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航）
真心和统释善意，
善意总被恶意欺。
台海分裂七十年，
恶狼挡道恨未已！
越闹越凶是台独，
越打越狠是美鬼。
越败越弱国民党，
越跑越远是民意。
香港回归有先例，
二十多年难治理。
国安立法岀铁拳，
斩断黑手太平回。
克岛普京敢收复，
台湾等待永难归！
毛称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欺中国！
注：抗美援朝时
毛主席讲过：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美国内乱，
机不可失。
武统台湾，
更待何时？！
（7月7日 北京）
李春明少将： 《历史要公道》
（远航）
美国抗议掀怒潮，
总统雕像被推倒。
看似无理却有理，
历史要有大公道。
北美主人印地安，
数百年前遇海盗。
血腥屠杀大驱赶，
几千万人灭绝了！
販卖黑奴如狩猎，
百年血泪债未了！
种族压迫如病毒，
平等自由哪里找？
旧恨新仇一起算，
今日霸权更残暴！
一部殖民血泪史，
独立日里认前朝！
注：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在新冠疫情面前，美国的民主丶独立丶自由丶平等丶人权，又在哪里？
1984年起，我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事立法的规划工作，向各有关部门征求意见，曹志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对经济立法很支持，与我多有书信往来。他为人热情豪爽，对我们的工作多有支持。
1988年起，国务院副秘书长兼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主任顾明，担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他是我的老领导，我从此担任他的秘书，当时曹志也新任全国人大副秘书长，成了同事。
由于曹志原在国家计委工作，是顾明的老部下，年轻9岁，他俩很熟悉，经常一起开会讨论立法问题，他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
他的去世，使我回想其音容笑貌，近日，我不断对朋友和家人叙述曹志对立法工作极大支持的往事。
由于疫情，我未能前往八宝山送别。愿他一路走好。
回想2016年，我前往八宝山送别老领导万里、乔石、汪东兴、张震、尉健行、安志文、陈锦华、杜润生、李洪林等等，打过交道的老同志。
这一年，我竟然到八宝山去了10-11次；每去一次，都痛心疾首，都是告别那个激情燃烧的大时代啊。
曹志简介：
曹志，（1928年5月-2020年7月1日），男，汉族，山东安丘人，1947 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10月参加工作，大专文化，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1946年至1949年 任松江省政府教育厅干事，阿城县委土改工作队组长、队长，《阿城通讯》社社长，阿城县红旗区委书记、红石区委书记。
1949年至1960年 任松江省阿城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松江省委宣传部副科长、副处长，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处长。
1960年至1966年 任黑龙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第一书记秘书。
1966年至1968年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
1968年至1970年 任黑龙江省合江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1970年至1977年 任黑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7年至1978年 任国家计委负责人。
1978年至1983年 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室主任。
1983年至1987年 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87年至1988年 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
1988年4月至1993年3月 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副秘书长。
1993年3月 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后任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
1995年1月 当选为中国人大制度新闻协会名誉会长。
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 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98年5月 任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
2020年7月1日14时3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1960年代，陈寅恪全家福。
【导 语 】2020年7月3日，是陈寅恪先生130周年诞辰日。我找出2019年10月7日，陈寅恪50周年忌日时撰写的回忆文章，修订重发，供参阅。
追忆到陈寅恪家拜年
1970年初，我从上海长宁区安化(路)第二中学69届初中毕业，到江西省南城县新丰公社(镇)农村插队，年底回上海江苏路480弄76号家中过年。
1971年1月28日大年初二上午，17岁的我突然收到朋友赠的车票，当晚要从上海西站出发，到杭州换乘27次火车前往广州，再转车回江西农村去。
那天上午，正好我的朋友高兄来访，其父是旅行家且有藏书，那十年，这些历史知识的普通书籍都属“破四旧”的禁书。书店没有卖，如家中有，要送废品回收站卖废纸处理。高兄家的藏书大都已送废品回收站了，还剩一点，其父母看得紧，不许外借，以免招事。高兄争取拿出来借给我。
午饭后，高兄又来我家，书未拿来，却告知其母有事找我。我从未去过他家，只好前往。我俩沿着安化路走到底，到定西路他家。
其母潘阿姨是和平中学教师，让我在里屋坐下。她说：“广州有我的亲戚陈寅恪，很久没有音讯，很惦念。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被打倒，被审查，你前往看看他的情况怎样。捎上一包茶叶(似一斤)，还有一小瓶茶叶(约一两)给你路上喝。”
高兄之父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当时受冲击，挨整。家父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我是被打压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子女，处处被歧视，谨小慎微。头一次到广州，可玩两天，好高兴啊!却要顶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前往探险，心里害怕，却又无法推辞。
高兄送我出来时，悄然把广州旅游小册子借给我，似未经其母同意。
当晚10时多，江苏路市三中学初一学生14岁弟弟送我到愚园路乘20路电车，抵中山公园终点站，拿着行李往前走了一站地，到凯旋路的上海西站客运小站(1916年建，2000年拆除)。零时半，弟弟把我送上前往杭州的列车。回家已无公交车，我那十四岁的弟弟只能摸黑独自步行四站地回家，上海滩的春节很潮湿寒冷，使我很过意不去。
上海西站始建于1916年的客运小站，因离家不远，我从小就常到那里转悠，很熟悉。1980年风靡的港片《上海滩》在此拍摄;2000年，为建轨道线被拆除。
午夜，在奔驰的列车上，我喝着热茶，清香甘甜，头一次品茶。我琢磨陈寅恪到底是什么人?犯了什么罪?怎么会杳无音信?竟要我千里迢迢勇往直前去打探。
抵广州的次日，大年初五(1月31日)，我拉着在广州的同学一起前往陈家拜年。
我俩乘公交车，出市区，过珠江大桥，就是中山大学。刚进大门，只见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似没有树木，没有绿化，不像广州市里绿油葱葱，春意盎然。我不断向路人打探陈家怎么走?人们均用怪怪的眼光打量我，不愿搭话，有的欲言又止，有的充满敌意，一路向六七位路人打探，仍不得要领。
看来陈寅恪的问题严重了，我很害怕，硬着头皮朝前走。最后，一位工人指了大致方向。我按潘阿姨给的地址“东南区一号楼二层一单元”，一路寻找，终于来到陈家。我观望四周，似无人，沿着露天楼梯来到二楼，轻轻叩门，生怕被人看到。
1971年1月31日大年初五上午，俞梅荪到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二层一单元(右侧第一家)陈寅恪家拜年，两层楼里似住着十来户教师。此楼1911年建，1953年夏，陈寅恪一家搬到这里居住达16年。
开门的是20多岁大姐姐，似电影《青春之歌》的林道静，她很美，脸色苍白，很忧郁。得知我从上海来向陈寅恪拜年，她很震惊，慌忙把我俩让进门，迅即关门，没让我俩进屋，站在厨房匆匆对话。
她说：“父亲在一年前去世了，母亲也去世了，我在英德(离广州约100公里)干校劳动，现回家过年，这两天就回英德农村去。”
我把潘阿姨的信和茶叶交给她，匆匆告辞，约五分钟就出来了。我和同伴战战兢兢，生怕被中山大学的保卫人员发现，被盘查。我俩连走带跑，很快溜出学校大门，走在马路上，才松了口气。
2009年11月，陈寅恪故居开放仪式，左起陈长女陈流求、陈三女陈美延(1971年接待俞梅荪)
1960年暑假，陈寅恪夫妇在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二层一单元家中的起居室。
1960年代，陈寅恪全家福。
我拉着一起前往陈寅恪家壮胆的老同学周兄，其父周自新在1929年赴德国柏林大学测量系学习，1935年回国创办民国政府的炮兵瞄准仪兵工厂为厂长，被誉为我国炮兵瞄准仪之父;1949年后，任上海光学仪器厂高工，曾受陈毅、邓小平的表扬并多有交往。1966年文革，他被打成敌特分子，关押多年，杳无音信。故周兄更是“黑五类”子女，更怕出事。他作诗四句，记录此事，我记得两句：“望宇宙万里无人烟，跨大地四处尘飞扬……”(周兄之父后来死在狱中，1979年平反;如今，四川邓小平老家纪念馆有邓小平动员周自新留下，建设新中国的介绍。)
2008年，时年79岁的汪廷奎(广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山大学历史系学生反右受难者)对我谈起：“1956年，我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陈寅恪被内部批判，被边缘化，选读其课程的学生越来越少，最后不到十人，我们在他家里上课，后来只好停课了。1957年，我27岁被打成右派分子，被长期劳改，1979年被改正，恢复公职。”一位懂气候的广州朋友说，中山大学与广州隔着珠江，气候反差很大，故当年我在校园遇到的尘土飞扬的场景是成立的。
1957年，陈寅恪在家中作课堂，向选修《元白诗证史》的学生讲课，右2学生汪廷奎。
70年代，像陈寅恪这样的死难者很多，我常年在农村劳动，时间一长，就淡忘了。
陈寅恪夫妇之死，归葬庐山。
据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书中叙述：
“1969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二楼已住了16年的家。责令陈氏搬家是在生活上的一种迫害。陈寅恪被迫搬家的直接后果，便是加速了他的死亡。”(俞梅荪注：我却在他去世后，到其原址的家，莫非其去世后，女儿又搬回?存疑。)
“1969年10月7日晨五时许，陈寅恪走完了他79年的人生历程，因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而含冤去世。”
“45天之后，1969年11月21日晚8时许，陈寅恪的贤妻唐筼追随九泉下的丈夫去了。按一般的说法，唐筼死于心脏病、脑出血。”(见《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三联书店出版，2013年再版)
2003年6月，陈寅恪、唐筼夫妇归葬庐山植物园。1970年代，我在江西农村插队，曾四上庐山，为引种树苗，两次住在庐山植物园学习，对那里很熟悉，很向往，这是满山的巨大松柏衫树为主的广阔园林。
2003年6月，陈寅恪、唐筼夫妇归葬庐山植物园的墓碑落成仪式，陈长女陈流求致词。
2000年以来，有关陈寅恪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使我深为感动，仔细琢磨，我似在30年前到过他家，询问高兄得以确认。
光孝寺里的大工厂
我和同伴拜访陈家之后，按旅游书上的地址找到越秀区光孝路109号的光孝寺(两千年历史，规模雄伟，为岭南之冠)，竟是大工厂，被门卫拦住。我拿着旅游书，要进去参观，门卫很茫然，竟不知光孝寺，使我惊讶。我坚持要进去看看，门卫允许进去走一下就出来。只见大雄宝殿等各大殿里都是一排排的机器轰鸣，工人正在忙碌的生产，似加工业。
为写本文，我查百度：“1949年起，华南文艺学院进驻光孝寺，僧侣全被遣散。接着‘平整土地’，把寺里所有台阶填平，把天王殿的四大天王泥塑和大殿中的如来佛祖的金身砸了……1974年，全面复建和修葺。”光孝寺已关闭22年，难怪门卫不知其为何物了。
我按书又找到苏东坡提字“六榕”的花塔六榕寺，大门紧锁，未能进入。
故地重游，物是人非。
2007年秋，我到广州出差，中山大学法学院杨院长夫妇邀我前往，晚饭后带我前往陈寅恪家。
一别37年，重访故地，激动不已，可惜陈宅已成名人故居，不见当年的苍凉萧条。尽管夜深，在路灯的强光下，看到房子还是那栋房，路还是那条路，但是周边方圆数百米的道路宽敞讲究，草地修葺整齐，成为中山大学的热点参观区域。我大失所望，感觉全无，痛心疾首，只想大哭。历史往往被后人随意装扮嘲弄，以示后人，再复示后人也。
据悉，2009年，为中山大学85周年校庆，重修陈寅恪故居，耗资200万元。这是两层楼房，1971年我到此，住着十来户教师，陈家在二层第一单元，现整楼被清空。当年通往二层陈家的楼梯在室外露天，现在底层中央开了大门，增设了通往二楼陈寅恪卧室的木制老式楼梯，名为修旧复旧，实为改变结构。
2014年，我在央视《陈寅恪》电视专题片看到陈长女陈流求访谈，陈家共三女，当年接待我的是老三陈美延，约长我十岁，现约75岁。
2018年春节，我在上海定西路高兄家中聊起往事。他说：“1980年代，我遇陈美延专程从广州来，感谢家母曾托人前往探访。那天，70多岁的家母坐在床上，聊得很高兴。”
高兄说：“家母潘家德(1914-2006)是长宁区和平中学英语教师，1942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英美文学系毕业，陈寅恪是老师，又是长辈亲戚，究竟是什么亲戚关系，我说不清，要问陈美延啦。”
2009年修缮的陈寅恪故居和铜像。
2019年10月7日，陈寅恪50周年忌日拍摄的陈寅恪故居，陈家原住在二楼头两间房。
2009年修缮的陈寅恪故居。
大门右侧是楼内新增通向二层陈寅恪起居室的楼梯(陈寅恪生前的楼梯在室外)
俞颂华、俞庆棠兄妹与陈寅恪。
近年，我读祖父俞颂华的传记和史料，在上海寻访老建筑及其背后的历史，得知俞颂华(1893-1947)和陈寅恪(1890-1969)在上海市长宁区华山路1626号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现为复旦中学)是同窗好友，毕业后多有合作。
俞颂华写到：“1909年，当我考进复旦公学时，分六个年级，我插在第五班，要五年毕业，陈寅恪和钱经宇均比我高一班，在第四班。那几年的复旦教务长一直是李登辉老师，但校长却时有更迭，都是当时的名人。我初进复旦时，严复为校长，其后高梦旦、夏剑丞、马相伯诸先生先后来为复旦的校长。”(原载《俞颂华：悲忆钱经宇先生》，原载《东方杂志》1947年4月号;《俞颂华传》莽萍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228页)
1910年代华山路复旦公学的校门(现为复旦中学)
2005年华山路1626号复旦中学建校百年之际，重建原复旦公学时的校门。该校离江苏路我家仅两站，44路公交车直达。当年祖父曾到母校散步，我和弟弟从小就经常路过，还进校玩耍。
1928年起，陈寅恪的两位老同学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社，钱经宇任总编辑，俞颂华任编辑;1932年起，俞颂华创办《申报月刊》担任总编辑，常向陈寅恪约稿，为其发稿。
1920年，我祖父俞颂华的胞妹俞庆棠(1897-1949)在美国留学期间，与陈寅恪多有交往。据吴宓日记载，8月25日，吴宓与俞大维同访俞庆棠，俞庆棠提出想见陈君寅恪，“于是陈君、俞君及宓，于27日夕，共请俞女士于波士顿城红龙楼吃中国饭一次”。“9月1日，俞庆棠离波士顿西行，陈寅恪又与吴宓、俞大维相偕送站。”(《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
俞庆棠此际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深造，后成为与陶行知齐名的民众教育的先驱，有“民众教育的保姆”之誉，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委员，被邓颖超题词纪念为“人民教育家俞庆棠”。
1938年在庐山妇女座谈会，前排右1俞庆棠，后排左4邓颖超，右3宋美龄。
陈寅恪的母亲俞明诗之兄俞明震(1860-1918)在1895年担任台湾布政使。俞颂华之父俞棣云(1856-1918)先于俞明震，于1887年在台湾主持铺设海峡两岸的海底通讯电缆工程并创办台湾电报局，追随李鸿章和盛宣怀致力于洋务运动，与俞明震应多有交往。
陈寅恪的表弟和妹夫俞大维与俞颂华、俞庆棠兄妹关系密切。
随着我的年龄增长和阅读量增加，发现陈老先生与我祖父，甚至再上一代，两家之间都有交集。于是我想，五十年前受托前往广州给陈老拜年，真乃冥冥中之缘也。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出处。
陈寅恪的格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为王国维(1877-1927)纪念碑撰写的碑铭，两位大师倡导的学术精神，使我深为感动。可望不可及，迄今为止，只好望洋叹啊!
1929年，陈寅恪撰写碑铭：“……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静安(国维)纪念碑，陈寅恪撰写碑铭：“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1957年，王国维的次子王仲闻(1901-1969)和其两儿子分别在各自的单位被打成“右派分子”。王仲闻在中华书局编辑《全唐诗》、《全宋词》、《元诗选》，对宋朝典故如数家珍，成果卓著，得王国维真传，被同事称为“宋朝人”。1969年，他被多次批斗、抄家，曾两次到颐和园当年王国维投湖处，悲哀欲绝。因游客太多，只好回家于11月12日服“敌敌畏”自尽，即陈寅恪去世第36天。之后，其妻相继去世。
1996年12月，我即将出狱之际，读《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刘梦溪，《中华读书报》1996年12月18日)，其中提到：王国维把学术和国家的存亡联系起来并写到：“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这使我深为感动。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在历次的改革与变法之中不断被杀，但因苍天没有灭中国，故没有灭中国的知识分子，使之不断涌现，前赴后继。同理，苍天没有灭我，使我冤狱要出狱了。
梁启超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王国维说：“提倡最高之学术，国家最大之名誉也。”陈寅恪说：学术之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张之洞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见刘梦溪文)
2008年，我结识王仲闻之子王庆山，即王国维之孙，他长我15岁，成良师益友忘年交。
现年84岁的王庆山，1957年在武汉测绘学院被打成学生右派分子，被遣送新疆劳改20余年。2017年6月2日，王国维90周年忌日，他被央视请到北京，在颐和园王国维投湖殉难之处访谈拍片。他触景生情，忽然想到自己的一生磨难，一事无成，懊丧不已，悲愤交加，厌世之极，要像祖父王国维那样投湖自尽，却因不愿连累采访人员，只好作罢。
因诸多的苦难，他较悲观，与朋友交谈时，常有绝望和自杀情结，被北大生物系的老校友张强华解释为“自杀有遗传”，使他愤怒。
王庆山把这个情况讲给我听，我感同身受。1957年，家父俞彪文在财政部座谈会上，按照胡立教副部长的热情邀请，提出改进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业务工作的建议，却被打成右-派-分-子，被批斗，愤而自杀身亡，在跳楼的天台上写下“不自由，毋宁死”。当时我4岁，弟弟1岁，“十年”文-革-中，我和弟弟成“黑五类”子女，被歧视，被欺辱，挨打，弟弟自杀被抢救，患了短暂的精神抑郁症，之后正常上班20多年;又因我的冤狱，弟弟受惊吓，旧病复发住院，病好出院后，成为孤寡残疾人，倍受歧视和欺辱，又多次自杀被抢救。家父的冤案，祸及家人的劫难，没完没了，持续至今，只能默默承受。自杀是对苦难的抗争，被说成“遗传”也无妨。王庆山觉有理，歇怒了，并与87岁的北大生物学系53级反右受难者张强华同学，言归于好啦。
王国维的投湖自尽，那时人们还没有革命性的“觉悟”，没有人在报刊上说王国维是“自绝于人民!”但是，王国维之子王仲闻和家父，以及许多自尽罹难者都成了畏罪自杀，罪加一等，祸及家人后代。
2018年7月，王国维之孙王庆山和俞梅荪讨论王国维的自杀问题。王庆山的祖父和父亲，自杀身亡；俞梅荪的父亲和姑姑即姐弟俩，自杀身亡，弟弟多次自杀被抢救。王庆山和俞梅荪同病相怜，见面聊自杀，成了永远的话题。
陈寅恪重申王国维语：“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这使我对家父的自杀(1979年平反)多有理解。
五十年风烟往事，回味起来令人惆怅不己!人间公义，社会良知，何其姗姗来迟?!
纪念陈寅恪逝世50周年研讨会。
2019年10月12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北京三联书店主办“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学术与思想”研讨会，史学、哲学、文学、思想史等领域百余位学者到会，从不同视野探讨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中国思想文化绵延不绝的影响。陈美延等家属代表专程从美国赶来。
会议认为：陈寅恪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家，是现代思想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研究者、传承者和实践者。他的学术思想贡献和他的人格力量影响一代代学人。
刘梦溪(中央文史馆馆员)发言认为，陈寅恪的历史研究没有抽离出历史流变中的兴亡之感，在《柳如是别传》中“就事论事”和“就事论史”，用古典寄托他的哀思，他的身世流离和家国兴亡。这可能受到他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的影响，让人们对陈寅恪心中的痛史有更深切的理解。
2019年10月12日，陈寅恪之女陈美延在研讨会发言，左为刘梦溪。
陈寅恪之女陈美延(右3)和部分与会者。
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
《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著，三联书店，2010年版。《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著，三联书店，2014年版。
《陈寅恪集》14册，三联书店版。
树立在清华大学的上世纪清华国学院四导师雕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1909年，17岁的俞颂华考入清华学堂，后转入复旦公学。）
俞家三兄妹青少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起步。
俞家三兄妹：俞凤宾、俞颂华、俞庆棠，被称为近现代史上的江苏太仓藉“俞氏三杰”。
1879年创办的圣约翰书院，后为大学，1900年代在上海万航渡路1575号学校大门。1951年起，成为华东政法学院，在我家向西的两站地，我和弟弟有时路过，进去散步。（复旦中学在我家向南两站地）
圣约翰大学格致楼1899年建。怀施堂1895年建，纪念该校创始人施约瑟;1951年更名韬奋楼，纪念1921年文学院毕业邹韬奋(年长10来岁的俞凤宾和俞颂华兄弟对邹韬奋多有关照，邹韬奋曾撰文回忆住在俞家治好眼病)
1908年，我祖父俞颂华的胞兄24岁俞凤宾在上海中山公园北门对面的圣约翰大学毕业，为医学博士(1915年创办中华医学会和《中华医学杂志》传承至今)。
当时就读北外滩澄衷中学15岁的俞颂华常到圣约翰大学的俞凤宾处小住，感受大学风貌，看到各种报刊，很新奇且着迷，影响其日后投身新闻事业。(1914年，俞颂华从复旦公学政治经济学系毕业，留学东京法政大学社会学系;1919年初，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任主编，投身五四运动，与陈独秀的讨论在《新青年》杂志刊载;1920年10月，他和瞿秋白前往苏俄采访，成为我国头一次走出国门的记者，后常驻德国，发回大量报道，使国人及时了解外部世界;1932年，创办《申报月刊》任总编辑，1935年任《申报》总主笔即总编等，与陈寅恪多有合作。抗战胜利后，贫病交加的俞颂华回到上海，时任国立教育学院新闻系主任，1947年5月，全国“反内战”学潮，不少学生被开除，重病中的俞颂华找校长据理力争，抗议开除学生，悲愤交加，当场吐血，旧病发作而去世，年仅54岁;学生因此都未被开除。)
2008年，俞梅荪、俞颂荪兄弟在汉口路309号《申报馆》旧址，缅怀祖父俞颂华在这个楼里，1932至1937年担任《申报月刊》后为《申报周刊》总编辑，其中1935年兼任《申报》总主笔即总编辑。
俞庆棠(1897-1949)，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上海，当时在圣玛利亚女校(其校舍在圣约翰大学思丁堂，现为华东政法大学东风楼;1940年代搬至江苏路为上海市三女中)上学并担任学生会主席的俞庆棠和各校学生代表集中在海格路(今华山路)复旦公学，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决议罢课游行，上街演讲。(之后，留学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她积极投身民众教育事业，以改造社会;1930年代，在江苏省创办1341所民众学校，在上海创办140所民众学校，被誉为“民众教育的保姆”;1947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1949年5月，应邀回国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被周总理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1949年12月，操劳过度而去世，年仅52岁，周总理等前往送别。)
上海胶州路601号静安区业余大学草坪俞庆棠铜像和纪念馆。
1946年，俞颂华夫妇和家父俞彪文入住江苏路480弄76号3楼顶层单间，俞庆棠多次前来看望病中的胞兄俞颂华。1960年代起，祖母常带我和弟弟前往交通大学宿舍，看望俞庆棠的丈夫唐庆诒教授。唐庆诒之父唐文治曾任清廷农工商部尚书，后为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达14年，政绩卓著。我的弟弟俞颂荪就读上海市三中学为74届毕业生（文革时男女同校，现为女中），其前身是俞庆棠的母校。如今，上海市三女中的校史馆有俞庆棠和宋氏三姐妹校友的展牌，上海胶州路601号静安区职工大学草坪有俞庆棠铜像和纪念馆，有邓颖超、郭沫若题词。
1946年，贫病交加的祖父俞颂华和家父俞彪文回到上海，租住江苏路480弄76号3楼顶层的单间，在楼下合影。
上海愚园路1065号《历史名人墙》，2018年，街道办事处为纪念愚园路建成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编撰《口述历史》视频和书，在大屏幕显示：右俞梅荪在江苏路480弄76号3楼顶层家中的阳台，即“俞颂华旧居”，讲述爷爷俞颂华和家父以及自己和弟弟俞颂荪在身后的这个屋子里长大的往事。
上海愚园路1065号《历史名人墙》，俞梅荪讲解祖父俞颂华的往事，这里有李鸿章、康有为、陈独秀、蔡元培、黄炎培、瞿秋白、俞颂华、恽代英、张爱玲、傅雷、施蛰存、钱学森等曾在本社区的40位民国人物的展牌，俞颂华与这十余位均有交往。
文中人物简介：
陈寅恪(1890.7.3-1969.10.7)，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出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哈佛大学，是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吴宓(1894-1978)，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吴宓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
俞大维(1897-1993)，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预科、南洋公学、圣约翰大学。后赴哈佛大学、柏林大学深造。1929年回国任军政部参事，1933年出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陆军中将军衔。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中国军队提供重要装备支撑，被誉为中国的“兵工之父”。
后记： 2019年10月重阳节，赶上陈寅恪50周年忌日，因我家所在地——上海《中山公园周到》网刊的编辑热情邀我撰写老上海的本地人文轶事。本文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和不少留言，使我深为感动，有感而发，沉浸其中，不断补充，夹议夹叙多年来的心路历程，竟达上万字。
承蒙《重说近代史》编辑的热情改版并推送，深为感谢。
于2020年7月3日陈寅恪130周年诞辰日
师友读后感言
▲ 90岁冯志轩（原国家机械工业部离休干部）：
读此文及老照片，叙事细节清晰，引发我对历史的苍桑之感！那些清末民初的学者文人，真是一批璀燦明星，文化传人！我肃然起敬。可惜大部分未离故国，意外凋零了！广州中山大学有陈寅恪故居，铜像；上海《愚园路历史名人墙》的四十位大师展版，证明人类总是公义长存，良知永在，正气长虹！作者小俞应该进一步发掘俞家史料，留给后人。
▲ 88岁张启承（上海记协原副主席、《文汇报》原党委书记兼总编）
三代交往，深情难忘，可贵！日前看了小俞“忆陈寅恪”的简短前文，现在又有了增补版，就是完整版了，史料大为丰富，真不容易。
▲ 84岁宋科（党史学家）、李建华夫妇：
陈寅恪（1890-1969）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1969年10月7日晨五时许，含冤去世。在非常时期，作者小俞能冒风险前往探望“有政治问题的人物”陈寅恪，可见其品德高尚。
▲福林先生：
信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陈寅恪与坚持“立德立言，不党不群”的俞颂华，他们都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
▲白鸥先生：
沧海桑田东逝水
物是人非西飞鹤 哲人千古
▲徐伟志先生：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骨气的知识分子！
▲陈志峰先生：
国庆假期，我到广州旅游，在陈寅恪逝世50周年之际，专程前往中山大学瞻仰陈寅恪故居，对其文人风骨深表敬意！缅怀陈老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荣金先生：
我赞同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判断：殉清兼殉道（文化）。想到那一时期一些文化人士的自杀，那既无殉国也无殉道之由了，那是心理奔溃和人生绝望，所以更惨，简直就是惨无人道。
▲李炜（北大校友）：
求知做人济世，君家门风承继数代，深深敬佩！
我大学时，恰逢陈寅恪弟子王永兴执教隋唐史课程，跟读了一年通鉴及寅恪历史文集，对陈先生景仰不已。
文中谈到王静安之殉道自杀，犹有寅恪撰碑。而后历次运动反右文革士人自杀者，不知凡几，但有痛惜而已。
法人涂尔干之《自杀论》，为社会学开山作，若见中国文人二十世纪自杀史，不知做何感想。
澄衷中学，似胡适也在读过。（注：该校史馆记载：胡适与俞颂华和竺可桢等同学。《胡适日记》也提到。）
▲双庆先生：
读此文的口述历史，娓娓道来每个人的认识和观念，都来自他所知的历史，他所历见的现实（其实，那些现实也与历史相钩连），由此两者推至明天和未来。因此，匡正历史好像该是第一要务。这也是历史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所在。
【编后语】
在陈寅恪先生130周年诞辰日时，读到俞梅荪先生的回忆文章。在历史的极细微处，也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读完这篇回忆长文，我很感动。多年前，读到一篇谈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印象至深之处是先生当年的抉择，最终先生决定留下来，可是后面的遭遇不禁让人唏嘘不已。今天读这篇回忆长文，重新温习先生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更感先生人格高大。知识分子如果没有独立思想，没有自由精神，就很难成为社会的脊梁和良心。在今天先生的诞辰纪念日，再次深切缅怀陈寅恪先生！
中红医养网北京2020年7月7日电（晋元声）
2020年，一场突发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病毒，给人类的生命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危害，给全球经济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但不仅如此，疫情对现行的不同国家治理模式体系的冲击，好像比给人类生命健康和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更大。疫情把遮在某些国家脸上的面纱突然揭去，其极其丑陋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垄断资本主义所推崇的新自由经济和所谓的民主政治，遇到了空前的挑战,社会群体出现了严重撕裂。笔者认为，疫情面前所暴露的一切，显示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开足马力向其灭亡驶去。
让我们将时间拉回到440年前，也就是一五七九年。这一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爱将——航海家和海盗弗朗西斯·德克雷，在南美厄瓜多尔海域，劫掠了西班牙载运珍宝的战舰，抢获了大批金银财宝，包括36公斤黄金、26000公斤白银和大量的珍珠宝石，按照现在的市值计算，其价值近5亿英镑。英国用这笔不义之财不仅偿还了所有国债，还将其余的投资海外。先是在地中海以东地区，之后又扩展到印度。这一投资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由此奠下了大英帝国称霸世界的基业。
资本从此粉墨登场，并在其坚船利炮的护卫下到处攻城掠地，赚取绝对的超额利润。英国宏观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将此事件视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并预测资本主义会有450年的寿命。即从一五八零年始，到二零三零年终。
与凯恩斯完全不同的是美国的日裔学者、政治学博士弗朗西斯·福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他向世界宣布了他的研究成果——“历史终结论”。福山断定，冷战结束，历史终结。他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模式，构成了历史的终结。
现在是二零二零年，历史不但没有终结，反而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首先被历史碾得粉碎。福山认为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陷入了空前危机（新冠病毒疫情又出乎意料的加剧了这种危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是一枝独秀，焕发出勃勃生机。福山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历史没有终结。在其《政治秩序新起源》中，福山指出，美国今天对自己制度优越性的迷思，造成制度惰性和思想僵化，无法应付变化了的环境所提出的挑战。他还在媒体上强调，如果政府内部的分裂无法弥合，国家治理无力，那么美国模式就无法被世人看好。与福山相比，凯恩斯对历史和发展的认知显然要高出一筹，起码他没有把资本主义绝对化，他认为资本主义不会超过500年。凯恩斯的预测到底准不准，需时间来证明，但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给人们的感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灭亡，比其执政者们认为的时间大概要快得多。他们现在处理国内外事务时表现出的那种烦躁、抓狂，甚至不惜流氓化，都是其内外困境无力纾解的突出表现。因为一个蒸蒸日上的国家的执政团队，绝不会流氓化。只有步入穷途末路的国家和政府才会流氓化。笔者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灭亡速度在加快，这当中决定因素很多，但科技进步的速度，科技对资本主义灭亡助推的因素，可能比传统学者预测的比重要大的多。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累积到不可调和之时，就是资本主义的灭亡之日。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否就像凯恩斯预测的那样，还有10年的时间就达到彻底无法调和的地步，这有待时间和实践来证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现在是越来越严重，自由经济秩序面临的挑战是越来越巨大，这其中既有固有的老矛盾，也有科学技术催生的新矛盾。笔者认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加剧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烈程度，助推了其灭亡的进程。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就是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高度垄断，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都聚集到了各行各业的寡头和大亨手中，这其中就包括对科学技术及其衍生品的垄断。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尖端技术的发明不再是普通劳动者人人都可从事或参与的事情了。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和工业革命之初，或者说在人工智能之前的工农业等生产活动中，技术的发明，可能、也可以是每个劳动者的劳动范围或劳动内容。但是，人类的技术进步到了智能时代，技术发明离普通劳动者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这是因为，如果不借助一定的技术平台，离开了相当专业的实验室，高水平、高质量的技术发明就无从谈起。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高水平、高质量的技术平台，专业化的实验室，是普通劳动者不可能拥有的，这一资源完全被垄断资本占有了。据统计，2018年，全球范围内（不含中国）获得专利最多的是日本的佳能集团，达24004项；位居第二的是韩国的三星集团，达21836项；位居第三的是日本的三菱公司，达15277项；位居第四的是美国的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达14972项。2020年，世界范围专利排名前十的公司分别为：三星、IBM、佳能、通用电气、微软、博世、松下、西门子、英特尔、LG。这些集团或公司，无一例外都隶属于垄断资本集团。
其次，技术研发的成本越来越高。由于技术发明借助的仪器设备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技术发明的难度越来越大，其所投入的经费也越来越多。仅以2018年世界主要国家研发经费投入为例， 美国5730亿美元、日本1866亿美元、德国1165亿美元、韩国882亿美元、法国641亿美元、英国476亿美元。单项技术研发投入十几甚至几十亿美元的为数不少。由此导致技术成果转让的门槛也越来越高。普通的企业、小资本家的公司，根本没有实力获得市场前景看好的技术成果，这一成果也只有垄断资本才能获得。
第三，技术所获取的利益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垄断资本家的手里。技术的发明权、技术专利的转让权、技术成果的运用权，全部被垄断资本占有了，那么到了利益获取阶段，也就无可争辩了。由新技术所带来的大量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垄断资本家手里。社会呈现出的景象就是，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蛋糕做得越来越大，分给穷人的份额却越来越小。法国《世界报》网站2020年5月14日报道，美联储数据显示，在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中，有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的临时开支。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最近撰文指出，美国普通家庭的债务2020年达到12.6万亿之多，是十年来的最高点。同时他指出，美国政府现任部长中，身价几十亿的大有人在。特朗普政府的17位初始内阁成员的总资产，超过了全国三分之一人口的资产总和，这还不包括特朗普本人的资产。也就是说，美国政府17位内阁成员的总资产，相当于近一亿普通美国人口的总资产。
上述几个方面，是现代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走向和路径，反映了垄断资本对科技及衍生品的高度垄断。这当中，他们在获取巨额财富的同时，把科学技术与劳动者的关系也推向了与以往越来越不同的境地。科学技术把劳动者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了，劳动生产效率得以大幅提升，而且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可由机器人完成的工作越来越多。但在科技的不断创新中，普通劳动者却逐渐沦落为既无工作可干，也无利益可获的绝对贫困阶层。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以牺牲工人利益来实现的，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同资本积累相对应的是工人贫困的积累”（马恩全集第23卷P707_708）。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制度到底能维持多久，有待时日见证。但资本贪婪的本性，决定了其社会矛盾会越来越严重。现在有些国家的一片乱象，就是这种矛盾到了不可调和地步的征象，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死结，其自身无力解开，其必然灭亡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因为，人类的经济活动不可能持久地为少部分人服务，人类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价值也不可能永久被少部分人攫取。人类的经济活动，最终必须要为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服务，一切经济活动必须从属于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核心价值是追求人的生命和安全首先有保障。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这次疫情得出的基本结论。疫情还昭示，国家对一切社会活动必须实施有力、有效的引导、强制和干预，科学的治理模式不容许自由资本信马由缰。任由自由资本不管不顾普通人的生命和安全去获取高额利润，绝不是人类社会应有的治理模式。人与人之间在经济社会中缩短差距，建立更加公平、更加平等的关系，既是这次疫情的昭示，更是历史的必然。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生产方式的不断改变，必然会加速这种社会变革的速度。
由此，我们也就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的优越性。对此，我们却不可妄自菲薄，一定要对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保持高度的自信和自觉。要沿着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的方向努力前行，为全人类的幸福贡献中国智慧，拿出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