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红色文化

红色旅游是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建树丰功伟绩后形成的以革命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历史、事迹和蕴藏其中的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参观游览、缅怀学习革命历史知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振奋精神、放松身心、增加阅历的主题性旅游活动。

洪湖市是美丽的鱼米之乡，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是长征主力红二方面军的摇篮。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浴血奋战，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开创了水上游击战争的光辉范例。正如毛泽东同志1938年5月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说：“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洪湖红色旅游资源禀赋优异，资源级别高。如今这里革命遗迹达近百处，且相对集中。其中，洪湖岸边的瞿家湾古镇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首府，这里至今仍完好的保留着39处革命遗址;洪湖城区西南郊长江之滨兴建的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陵园，是全省占地面积最大的国家级陵园；还有揭开鄂中地区秋收起义战幕的戴家场暴动遗址等。

为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要“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重要指示，近些年来，洪湖市委、市政府充分利用本地的红色历史资源，把弘扬革命传统、发展红色旅游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鄂湘两省的许多学校、工矿企业、军队、政府部门纷纷把这里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目前在这里挂牌的有500多家，每年这些挂牌单位都要定期或不定期地来这里开展传统教育活动。瞿家湾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群被湖北省命名为“全省十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陵园2005年被国家发改等十个部委划定为全国一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2011年12月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市年接待红色旅游游客逾百万人，成为洪湖旅游发展的强力引擎，并始终保持着全省红色旅游的翘楚地位。然而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内外旅游业竞争日趋激烈等因素，都对红色旅游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如何在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中始终保持红色旅游发展的良好态势，成为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

就洪湖红色旅游开展的情况来看，除了红色旅游景区管理体制不顺、交通可进入性差、产业体系和产业链不完善、旅游服务人才缺乏等问题外，目前还存在着如下不足：

一、产品缺乏创新。不管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群，还是湘鄂西烈士陵园基本上仍以传统的参观、观光等游览方式为主，缺乏人文关怀，且过于强调教化功能，缺乏创意；开发的内容、展示方法比较单一，参与不足，娱乐有限，游程无趣；导游词的设计空洞，缺乏生动性。产品的粗糙，使之缺乏市场吸引力，导致红色旅游出现消费不足，甚至难以为继的现象，严重妨碍了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二、产品的影响力与其历史地位不匹配。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史上三大根据地之一，红二方面军亦是长征三大主力之一，因而，其红色旅游产品应该在全国乃至世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瞩目度，然而，现有的产品只在湘鄂两省等区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有一种“自说自话”的状况，这显然与其历史地位不相匹配。

三、旅行社对产品推广营销积极性不高。一方面由于产品与市场脱节，对游人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由于红色旅游景点免收门票，旅行社没有盈利空间。导致旅行社对红色旅游产品推广营销的积极性不高。

要提升红色旅游产品的影响力，把区域性的产品推向全国，就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理念。

一、创新发展理念。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红色旅游的发展必须要与时俱进，坚持五大发展理念。要紧扣时代脉搏，彰显时代精神。洪湖红色旅游的发展应当遵循创新发展理念，不断对红色旅游产品进行创新，彰显时代性，体现参与性，感受体验性。要挖掘特色资源，注入时代灵魂，创新主题活动，结合先进科技、特色文化，在把握游客心理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坚持协调发展理念，结合洪湖红色旅游资源优势，长远规划，提质升级，稳步推进洪湖红色旅游的健康发展；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努力营造好红色旅游的良好氛围；坚持开放发展理念，加强资源整合、市场融合，推动区域红色旅游协同发展。坚持共享发展理念，以红色旅游带动服务业、餐饮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助力精准扶贫、旅游扶贫，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同时，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增强人文关怀，不断提高红色旅游产品对游客的吸引力，增加游客对红色旅游的认知度和满意度。

二、注重资源保护。红色旅游资源具有稀缺性、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特点，这就要求必须建立科学的保护体系，强化对革命文物、文献、建筑等“红色文化遗存”的保护。同时，要注重对革命历史文献、红色歌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某种意义来讲，合理开发利用才是最好的保护。在发展红色旅游的过程中，一是要做到科学开发。注重红色经典，现代表述。同时注重对红色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二是要健全保护制度。注重红色文化遗产资源保护的真实性、整体性、可读性、可持续性。三是要做到永续利用。不仅注重景点数量的扩张，更要注重质量的提高，要努力寻求资源开发和保护的最佳结合点，坚持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理念。

三、挖掘文化内涵。文化内涵是旅游的灵魂。只有深挖红色旅游资源的深厚内涵，培育发酵红色文化魅力，提升红色旅游的品质，彰显红色文化的崇高精神，红色旅游才具有凝聚力和吸引力。为了充分挖掘这些红色旅游资源的内涵：一是要加强研究。努力加强党史研究、洪湖精神研究等，深挖洪湖红色文化特质;二是要突出特色。努力抓住洪湖红色文化旅游主题，彰显地域特色。如：开发出一台大型实景演出，传承了红色文化;三是要讲好故事。精心外化洪湖红色历史文化，深入解读革命精神内涵，充分开发利用洪湖红色文化资源。如：举办红色旅游故事大赛等，再现了红色历史文化，让人们深受教育。

四、打造特色产品。旅游资源的优势并不等于市场的优势。红色旅游亦是如此。红色旅游是“红色”和“旅游”的有机结合，“红色”是内涵，“旅游”是形式。光有其红色的资源，而不按旅游的规则来打造产品，那永远只能停留在资源的层面上。要使红色资源转化为市场的优势，关键应落在产品的打造上。产品打造得好，产品吸引半径就大，市场辐射半径也就增大了。产品吸引力的打造，最重要的是对游客旅游产品购买心理与游憩感受的深度理解。红色旅游产品的打造首先应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在展示其发展历程或事件过程和人物形象时，注重故事性和趣味性，增强对游客的感染力。要根据游客心理特点和需求，把思想性与艺术性，科学性与观赏性，教育性与趣味性有机结合，摒弃传统的说教，增强感染力; 其次，在注重实物和图片展示的基础上，在塑造历史事件、历史环境和人物形象时，运用高科技手段，打造身临其境的场景，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寓教于乐，使游客爱听、爱看、爱来;其三，要满足游客的求异心理和体验需求，运用文化的手段，注入旅游元素，增强游客的参与性。游客出游的动机各异但都有着求异心理，都普遍追求个性化和差异性。同时，体验是旅途人生的核心，是游客追求的最高境界。游客在游程中，通过角色体验获得满足。因而，红色旅游在产品开发上，要用文化、艺术的手段，打造出一套可供游客参与的节目，营造出红色旅游的氛围和气氛，用感性的体验和心灵的震撼来感染游客，实现游客由肤浅的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向深层次的休学式旅游的转变，使游客自觉不自觉的参与来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总之，红色旅游产品的打造要还旅游的本原性，通过触动游客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心灵的精神感召与刺激，打造出互动体验、亲和吸引、情境感悟、个性娱乐的旅游产品，增强红色旅游在市场竞争力。

五、实行产业融合。除了专项旅游和传统教育外，大众游客习惯于按旅游线路出游，而不是按旅游产品种类选择旅游消费。因而，必须对区域内相关旅游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优化整合。在开发的过程中，要将红色、古色、绿色、俗色等旅游资源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红色＋”或“＋红色”，以红色带动区域内的古色、绿色、俗色的联动开发，将红色旅游与醉美洪湖的自然风光结合以来，与水乡民俗风情结合起来，完善旅游产业链条，满足旅游者多层次的旅游需求。同时，也能有效的解决红色旅游利润空间小，旅行社推广营销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六、加大营销力度。一曲《洪湖水》，唱得天下知。一部电影一首歌，已为洪湖做了深入人心的宣传。要提升红色旅游产品的影响力，还应进一步审视和挖掘洪湖红色旅游优势和特色，实施营销系统工程，让四海游人闻之欲来，来即倾心。除做好常规的旅游形象、品牌宣传和营销外，更应侧重做好重要节点的营销。如在建党、建军、建国纪念日，在重大战争、战役的纪念日，在全国性红色事件的宣传活动中，都要积极参与和组织好宣传营销，使洪湖在全国处于鹤立鸡群、先声夺人的地位。还要敢于制造“噱头”，做好事件营销，营造一些关注点，吸引游客注意力，增强红色旅游宣传的生动性和轰动性。同时要充分运用新媒体、新科技手段进行推广 。如：微信推送、微博交流、微电影推广、APP服务、PC端推广等，扩大旅游受众面。

红色旅游是一项政治工程、文化工程、富民工程、民心工程，也是传承红色基因的有效载体。对于我们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提升红色旅游产品的影响力，通过红色旅游这种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教育青少年，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2周年纪念日。一大早，岳慧芳和孙妍就等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门口——今天她们有一项任务，就是给28名新生“备课”。

岳慧芳和孙妍是解放军某部营区幼儿园的老师。9月4日，幼儿园新生入园，由于孩子们都是军人子弟，两位老师就想给他们上一堂特殊的故事课。

8点半一开馆，两位老师随着人流走进展厅。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观众比平日里多了不少。看到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照片，孙妍告诉记者：“左权将军在最后一封家书中写下，‘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说着，她的眼眶湿润了。“以前班里有个小男孩，衣服和被子上一定要缝上爸爸的名字，因为孩子的爸爸经常出差，半年才能回一次家，孩子太想爸爸了。”孙妍说：“有哪个孩子不想父母？有哪个爸妈不思念孩子呢？尽管时代条件变了，但他们同样是英雄。”

正是因为当年英雄们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抗战的胜利，换来了今天幸福安宁的生活。如今，硝烟虽已散去，但仍然需要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英雄一直在我们身边。”一名中学生指着展柜里被张自忠鲜血染红的石头说：“北京有好多街道是用抗战英雄的名字命名的。每当经过张自忠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时，我心中都会升腾起对英雄的崇敬之情！”

博物馆展台前人头攒动，博物馆外街道上车水马龙，抗战历史已经融进了这座城市，抗战精神像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激励着人们砥砺前行。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教育更重要的目的，是将历史沉淀下来的精神火炬一代代传承下去。

“孩子们也许记不住我讲的每一个故事，但他们一定能感受得到，他们的父母也与这些抗战英雄一样，都是在为国家和民族而奋斗。”岳慧芳说，“他们长大一定会希望成为这样的人！”

党史熔铸了我们心中的英雄，更铸就了我们今天的信心。6月29日，为迎接党的97岁生日，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党史教育”进校园活动展演在市工人文化宫奏响红色旋律。

“永远跟党走”——展演的主题特别醒目，“初心”“红心”“忠心”“决心”“真心”“信心”——6幕崭新的剧本情节扣人心弦：赵一曼的初心坚贞如铁，长征路上的红心英勇悲壮，江竹筠的忠心天地可鉴，郭永怀的决心百折不挠，赵治海的真心温暖大地。7所学校的1500名师生演员形神兼备的表演，带观众走进那段被英雄点燃的岁月。据统计，有12万多人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同步观看了这次展演。

 党史展演坚持4年，所有学校积极参与

张家口市桥东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郭丽宏说，2015年6月，张家口市桥东区“党史展演大课堂”创建，至今已经坚持4年，全区所有学校的师生员工都积极参与。

南小区小学师生在舞台上塑造了“两弹一星”功臣郭永怀的光辉形象。郭永怀夫妇本在国外生活，但为了国家和人民，他们毅然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回国不久，郭永怀就离开妻子去参加核武器研究。到哪里？不能说；干什么？不能说；去多久？不知道。

南小区小学学生李欣瑞说：“在参与排演的过程中，最触动我的情节是郭永怀在飞机坠落的十秒钟内，用生命保护住了资料。他和自己的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尸体全部烧焦，但是文件资料完好无损。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一般人会惊慌失措。但是郭永怀想到了什么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展示出了对祖国的满腔热忱，他们是在为人民安全而战、为国家尊严而战！”饰演郭永怀妻子李佩的教师吴小先说：“我们的科学家是伟大的，当李佩抱着自己丈夫的骨灰深情告白时，已经是时隔9年了！每次排演李佩深情告白这场戏时，我都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演一次，哭一次。”

红旗楼小学今年承担了“初心”部分的情景剧《赵一曼》的排练演出任务。为了能更好把英雄的气概演绎出来，全体师生都观看了电影《赵一曼》，了解了杨靖宇、赵尚志、八女投江等抗日英雄的事迹。通过排练，大家真切感受到今天生活的来之不易，要铭记那些为国家独立而牺牲的英雄们。学生家长阮珍玉说：“这是一次非常有教育意义的活动，真正让孩子们体会到了党就在身边，希望今后能多参与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从课本中走出来，加深对党的认识。”

为了演好角色、呈现江姐对党的忠心，五一路小学的于欣同学不但多次观看江姐题材的歌剧、电影，几个月前还主动将自己的长马尾辫剪成了与扮演角色一样的短发。

铁道西街小学师生通过“勇士—雪山—草地—希望”4幕情景剧呈现气势恢宏的红军长征。校长齐玮认为，排练和展演的过程，成为全体师生净化和洗礼灵魂的过程。“我们全体师生怀着虔诚的心，牢记先辈，不忘党恩，牢记英雄，不忘传承，永远跟党前行。”她说。

  党史知识进入教材，党史文化浸润校园

张家口市桥东区中小学“党史教育”主要包括三项内容，即党史展演大课堂、党史教育进教材、党史文化进校园。

分管教育工作的桥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刘凤云介绍，《党史进校园》区本教材共有10门课程，既有视频教学、电影、歌曲课程，还有读书、故事、童谣、课本剧表演、游戏、革命诗歌赏读、现场教育等课程。课程选材突出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党的重要会议、党的重要领导人、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成果，同时突出地方特点，贴近学生实际。

中小学党史视频教学教材包括开天辟地、革命政权、长征精神、建国大业、经济腾飞、英雄辈出等10集。红色童谣教材包括“抗日短诗”“国旗”等。

桥东区党史文化浸润校园活动的内容丰富多彩，主要包括党史展览、党史演讲、党史书漂流等，还有国旗下的演讲、党旗下的誓言、团旗下的承诺、队旗下的呼号。

区教育局、宣传部举办党史巡展，在少先队室建党史教育专题板块，在广播站、电视台、校园网、宣传板等开辟党史宣教板块。师生共同开展“踏访革命圣地，追寻先烈足迹”活动。

各学校也纷纷开展特色活动。五一路小学少先队“七一中队”举行了“中队建队日”“校园育人品牌荣誉碑落成揭幕仪式”等活动。

张家口市七中小学部校长宋翔宇表示，开展党史教育激发了学生们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情怀，坚定了孩子们为祖国、为家乡做贡献的决心和信心。

桥东区东风小学学生胡志博说：“成长的路上不仅需要学习科学知识，更需要学习、继承榜样与英雄的精神。学习党史知识，能明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风雨历程，从而懂得珍惜，懂得感恩，还能够激发学生们对革命英雄的崇敬。”

张家口市桥东区委书记王建军说，在中小学校开展党史教育意义重大，中小学生处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帮助、引导他们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对他们的一生都会产生积极影响。

    《 人民日报 》（ 2018年07月05日 18 版）

    一

近年来，我到各地的高校去，经常会有老师和同学提出这样的问题：文化自信是否应当有两个支撑点：一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是红色文化？

从感性层面上讲，这个提法似乎很有道理。不是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文化名人若灿烂群星、文化蕴藏似汪洋大海、文化影响如日月经天。这一点让我们想起来就觉得自豪。自豪是什么？不就是自信的表现么？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来说，这种文化自信是怎么来的？

不错，在古代，我们中华民族对于自己的文化是很有自信的。比如说唐代，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文化的发达、社会活力的迸发以及善气迎人、海纳百川的大国风度，使得中国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成为许多国家和民族心仪的对象。应对方请求，文成公主、鉴真和尚分别越过高山、大海，传播中华文明。东邻新罗全面学习唐朝的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一衣带水的日本则频频派出大批遣唐使。至于各国的使节、商贾、访问学者，更是络绎入朝、不绝于市。在各国人民学习中国榜样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也虚心学习各个国家、民族的长处，以至创造了玄奘西行取经的奇迹。“天下朋友皆胶漆”，诗人杜甫曾用这样的诗句形容众望归唐的盛况。至今，世界上不少国家仍习惯于称中国人为“唐人”，就是大唐文化软实力的遗响余韵。

然而到了近代，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对于本民族的文化则表现得很不自信。岂但不自信，简直是文化自卑。从一定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这种不自信的总爆发。例如胡适就认为“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因此，他“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即使是一些挚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造诣精深的学者，也难免发表一些过激的言论。鲁迅曾主张“扫除”“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钱玄同甚至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这就是说，不但中华传统文化要不得，连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汉字也是要不得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偏激的倾向呢？这固然有五四前驱们思想方法上的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说：“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1-83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大气候。当时的世界，正在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而在这种转换中走在前列的资本主义列强，已经通过掠夺和征服，把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个世界体系。面对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在农业文明中一直领先的中国一下子被甩到了世界发展潮流的后头。

然而，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罪吗？不能这样说。罪魁祸首是日趋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是他们，日甚一日地阉割、窒息传统文化中的生机与活力；是他们，日甚一日地尊崇、放大传统文化中的僵化、腐朽因素。到头来，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似乎只剩下“君权神授”，“天不变道亦不变”，“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枯槁信条，而“自强不息”，“与时偕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鲜活的元素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冲击，他们依然顽固地抱定“不易者三纲五常”之类的陈腐宗旨。更有甚者，竟然连学习一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都不能容忍。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曾公开指责洋务运动“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强调万万不可动摇“尚礼义不尚权谋”的“立国之道”。这种文化上的倒行逆施，不但窒息了传统文化，而且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僵化、经济上的衰微和社会创新活力的阙如。而经济、政治上的落后，又导致文化软实力的丧失。于是，世界历史进入了看不起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时代。

问题就是这么严重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要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起弱振衰，就必须对它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而要实现这种转换和发展，就必须有新的文化元素的植入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这种新的文化元素就是马克思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经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就脱胎换骨，变成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常我们统称为红色文化。比如“实事求是”，原本是《汉书》作者班固称赞河间王刘德的话，意思是说刘德在古籍整理方面不尚浮辩、严谨扎实，但是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里，则被作出全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由此，这一词语也就从特指“修学好古”的学风上升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使得中华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才使得中华传统文化重新成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经自豪地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通过对于近代历史的这一简单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中华民族重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的事，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中为中华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之后的事。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中华传统文化就极有可能因为僵化、腐朽元素的持续扩散而归于消亡。当然，我们也就不可能重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甚至很可能比五四时期更不自信。因此，我们说：红色文化，即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如果把我们的文化自信搞出两个支撑点，则很容易产生模糊认识，甚至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到头来，非但不能有效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反而有可能把中华传统文化重新焕发来的生机与活力搞掉。这岂不成了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么？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说红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有没有轻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思呢？没有，丝毫没有。从一定意义上说，红色文化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质的飞跃，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形态。对于红色文化的自信，自然包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这好比吃面包。你说这面包好吃，难道不包含对于做这个面包的小麦的肯定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在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精神价值之后，又着意归结强调说：“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这样的严谨论述，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文化观。

二

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存在。要实现对它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首先必须能够正确地区分精华与糟粕，进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来辨别精华与糟粕。在这里，必须反对片面地、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比如，有人主张像挑苹果那样把中华传统文化扒一扒堆：一堆是精华，一堆是糟粕，留下精华，丢掉糟粕。这种简单化的办法在实践中是根本行不通的。

首先，精华与糟粕往往彼此融合、交叉和渗透，构成一个整体。比如孔子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个“志”就是要在东方复辟西周的奴隶制。你说它是精华还是糟粕呢？其次，文化往往显现出一种动态的特征。彼时彼地是精华，此时此地就有可能是糟粕；和那样一种时代需要相联系是精华，和这样一种时代需要相联系就有可能是糟粕。比如说古代的跪拜礼，对于今天来说基本上属于糟粕。我们会说，人与人是平等的，为什么要给你下跪呀？可是在秦汉以前，尽管它包含等级差别的内容，也不能完全看作是糟粕。那个年代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桌子、椅子，更没有“呷哺呷哺”那样的高凳、高椅，人们开会、办公、会客、吃饭都是曲腿坐在席上。因此，对对方表示礼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欠起身来，这就形成了跪的姿势。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站起来给对方行礼的话，会给对方心理造成一种震慑。对方会怀疑，这个人站起来想干什么？可见礼节是与一定的生活方式相联系的。相反，今天我们坐在椅子上，站起来鞠个躬、握个手也是非常方便的。在常态情境下，如果再噗通跪下去,那动作就未免太夸张了。当然，在非常态情境下，即需要高强度地表达恭敬、感恩之情的时候，比如在祭奠父母的时候，行跪拜之礼也是无可厚非的。

又比如，19世纪末，康有为为了推动变法，附会儒家的公羊学派，力倡“通三统”、“张三世”之说，主张用和平方式推动社会进化。为此，他还把孔子描绘成一个“素王改制”的改革家。应当说，在敬天法祖的古老封建国度里，在“纲常名教亘古为昭”的思想文化氛围中，在守旧势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用这种理论来制造舆论，推动资本主义性质的变法，相对来说，可以减少一些社会阻力，也相对容易被最高统治者接受，因而它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积极的、进步的。然而在事情过去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居然有几位自称“康党”的学者聚在一起，吹捧“通三统”的汤武“革命”，主张“张三世”的和平进化，并以此作为理论依据，指责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判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没有合法性”，要求“回到康有为”，重新“将儒教立为国教”，这就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可言了。也就是说，所谓“通三统”、“张三世”之说在今天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糟粕。

毛泽东曾经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实践，只有实践，才是区分精华与糟粕的唯一标准。这也就是说，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一切用得着、有好处的东西，就是精华；一切用不着、有坏处的东西，基本上就是糟粕。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于精华与糟粕的区分也必须以变化了的实践需要为转移。

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并一再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重要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我们党和人民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文化方针的进一步深化，是在新时代建设文化软实力强国的必由之路。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呢？

答案仍然是实践。必须根据实践的需要，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这种文化的转化和创新。在这里，主观能动性就是人的活跃的思维能力。

从客观上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于某些文化产品所含历史内容的关注度，往往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唐代诗人宋之问的《渡汉江》：“岭外音书绝，经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宋之问品行不端，曾以小道诡行趋附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为时人所不齿。武则天死后，宋之问被中宗皇帝流放到岭南，因不堪其苦于次年春逃往洛阳。这首诗就是写他作为逃犯，在接近洛阳时生怕被人告发又担忧家人或遭不测的复杂心情。设若时人，大概会对它嗤之以鼻，至少不会说这是一首好诗。然而数百上千年过后，人们已经不大关注其中的个人化情感，而仅仅留意字面传达的一般性情感内容，因此这首诗也就成了抒写游子归乡情思的代表性作品。孔学等传统文化至于今日更为远矣，其具体的历史内容已经变得相当稀薄，这就为我们抽取它的一般意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主观上说，人的大脑完全可以对认识对象进行抽象性的处理。但是，当我们从传统文化的某种东西中抽取出它的一般意义以后，切不可让它停留在抽象层面。如果是那样，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东西就会成为另一种“普世价值”，成为超越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永恒真理。而这，正是那些叫嚷“回归孔孟道统”的人所欲所求的结果。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超阶级、超时代的文化，越是声称“普世”的东西越不普世。正如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时所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他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比如孔子的“泛爱众”，曾被儒家泛化为普遍的伦理原则，然而在事实上，毋庸说他人和其他时代，就是对孔子本人也不是一贯适用的。冉求背离孔子的政治立场，转而支持新兴封建势力进行农田制度改革，孔子便毫不留情地动员弟子们“鸣鼓而攻之”。这分明是有所爱有所不爱，哪里有什么“泛爱”呢？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绝不进行虚伪的“普世”说教。我们在从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中抽取出它的一般意义以后，必须为其注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内容，广大劳动群众的内容，在社会主义时代广大劳动群众可以实践的内容。即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为例，如果将它原有的“其为东周”之“道”改换成马克思主义之“道”，就可以成为理论工作者的座右铭：我们的责任是让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而不是让马克思主义来光大自己。对于忠、仁、爱、义、礼、孝、节、智、信、耻等等儒家的许多概念和命题，都可以进行这样的创造性转化。例如1939年4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运动告全党同志书》，就曾明确提出：“一个真正的孝子慈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职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仅仅忠于少数与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对于仁义也是一样，有益于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谓之仁，处理关系于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务而得其当谓之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8—5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版）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习近平同志在这个方面又为我们作出了新的表率。众所周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比如，习近平同志从《大方广佛华严经》和老子《道德经》中吸取营养，把“如菩萨初心，不与后心俱”和“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熔铸在一起，进而提炼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警言，以告诫全党毋忘自我党成立之日起就确立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又比如，2016年，习近平同志在二十国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这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应有之义。”所引古典出自《国语·晋语》，是作者左丘明对于晋文公政绩的一个重要总结。意思是晋文公重耳在复国以后，革除积弊，减轻关税、简化手续，整修道路、打击路匪，便利商贸、减负劝农，使晋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很明显，这些政策措施贯穿着一个“通”字。轻关易道也好，通商宽农也好，都是要让经济畅通起来、流通起来，这是“穷则变，变则通”的中华传统哲理在施政方面的生动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习近平同志提出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尚易求通的传统思维和治国经验的借鉴，又是“一带一路”这一和平开放发展战略的对外宣示和倡导。近100年来，古老的中国智慧就是这样源源不断地渗入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沃土，滋养出一枝又一枝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鲜艳花朵。

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肥沃土壤，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一定能够在新时代迎来社会主义文化的更大发展与繁荣。而强大的文化力量必将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社会主义中国必将赢得更加辉煌的发展，必将对全人类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因而也必然会成为举世向往、万众倾心的文化软实力强国。对此，我们抱有充分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