贾巨川的孜孜不倦、顿学累功精神以及在党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领导机关的肯定和社会同仁的认可。1990年，他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主流媒体联合评为“全国自学成才先进个人”，其事迹收入聂荣臻元帅题词的“水滴穿石，绳锯木断”的《全国自学成才先进人物》一书。1996年7月，贾巨川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表彰大会，受到了胡锦涛、尉健行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或许正是这些成绩和荣誉，促使他被调到省委党史研究室专门从事《习仲勋传》的研究和写作工作。
潜心《习传》苦泛舟
《习仲勋传》是中央办公厅下达的重点课题，当时确定要编三本书，一本是《习仲勋文集》，即习仲勋的文章、讲话编选成集。一本是《习仲勋革命生涯》，内容是辑录对习仲勋的回忆文章。再就是《习仲勋传》，由陕西省委牵头，具体参与单位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广东6个省和中央档案馆。
接受研究和撰写《习仲勋传》任务后，贾巨川开始多方搜集资料，梳理征集线索，联系有关单位个人，确定采访名单，拟定编写纲目。贾巨川说：“我初去时，‘习传’才搭架子，当时组织了一个传记组，七八个人分头采写，在后来的工作中队伍越来越小。领导给我谈话说，谁谁不弄了，你就给咱担起来吧！最后剩了我一个人。”
当年冬，贾巨川就见到了在南方休息的习仲勋，而且了解到习仲勋党性原则非常强，未退出领导岗位时，他就严格遵守“活不立传”的纪律，后来对个人事也很淡然，对贾巨川说，还写什么传呢？”贾巨川说：“当时习老夫人齐心大姐对我比较认可，因为我比较年轻，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大姐笑着说我是抓来的一个‘壮丁’。但困难也多，一是习老健康状况不允许有较多的交流，但鲜活的生动的东西都存在他的记忆中。二是习老留下文字资料很少，比如个人日记、工作笔记等，这样只能在浩瀚的材料里，在众多的馆藏文件、讲话中探寻他的心路历程，领略他思想精神世界，感悟他的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有时候真有种山穷水尽之感，疑问路在何方？”
“但是，面对这样一个任务，我还是有信心的。回顾个人学习工作走过的路子，心里有底气，觉得能把这个传写好。特别是和习老相处了一段时间即有所见，翻阅了不同馆藏资料有所思，研读了多种人物传记有所悟，更有了做成做好这件事的信心。”
“习仲勋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年纪很轻时就当了共产党的‘大官’。而且在不同层次的领导岗位上，他的年龄都比其他同级别的人小那么几岁，比刘志丹小10岁，比高岗小8岁，比彭德怀小15岁。在西北局当书记是32岁，当中宣部长是39岁。到1978年他才65岁，再进书记处的时候，书记处的老一辈已经退完了，一直有着年龄优势。再是他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是从我们关中农民家庭走出来的，非常熟悉底层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所以他想问题，定政策，能够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因而就能够密切联系群众。”
如何将《习仲勋传》写成精品？目标在那里？贾巨川盯准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周恩来传》《朱德传》和与之相关的《彭德怀传》等优秀作品。在前期准备工作中，他看了大量的中外名人传记。“我把当时出版的十大元帅传记买齐了，都看了。国内外的毛、周、朱等人物传记，都买地看。把不同人物的标题、语言，以及精彩段落都分门别类摘录整理，悉心研究。”
贾巨川认为，写书人要为自己定个高标准，攀高品位，求高水平。“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凡事没有高的目标，就不会朝着高的方向努力。把《习仲勋传》写成一部精品传记，是我的初衷，是我的梦想，也是和传主家属及出版单位形成的共识。”
搜尽奇峰打腹稿
记者看到，在这所公寓客厅墙壁上挂着一幅齐心老人倾听贾巨川说话的合影照。贾巨川告诉说：“这是2000年6月，我陪大姐回访革命老区时在甘肃省环县的河连湾照的，这里是陕甘宁省委旧址。1936年秋，习仲勋由环县县委书记调回党中央驻地保安（今志丹）县时，省委书记李富春就是在这里跟他谈的话。”
“这次陪齐大姐到陕西、甘肃等地走了一个多月时间。这年初，大姐在深圳当面交代说，她要代表习仲勋回访陕甘革命老区。让我做一个详细规划和日程安排。我按照她的要求做了，并引导她回访了陕甘两个省、6市、73县103个革命旧址，看望了老区的人民群众，行程1万公里。我们翻山越岭，一个点一个点地走，车到不了的就徒步行走。记得到了甘肃省华池县南梁，当时陕甘边区政府所在地寨子湾地处深山老林之中，车进不去，大姐就与我们一起步行十来里，考察那里的地形，绘制地形地貌图，做采访笔记，了解当时的红军是如何生活的，怎么样战斗的，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地点，每一个人名，对每一件事，包括当时的计量单位、乡风民俗以及地名演变都作了反复考证，详细记录。我把河流走向、山岭势态、树木花草等都拍摄成照片，有的还随手绘成图表，以感悟历史的变迁。”
“比如，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领导于1935年夏曾在南梁的闫家洼子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这个会议有一个重要的缺点，就是被老同志称之为陕北错误肃反的前奏。”大姐执意要到这个村子看一看。我们一起身临会议旧址感受早已散去的历史风云。再比如说，习仲勋在自己的文章中记述了一个历史细节，即他在不同地方先后与谢子长和刘志丹会面，按照习老的记忆，我们和大姐步行到了习老与谢子长见面的杨柳坪，又考察了距杨柳坪以北十多里的金刚庙。习仲勋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刘志丹，并听取了刘志丹关于正确对待胜与败的谈话。”
回访结束后，贾巨川为齐心起草了给陕西省委和甘肃省委的报告，写出了《追寻流逝的岁月》一文（4万字），2001年在全国政协主办的《纵横》杂志第9、10期连载。
贾巨川说：“习老受诬蒙冤16年，先后两到洛阳。1965年下放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经历8年审查，1975年又第二次监护在洛阳耐火材料厂。我在这两个厂做了一个星期的调查访问，找厂里的老领导、老工人调查了解，实地察看习老当时住过的房间，吃饭的餐厅，散步走过的小路，与农民交谈的果园，翻看厂史厂志、档案资料，收集习老留下的书信材料。习老当时在洛阳住的一个小单元房还没有拆，我找到当时的一位邻居工人一起来到房间，听他仔细介绍当年主人是在哪间屋子睡觉，在哪间屋子做饭，切身感受老人家在这里生活的情景。”在这里他了解到一个细节，工人师傅告诉说，当时窗外安着一个高音喇叭，整天响个不停，习老后来的听力不好，就与这个高音喇叭有关，因为习老就此给厂里提过意见。
“一部严肃的传记作品，连传主在哪里住的，内外环境是个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写出来的东西能真实吗？”贾巨川笑着抖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艰辛考察、广征博采，使许多散乱的碎片得以接拼，使时间的尘埃拂拭而去，使史事的真伪得以明辨，留给探索者更多的是历史的还原，是有灵有肉、生动可信人物的再现，从而也为传记作者提供了更多的研究和表述空间。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占有，是历史人物研究的基础，也是作者进入深层研究的前提。贾巨川说：“有了这个基础和前提，才能自如地把传主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置于人民群众斗争的历史洪流中，置于不同时期的领导集体中，去考察、去研究、去评述，从而客观真实地再现他们的业绩和精神风貌。”
情到深处无怨尤
历史研究，尤其是对执政党历史及其相关人物的研究，不能只在现成的宣传报道中找答案，对值得记载的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时间地点，每一个关键细节，都要有追根溯源、科学梳理、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精神，有疑问的还须反复考证，去伪存真，不搞孤证立资。
历史研究和传记写作，离不开大量的特别是馆藏档案资料。贾巨川说：“查阅档案是一件非常枯燥的活儿。如果没有耐性，倘若不能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那发黄破烂的纸页，难以辨析的字迹，连接不通的句子，勾勾画画，涂涂抹抹，看不了几页，就心灰意冷，无心浏览。习老基本不谈自己，而且留下的个人手记极少，许多事情都是在别人的书里或材料中找有关他的资料。因此，传记资料准备是工作的最大困难。”
贾巨川初到省委，住在楼梯旁一间办公室兼宿舍仅15平方米的耳房内，他形象地说：“一张桌，一把椅，一沓稿纸面朝西。”忙碌紧张的工作仿佛让他忘记了个人生活工作的条件需求。他索性把自己找来的有关习老的资料和从单位档案室借来的资料都放在椅子上。一天看一沓子，然后把一些疑问记录下来，归类集成“习仲勋传疑问录”，然后一一查寻，一一释疑。贾巨川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倒查法”，即不漫天寻访，而是带着问题有目的地查资料。手边的资料看完了，贾巨川决定沉下身子泡省档案馆，此时是1997年。当时他还没有从渭南搬来。周一天不明坐班车，一下车直奔位于建国路的省档案馆。在这里，他一蹲就是40多天。这里没有专门的客饭食堂，也没有查阅人休息的地方，中午他就在外面简单吃点东西，铺上一张报纸坐在档案馆门口，一边看抄录的资料，一边等着下午档案馆开门的时间。
中央档案馆、中组部档案室、广东档案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贾巨川也去过多次。单在中央档案馆就待了四五个月，有两次都值隆冬季节，贾巨川住在城内招待所，档案馆在城西四五十里外郊区，每天天不明，他就在夜色中迎着寒风，有时踏着积雪去赶馆里的通勤班车。馆里有严格的规定，有一盯一的专人监查，所查内容要经过批准，不许拍照，不许复印，不许把包、水杯带入室内，抄录要用专用笔纸。摘抄前后，都要经过审查批准，通不过抄了或不能带走，或被剪除。他一本一本，一张一张地翻阅，涉及到习仲勋的有关资料，哪怕是一个片段，一句话，一个细微之处也不放过。“我觉得不让复印也好，就大量地阅读心记，增添感性认识。在中央档案馆查阅了400余卷近300万字的资料，也在允许下作了必要的摘录整理，阅览了相关的书籍和报刊百余种。”
他查阅时间久，有耐心，抄录资料一笔一画，一丝不苟。档案管理员说：“哎，还没有像你这样查档案的，一来就是几个月，抄录又是那么工工整整。”
“查阅档案，就是一个心写的过程，梳理思路，构思归类的过程，能帮助记忆，加深理解，及时地释疑解惑。”贾巨川回答。
按照档案馆的规定，许多有用资料得靠手抄，贾巨川写字又特正规。长时间一个姿势的抄录，一天偶然发现右手背上长出了两个疙瘩，疼痛时不能写字了。他心中疑惑起来：是不是患上了肿瘤？他说：“当时心里的确有点怕，心想如果真的是癌，这个任务是完不成了。”
年轻的档案管理员看到了说：“没事，这是腱鞘炎，不行时做个小手术取掉就行了，我爸就得过这个病。”他回到城里时齐心大姐也说，就是腱鞘炎，属于常见病。只是写字时间长了，要注意调整姿势。
记者当面看了他右手腕上还有的两个包块，亲眼见证了一位学者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说：“做好一件事，不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必然有一个克艰攻难的过程，务必得下一番工夫，经一番磨炼。学术研究，要有勇于创新，独立思考，直面困难，搏击前行的精神，也要善于关注学科前沿，开阔视野，开掘新领域，发现新成果，向书本学习，向专家学习，向实践学习，交流探讨，协同作战，解决工作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贾巨川还参与审读修改了《习仲勋革命生涯》《怀念习仲勋》等书稿，参加了习仲勋治丧活动，并执笔撰写了新华社播发的习仲勋同志生平和《习仲勋碑文》，使他对传主更深层次的认识和传记写作的水平提高大有裨益。
有一次，贾巨川和齐心交谈时提到了鲁迅诗句中“我以我血荐轩辕”时，也很动情地说：“我是我以血撰‘习传’。大姐听了后点头称道说，十年真的很不容易啊！”
历练，坚持，积累，升华……
他完成了从军转干部到党史专家的优美转身。
勤奋探索，笔耕不辍……
他的中共历史人物研究之路有了一个长足跨越。
随着百万字《习仲勋传》上卷的出版及下卷在他手中脱稿，对《习仲勋传》的评论和贾巨川的名字即见诸各大媒体和网络，同时也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和广大读者的肯定。新华社2008年4月21日专门播发电讯通稿。该书参加了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图书博览会和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荣获陕西省人民政府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和全国十七大以来党史优秀图书一等奖。《青海湖·视野》等多家的报刊连载或选载该书内容。全国权威核心社会科学期刊《新华文摘》刊载了中央党校教授李东朗《〈习仲勋传〉的五大看点》长篇书评；《光明日报》刊发中央党校教授祝彦《生动再现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评〈习仲勋传〉》说：“由贾巨川执笔撰写的《习仲勋传》，是近年来关于陕甘宁边区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优秀成果之一。”陕西教育出版社编审张祥初评论说：“丰富翔实的史料，严谨的治学态度，朴实清新的写作风格以及精雕细刻的文字锻造，使历史人物走出历史。使传主的生平事迹、理想追求、精神风貌和鲜明个性跃然纸上，给人以深刻启迪。”西南大学教授余纪撰写书评：“值得称道的是史家的笔墨纵横捭阖，以历史的原本为纲，将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勾勒得清晰可见，同时又不放弃历史的细节和相关的人物刻画，构成一幅由无数历史人物和事件构成的‘清明上河图’。”陕西新闻出版局一位领导读后让转告作者：“文品如人品，人品出精品。”
真实：党史人的道德遵从
贾巨川说：“凡真正历史研究者，心中都有一个太阳，这就是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司马迁是我的‘近邻’，司马祠离我的家乡不过二三十里远，小时候我就去司马祠朝过‘史圣’。接受了写传任务后，又多次来到了这里，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德史识给我以深刻教益。今天我们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也要传承优秀的历史道德。景仰历史，更应敬畏历史。传记作者的笔下，应当把一个可经历史检验，可资世人评说，可慰传主安息的信史告诉读者。”
《习仲勋传》出版后，新华社有位记者采访贾巨川时问道：这本书的突出特点是什么？他回答：“要说最大特点，就是我没有把传主推向神坛，而是作为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有个性，有特点的常人来记述。他是一位农民的儿子，在半个多世纪革命斗争实践中，凭着个人信念的坚定不移和艰苦奋斗，加之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戴，领导集体相互配合和战友们的帮扶，党组织的领导和领袖栽培，一步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有着客观的内在发展规律性。这个规律性就为传主作了科学准确的历史定位。如果当作一个神童，一个超人，事事处处都有先见之明，都有过人之处，既坚持原则，又正确决策，老抵制错误。世界哪有这样的人，如果写出是一个高大全，就离开了传记作者的道德遵从。”
打开《习仲勋传》上卷第一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首古诗《悯农》。贾巨川说：“这个细节是习仲勋的女儿给我讲的，她说，爸爸吃饭的时候总是教育我们珍惜粮食，怕孩子们浪费饭菜，就和娃娃一起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当时我想这不正就是老一辈革命家最宝贵的品质？正是他与劳动人民这种最本质、最天然、最亲密的关系，才砥砺了他一生最优秀的品质，这不正是写传最好的切入点吗？于是习仲勋的近90年人生就从这里起笔……”
“全书一以贯之地使传主没有离开人民群众，没有离开领导集体，没有离开不同时期的客观环境。他既是一位运筹帷幄的领导者，也是一位身处复杂生活中的普通人，不可能超越现实，不可能天生神明。这就是对传主的历史定位，是唯物论的观点。”
“比如说，延安时期发生的抢救运动，我们的传记充分记述了习仲勋在这一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包括在运动后期给党中央、西北局提建议，作为绥德地委书记较快较好地纠正抢救运动的错误，为被错误‘抢救’了的人道歉平反。在抢救运动开始发动以至发展到甚嚣尘上之时，虽然是康生搞的，但毛泽东表了态，作为一级地委，不可能不‘抢救’，不可能不执行，那也讲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我看过一些资料，也有许多当事人的回忆。许多领导同志也是开大会做动员，积极宣传‘抢救’的重要性。当时的所谓‘抢救’失足者，就是抢救出来的‘失足’者越多成绩越大，这与当时的大气候有关。延安运动闹得最严重，其次就是绥德地区。习仲勋当时是绥德地委书记，抢救弄得那么热火朝天，书记怎么可能不承担责任？我们的传记还是客观地记述了这一历史过程，包括习老由不认识到认识，从开始的组织发动到后来的积极纠正过程。现在有人说习老当时抵制了康生、高岗的‘抢救’运动，并且因此得罪了康生等等。我认真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并专门采访了一些重要当事人，没有看到可以得出这样结论的资料。我对史料的考证和利用有一个原则，就是没有见诸历史文献的，自己没有亲身查阅和考证并认定为准确的资料，即不予采信。一些口述的、传来的材料，要与相关的文献和多种资料对证无误后，再予取舍。”
“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贾巨川说《文史通义·史德》中的这句古训，就是自己治史写传的座右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