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刊发长文: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并把保护、传承和发展传统中医药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不懈推动中医药与时俱进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近代中医之争与民主革命时期对中医药的保护利用

近代以来,西医因诊疗技术特别是眼科与外科等手术治疗所表现出的显著疗效有别于传统医学的经验,被称为“科学医学”,中医药学遭到怀疑和否定。民国时期,医政制度基本仿照西方,传统中医被斥为“落后、迷信、不科学”,废止中医之争开始。新文化运动中,中医阴阳五行等医理基础被批判为伪科学、玄学。中医在中国医学界逐渐丧失了主流地位,演变为“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格局。

在中医之争中,青年毛泽东认为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医理各有特点。1913年,他在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医生和药源都极为缺乏,毛泽东及时指导医院“用中西两法治疗”(《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将中医中药重视起来。井冈山红军医院广泛利用当地流传的中医单方和自制中草药,内服外敷,治愈了许多伤病员。1933年3月,江西瑞金的“中央红色医院”成立。毛泽东指示,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要结合进行,教育大家讲卫生,要中西医合作。延安时期,毛泽东亲身体验了中医药的疗效——名中医李鼎铭的几剂中药结合按摩治愈了他反复发作的关节炎和胃病。他主张破除中西医之间的隔阂,改变当时延安的几家医院以西医为主的局面。1940年,在纪念白求恩逝世一周年大会上,他强调必须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边区政府多次召开座谈会,专门研究中医工作问题,并正式提出了“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方针和要求。延安许多西医学习中医,虚心拜中医为师。如鲁之俊、朱琏就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知识。1944年5月,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中西医要讲统一战线:“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54页)。1945年3月,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等,对中西医结合作了可贵的探索。中医中药在革命战争年代担负医疗救护、控制传染病等任务,为保证军民卫生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旧中国疾病丛生、疫疬流行,缺医少药。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约有1亿人口患各种疾病,“根据乡村的一般调查,其中有80%的患者得不到合理的治疗”(张伯礼:《百年中医史》上,第350页)。面对严峻的卫生形势,中西医团结合作,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发展人民医学的必要举措。1949年9月,毛泽东接见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指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为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493页)会议确立了“团结中西医”方针,将之与“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并列,共同作为新中国的三大卫生工作原则。

但是,由于社会上歧视中医已久,观念绝非一日所能消除,党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比如:卫生部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考试办法》,要求过于苛刻、不符合实际,考试的内容多是西医的,使得大多数中医师被淘汰。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合格的中医只有1.4万多人。公费医疗制度中,没有考虑发挥中医的作用,各高等医学院校中没有考虑设立讲授中医中药的课程。中药的产销无人管理等(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

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多次作批示和指示,要求从现实出发、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理解中西医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05—206页)。“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1954年,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召集会议,传达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中医对中华民族人口繁衍有一部分功劳,在疑难杂症治疗中有优势作用。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59页)。毛泽东认为,中医基础理论目前没法用现代术语解释清楚,是因为“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不能因此就“轻易加以否定”(《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575页)。中医是临床实践医学,评判中医理论是否科学,要从整体上分析、从临床疗效上分析。他提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332—333页)。同年7月,党中央成立了中医问题临时工作组,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中医问题的指示,召开中西医座谈会,讨论研究相关问题。1956年,毛泽东提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1页)。

20世纪50年代,福建省人民医院中医诊室场景。资料图片

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党的中医政策,提出了改进中医工作的具体措施。同月,卫生部成立中医司(1952年成立了中医科)。1955年12月成立中医研究院,周恩来亲笔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一些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了中医研究所,积极培养中医、壮大卫生队伍。一方面,推动“中医带徒弟”工作,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基层中医药人才;另一方面,开办中医学院,将中医教育纳入正规学历教育体系。1956年,卫生部会同高等教育部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筹建四所中医学院,同年招生,学制6年,每所中医学院规模为2400人。开设课程主要有“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及“温病学”等。1962年至1965年,全国各中医学院的毕业生,累计有5600余名;截至1965年,各地共培养中医学徒5.9万余名,为中医队伍增添了新生力量。大力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据统计,1952年,全国有中医院19所,中医院床位224张;1960年,全国中医院发展到330所,床位14119张。绝大部分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都设立了中医科。1958年,卫生部发出《关于继承老中医学术经验的紧急通知》,各地组织大批中医工作者对古典医籍和老中医经验开展整理、总结、研究工作,整理民间秘方、验方。

1958年,中国掀起了西医学习中医运动。中医学院举办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毛泽东肯定了这一做法,并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451页)。从1955年到1966年,共培养了4700多名“西学中”人员,他们成为全国各地、各医学学科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开拓者和权威人物。屠呦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她曾于1959年到1962年在卫生部举办的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学习。

1965年,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要求“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解决七亿农民的防病治病问题。办法是因陋就简,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培训赤脚医生,而“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药充分发挥了作用,借助一根银针、一把中草药的力量,大大降低了医疗成本,依靠赤脚医生基本上实现了广大农村“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在农村加强中草药知识普及与中医药适用技术推广,也带动了中草药种植与加工。1971年,中药品种由2600种增加到5000种以上。1974年,全国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226万亩,中药材销售9.9亿余元。1971年7月,中国将针刺麻醉术成功应用于外科手术。到1979年底,在国内开展的针刺麻醉数量为200万例。

20世纪50年代,屠呦呦(前右)与老师研究中药。资料图片

中医治疗适用于流行性乙型脑炎、痢疾、关节炎、神经痛、烧伤、脱臼、多种皮肤病等,疗效显著;对于高血压、晚期血吸虫病、慢性肾炎、再生不良性贫血等疾病也有一定的疗效。全球疟疾肆虐时,1967年5月23日,中国启动对抗疟疾的中药研制。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的组长。她从中国古代药典《肘后备急方》这一宝库中发掘出青蒿素,经过反复试验,1971年提炼出的青蒿素对疟疾抑制率达到100%。2011年9月,屠呦呦因此获得拉斯克医学奖。2015年10月,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新中国两种传统迥异的医学“同唱主角,争唱主角”,在当时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形下,在构建以人民为主体、农村为重点、积极防治为内容、人民健康为根本的新型人民卫生事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所赞誉的“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有了根本提高:1949年到1976年,全国人口由54167万人增长到93717万人;死亡率从20‰下降到7.25‰;人均预期寿命,1949年为35岁,1975年提高到68.8岁(《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6页)。“文化大革命”时期,和许多其他领域一样,中医药事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中西医并重”: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医药事业逐步恢复发展。1978年,中共中央转发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重申了党的中医药政策,对办好中医院校、培养中医药人才、办好中医医院、加强中医药研究机构建设、组织西医学习中医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和措施。邓小平批示,“这个问题应该重视,特别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70页)。1979年5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后改为中华中医药学会)成立。

1980年3月,卫生部召开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会议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1条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确立了中医药等传统医药的法律地位。面对当时出现的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西医西药的迅速走俏使得中医日益边缘化的格局,1985年中央书记处要求“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地位”,中医不能丢,必须保存和发展。同时,要求中医必须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1986年,卫生部制订了《中医事业“七五”发展规划》,提出“以机构建设为基础,以人才培养为重点,以学术提高为依靠”的发展思路。同年,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将“中西医并重”列为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中西医并重”的方针。2001年9月颁布了第一个《中医药事业“十五”计划》。

2003年,面对非典疫情,科技部发布了中药防治非典研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初步筛选出可在非典治疗中发挥一定作用的中成药,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出台,明确指出保护、支持、发展中医药事业,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鼓励中西医互相学习、互相补充、共同提高,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全面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2005年,科技部在“973”计划中设立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专项,用于对中医理论的整理、研究和创新。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坚持“中西医并重”“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等方针政策,首次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这一时期,中西医并重很大程度上尚未能很好地实现。和西医的造影、化验、超声波等诊断手段与对病症讲究精准的学理分析相比,中医拿不出“人体数据”,而依靠个案经验的累积很难得到广义上的认可,这些“短板”造成中医发展较慢。中医人才大量流失,即便在一些大型中医院,看病也以西医为主;院校教育也存在中医教育西化、中医思维薄弱、中医技能缺失等问题。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2015年12月22日,在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贺信中指出: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增强民族自信,勇攀医学高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2016年,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把发展中医药上升为国家战略。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要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实施,为继承和弘扬中医药,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确立了法律依据。2019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内容包括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发挥中医药在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中的独特作用、大力推动中药质量提升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改革完善中医药管理体制机制等,明确了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目标方向和具体举措,彰显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医药事业与中医药文化的高度重视。

正确处理好守正和创新的关系,坚持中西医并重,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发挥中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2016年,我国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十三五”行动计划》,致力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的中医药技术服务能力建设。截至2018年底,全国已有98.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7.0%的乡镇卫生院、87.2%的社区卫生服务站、69.0%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县以下基层中医药事业迅速发展。截至2018年底,我国中医药卫生人员总数达71.5万人,年诊疗人次约10.7亿;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60738个,全国中医类医疗机构床位123.4万张。中医药学强调“治未病”,提供医疗、预防、康复、养生等多种服务的中医馆获得很大发展。

 

传统医药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促进文明互鉴、维护人民健康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上,中医药作为成熟的传统医药体系,不仅曾影响周边国家,还漂洋过海走向世界。在当代,2010年中国申报项目“中医针灸”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国向亚非拉近70个国家派遣援外医疗队,几乎每个医疗队中都有中医药医务人员。中医药以其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受到许多国家民众广泛认可,特别是在流感、埃博拉出血热等传染病的防控中发挥了应有作用。

2020年初,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中西医发挥所长,协同救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中西医并重,组织优势医疗力量,在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上拿出更多有效治疗方案。2月13日召开的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强化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深度介入诊疗全过程,及时推广有效方药和中成药。

总览中医药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我们党对保护传承和发展中医药始终高度重视。中西医各有长处与优点,中西汇通、中西医学优势互补、融合发展,能够为世界医学发展和人类健康作出更大贡献,而“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药对健康中国、健康世界也将发挥独特作用。

孙春兰在《求是》发文:中医药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色和亮点

原标题: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第一线工作指导督导

摘要:中医药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色和亮点。在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注重发挥中医药治未病、辨证施治、多靶点干预的独特优势,首次大范围有组织实施早期干预,首次全面管理一个医院,首次整建制接管病区,首次中西医全程联合巡诊和查房,首次在重型、危重型患者救治中深度介入,探索形成了以中医药为特色、中西医结合救治患者的系统方案,成为中医药传承创新的一次生动实践。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是抗击疫情的重要方案,正为全球抗疫作出贡献”。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打响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等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中央指导组,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因时因势制定防控策略,及时果断作出重大决策,特别是对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每次会议都作出全面系统部署,每天都有重要指示,对每个突出问题、每个关键节点都提出明确具体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大年初一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作出重大部署,2月10日视频连线听取中央指导组工作汇报,在北京就医疗救治、防疫科研攻关等进行考察,3月10日亲临武汉一线视察指导,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我们把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落实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认真履行指导督导职责,与湖北省、武汉市干部群众一道,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始终以争分夺秒的战时状态加强防控一线工作,突出“三个重点”,源头防控、患者救治、物资保障;抓好“三个统筹”,统筹武汉与全省,统筹疫情、舆情、社情,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有力控制了疫情流行,守住了第一道防线。

坚持“四早”的防控原则
1月底,武汉市疫情已出现广泛的社区传播,医疗资源严重挤兑,大量感染者往返于医院和社区,形势非常严峻。落实“四早”要求,加强源头防控,成为最迫切的任务。我们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应收尽收、刻不容缓”的重要指示,一手抓社区拉网排查,一手抓扩床收治病人,筛查出“四类人员”1.8万名,扩容床位近11万张,实现了从居家隔离到集中收治、“人等床”到“床等人”的转变,扭转了疫情防控的被动局面。
2020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再次出动运-20等三型多架运输机,从上海虹桥等7个机场起飞,向武汉紧急空运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676名队员和50吨医疗物资。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魏铼/摄
针对武汉市疫情80%以上是社区传播问题,我们抵达武汉当晚就研究源头治理,推动加强社区防控。2月3日到武汉市指挥部部署社区“四类人员”分类集中管理,持续打了三场“攻坚战”。第一场是“拉网排查”,2月6日推动武汉市召开社区排查电视电话会议进行部署,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全市421万户中,共排查出确诊和疑似患者6326人。第二场是“集中收治”,从全国调集167辆负压救护车,抽调医务人员、社区干部和公安干警等组成转运队,边排查、边收治、边清零,24小时昼夜奋战,2月16日新增病例收治实现日清日结。第三场是“清底排查”,针对前期排查存在盲点、仍有病患滞留家中的情况,2月17日再次发起为期三天的清底大排查,发现居家确诊患者1275人、疑似患者1436人、密切接触者9105人。2月12日至19日,共安排转运收治确诊患者23131人,做到了存量清零。三场“攻坚战”期间,我们每天坐镇武汉市指挥部,现场调度、全程督战,及时解决问题。针对床位严重不足问题,我们推动武汉市把扩容床位与社区排查同步研究部署、同步快速推进。新建一批方舱医院。从全国调集22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29小时建成3家方舱医院,之后又陆续新建13家方舱医院,开放床位1.4万张。改扩建一批定点医院。加快推进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改造同济、协和、省人民医院等综合医院,使定点医院从35家增加到86家。征用调用一批隔离点。把530多个宾馆、培训中心和疗养机构改造为隔离点,安置密切接触者、疑似患者。由此,建立了定点医院、方舱医院、隔离点梯次布局的应急防治网络。

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1月底,武汉市累计报告的确诊和疑似患者已经超过1万例,治愈率只有14%。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把医疗救治工作摆在第一位”的重要指示,从一开始就把救治作为重中之重,中央指导组先后35次就医疗救治进行专题研究,23次到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实地考察,听取一线专家和医务人员意见建议162人次,提出注重关口前移、统筹重症轻症、科学精准施治的总体思路,重点抓了“五个优化”,截至3月28日,武汉市累计治愈患者45418例,治愈率超过92%。
2020年3月21日,在武汉市汉口医院肾内科血液透析室,医护人员为处于新冠肺炎康复期的尿毒症患者做血液透析。新华社记者 才扬/摄
优化诊疗方案。推动临床救治科研攻关,边治疗、边研究、边总结,不断完善救治标准。加强治愈患者和死亡病例大数据分析,开展病理解剖研究,总结推广救治经验。组织专家加大药物筛选攻关力度,推出一批临床有效药物。先后制定2版轻症管理规范、3版重型危重型病例诊疗方案,推出第五、六、七版全国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目前,第七版诊疗方案已被多个国家借鉴和采用。优化医疗管理。针对轻症和重症患者混治的问题,实行关口前移、分类救治,轻症患者集中到方舱医院,重症患者集中到定点医院。随后又根据空床位增多情况,及时将轻症患者转到定点医院、重症患者转到高水平定点医院。及时组织开展对新修订诊疗方案培训,定期组织院士专家团队赴定点医院开展巡诊巡查,规范诊疗流程,促进医疗救治规范化同质化。加强院内感染控制,省内医务人员感染大幅下降,援鄂医务人员零感染。

优化治疗技术。专门制定方舱医院救治标准,明确抗病毒、吸氧、中医中药等综合治疗措施,对轻症患者早诊早治,防止轻症转重症。针对超过80%的重症患者合并严重基础性疾病情况,实行“一人一案”治疗重症患者,推动建立感染、呼吸、重症、心脏、肾脏等多学科会诊制度,组建护肝、护心、护肾和插管小分队。制定重型、危重型患者护理规范,推出高流量吸氧、无创和有创机械通气、俯卧位通气等护理措施,完善生命体征监测、病情观察、营养支持等标准。

优化资源配置。从全国抽调重症、呼吸、麻醉、感染、监护等医务力量,组建急救转运等专业团队,充实到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统筹国家医疗队和各地援鄂医疗队力量,以省包院、以院包科、整建制接管重症病区,及时增配人工膜肺、呼吸机等,改造供氧管道,提升救治能力。

优化中医药服务。推动中医药全程深度介入治疗,筛选出“三方三药”,形成覆盖预防、治疗和康复全过程诊疗方案。指定湖北省42家中医院作为定点医院,中医医疗队整建制接管8个重症病区和江夏方舱医院,其他方舱医院都派驻4—8名中医专家。督促各定点医院把中医药纳入使用范围,对轻症患者,中医药早介入早使用;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中医医师全程参与救治方案制定、病例讨论和查房;对医学观察的发热病人和密切接触者,主动送药上门;对出院患者,实施中医康复方案。湖北省中医药使用率、临床治疗总有效率都超过90%。

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湖北省、武汉市是全国疫情防控的主战场,要举全国之力予以支援。各级党委和政府迅速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号召,在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协调下,迅速组织、竭尽所能,火线驰援湖北省、武汉市。
30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队等调派340多支医疗队、42000多名医务人员支援湖北省、武汉市,各医疗队从接收指令到组建2小时完成,24小时内抵达。人民解放军尽锐出战,全面接管火神山医院。很多地方把重症、呼吸、感染等专业的精锐力量派到湖北省,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为每批医疗队送行。各地医疗队自带7天防护物资,迅速进入战斗岗位,承担急难险重的救治任务。广大医务人员不惧风险、义无反顾,发挥了火线上的中流砥柱作用,展示了精湛的医术和良好的风貌,习近平总书记称赞是最大功臣、“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打疫情防控阻击战,也是打后勤保障战。疫情暴发初期,防护服、N95口罩等严重短缺。1月29日,我们赶赴有关企业部署迅速复工扩产,并要求通过省内挖潜、国家调拨、国际采购等渠道,保障一线抗疫需要。经过努力,医用防护服日调度供应量从1月27日前的日均2.1万件,增加到峰值2月29日的27万件;N95口罩日调度供应量从1月27日前的日均7.2万只,增加到峰值3月1日的56.2万只,做到了医疗物资动态保3天、救治药品标配10天、医疗设备按标准应配尽配、成品粮油储备30天。

这种抗击疫情的效率,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积累的综合国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医疗实力,充分展现了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柳叶刀》评价,除了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用这样速度动员各种资源,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

坚持果断和灵活的动态管理方针
新冠肺炎是一种新发传染病,疫情防控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必须在关键时候采取断然措施。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党政干部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敢打头阵,采取更果断的措施抓好防控工作。我们发挥前方优势,一切服从战疫需要,因时因势调整应对举措。针对核酸检测慢导致诊断难、收治难的问题,连续召开3次会议专题研究,提高检测能力,优化检测流程,检测周期从2天左右缩短到4—6个小时,日检测量由300人份提升到2万人份以上。
坚持稳定武汉、统筹全省的防控策略
“武汉是决胜之地的主战场,其他市州也是决胜之地的重要战场”。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紧抓武汉、统筹全省,督促湖北省在加强武汉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加强各市州及县乡防疫工作。要求湖北省召开全省各市州领导干部视频会议,进一步压实责任。针对黄冈、孝感等地病例激增的情况,建议湖北省分兵把控,落实责任,严防死守。深入孝感、黄冈、随州、鄂州等疫情较重市州,就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导。协调落实19个省份以“省包市”的方式对口支援16个市州,召开视频会议部署武汉以外其他市州医疗救治工作,将市州的重症患者统一纳入武汉市个案管理。同时,把武汉市社区排查、方舱医院建设、医疗救治等有效做法及时推广到其他市州,扩大疫情防控成效。经过各方努力,3月5日以后,16个市州全部实现新增确诊病例零增长。
坚持疫情、舆情、社情一体推进
疫情防控不是单纯的医疗卫生问题,与舆情、社情容易相互影响,处理不好,就会使防控工作更加复杂。我们精心组织宣传报道活动,召开现场新闻发布会,组织中央和地方媒体445名记者驰援湖北武汉,深入宣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宣传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和对湖北省、武汉市的关心重视,积极宣传抗疫前线医务工作者、公安民警、下沉干部、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的感人事迹,采编稿件4万多条,报道1000多个典型。我们对媒体记者反映的2万多条问题线索,及时批转湖北省、武汉市,要求迅速核实解决,充分发挥媒体监督的作用。
我们深入生产企业,推动湖北省、武汉市逐步复工复产,其他市州稳妥有序解除管控。对输送返岗就业、长期滞留在鄂在汉人员返乡等工作,要求湖北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及早谋划,做好政策准备和工作预案,同有关省份主动做好“点对点、一站式”对接,精准做好援企、稳岗等工作,打通公路等物流通道,帮助企业尽快迈入正常轨道。同时,督促企业落实防控主体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切实做到防疫、生产两不误。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对全省定点医院、隔离观察点及医务人员驻地做到安保全覆盖,维护医疗秩序。目前,湖北省、武汉市社会治安大局总体平稳,有效警情同比分别下降44%、46%。
坚持群防群控的人民战争
疫情防控没有旁观者,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我们通过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发布公众防护指南,充分调动干部群众敢于参与、自觉参与疫情防控,无论是社区排查、转运收治,健康监测管理、消毒消杀和环境卫生整治,还是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无疫社区创建,广大社区干部和工作者、下沉干部、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志愿者都参与其中,构筑了专群结合、群防群治的坚固防线。湖北人民、武汉人民识大体、顾大局,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积极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不愧为英雄的人民。
 

在这场人民战争中,党旗始终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湖北省机关企事业单位58万名党员干部迅速集结社区(村),积极参与入户调查、体温检测、转运病人等工作,自觉接受政治考验和党性锻炼。方舱医院成立临时党委、党总支,把支部建到“连”上,成为方舱的稳定之“锚”。每个援鄂医疗队都建立临时党组织,很多骨干火线入党。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90后”党员回信,称赞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广大党员始终战斗在抗疫的最要处、最难处、最险处,当先锋、作表率,发挥了稳定人心、凝聚力量的模范作用。

坚持用中国办法破解防控难题
新冠肺炎是新发传染病,没有现成的、普遍适用的防控经验和办法,这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共同挑战。在应对疫情过程中,我们注重从我国国情和一线的实际出发,遵循传染病防控的规律,针对新冠肺炎的流行特点,边探索边总结边完善,努力在控制疫情、救治患者等方面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效办法。为了解决短时间内大规模收治患者的难题,把方舱医院从野外搬到城市,赋予和拓展了现代医院功能,迅速扩充医疗资源,在源头防控和医疗救治两个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探索了方舱抗疫新模式,已被多个国家借鉴应用。
 

中医药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色和亮点。在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注重发挥中医药治未病、辨证施治、多靶点干预的独特优势,首次大范围有组织实施早期干预,首次全面管理一个医院,首次整建制接管病区,首次中西医全程联合巡诊和查房,首次在重型、危重型患者救治中深度介入,探索形成了以中医药为特色、中西医结合救治患者的系统方案,成为中医药传承创新的一次生动实践。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是抗击疫情的重要方案,正为全球抗疫作出贡献”。

坚持以督导检查推动工作落实
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既要进行指导也要加强督查的要求,强化督查约谈的“利剑”作用,推动抗疫作战计划全面落实。针对疫情底数不清、收治缓慢、管控不力等问题,多次明察暗访,及时约谈武汉市和疫情重点区以及湖北省、武汉市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督查曝光有关市州不作为的反面典型。密切关注群众通过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和媒体反映的线索,及时组织专人核查,推动湖北省、武汉市迅速解决问题,举一反三改进工作。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不负人民的真挚情怀,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抗击疫情立起了主心骨,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敬佩。各地各部门联防联控、全力以赴,党政军民学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湖北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广大干部群众表现了不畏风险、共克时艰的家国情怀。我们深切体会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了全党步调统一、行动一致,广大干部群众自觉践行“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凝聚了新时代伟大的民族精神,创造了中国方法,展示了中国力量,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落实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慎终如始加强防控工作,夺取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的全面胜利,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重托,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盼。

苏潋滟:樊振一行参观少奇同志藏书馆(组图)

    中红网江苏连云港2020年3月30日电(苏潋滟)第25个“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3月29日上午,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国图书馆学会藏书与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十佳阅读推广人”、连云港地方书院联盟副主席樊振,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东海樊氏图书馆馆长周加侠从连云港市东海县来到盐城市少奇同志藏书馆参观。

在少奇同志藏书馆,张凯越馆长向樊振一行介绍了馆藏图书、文物和珍贵历史文献并进行互动交流,向樊振一行赠送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