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红色书信

舒同与陈毅等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舒同与巴金等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舒同与陈丕显等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舒同与栗裕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舒同与毛泽东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舒同与毛泽东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舒同书法作品选：杖国延年。（中红网红色图库）

舒同书法作品选：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中红网红色图库）

舒同书法作品选：白求恩大夫追悼大会。（中红网红色图库）

舒同书法作品选：功在国家名留青史。（中红网红色图库）

舒同书法作品选。（中红网红色图库）

舒同书法作品选。（中红网红色图库）

舒同与聂荣臻等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舒同与聂荣臻等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舒同书法作品选：毛主席诗词《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红网红色图库）

舒同书法作品选：毛主席诗词。（中红网红色图库）

舒同书法作品选：毛主席诗词。（中红网红色图库）

舒同书法作品选：毛主席诗词《长征》。（中红网红色图库）

舒同书法作品选：毛主席诗词《江山如此多娇》。（中红网红色图库）

自左至右：1982年，舒均均、 任萍、 舒关关 、舒同、舒安、高光，在军科院家中。（中红网红色图库）

晚辈王晓云（右）在位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舒同墓前，给年轻党员们讲述革命老人的故事。（中红网红色图库）

舒同与家人均均（左）、王征（右）的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舒同书法作品选：对联。（中红网红色图库）

    中红网北京2018年5月27日电

中红网编者按：舒同（1905.11.25-1998.5.27），号宜禄，又名文藻，江西东乡人。现代自成一体的书法大师，舒体的创立者，中国书法家协会创始人、第一任主席，被毛泽东称为“马背书法家”、“党内一支笔”。舒体又称“七分半书”，即楷、行、草、隶、篆各取一分，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县委书记，红军师政治部主任，军团宣传部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国军工作部长、社会部长，淮海战役军务委员会副书记，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华东局宣传部长、文教委员会主任、华东党校校长、华东党报委员会主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校长，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济南军区第一政委、 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陕西省委书记，中央军委战史编辑室主任兼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2018年5月27日是舒同同志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日，特发表他写的文章，以及若干书法作品和生平照片，以资纪念。舒体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风行，胡耀邦、江泽民均为其爱好者。舒同的书法、文章、气节，将在中国历史上闪发出独特的光芒！

抗战时，晋察冀军区在一次战斗中捉到一个叫蒲田好雄的日军宣抚官，与日军高官东根清一郎是好友。蒲田好雄被俘后，不仅没有被八路军杀掉，而且还受到了优待，东根清一郎便提笔给当时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写了一封信，恳求八路军能释放其好友蒲田好雄。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舒同执笔、聂荣臻司令员签发，给东根清一郎写了一封特殊的回信，义正词严、浩气凛然，有力地斥责了日本鬼子的侵略行径，揭露了他们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双重灾难，成为著名的讨日檄文 。1991年，新华社、《人民日报》重新发表，称之为“中日关系史上的备忘录”，是“一个民族与另一民族的对话”。（中红网编者按结束）

军区聂司令员舒主任致东根清一郎书致东根清一郎书

1939年9月17日晋察冀《抗敌报》

    《抗敌报》编者按：浦田好雄，是敌军的宣抚官，我们在一个战斗面里把他俘虏过来了。东根清一郞，是浦田的朋友，是敌军的宣抚班长。东根清一郞知道浦田被俘后仍在我军优待中，特致函军区聂司令员、舒主任，请释浦田好雄。下面是聂司令员、舒主任给东根清一郞的回信，随此信发出的尚有浦田好雄安慰其家庭，述说在我们优待中的生活状况的家信数封。现在浦田仍在我们的优待下，受着教育，过着比较好的生活。（《抗敌报》编者按结束）

东根清一郎阁下：

书来，以释浦田好雄为请，并及中日战争因果，仆有不能已于言者，谨略陈其愚，幸以晓左右。

中日两大民族，屹然立于东亚，互助则共存共荣，相攻则两败俱伤，此乃中日国民所周知，而为日本军阀所不察。彼军阀法西斯蒂，好大喜功，贪得无厌，平日榨大众之血汗，供其挥霍，战时牺牲国民之头颅，易取爵禄。既掠台湾朝鲜、澎湖琉球，复夺辽宁吉林、龙江热河，遂以中国之退让忍耐为可欺，日本之海陆空军为万能，妄欲兼并华夏，独霸亚洲。故继“九•一八”之炮火，而有芦沟桥之烽烟。中国迫于亡国灭种之惨，悚于奴隶牛马之苦，全国奋起，浴血抗战，戮力同心，以御暴敌，惟在驱逐穷兵黩武之日本军阀，非有仇于爱好和平之日本国民也。是非曲直，人所共见，阁下竟谓出于误会，岂非淆混黑白之语？

中国人民之生命财产，虽横遭日本军阀之蹂躏摧残，然为独立自由而战，为正义和平而战，其代价之重大，非物质所能衡量，故不惜牺牲一切，以与暴敌抗战到底。

日本国民既无夙仇于中国，未受任何之侵凌，强被征调，越海远征。其离也，委厂肆于城廓，弃田园于荒郊，父母痛而流涕，妻子悲而哀嚎，牵衣走送，且行且辍，虽属生离，实同死诀。其行也，车有过速之恨，船有太急之感，见异域之日迫，望故乡而弥远，梦幻穿插，生死交织，心逐海浪，不知何之。

及登中国之陆，立送炮火之场，军威重于山岳，士命贱于蚊虻，或粉身而碎骨，或折臂而断足，或暴尸于原野，或倒毙于山窟，所为何来？

其或幸而不死，经年调遣转移，炎夏冒暑而行，冽冬露营而宿。时防遭遇，日畏游击，征战连年，无所止期。军中传言，充耳伤亡之讯；家内来书，满纸饥寒之语。山非富士，不见秀丽之峰；树无樱花，莫睹鲜艳之枝。望复望兮扶桑，归莫归兮故乡。生愁苦于绝国，死葬身于异邦，能勿痛乎？

战争进行，瞬将两年。中国损失之重，破坏之惨，固勿论矣；日本死伤之多，消耗之大，又如之何？国家预算，增至一百一十万万，国民负担平均一百五十余元。日用必需，剥夺殆尽；军需原料，罗掘一空。长此继续，已是崩溃有余，设遭意外，其将何以应付？老成凋谢，竖子当国，轻举妄动，祸人害己。识此，日本军阀法西斯蒂，不特中国国民之公敌，实亦日本国民之公敌也。识者果一反其所为，东亚秩序，不难立定，世界和平，不难实现。

浦田好雄，在此安居无恙，所附家书，希以寄其父母。军中少暇，不尽欲言，聊布腹心，顺颂

安好
聂荣臻
舒同

六月十三日

朱杏南（1899—1931）,江苏省江阴市夏港镇人，出生于富裕之家。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后，积极参与江阴的农民暴动。1928年1月被选为中共江阴县委委员。1929年春，调任中共苏州吴县县委书记，1930年9月9日被捕。1931年5月19日在南京雨花台从容就义，时年32岁。

    蕴莹、珍妹： 我这种结果，你们不应当悲伤而应该引为无上光荣啊！要是不这样（此处残损）心者。 你们今后应该处处去找光明而快乐的路，运用自由自主的权威，将旧社会的一切伪道法都打破它，你们今后一切行为行动我都认为对的同意的，你们的意志就是我的主张，因为我的心灵早在几年前就找到寄托者了——珍妹。 （此处残损）你在今年得田产或其他，变利贰仟元现金给可怜的珍妹自主的（地）存放，这是我一定的主张，望你勿违。她的日常的用费，当然还要照付。 我的亲爱的亲戚朋友们！ 你们看到了我这张遗嘱，就应该体会着我的意志而维护他们，维护她们。我的所有的一切田地房产，都归我的唯一的宝贝女儿微明承继，她是有无上的自由买卖这产业的全权，当然不受其他人之干涉或阻碍的。微明在未能自主以前，蕴莹、蕴珍有保管产业，或运用变卖之全权。 朱杏南写给家人的遗书能够在数年内，将所有的田房（此处残损）这是我的历来的主张。 你们不要看轻了这最后的微弱的呼声啊！

    民国廿年五月杏南书于中监

 

朱杏南写给家人的遗书

    我的亲戚朋友们： 我的心灵早在几年前已找到了寄托者——就是主义与珍妹，所以臭皮囊的所受的一切压迫与不自由，都不觉得痛苦了。望你们要主张将遗体运归家乡啊！切嘱！（此处残损）

这是朱杏南烈士牺牲前写给家人的遗书。

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中，有许多人出身富贵、家境殷实，处于当时社会的上层。但他们心中始终装着崇高的革命理想，装着处于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面对眼前的安乐富贵，到手的地位钱财，没有丝毫动心，没有丝毫留恋。1931年5月牺牲在南京雨花台的中共吴县县委书记朱杏南就是这样一位代表。

朱杏南家曾是江苏省江阴夏港镇第一巨富，分在他名下的田产有200多亩。他还与别人合资开设了同丰泰酒坊，经营良好，加之田产租赁收入，资金充裕，生活很是富足。富裕的生活没有迷失朱杏南内心的追求，他没有因为自己的有产者身份而鄙视镇上穷人，而是对他们充满了同情和理解。他常常对家人说：不要去催逼缴不起租的佃户。而当有人向他借贷时，他往往会竭力相助。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潮传播到夏港这个江南小镇时，朱杏南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声援活动中。1921年，他与本镇旅外青年组织“夏港同志会”，启发民智，普及教育，先后创办了阅览室、暑假补习学校、俱乐部。其后，朱杏南还增办小学，捐资建校舍，穷苦人家孩子免费入学。此时，他试图以教育救国来改造旧时的中国。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身在江阴的朱杏南深受鼓舞，积极投身农民运动，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1927年，朱杏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军进驻夏港后，国民党临时县党部成立，论派职务时候，有人对朱杏南说，夏港烟酒公卖局局长一职，实在是一肥缺，你何不就任？朱杏南答道：吾有田产尚愿偿，却信仰主义随党走去，岂为利哉？因此朱杏南坚辞未就。朱杏南家本来就是夏港巨富，若为钱财，他就不必冒身家性命之风险而投身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江阴县委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组织了多次农民武装暴动，朱杏南积极参与其中。1928年3月参与领导江阴“峭岐暴动”，从此成为江阴闻名遐迩的农民运动领袖。

鉴于朱杏南在当地的影响力和坚决革命的精神，国民党县党部人员多次对朱杏南软硬兼施、利诱威逼，企图使其放弃革命。国民党县党部姜某等一行与朱杏南见面，企图诱迫朱杏南叛变，遭到朱杏南当面训斥，被揭穿阴谋诡计的姜某等一行不得不悻悻而归。不久，国民党悬赏1000银圆通缉朱杏南，并利用叛徒探听其行踪。国民党军警曾三次包围朱杏南的家，企图逮捕他。第一次朱杏南在农民的掩护下躲进猪圈未被搜到；另一次躲进楼顶的天花板方才脱险；第三次由于他反应机敏，及时跃出楼窗并爬行数家屋顶，方幸免于难。

夏港的白色恐怖愈加严重。鉴于朱杏南在江阴无法立足，1929年春，党组织把他调至吴县担任县委书记，化名黄春涛。一到苏州，朱杏南即开展工作，联系党员，发展组织，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县委就与76名党员接上关系，并领导他们开展斗争。同时，在异常险恶的环境下，朱杏南仍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并努力在太湖、阳澄湖开展农民运动，为在此建立革命根据地而积极准备。

为筹措革命活动经费，朱杏南不断变卖归于自己名下的土地，母亲无法理解他的举动，骂他为“败家子”，并将银子埋于地下，不再购置土地。

1930年9月，朱杏南在苏州联系工作时不幸被捕。之后，虽历尽各种酷刑，并由国民党省党部、县党部、县政府、监察局、苏州驻军等五方会审，但朱杏南坚贞不屈。最后朱杏南被转送南京国民党军政部陆军署军法司监狱。1931年5月19日，朱杏南在南京雨花台牺牲。

本来从事中医学习的朱杏南并未成为一名医生，而是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为此付出了一切，包括生命。对于此，朱杏南始终没有后悔过，并“引为无上光荣”。在遗书中，朱杏南对家事田产及女儿做了安排，尤其鼓励家人要追求自由，推翻压迫。他写道：“……处处去找光明而快乐的路，运用自由自主的权威，将旧社会的一切伪道法都打破它……”

朱杏南虽然牺牲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却在江南大地播撒了火种，许多进步青年追随他的脚步走上了革命道路。他的家人，更是继承烈士遗志，前赴后继，为中国革命事业而接力奋斗。

身为党的领袖，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肩负大任，工作繁忙。但这没有妨碍他对儿女们的关顾眷爱。书信便是他与儿女沟通交流、传情达意，表达父爱的重要方式之一。透过其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给孩子们的部分家书，信内信外、话里话外，装满了爱。这种爱，多元而丰富，博大而深沉，浓烈而醇厚。这种爱充满人性光辉，展现父爱智慧，彰显辩证思维。毛泽东家书是毛泽东留给其家人和世人不可多得的一份宝贵精神遗产。

严慈相济

毛泽东疼爱每个儿女，关心其成长进步。他也赢得了儿女们的敬重。爱妻杨开慧早年惨遭杀害，幼子毛岸龙不幸夭折，能活下来且健康成长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便成了毛泽东的至爱。1938年3月4日，得知有人去苏联，毛泽东放下手中事，赶紧给儿子写信。开头便是“亲爱的岸英、岸青”，非常亲热。“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我是盼你们来信啊！”“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浓浓的父爱，跃然纸上。1946年1月7日，得知毛岸英由苏联回国，毛泽东喜出望外，抱病亲自到机场迎接。当看到身着苏联陆军上尉军服的岸英从飞机上走下来时，毛泽东高兴地走上前去，一把紧紧地抱住了儿子。喜不自禁地说道：“你长这么高了！”岸英到延安没几天，父亲提议，儿子爽应，去一所新式学府“劳动大学”学习。在毛泽东看来，岸英是个有志青年，是棵好苗子，但要多经受摔打和锻炼，尤其是要补上农村和基层这一课。岸英明白父亲的心，他脱下皮鞋，换上粗布衣服，到陕北吴家枣园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睡一样的土炕，干一样的农活儿，很快和农民兄弟打成一片。几个月下来，“白胖子成了黑胖子”。毛泽东见了十分高兴。后又安排岸英去山西土改工作团，参加搞土改试点。“两个月的收获比在延安机关学习两年还多”。毛泽东为之感到欣慰。1947年10月8日，毛泽东在给岸英的信中深情地写道：“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这段话意味深长，很深刻。岸英将其视为“家训”和“座右铭”。他决心好好干，为国家和人民多作贡献。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岸英第一个报名上前线，毛泽东当即表态支持。后来当得知岸英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时，毛泽东悲痛万分。哀痛之余，毛泽东批准将岸英的遗骨埋葬在朝鲜，埋葬在他战斗过的地方。毛泽东用无声的泪和无言的语，诠释了一位父亲伟大而崇高的家国情怀。

相对于岸英要求上的“严”，毛泽东对大儿媳刘思齐，展现的是更多的“慈”。不是己出，胜似己出。他在家书中常常直呼“思齐儿”“女儿”“娃”，有时以“亲爱的思齐儿”相称，意在给“女儿”以更多的父爱，缓解她失去丈夫后的孤寂和苦痛。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思齐之苦，毛泽东决定出“大招”，施“猛药”，帮助儿媳早日走出困境。1961年6月13日在以“女儿”相称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你为何老劝不听呢？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这位日理万机的公公，百忙中再度关心儿媳的改嫁再婚之事。且言辞恳切，并作跟踪，令人动容。对这份不寻常的父爱，思齐曾感慨道：“岸英牺牲以后，爸爸关心我的思想、学习、工作、健康……到后来，他像慈母一样关心我的婚姻……”1962年1月，得知刘思齐与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教员杨茂之即将喜结连理，毛泽东很高兴。欣喜之余，手书新创作的《卜算子·咏梅》送给思齐，作为给女儿的新婚贺礼。结婚那一天，又派叶子龙给思齐送去300元，作为陪嫁的礼金。如此父爱，令人生敬。

显爱与隐爱

毛泽东对儿女之爱，在其信中有时浅显直白，读来亲切温暖；有时婉转含蓄，需要细细品味。“娇娇：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爸爸欢迎你来。”这是1949年毛泽东用加急电报给爱女娇娇（李敏）发的回信。信中连用“想念你”“喜欢你”“欢迎你”等滚烫的词语来表达自己对女儿的怜爱和对父女团聚的期盼，很是感人。毕竟这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后唯一幸存下来的爱情结晶。1949年5月的一天，北京双清别墅，毛泽东与离别8年的女儿娇娇见面了。当听到一声羞涩而甜蜜的“爸爸”时，毛泽东激动地抱起娇娇，亲了又亲，喃喃地念叨“娇娇，我的小娇娇啊……”
真正的生活却是“几多欢喜几多愁”。对毛泽东而言，其家庭有时也是这样。1959年8月初，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给千里之外的儿媳思齐写信：“娃，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久不见，甚念”。在告知自己的身体比在北京时好些的近况后，毛泽东选录了唐人李白《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的诗句送给思齐，“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四句看似写庐山壮丽景色，实抒高蹈出世不满现实的心情。意境雄浑壮阔，气度不凡。毛泽东此时选择这样的诗句送给“女儿”，其中自有深意。原来，刘思齐自苏联回国转入北大俄语系学习，江青曾多次讽刺、挖苦思齐没出息，还派人收走了她出入中南海的特别通行证，甚至恶称“刘思齐不是我们家的人”。丧夫之痛，转学之辛，又遭继母这般讥讽和伤害，刘思齐生了一场大病。毛泽东对江青的过分之举很气愤，对思齐遭遇的委屈不公很同情。可毕竟是一家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处理不当，闹掰了、搞僵了，伤及双方乃至全家。他不愿、不忍看到这样的局面发生。于是他以一位父亲和革命家的胸怀气度，以温和、理性和超然的方式，借用古诗与“女儿”沟通交流，既表达了对思齐的同情和关爱，更是对“女儿”的别样教化、劝慰和开导。这种表达方式彰显其父爱的博大和深沉，可谓用心良苦。

数量与质量的统一

从毛泽东给儿女的书信情况看，总的看数目不多。但是凡动笔，必是情意满满，期待多多。从查阅的相关资料看，毛泽东写得较多的当是给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和大儿媳刘思齐。其中，给小女儿李讷算是写得最多。仅1954年7月至1963年1月间，毛泽东给小女儿就写过8封信。这当是“大娃娃”从“小爸爸”那里得到的一种特殊待遇吧。其中，不乏毛泽东对李讷身上时有的“骄娇二气”给予的教育和引导。
写信最少的当是对二儿媳邵华。因为自邵华与毛岸青成婚后，这位北大中文系的高才生，常有机会与爸爸在一起谈历史、叙文学、论古诗，面对面的畅叙交流，书信来往少便成自然。但是，1962年3月的一天，正在南下视察的毛泽东，利用清晨时间，专门给儿媳邵华写了一封家书，且有些特别。“你好！有信。拿来，想看。要养好身体，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企予望之。《上邪》一篇，要多读。余不尽。”署名“父亲”。时间为“三月六日上午七时”。这篇正文不到60个字的短信，没有抬头，未见昵称，且以“余不尽”戛然收尾。却是一篇分量很重、含金量很高、影响邵华和岸青一生的家书。原来，这与岸青的病体和小两口一段时间发生口角、闹小矛盾有关。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毛泽东的家里何尝不是！父亲在外闹革命，母亲被害后，幼小的岸青和哥哥岸英一度流浪街头，受尽苦难。动辄遭人欺负，甚至挨打。岸青早年得了严重的精神和神经方面的疾病，日常生活中不能受一点刺激。小两口过日子，怎能没有点小矛盾乃至磕磕碰碰的事？当两人都向父亲诉苦、“告状”时，在情感和心理的天平上，毛泽东更多地希望儿媳邵华能有所改变，多些理解和包容，和岸青一起好好过日子。于是有了上述家书。这封信，全篇言简意赅，寓意深刻。特别是“《上邪》一篇，要多读。余不尽”这10个字，却是笔力千钧，意味深长。《上邪》是中国古代爱情诗的千古绝唱。诗中列举了五种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来喻指女子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和矢志不移。父亲毛泽东以其渊博的学识巧妙地告诉儿媳，夫妻间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一辈子“与君相知”，不离不弃，方显弥足珍贵。鼓励并期望邵华多体谅岸青的特殊情况，积极面对和担当，用美好的爱情化解和战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及烦恼。聪明的邵华读懂了父亲的人生至嘱，体悟到父亲的不易。决心改变自己，少些“女儿气”，多点“男儿气”。渐渐地，邵华较之前豁达开朗很多，对岸青更加关心体贴，彼此间的感情愈来愈深。1970年1月，岸青和邵华生了个胖小子。这是毛泽东惟一的孙子，老人家为其取名毛新宇。这一年，毛泽东77岁。

都说父爱如山，母爱似海。对毛泽东来说，其父爱却是如山似海。家书中声声对“儿”的呼，对“娃”的唤，凝聚了他对儿女们的万千情怀和不舍。其特殊的经历、特定的身份和他那特别的家庭构成，注定了他常常要既当父亲又当母亲。毛泽东以其非凡的智慧，阐释父心，表达父爱。一篇篇充满情感的家书，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领略到这位普通父亲、世纪伟人别样的风采和特殊的人格魅力。

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周恩来、邓颖超这对革命伴侣，50多年如一日，志同道合，心手相牵，风雨同舟，忠贞不渝，堪称楷模。如果说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位默默奉献、甘愿付出的女人的话，那么邓颖超便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家书是不说谎的历史，是窥探心灵的窗户。让我们透过邓大姐与丈夫、与亲人的部分书信，来看看其如何做妻子，当母亲。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了解这位平凡而伟大女性的人性光辉。

相濡以沫 肝胆相照

为了共同的理想，邓颖超和周恩来于1925年8月在广州结婚。从此，开启了两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做夫妻、为伴侣、做战友的光辉岁月。在艰险的革命斗争环境里，两人时聚时分，彼此牵挂，情深意浓。无论发生什么，邓颖超总是以女性的温婉体贴和妻子的特有情怀，给周恩来以关心与呵护。1942年7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重庆，周恩来因过度劳累，犯病住院。邓颖超经常看望和陪护。每当不在一起时，便以鸿雁传书，对周恩来以热切的问候和贴心的抚慰。7月7日，邓颖超在信中以“来”开头，“颖妹”落款，动情地写道：“正以你为念。接到泰隆信，知你昨夜睡眠好，不曾受日间多人谈话的影响，悬着的心，如一释重负，而感到恬适轻松！……现在你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快出院了，我真快活！……一心一意在欢迎你回来，我已经开始整洁我们的房间迎接你了。”信的结尾是“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给夫君一份甜蜜大礼和心灵的慰藉。
1954年4—7月间，为实现印度支那和朝鲜半岛和平，周恩来以外长身份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由于美英等西方敌对势力的阻挠破坏，会议前后开了80多天。在家的邓颖超，看到院内周恩来喜欢的海棠花开了，见花思人，就剪下硕大的一朵放进一本厚书里压实，然后连同之前采自北京香山的红叶，一起装进信封。并在一张纸条上写上“红叶一片，寄上想念”，托信使捎给周恩来。周恩来收到后，知道邓大姐在想他。由于工作太忙，多日未能回信。经身边人员多次催促，6月13日深夜回信并对邓大姐感言“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我愧不及你”。海棠寄语，红叶传情，方式别致，简约而芬芳，朴质而浪漫。为的是给心上人紧张生活中“加上一些点缀和情趣”。1955年3月，我有关部门获悉，台湾特务机关策划乘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身处北京的邓颖超得知后，很是担心，但同时也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坚定和自信。4月10日，邓大姐抱病提笔，在给“最亲爱的人”的信中深情写道：“别才三日，但禁不住要写几个字给你。这次蒋贼是蓄意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你出外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也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我衷心祝福你胜利平安的归来，热烈地在期待着欢迎你。”为了宽慰战友，同时给自己鼓劲，信中还写道：“虽然偶一念及，亦难禁忐忑，但一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我们正从事着前人从未做过的光辉伟大事业，则就忘我而处之泰然了。何况还有三十多年的经历和考验哩！”落款为“你的知己兼好妻”。字里行间，那种对心上人的安危牵挂，对正义事业的必胜信念跃然纸上。
1970年3月底，眼看再有几天就将出访朝鲜，周恩来抓紧处理国事，没日没夜地工作，整个人看上去很疲惫。几次劝告无果，于是邓颖超以书代言，郑重发声。“繁忙工作中，要有稍事喘息的安排，做最低标准的精力储备，以防不测。要大破既往的习惯势力，行前狠舍一些事物，凡能回来办的就留着回来办，也可使繁从简。总之要储备精神，保持好状态……”明确表示“这是从全局和对敌斗争的需要提出来的”。“希望你能认真地注意考虑并采纳我的这些意见”。此番忠告，得到了周恩来的回应：“同意你的好建议，我当照办。望告杨德中、钱嘉东两同志也帮助注意。可给他们一看。”这样，邓大姐悬着的心总算有些许放下。为了周恩来的休息和健康，为了他“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邓颖超及工作人员曾“设计”以6岁的小咪（周秉宜乳名）作“秘密武器”，央求、生拽伯伯带她去公园看花。在周恩来办公室门上贴“大字报”，联名“造反”，请求他“改变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以适应身体变化情况”。这些举动看似有些无奈，却也难得一片苦心。

慈严相济 亦师亦友

邓颖超曾两次怀胎。由于险恶的斗争环境和当时医疗技术所限，一次流产，一次难产致婴儿夭折。无后，对于两位情深笃厚的伴侣来说，是件非常残酷的事情。但是，他们却活出了一种新境界。邓颖超、周恩来两位战友出于“对国家和社会负一份责任”，以其博大的爱，关心呵护收养了很多孩子。有烈士遗孤、社会遗孤及其亲属家的孩子。周恩来由于肩负大任，公务繁忙，爱妻“小超”更多地扛起关顾照料养子养女之责，并与孩子们结下深厚感情。孙炳文女儿孙维世，是周恩来、邓颖超收养的烈士遗孤之一。孙维世聪明好学，多才多艺，励志上进。周恩来夫妇视其为心肝宝贝，掌上明珠，各方面给予关心。作为妈妈，邓颖超更是对孙维世疼爱有加，时时处处想着她。1950年1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出访苏联，孙维世作为俄语翻译组组长一同前往。1月18日这天，当年重庆红岩村老房东托回家省亲的女儿给邓大姐带来红岩本地生长的水仙花。正值花季，清香扑鼻。邓颖超十分珍惜和喜欢。“三年红岩，往事萦绕，百感交集。”睹花思人，感慨万千，决定分享并送上祝福。1月21日，在给周恩来的信中特地写道：“特寄三枝给你，望分一枝给女儿，把我的想念和祝福托花儿带给她！……女儿未出我所料留下了，我很高兴十年后她能在莫斯科有助于你的工作，虽然这次没有我。”孙维世得知后倍感喜悦和温馨，因为这是远方妈妈的爱和她的一份心啦！1958年4月下旬，得知孙维世因病住院，邓颖超迅即赶去看她。回来后，仍觉不放心。24日这天，给女儿写信。“亲爱的闺女——维世：匆促地看了你，未能尽所欲言。回来后总觉得不能释怀！说真的，在你的病未痊愈之前，我是不能放心的！亲爱的维世！你必须认识你所害的病的性质——慢性消耗病，还可能引起并发症。”在提醒女儿既要注意配合治疗，又要重视“排除一切人为的消耗”时，特别叮嘱“千万要少看书，最好不看，善于自己消遣，积蓄力量，以便对疾病作胜利的斗争！”信中交代“金山亦应这样帮助你，不能一味地顺着你的要求。……此信望你给金山一阅。”信末深情地写道：“衷心地望你能重视我的话，祝福你早日痊愈健康！”落款：“你爱的、爱你的妈妈手书”。这封家书，真是“字字见母情，行行显慈意”。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邓大姐超越血缘、超越代际，对病中女儿那种至真至纯、至笃至厚的牵挂、慈爱、深情和博大。对于孩子们的爱，邓颖超既有慈的一面，有时也很严格和认真。1970年底，侄儿周秉和从他插队落户的延安，参军到了新疆喀什，并拍了一张穿军装的照片寄到中南海，想让伯伯和七妈高兴高兴。很快他就收到了七妈的亲笔信。“秉和，我和你伯伯都看了你的信。你想当兵，当然很好。但是，农村更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同样可以大有作为。我和你伯伯都认为你还是应该回到延安去，和老区人民一起，坚持在艰苦的农村劳动锻炼，改造自己。”就这样，只当了三个半月兵的秉和，又回到了延安农村继续当农民。原来，当时全国有上千万的学生下乡插队落户，为逃避农村艰苦生活，不少干部子弟以参军服役为名，想着法子到部队去，在社会上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周恩来和邓大姐认为，周家的孩子不能带这个头。于是邓颖超便唱起“黑脸”，亲自写信、谈话做工作，得到侄儿及其家人的理解与支持。

大侄女周秉德，12岁随伯伯和七妈住进中南海，直至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周恩来眷顾她，邓颖超更是将其视为己出。关心她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为她传授理想，引领人生，助力健康成长。“亲爱的秉德，我可想你啦！不知起过多少次念头，要给你回信，直拖到今天才写。”这是50年代末邓颖超到广州养病时给周秉德信的开头。“我看了你每一封信，都很高兴！因为从你信里知道你们修水库的情形，从苦干实干到巧干的过程。更高兴的是你到下边去在群众工作中锻炼得有了长进。”在勉励周秉德继续好好干后，七妈以亲切而又充满爱的口吻写道：“我从南方回来时，买了一双凉鞋，准备送给三个闺女，看谁穿得合适。结果是维世、粤生都一致让给你啦！等你回来时，送你作奖品吧。让我在这里紧紧握手和拥抱你！祝你劳动、工作、思想都丰收。你的七妈手草，1959年5月7日”。信内信外，都是暖暖的。一年多以后，周秉德来信就自己的终身大事问题请教七妈。邓颖超很快回信：“我应该也必须把我的意见快答复你，不过这只是供你参考，决定问题，还是应该由你自主。”信中邓大姐根据养女遇到并提出的问题，与之谈原则、指方向、给建议。强调“一个共产党员在选择伴侣的时候，最重要的前提是政治条件和品质”。建议周秉德注意与男友先互动和相处一段时间，不能急。同时通过组织渠道向对方单位做一些情况的了解后再作决定。信的落款为“你的七妈同志”。情真意切，言近旨远，对周秉德教育帮助很大。1964年国庆节这天，得知周秉德与党外知名人士沈钧儒老先生的孙子沈人骅喜结连理，邓大姐携礼前往祝贺。当沈人骅的姑父范长江、姑母沈谱等惊讶邓大姐亲自登门相贺时，邓颖超笑呵呵地说：“嫁女儿，我能不来吗！”此时此刻，七妈的心，慈母的爱，瞬间被诠释得淋漓尽致。
几十年的生死相依，半个多世纪的肝胆相照。当伴侣，邓颖超善尽为妻之责；做母亲，邓大姐倾尽姆妈之能。无私，润泽山河一片；无后，养育孤困一群。家书中声声对“恩来”的呼，对“女儿”的唤，凝聚了邓颖超的万千情怀，展现了其贤妻良母的拳拳大爱和至高境界。海棠依旧，逝者长存；大音希声，厚植万代。邓颖超的名字将与周恩来的名字一起，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