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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改造不应搞一刀切的建议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城乡“厕所革命”。国家财政拨款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厕改，城乡的基本卫生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但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

一是个别村镇简单推行厕所水冲化，却没有相应配套的污水处理系统，没有下水道，流入在本院内挖的储粪池，甚至无法抽取外运，导致改而不用；

二是一些农户的粪便直接流入沟渠、河道，造成环境污染；

三是搞形式主义，本来有些厕所就是原来政府拨款建造的地上是厕所地下是沼气池的标准型的厕所也被强制拆除重新修建，劳民伤财，这也太不合情理了；

四是在新厕所还没有建好之前就把老厕所推倒拆除了，造成群众如厕困难，更有甚者，大几十户共用一个茅坑很少的公厕，到如厕高峰时，苦不堪言；

五是新建的厕所冬天没有取暖设备，厕所冬天结冰无法使用；

六是厕所改造采取一刀切的政策，旱厕清零，不顾客观实际情况，不顾群众意愿，不顾后期效果，为了改造而改造，一味地追求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一改了之。

群众反映，感谢政府给我们修改厕所，说句老实话，这本是件好事，却没有办好。新厕所建好之后，自己一次都没有用。一位农民说：我们这里安装冲水厕所简直就是搞笑，大冬天的都冻成冰了，还得想办法拎着水来冲，太麻烦。也有民众反映，地方“一刀切”推行新建的厕所，不好用，不能用，很不满意。

推动“厕所革命”，必须充分尊重老百姓的意愿，不能生搬硬套搞“一刀切”，不能强迫。真正做到为民服务、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小厕所，却是大民生，坚决不能容忍不作为、胡乱作为的形式主义。好政策变成农民的烦恼，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主义作祟。一些地方领导急于求成，没有充分考虑厕改在基层落实时面临的实际问题，没有按照中央要求那样因地制宜地开展建设，而是一味求快，搞一刀切。

厕所革命是一项事关老百姓幸福感的民生工程，不是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搞一刀切推进的做法，必须停止！旱厕清零的提法初衷是好的，但是却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旱厕清零的政策着实不妥。我们党历来讲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农村厕所革命关乎群众生活品质的提升，关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此建议：

1.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的要求，为群众办事一定要发挥群众的积极性，让群众参与到建设的过程中，让群众满意。厕所改造，关系千家万户，具体实施阶段应该由村民自己决定。毕竟厕所为村民自家所用，村民满意才会用，才会落到实处，否则，就是建了新厕所也未必用。如果政府一味地大包大揽，群众自己没有发言权，新厕所不仅会出现不适用、不好用的问题，而且会出现偷工减料、质量差的弊端，还会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2.因地制宜改厕所。改厕要根据不同区域生活习惯、卫生习惯、自然环境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采取适宜的改厕模式，防止生搬硬套，切忌“一刀切”。厕所革命既然是惠民工程，就要真正惠及民众，而不是为应付上级要求，脱离实际做表面文章，最终问题依旧得不到解决，还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劳民伤财，增添了群众的怨言。

3.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如何才能更好的服务，这样的为民工程才是经得起百姓考验的，同时也能让老百姓，切实地体会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只有真正搞清楚群众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希望什么，我们的工作才有针对性。在推进农村厕改时，我们一定要摒弃政绩思维和形式主义，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落实政策，倾听基层声音，了解百姓需求，让这一政策真正成为为民而改，建后能用的好工程，让群众满意，让人民高兴。

 

抗“疫”斗争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人们已经开始多方面全方位思考和总结这场抗“疫”斗争的经验和深刻教训，尤其“战疫”初期耽误了极其宝贵的时机，导致疫情泛滥如此严重。这也是2月7日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引发的武汉和全国人民的悼念高潮的根本原因。中央迅速回应人民群众的关注，决定派调查组赴武汉调查李文亮事件来龙去脉。北京黄某某事件，中央2月26日也决定派调查组，3月2日结果就已公布真相及处理结果，而调查李文亮事件至今已经一个多月，调查结论至今还未公布。这究竟为什么？3月10日，《人物》杂志刊载署名“龚菁琦”的作者对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医生的采访录《给李文亮递哨子的女医生》，不仅披露了李文亮医生被武汉公安部门及媒体界定为“谣言”的12月30日微信中转发消息来源的过程，而且还披露了艾芬本人也被医院领导“谈话”训斥及其严重后果的较为详细的过程。这个采访录在一定意义上帮助人们知道李文亮事件真相更多的细节过程，同时对该医院领导的压制“真相”的错误、霸道行为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读完这个采访录后，引起笔者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尤其通过武汉市卫健委与该医院领导在处理上下级关系的角度谈谈“权力”的本质。

“权力”现象大家都熟悉，但黑格尔说，熟知的东西并非真知的东西。笔者是研究社会现象的一名普通学者，早在多年的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中，就发现绝大多数握有大大小小“权力”的权力者包括绝大多数的被支配者也并不懂得“权力”的本质。中国相当多的权力者认为，“权力”意味着我说话算数，别人得听我的，不听我的，我就治你、压你、打你。而无“权力”的人在“权力”者面前只能受其支配和摆布。西方“政治学”理论把“权力”的本质界定为“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强制性的支配能力、关系”。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权力者与非权力者就是简单的支配与非支配的单向关系，权力者可以任意支配非权力者，非权力者在权力者面前只能绝对的服从，不能有任何的反抗和批评指正。我们就以武汉卫健委及中心医院领导处理艾芬医生的经过谈谈这种“权力”观念的支配过程及其严重后果。

采访录中谈到，艾芬医生所在急诊科去年12月16日和27日先后接诊两位冠状病毒患者。12月30日正在微信上与同济医院工作的一位同学谈论华南市场多人发高烧现象时，就把她正在电脑上看的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约11秒钟的视频传给这个同学。当天下午4点，医院同事给她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艾芬医生看后吓出一身冷汗，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同时也给她的同学和同科室医生群里面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她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这个照片。所有艾芬医生称自己不是“吹哨人”，而是“递哨人”。之后，当晚10点医院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一个小时后，医院又来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转天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告之她转天早上医院领导约谈。

艾芬医生谈到这次约谈说：“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这是医院领导约谈艾芬医生的过程。从这个过程显然看出，市卫健委某某主任在行使“权力”中严厉批评艾芬医生微信中传播疫情的有关信息是“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导致该院领导“开会都抬不起头来”。医院领导也同样行使“权力”。以“造谣生事”为由严厉批评艾芬。无论卫健委领导还是医院领导，丝毫没有主动听取艾芬医生关于事件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的介绍和申诉。只是单纯地强调必须“服从”，除了“服从”，还是“服从”。这不正是典型的行使“权力”过程中的单向绝对“服从”关系吗？

我们再看看这种行使“权力”造成的严重后果。艾芬医生谈到自己遭受严厉批评后的心理状况时说：“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读了艾芳医生被训斥之后的心情，笔者非常理解。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一个老实人，工作上勤勤恳恳，说真话，办实事，无缘无故遭受权力者劈头盖脸的批评、训斥、指责。心理上能够接受吗？不可能不闹情绪，不可能没有心理负担，反过来给正在进行的工作造成更多更大的压力，甚至如果自己没有调整好心理，反而在一定情绪下工作有可能真的犯错误。我想这种情况许多正直的同志都遇到过吧！笔者不只遇到过一次类似这种状况。这就是我们一些权力者在扭曲的“权力”观念下不仅对被批评者有直接的精神损害、身体损害（艾芬医生谈到李文亮之死时说：“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甚至对工作、对事业也造成一定的甚至更严重的损失和危害。艾芬医生不仅个人精神上受到打击，且不敢继续在微信上以及同医院科室大夫之间传递医院病人真况，更不敢向“领导”再说“真话”、说“实话”、说“真相”了，哪怕领导真想听真话，群众也不敢说真话了。她说，1月23日封城前一天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她武汉市急诊病人真实情况。她就问对方是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当对方说代表私人时，她才告诉对方真话。权力者无缘无故批评指责下级造成的结果多么可悲呀！

艾芬医生看到医院“权力者”面对如此猖狂的疫情泛滥给医院医护人员造成许多多人感染甚至几个医院领导及子女也被感染时，看到越来越多的病毒感染者拥挤到医院而医院无能为力时，她心如刀割。她在访谈录中叙述了他矛盾复杂的心情。她说：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艾芬医生为江学庆医生的去世特别感到痛心。她说：“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多么好的一位医生啊，就因为权力者禁止说“真话”，白白丢了性命！艾芬医生能不愤怒和自责吗？她的谈话还谈到了她看到的许许多的事例。她没有谈到对整个武汉市、对湖北省、对全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性。其实人们从李文亮的被训斥，从艾芬医生的被训斥导致整个武汉市、整个湖北省、整个全中国错失了战胜疫情的极有力的时机。这就是武汉市卫健委和医院领导把“权力”单纯看做单向关系而行使之造成的极其严重的后果。（同时还一定包括武汉和湖北党政领导，不过笔者没有掌握具体细节，不便分析罢了。）

笔者一直认为，这种单向的“权力”观念是错误的。笔者在职时以及退休之后写的多篇关于“权力”本质的文章中批判了传统“权力”本质概念中的主要缺陷：一它只是反映了“权力”某些外部特征即单向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和支配力量的强制性，它没有从实践的角度认识“权力”的本质，没有把“权力”放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大坐标中、没有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的角度真正揭示“权力”现象的社会本质。笔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阐释了“权力”本质的含义：“权力”实质是在一定的社会群体的实践活动中，为实现一定的利益目标，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过程中形成的少数人具有和体现出来的能够指挥、率领和组织大多数人凝聚为更大合力的强制性与非强制性统一的能力和力量。这个定义突出强调“权力”这样几个显著特征：一是“权力”是人类一定社会群体实践活动的产物，而应用“权力”活动本身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不可能揭示“权力”活动的本质。二是“权力”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现象。但“权力观”是具体历史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观，不同的阶级“权力”观念本质是不同的。三是阶级社会的“权力”观是原始社会“权力”观的异化，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扭曲的“权力”观。社会主义“权力”观是克服“权力”异化现象的回复，是否定之否定。四是“权力”关系不是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单向关系，而是双向、相互作用关系，把“权力”看作单向关系本质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权力”关系表面是支配者决定一切，实质是被支配者永远最终起决定作用。五是“权力”应用中一定有具体的利益目标，这个利益目标在阶级社会中实质是“权力”阶级性的突出表现。六是权力所具有的支配能力、支配力量是强制性与非强制性的统一，而非单纯的强制力。这样定义“权力”的本质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和现实的依据，也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笔者这里不再详谈。只是从认识论角度谈“权力”关系为什么是双向关系和被支配者在权力运行过程中为什么是决定性作用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领导者的“权力”运行过程实质也是一种实践过程。实践是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或者说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过程。群众是实践的主体。领导运用“权力”也是实践过程。实践从表面过程似乎是实践者的能动性最终起决定性作用，实质是实践的主体、客体、规律、条件的客观物质性最终起决定性作用，实践的主观能动性只有正确反映实践的客观物质性、规律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生积极的成果。同理，领导者在“权力”运行过程中，也只有首先掌握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性，才能正确发挥“权力”的支配作用。正如毛主席说，领导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的过程，而不只是简单地“到群众中去”的单向过程。离开了“从群众中来”而形成错误的路线和决策方案，要求群众“绝对服从”必然导致错误的结果。这已经为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建设的许许多多的客观事实所证明。同时这种认识论的唯物史观依据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群众史观。领导“权力”运行的过程表面上是领导者等少数人起决定作用，实质是“权力”的所谓被支配者群众最终起决定性作用。“权力者”要这样认识，权力的“被支配者”群众也要这样认识。群众在“权力者”面前，不是消极的“绝对服从者”，而是有主体性地正确识别真理与谬误的“服从者”。凡是正确的路线、政策、方针，就要绝对服从，凡是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加以抵制，而绝对不能盲目服从，否则会给实践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举几个例子：一是1927年秋收起义毛泽东在带领起义军攻打长沙失败后，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果断放弃中央关于打长沙的决议，奔赴井冈山建立根据地，趟出一条革命的新路来。二是1929年，毛泽东拒绝中央二月来信。于当年4月给中央写信，详细陈述根据地实情。后陈毅辗转到上海汇报后，中央9月回信。这才有了12月的古田会议决议。显然毛泽东在与上级领导处理关系时，不是“绝对服从”，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纠正中央的错误决定。这难道不是双向关系吗？不是最终改变了中央的错误决定吗？笔者这里特别赞赏周恩来同志。二月来信是他起草的，他一旦发现其错误，就能够认真听取意见并纠正错误。这也是用“权力”的双向关系原理处理这件事情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古田会议能够召开，周也是功不可没。三是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大砍人民公社搞土地承包时，江苏华西村支部书记吴仁宝和河北周家庄公社党委书记雷金河从实际出发，没有服从上级决定，40多年始终坚持集体化道路。实践证明，他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我们再回到艾芬医生遭到训斥一事。市卫健委和医院领导得知艾芬医生微信传递疫情后，按照我们党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党的群众路线，他们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找艾芬医生或其他人调查研究和了解真相，再决定是否行使批评权力。这究竟有多难呀？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不仅首先造成医院领导“开会都抬不起头来”，更严重的后果就是造成艾医生的心理创伤，以至于不再继续敢讲真话。导致整个武汉、整个湖北错误决策和整体沦陷。艾医生谈到这一点时说：“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这就是要害所在。实际不仅是市卫健委、医院领导，而且整个武汉党政领导、湖北党政领导都犯了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观点的错误，也是错误的单向“权力”观导致的必然结果。从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看，这些大大小小的“权力”行为也已经不是单纯的思想路线和观念的错误，而是一种犯罪行为。笔者希望疫情过后，能够追究这些人的法律责任。
当二月份真相已经大白时，艾芬医生多么希望各级领导尤其是医院领导敢于承认错误，说句道歉的话。但她始终没有听到，甚至都不敢询问“权力者”此时的态度。她说：“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李文亮医生2月7日去世后，武汉市政府发布公告，对李文亮医生的去世表示哀悼，对其坚守一线抗击疫情表示敬意，对其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但公告中却只字不提“造谣”、“训诫”一事，更没有丝毫的承认错误和道歉之意。权力者这里怎么都变成冷血动物了呢？为什么明知已经错了，还不敢给被批者承认错误和说声道歉呢？这还是共产党人吗？

艾芬医生尽管遭受到权力者如此严厉的训斥极其严重的后果。但她并没有被权力者吓倒，也没有在如此严重的疫情面前退缩。仍然勇敢地战斗在抗“疫”第一线，并最大限度组织急诊科医护人员发挥更大作用。这篇访谈录都谈到了。笔者认为，艾芬医生也是武汉人民中非常伟大的英雄！她最起码也应该如同张定宇、张继先同志一样给与记大功奖励的荣誉。

这次抗“疫”战争需要我们反思和总结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本文只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的视角认识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思想和理论根源。但愿我们的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大大小小的权力者能够真正从这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中汲取教训，真正理解和贯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理想和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我们不能把单纯的“服从意识”作为衡量共产党员的标准，我们不需要盲目的奴隶主义的“服从”，而是有头脑的能够识别真理与谬误的主人翁意识的“服从”。

新京报讯 孙中山秘书黄展云的后人在网络发文称，位于福州市鼓楼区的黄展云墓葬被列为违建，将整治迁移。今日（3月27日），鼓楼区文体旅局工作人员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按照国家文物局发布的《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导则》，黄展云墓葬不符合文物标准，不过其墓葬拆迁可以暂缓。

黄展云坟墓。受访者供图

黄展云坟墓被列入违建

孙中山秘书黄展云的后人日前在网络发文求助，称位于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马鞍山岭头的黄展云墓葬，目前保存完好，但被有关部门告知属违建，将被整治迁移。

黄展云后代陈先生告诉新京报记者，黄展云去世后先葬于他处，1948年迁葬至此。他们一家于3月22日扫墓时，看墓人告诉他们，坟墓即将拆迁，要他们做好相关准备，“当时告诉我们要尽快准备。”

公开资料显示，黄展云出生于1876年，字大梓，号鲁贻，笔名鱼头，是其党务秘书及大元帅府秘书。

黄展云共有三儿五女 ，三女黄以雍及后人在福州生活。目前与黄展云有关的一些场所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如仓山独立厅、文儒坊“福州蒙学堂”、仓山鲁贻图书馆等。

新京报记者搜索发现，2019年9月20日，鼓楼区五凤街道办事处发布公告，将整治街道范围内硬化坟墓。按照该公告，黄展云墓葬属于违建，在整治迀移范围之列。有网友曾在12345便民平台建议暂缓拆除黄展云墓葬，12345回复称需申请文物保护，若不能申请将列入整治范围。

墓葬拆迁可暂缓

黄展云后代陈先生告诉新京报记者，墓葬虽然现在不是文保单位，但应该给予保留保护，“我们希望最好能够变成文保单位，至少也不应该是违建。”

新京报记者记者联系五凤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称，根据福州市三年整治规划，整治范围内的文物保护单位不用迁移，不是文物保护单位的都要清理，“不管什么时期的墓，跟时间没有关系。”

陈先生说，他自2015年便向鼓楼区文体旅局申请将黄展云墓葬列入文保单位，但一直未得到明确答复。当地媒体也曾多次报道，后代盼望黄展云墓葬纳入文保单位。

鼓楼区文体旅局工作人员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按照国家文物局发布的《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导则》，黄展云墓葬不符合文物标准，不过已跟其后人沟通，其墓葬的拆迁可以暂缓。但随后记者翻阅该《导则》发现，其中明确规定1840年以后与近代现代历史进程或者历史人物有重要关联的各类史迹，应当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

一名要求匿名的福州文物考古专家说，黄展云坟墓本身的构造不算太好，但附着于人物，它承载着一段历史，也是名人事迹的一个物质载体，黄展云坟墓具有一定文物价值。

来源：新京报

连日来，我联系我们党正在领导进行的这场举国动员、举世瞩目的伟大抗疫战争，认真观看堪称世界级扛鼎之作的电视连续剧《井冈山》《红色摇篮》《长征》《延安颂》《解放》《东方》《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看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我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领导团结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压倒和战胜国内外数千万反动敌人和一切困难挑战阴谋诡计，一次又一次地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的伟大革命勇气、政治智慧、家国情怀、群众路线，一遍又一遍地深感震撼，深受感动，深有感触，心中充满了正能量和正思想、正思维。

我想，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最能够放眼看世界的人，是最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人，是最能战胜任何敌人和创造任何世界奇迹的人。作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和楷模，作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和中国人民的光荣，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直至建国以来至今的党的历代领导都熟悉中外历史，都坚信马列主义，都坚持为人民服务，人人都有一个中国梦，都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都始终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改革之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为人类维护世界和平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

同处一个地球，同在一片阳光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人同此心，事同此理。当前的形势，有些地方类似于1950年抗美援朝前的国内外形势。抗美援朝是保家卫国，当前我们进行的抗疫战争堪称保家国、卫世界。因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保卫中国就是保卫世界，保卫中国人民就是保卫世界人民。历史将会永远铭记亿万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抗疫所经历的这一切，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共同打赢这场中国乃至世界规模的抗疫战争，是我们全人类的共同选择，也是全世界继续和平发展美好未来的共同基础。

回顾岁末年初，湖北省武汉市等地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以对党和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世界负责的精神，高度重视，密切关注，集中统一领导，科学正确指挥，为打赢这场伟大的人民战争提供了最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主持召开会议、多次听取工作汇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和工作部署。早在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必须高度重视疫情，全力做好防控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1月25日，即农历正月初一，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并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有关部门关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分析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研究加强疫情防控工作。2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2月1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并强调，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这次会议还指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的重要部署，要精益求精、注重科学、讲求质量，切实提高服务决策的能力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时还曾指出：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等等。
笔者认为，习总书记这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批示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总书记作为大国领袖，率先垂范推进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的伟大历史担当，显示了高超的政治大智慧、高度的战略大思维、高远的世界大视野，是我们打赢这场伟大的人民战争的指导思想，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操作性，令我们深受教育，深受启发，深受鼓舞！同时，为我们集中全国乃至世界安全、卫生智库和智慧力量，从总体上研究和谋划打赢这场伟大的人民战争，研究和谋划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智慧谋大事、集中人心成大事，更好地服务国家安全、卫生等决策，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
“身在兵位，胸为帅谋”。

为此，总结和联系自己从九十年代耳闻目睹苏东剧变，居安思危地自觉选择和始终坚持30年来模拟红德智库（应对兰德公司等）和应对未来危机、维护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的研究与思考，联系从2003年抗非典以来一直研究呼吁的全人类联合起来共同形成反SARS等生存、安全威胁的统一战线，联系当前的世界形势和未来走势，提出以下感想和预析，希望得到领导和同志们指正。

中国人民正在保卫中国和世界，中国在经历一场大考，世界也在经历一场大考。

大疫突来，波及世界。全中国和全世界都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人们在抗争同时也在观察和思考，我们人类的命运究竟如何把握，如何化解危机，赢得胜利。

这是一场看得见的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北武汉前线军民乃至亿万中国人站在公共卫生安全的最前沿，以斗志和生命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不仅为中国人民而战，而且为保卫世界和保卫世界人民而战！

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突如其来的病毒已经成为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共同敌人，但是截至目前，这个敌人究竟来自哪里，去向何处，究竟多少兵力、多少盟友，还会在哪爆发和怎样变化，我们并未全盘弄清，了然于胸，亟待共同研究，共同破解，共同反击！

事实是残酷的，形势是发展的。

据统计，截至18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57805例（其中重症病例11977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4376例，累计死亡病例2004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4185例，现有疑似病例5248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574418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35881人。还有港澳台的病例。

武汉和湖北作为主要战场，在残酷而狡诈的病毒侵袭下，遭受了重大牺牲。据报道，湖北新增确诊病例1693例（武汉1660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266例（武汉676例），新增死亡病例132例（武汉116例），现有确诊病例50633例（武汉38020例），其中重症病例11246例（武汉9562例）。目前武汉还有一大批危重和重症病人，并且数量仍在增加；要建设一大批方舱医院，确定一批集中隔离点，都需要增加大量的医护人员。要对照“应收尽收”目标，以新增床位和病患量为依据，科学测算医护人员缺口，挖掘本地潜力，争取市外、省外更多医护力量支持武汉，尤其是要争取更多呼吸专科、重症医学专家团队驰援武汉，压力山大。

如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样，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全民皆兵和奋勇抵抗，最有力地拖住和迟滞了病毒侵略蔓延的步伐。

但是，在这场尚未结束的传染性极强的病毒灾害面前，世人还要始终地“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提高警惕，保卫人类”。

令人担忧的是，世卫组织等发现最近已经出现由无中国旅行史的人传播病毒的病例，比如2月9日在法国和2月10日在英国报告的病例等。

据世卫组织新冠肺炎情况每日报告（第28期）统计数据显示，北京时间2月16日17时至17日17时期间，共收到新加坡、日本、韩国、泰国、阿联酋5国及“钻石公主”号邮轮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1例，这是中国境外新增确诊病例连续第二个单位时间（24小时）内过百。目前共有来自亚洲（中国之外）、北美洲、欧洲、大洋洲、非洲的25个国家报告确诊病例794例，死亡3例。

据此前印媒报道，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疑似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当地政府对3252人进行了观察，隔离了另外3218人。埃及卫生和人口部当地时间14日晚发布声明称，该国发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根据日前的新闻，中国境外的确诊病例，大约一半在日本，绝大多数的病例，来自停靠日本横滨港的外籍“钻石公主”号游轮，船上3711人中，只有1723人接受了检测，在已检测的人中，有454人感染，其中189人为无症状感染者，感染率高达26%，其他2000人，还在排队等待检测。以至于美国媒体把钻石公主号比作微缩版的武汉，令人极为堪忧。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曾坦言“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日本媒体解读，这是日本政府实际上承认，新冠肺炎已在日本扩散蔓延。统计显示，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目前已经有10多个出现确诊病例。从地理分布上，南至冲绳，北至北海道，现在都有确诊。最主要的，一些病例源头找不到，传播路径不清晰，那意味着还存在隐性扩散者。目前在日本国内，已有多达5个地方出现了与中国无直接关系、且不知感染途径的确诊病例。有人分析：新冠肺炎早就在日本潜伏，而且开始第二次、第三次甚至以上的传播，更关键的是，传播源头和路径，大家都还不知道，一些集体活动和不应该的疏散等还在发生，情况还在恶化。

此外，还有美国的流感也来者不善。据美方提供的数据显示，即便是在2020年一开始，他们对当地流感病毒做出了一些防护措施，可是美国本土的流感感染人数却还在增加。现如今，美国流感最新感染人数已飙升至2600万人，14000人死亡。

加上澳大利亚的大火和蝙蝠之灾。

特别还有，来自非洲的数量巨大、规模空前的4000亿还在高速加倍繁衍的蝗虫大军，这支席卷东非的最严重的侵略者已经对当地乃至世界多地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都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并且抵达印度、巴基斯坦造成两国大面积减产，开始迫近我国边界。从FAO统计数据看，此次蝗灾对农作物的破坏力是东非地区25年之最，其中肯尼亚的蝗灾是70年来最严重的；而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直接宣布农业生产完全停滞，索马里被迫进入了国家紧急状态，数百万人生命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巴基斯坦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我们虽有喜马拉雅山阻挡，有高超灭蝗手段，但是与巴铁密切合作，援巴灭蝗，十分必要，可提前介入，摸清底细，化解危机，消灭害虫和主动应对此类异象，避免万一蝗虫变异等突发情况下两线作战。

在全世界基本上都无法做到像中国一样的严防死守的情况下，一旦各种病毒和蝗虫等扩散和变异，世界将面临巨大灾难。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其他危机。

整个世界都在大考。此次的疫情和灾情，是全球性的挑战，急需全世界的合作。

富有政治智慧和人类情感的谭德赛先生针对世卫组织通报的那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抗疫战争的伤亡数字指出：“我们必须记住，这些都不是数字，而是真正的人。”

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因素，有了人，才有人类的世界、人类的社会、人类的文明。

中国人，外国人，都是我们的同胞，都是我们的兄弟，都是我们人类的一份子。

打仗常有，牺牲常有，但是我们要尽到最大的努力和奋斗来减少我们人类的伤亡。

日月同天，相依相存。

近两个月来，突如其来凌驾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头上的病毒等侵袭，已经在逐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卫生、社交乃至影响人类粮食、生命的安全。在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英勇抗争下，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清醒地感受到和洞察到病害们带来的共同的威胁，并且由此开始走向团结，走向联合，决心以人类共同的生存意志、共同的斗争勇气和共同的科学智慧抵抗病害们的进攻，赢得这次大考的最终胜利。

几十个日夜以来，全国上下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发扬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光荣传统，在一个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从武汉到湖北各地，从沿海到内地各省，从抵抗病毒侵害的平民、百姓到冲锋陷阵的英雄、战士，各条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乃至普通群众万众一心，守土有责，全力保卫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进行着一场惊天动地泣鬼神、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人民战争。面对疯狂肆虐的疫情，人民子弟兵星夜驰援武汉，保卫湖北人民，敢打敢拼，勇往直前；面对疯狂肆虐的疫情，全国19个省市对口支援湖北各市，3万多医护精英从四面八方奔赴前线，成千上万的医卫、公安、交通、社区工作者、快递、志愿者等各路大军坚守全国各地的每个阵地，牺牲奉献，义无反顾，全体国人服从大局，坚不外出；面对疯狂肆虐的疫情，全国各地干群和港澳台海外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源源不断的捐款和物资涌向武汉，涌向湖北，涌向祖国各地，彰显同胞情深，亲情永恒；面对疯狂肆虐的疫情，全世界中华儿女在突如其来的大灾大难面前手挽手、心连心，发出手足情深、不离不弃的最强音；面对疯狂肆虐的疫情，全世界许许多多国家的人民、政府、政党、政要，和中国人民休戚与共，与中华儿女感同身受，展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守望相助与团结联合。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题为“新冠肺炎和埃博拉疫情背景下的全球卫生安全”的讲话指出，虽然目前尚不可能预测新冠肺炎疫情走向，但中国为从源头控制疫情所采取的强有力防控措施令人鼓舞，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国为世界防控疫情赢得了时间。

世卫组织明确指出当前目标仍然是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呼吁所有国家抓住机会，共同合作，防止其形成燎原之势出现更大的“火灾”。就在15日，谭德赛再次呼吁全球都要做好准备，用好“中国为世界争取来的时间”，尽管这些措施让中国付出了很大代价。

谭德赛指出，这次疫情在许多方面考验着我们。这是对全球政治团结的考验，考验世界能否团结起来与一个跨越国界和意识形态的共同“敌人”作战；这也是对全球金融团结的一次考验，考验世界是现在向抗击疫情投入资金，还是因投入不够而在以后为应对其后果付出更多资金；这还是对全球科学团结的一次考验，考验全世界科学界能否团结起来为共同的挑战找到答案。并指出，我们需要集体知识、洞察力和经验来回答我们尚无答案的问题，并找出我们甚至还可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大敌当前，大疫横行。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世界安危，人人有责！

2020年，中国和世界暴露在突如其来的病毒侵害、蝗虫侵害、蝙蝠侵害等生物战，生化危机，以及频出未绝的其他地区和国家冲突等各种危机面前，在同时出现和依次发生犹如两次大战前的“危机叠加的世界形势”面前。亟待我们主动研究倡议和推动各国政府和世界人民实现大团结、大联合，共同冷静而妥善地治理和化解各种危机，推进全世界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消除危害人类的各种毒害乃至世界战争的导火索，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开始进行各国智库乃至全世界的公共危机管理与合作，走好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世纪之路。

大敌当前，团结第一。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进一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团结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研究倡导全世界团结形成应对公共安全危机的统一战线，建立反对病毒威胁的抗疫统一战线和世界反对安全威胁统一战线（保卫世界和平与安全统一战线）；在加快建设国内有关队伍和加快有关立法的同时，锐意加大外交和统战、中联和宣传等力度，战略规避某些国家以各种伎俩手段妖魔化和孤立化、西化和分化等图谋，主动强化话语权、影响力和结亲、结朋，扩大朋友圈和亲友圈；牵头上合组织，促进联合国等，推动世界各国签订关于严肃的共同防止公共卫生危机、安全危机和生物战、生化战、核战争、网络战、太空战等一系列新的国际公约；倡导召开世界安全年会和世界和平年会；研究制定人类社会的公共安全准则，国际之间和各国的对外行为准则及相关问责制度；实现中国乃至世界对于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乃至未来世界战争等的更好的预防和管控，更好地保家卫国，保卫世界，保卫人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有利条件。

（作者简介：邹兆波，笔名环球和平乐园，原籍山东，中央党校和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省党史学会常务理事。站在历史看今天，站在未来看现在。90年以来，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变色、海湾战争，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居安思危意识为指导，自觉确定了研究“凝内对外、促进和平”和“强化内部管理，优化外部环境”的国际战略。主要研究中共党史、军史、统一战线史、公共危机、社会管理、世界和平等。先后撰写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事预测管理小说《喋血巴格达》（1990年，后与1994年美国五角大楼披露的一次刺杀行动类似），《人类有一位永恒的朋友——莎士比亚》（1993年），《顺历史之潮流，聚民众之伟力——试论毛泽东同志对新中国的巨大贡献》（1993年）、《论继承和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1995年，投稿后获得中组部来信肯定）、《2000年山东泰安建立环球和平乐园策划书》（研究文明共处论和文明冲突现象）；《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高理想》（2002年，投出后收到中央党校来信肯定），《全人类联合起来形成统一战线 促进和平发展反对共同威胁》（2003年）。还有《关于中共党内监督的历史实践和现实思考》（2004年省委党校毕业论文），《当前中国公共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析》（中央党校毕业论文）。有《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高理想》等3篇文章被中央党校告知收存备上级领导参考。2010年起针对国际变局和反围讧形势，先后研究撰写《论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的伟大展示及深远影响》（2010年，主要研究思考反对美、日等东海、南海围讧）、《从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谈确立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2015年，主要研究核心意识等）；《从周恩来精神谈保持党的纯洁性》《从方志敏精神谈共产党员的创先争优》；《从习仲勋76年革命生涯谈弘扬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三大精神”为实现伟大中国梦凝聚正能量》，《一首词·一本书·一生情——敬读张志功先生<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感怀》；以及《领导机关与智库建设笔谈：善于使用外脑的马歇尔》《从参谋到统帅：诺曼底登陆前后的艾森豪威尔》《二战中的苏军最高统帅部》《加勒比海危机时刻国安会的危机管控》（主要研究世界危机管理意识）；《中国共产党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永不磨灭的历史贡献》《我的中国心》（2014年在陕西延安和富平编辑的24年战略思考汇编），《关于建立国家统一智库的思考》等，投稿《秘书工作》等，建言打造“八一智库”和“国家统一智库”；建言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外，创新建立新的世界安全会议和危机合作处置机制，集中智库、危机管理部门等力量和智慧，共同研究解决关乎人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战争、安全、疾病、天灾人祸等各种难题，不断优化世界形势与人类发展环境，防范新的世界大战或者新的世界危机发生。获得多位专家和智库的关注与鼓励。2019年夏秋提出对中东变局中某国对伊动手的分析。）

按语：今年11月28日，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导师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笔者准备写几篇文章或以往刊物上发表的有关恩格斯文章在网络上重新发表以纪念之。今天首先发表笔者与同一教研室李俊赴老师2005年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究竟如何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关系？》，该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的《哲学动态》2005年第5期上。笔者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原因就是列宁去世之后，西方一些号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为了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在研究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出现极其严重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偏差和错误。他们不仅制造早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对立，也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这股错误思想也伴随西方普世价值等各种错误思潮在我国思想理论界的泛滥，也严重侵蚀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队伍中。其代表人物就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俞吾金教授、该人一直被教育部捧为大红人，资助出版多部著作，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2004年在《哲学动态》第12期发表了《运用差异分析法研究马克思的学说》。其主要观点一是要用“差异分析法”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二是强调恩格斯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只是起了解释的作用，而且都解释错了。三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沿着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解读延续下来的，所以都是错误的，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和背叛。以这种所谓“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革命也都是错误的。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这种“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观点曾经在我国哲学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虽然也遭到许多学者的批判。笔者上世纪90年代曾写过文章批判以愈为代表的这种观点，主流媒体都没有刊发。2004年再次看到俞的文章之后，再次拿起笔来批判之，科学阐发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关系，正确评价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原以为该文可能仍然石沉大海，但出乎预料。《哲学动态》2005年第5期发表了拙文（个别尖锐话语删除）。

该文已经发表15年了，但其对于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党章仍然写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对“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等许多问题当今思想理论界仍然存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认识。对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认识实质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认识，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因此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将拙文在网络上重新发表，对于帮助红色网友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相信会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

郝贵生

2020年元月7日

究竟应该怎样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兼评俞吾金先生的差异分析法

郝贵生 李俊赴

内容摘要：俞吾金先生“运用差异分析法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一文以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差异为由，把恩格斯开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列是错误的。科学地应用差异分析法应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在正视和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本质的基础上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过程中基本思路、方法和观点是一致的，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不仅是“阐发者”的作用，而且在许多领域也做出了杰出的突出贡献。俞吾金先生把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的思想强加于马克思恩格斯，极力夸大马克思恩格斯的差异，由此做出的结论也是错误的。

关键词：差异分析法；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

《哲学动态》2004年12期刊载了俞吾金先生“运用差异分析法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以下简称俞文）一文。俞先生的本意是通过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不可否认，俞文中有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但是笔者读后总体感觉，俞文在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大问题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问题上做出了许多错误的结论。俞文中心是要把恩格斯开除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列，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发”是根本上背离马克思思想的。正如文中所说：“如果我们要严格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这一术语的话，就只能用它来指称马克思。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马克思思想与恩格斯思想之间是存在着差异的，在某种意义说，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发’是有偏差乃至错误的。”而这些结论在俞文看来，都是他运用“差异分析法”的结果。笔者认为，这种方法的运用及其结论不仅没有深化对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反而造成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更多的误解，有些结论甚至是原则性的错误。俞文中的这些观点实际上是俞吾金先生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等问题认识的延续，而且这些观点在哲学理论界也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认为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等重大问题上，一些原则性的认识必须争论清楚。特结合此文阐述笔者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以引起哲学理论界同仁的重视。

如何理解“差异分析法”？

贯穿于俞文中的一条中心线索就是俞文中倡导的“差异分析法”，而且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方法的一个重大转折、发现和创新。其实不仅“差异分析法”不是俞文的首倡，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运用“差异分析” 同样也不是始自于俞文。而且仔细阅读全文，俞文对“差异分析法”本身理解上就有偏颇之处。

“差异分析法”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其实是比较思维方法的其中一种。比较思维方法有许多类型如异同比较、纵向与横向比较、价值比较、分析与综合比较等等。其中异同比较中又包括异中求同比较和同中求异比较。异同比较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种思维方法，也是科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异同比较的本质是辩证的方法。黑格尔在他的著作中多次阐述这种方法。作为思维方法，其理论依据就是辩证法的个别与一般关系的理论，或者说，其客观依据就是任何事物都是个别与一般的统一、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注意：任何辩证的思维方法归根结底源于事物本身的辩证性，应用辩证方法，也是为了达到对事物客观性的认识。否认这一点，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西方一些哲学家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否定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因此它要求人们在认识客观对象时，在看到事物之间的区别和差异时，也要看到其一般和共同性；在看到共同性、相似性时也要看到不同性和差异性。人们在异同比较思维方法运用问题上的一种重要错误倾向就是把求同和求异割裂开来，在看到“同”时，看不到“异”；或者在看到“异”时，又看不到“同”。黑格尔说：“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前即显而易见的差别，譬如，能区别一枝笔与一头骆驼，我们不能说这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相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黑格尔，《小逻辑》，第253页）俞文中所说的“差异分析法”实际上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同中求异的比较思维方法。俞文指出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过程中过于注重异中求同而忽视同中求异的倾向也是存在的。俞文强调要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必须要注重同中求异的方法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运用“差异分析法”时，在注重研究对立物之间的区别和差异时，是在正视和承认对立物之间的“同”的基础上去求异，而不是离开了对立物之间的“同”有意夸大差异性和不同性。列宁在辩证法十六要素中说，运用辩证方法的目的还是为了“考察的客观性”。而且运用辩证方法，必须与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方法结合起来，离开实事求是，主观主义的应用辩证方法，如列宁所说，必然导致相对主义和诡辩论。如果我们在运用“差异分析法”时，离开了原有事物之间的共同性特别是本质上的共同性，离开实事求是，利用事物之间的区别而无限夸大这种区别、差异，甚至否定了事物之间的本质上的共同性。这种对“差异分析法”的运用不仅达不到“考察的客观性”，而且歪曲了事物的本来面目。

俞文在第二部分提出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角差异问题。俞文认为研究一个问题都有一个主观视角问题，“决不存在无视角或超视角的认识活动和研究活动”，并引用了海德格尔的话证明这一观点。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看来，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是处在一定的历史时代和具体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中。人们的每一个具体认识，即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也是人类的。人处在一定的具体环境、文化、利益群体中，自觉不自觉地必然要选择这样或那样的视角认识一个事物。但是需要指出，人们选取一定的视角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达到对事物客观性的认识。不能因为认识过程中主观因素（需要指出，这里所说的主观性并不是指与唯物主义的方法相对立的主观主义的思维方法，而是指正确的思维方法、知识、心理、价值观念等）的介入，而否定认识结果内容上的客观性。当然也不是任何主观视角的选择都能达到对事物客观性的认识。这里所说的客观性，就是达到对事物本来面目的认识。按照这种认识，我们应该承认，不仅客观事物本身具有本来面目，就是一种学说的产生过程、内容、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等也有客观性。它不以解释者的主观意志和视角为转移，也不因解释者的解释而改变其客观内容。同理，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思想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也具有它本来意义上的客观性，也具有不以我们今天的学习者和研究者的意志和视角为转移。俞文提出研究视角问题，主观上也是要达到对马克思思想本来面目的认识。从这一点上，笔者同俞文是没有分歧的。但问题不是出在目的上，而是出在俞文运用的所谓的“差异分析法”上。

“马克思本人的研究视角”是把人类社会与自然等同起来吗？

俞文把第三个视角标榜为“马克思本人的研究视角”。中心是说，自然就是人化自然，人化自然就是人类社会。反过来也可以说，人类社会就是人化自然，人化自然就是自然。“人化自然就是人类社会。从逻辑在先的角度看问题，既不存在着一个与人类社会相分离的自然，也不存在着一个与自然相分离的人类社会。”在笔者看来，这不是马克思的视角。俞文说：“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人类社会与自然抽象对立起来。”这句话是对的。同样，恩格斯也从来没有把人类社会与自然抽象对立起来。但是，没有抽象对立，不等于说，人类社会与自然是同一回事。“人类社会”与“自然”不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且其反映的事物也是有区别的。马克思、恩格斯任何时候都没有因为科学实践观的确立混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别，更没有把二者等同起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虽然大量阐述了对象化世界的特征。但是马克思仍然说“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自然发生说是对创世说的唯一实际的驳斥”。（同上，第130页）固然人类生存的自然界由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打上了人类的烙印。但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全部自然界都打上了人类的烙印。从时间意义上的自然界来说，人类社会产生之前的自然界不是人化自然。正如马克思所说，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存着。而且即使人类产生之后，作为空间范围的整个自然界也不可能完完全全都是人化自然。自然界仍然存在着“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之分。人类实践和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从“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转化的过程，是“人化自然”不断扩大的过程。但是永远达不到整个自然界完全都是“人化自然”的状况。俞文引用了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的抽象自然观时所说的“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页）来论证自然界完全都是人化自然。其实联系上下文的内容理解马克思的这句话，马克思只是说，费尔巴哈设想的那种丝毫没有打上人类烙印的自然界不仅对费尔巴哈也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不存在的自然界。马克思这里强调的是人类生活其中的自然界是人化自然。但怎么能够由此推出人类之外的全部自然界完全都是人化自然呢？不仅浩瀚无际的宇宙空间人类没有完全涉足，就是人类生存的地球也有相当多的地方人类没有触摸到。俞文说： “不存在一个与自然相分离的人类社会”，这句话是对的。但俞文还说，“人化自然就是人类社会”，“不存在着一个与人类社会相分离的自然”。严格的意义应该说，人化自然是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人化自然固然离不开人类社会，但笼统地讲，整个自然界都离不开人类社会是不正确的。“自在自然”都因人类社会而存在吗？整个自然界都因人类而存在吗？即使是人化自然，自然本身的内在规律性是人化的结果吗？显然这种观点是荒谬的。俞文还认为，“自然”概念是人类悟性的一个创造物。这话是对的。但它不等于自然界本身也是人类悟性的创造物。恩格斯批判杜林把数学看作人的悟性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的观点时说，固然作为形式的数学概念是数学家的创造物，但任何数学概念的对象和内容却不是数学家的悟性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它不因数学家的意志而存在和转移。数学原则也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现实世界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出发点。同理，“自然”概念也是对客观存在的自然界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现实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出发点。整个外部自然界怎么能够因人类的“自然”概念而存在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所有论述从来没有把自然界完全看作人化自然。马克思强调的是人类生存的现实的自然界是人化自然，人类主要研究的也是目前与人发生关系的人化自然。但这种研究范围绝不是固定的永远不变的，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入，人类不仅可以研究和追溯人类史前的自然史，而且可以把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空间范围无论是大宇宙空间，还是微观世界引向更广大和更深入的程度。俞文把马克思没有的思想强加于马克思，并且把它当作马克思本人的研究视角。这种离开实事求是的所谓差异分析法怎么能够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呢？

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发是先讨论自然后讨论人类社会吗？

俞文认为，恩格斯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视角的出发点是：先讨论自然，后讨论人类社会。而且这一出发点是假定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二元对立。关于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前文已经指出，任何一个稍有科学常识的人都应该承认，自然与人类社会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是对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的是它们的抽象对立，没有任何联系的绝对对立，但并不反对二者之间的对立和区别。人类社会相对于自然界来说，毕竟是一种更高级的物质运动形式。正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区别绝不是主观假定，而是客观事实。马克思恩格斯40年代一开始他们的实践和理论生涯，并不是主要关注自然现象及自然规律，而是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状况。而对当时的社会状况研究的最大成果一是古典经济学，他们的理论是完全肯定和赞扬资本主义制度，并把其看作人类社会的永恒现象。另一种理论就是空想社会主义，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端，非常同情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但是他们完全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把其说得一无是处。马克思、恩格斯面临的最主要的理论任务就是如何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发现，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空想社会主义，他们背后的哲学基础都是一样的。一个是借助抽象的人性理论、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原则反对封建专制和论证资本主义的永恒性，另一个也同样借助这样的武器来反对资本主义和论证社会主义。他们哲学的本质是历史观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实践中认识到，没有一个科学的历史观，就不能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也不可能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但科学的历史观不可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头脑中凭空产生和一蹴而就。它必须在继承人类对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认识方面已经取得的哲学成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创立新的历史观。而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生长在当时人类在哲学方面取得最大成果的德国。由于马克思恩格斯青少年时期的勤奋好学、人生价值观的根本转变，特别是对哲学的浓厚兴趣，使他们最早地接受和继承了包括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人类在哲学方面取得的最优秀的成果。这种成果一是黑格尔为代表的辩证法思想，二是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以及他们在各自理论基础上形成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借助于这些优秀成果去分析和研究社会现象，去批判唯心主义哲学、旧唯物主义和与此相关的它们各自的人本主义理论的缺陷、局限性，创立了唯物史观理论。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是在70年代之后。这些都是理论界公认的历史事实。怎么能够说，恩格斯是先讨论自然，后讨论人类社会呢？《反杜林论》哲学编的逻辑结构是按照杜林《哲学教程》哲学分类的结构安排的，它与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研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两回事。而《费尔巴哈论》的全书的逻辑结构是先对黑格尔的评价，后对费尔巴哈的评价，最后是唯物史观的创立。这种逻辑的联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历史过程是统一的。由此又怎么能够做出恩格斯说马克思是先讨论自然后讨论人类社会的结论呢？这种差异分析法难道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最大歪曲吗？难道这样主观制造马克思恩格斯的差异就能深化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吗？

恩格斯是认为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人类社会而创立唯物史观吗？

俞文从认为恩格斯由于先研究自然后研究社会的观点出发，推论出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先产生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后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和应用到人类社会中去，就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这同样是对恩格斯思想的歪曲。前文已经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是批判地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基础上创立唯物史观的。他们一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这种辩证法思想既包括辩证的自然观，也包括辩证的历史观）作为一种方法论研究历史现象，不仅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历史也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二是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方法研究社会历史，坚信历史本身也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性。问题就在于这种规律是什么。三是把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的优秀成果最大限度地继承过来，并运用辩证方法和唯物主义方法研究人的本质、人类社会的本质。而这种研究过程决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坐在屋子里依靠单纯的逻辑推理推出来的，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到社会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反对资产阶级和剥削者斗争的实践中掌握了极其丰富的感性材料运用辩证的方法和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和论证的结果。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作为一个理论家、思想家区别于历史上的所有理论家、思想家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二人都是理论家，但他们首先是一个实践家、革命者。所以才创立了唯物史观。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所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同理，恩格斯本人也是一个革命家。这是唯物史观产生的真实过程。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前，从来不存在一个系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方法和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历史，创立了唯物史观，同时也就意味着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内在结合，意味着辩证唯物主义或者说唯物辩证法的诞生。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以及列宁的一系列文章中也是这样阐发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的。需要指出，先有辩证唯物主义，后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应用到人类社会而产生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斯大林的观点，联共党史四章二节就是这样叙述的。这种认识确实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也是对恩格斯思想、对列宁思想的歪曲。然而，俞文却嫁接给恩格斯，把板子打在恩格斯身上，这公平吗？依此为由，去揭示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差异，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还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呢？

恩格斯仅仅是马克思思想的“阐发者”和“研究者”吗？

恩格斯在他一生的许多著作中，确实对马克思的思想做了相当多的深入阐发和研究。但恩格斯一生在对待马克思的思想上是否只是一个“阐发者”和“研究者”？恩格斯自己也承认他“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但俞文却把恩格斯只是看作马克思思想的“阐发者”和“研究者”，恩格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生活于同一时代，尽管他们的家庭、个人成长经历有许多不同，但当他们1844年8月会面时，他们的思想发展进程以及对重大社会问题认识等方面有许多惊人的一致和共同的见解。梅林在他的《马克思传》一书中谈到他们的这次会晤时说：“他们观点的完全一致，进一步得到了证实。”（ 梅林，《马克思传》，第112页）而此前他们二人发表在《德法年鉴》的文章表明“他们的思想的一致，达到了几乎连用语都不谋而合的地步。”（同上，第127页）也正是如此，他们首先合写了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自此以后，开始了两人一生的合作。尽管二人并不是朝夕相处，但他们在分离期间，通过通讯方式始终保持着思想理论上的交往。据初步统计，自1844年到1883年马克思去逝，相互之间来往信件有1500封左右，平均每年约有30—40封。信中除谈一些生活等问题外，相当多的内容都是谈思想理论问题。除他们在极个别的小问题上二人有一时的分歧之外，主要的基本理论方面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分歧和争论。1846年初，他们再次见面时，又开始合写最能典型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典型代表作之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性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也是恩格斯最早发现和公开问世的，并把它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马克思主义整个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进程都凝聚了两个人的心血，都是二人相互合作、相得益彰的产物。此类的事实材料太多，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再一一例举。任何一个稍微熟悉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经历和思想发展的研究者都不能不正视这些客观事实。所以，列宁在谈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时说：“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列宁选集》第1卷，第95页）列宁的结论是建立在大量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的。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历史事实本身。固然，马克思主义学说创立和发展过程中马克思起了主导作用，不仅恩格斯本人承认这一点，列宁也承认这一点。但这丝毫也不能抹杀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创立、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和杰出贡献。马克思在世时以及去世后的十多年期间，恩格斯也确实对马克思的思想做过许多阐发。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关系决不仅仅是阐发和解释者的作用，而参与和共同创立、共同发展则是他们的本质关系。如果马克思在世时发现他和恩格斯在重大理论上有原则性的分歧，或者发现恩格斯对他的思想的“解释”是错误的，马克思绝对不会迁就和容忍这种现象，必然在他的著作和书信中有所反映。但是我们却没有发现一丝一毫的这样的事实材料，从而证明他们之间不可能有原则性的重大分歧。俞文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主观上把恩格斯只是看作“阐发者”和“研究者”，没有抓住恩格斯与马克思的特殊关系，并与非同时代的以“研究者”身份出现的卢卡奇和你俞吾金本人等同起来。这种视角的选择本身就是片面的、错误的。由此怎么能够做出正确的结论呢？

恩格斯70年代以后，重点研究自然辩证法，是为了进一步完善、丰富、夯实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他和马克思是理论研究分工的不同，而不是理论的根本分歧。马克思青年时期就曾关注过自然科学的发展。40年代和60年代也都曾有过通过研究自然科学全面系统阐发辩证法思想的愿望。但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马克思当时几乎是全部精力应用辩证法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而恩格斯70年代初离开商业活动后就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自然科学史及其最新成果阐发辩证法理论，去完成马克思不能完成的任务。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绝不只是纯粹的离开人的“自然”辩证法。任何一个认真读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读者都可以看出，书中既讲了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也讲了自然界向人类社会过渡的辩证法、主客体之间的辩证法、劳动的本质及其在人类产生和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人类生产劳动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认识论和辩证逻辑思想，人的发展思想、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等历史辩证法、思维辩证法思想。其中许多思想都是恩格斯独立阐发的。尤其可贵的是恩格斯在书中阐发了用我们今天的术语就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思想。这些难道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杰出贡献和发展吗？

我们承认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共同点绝不是说，马克思、恩格斯之间没有差异。他们之间的差异多的是。但我们研究他们的差异，必须是在同中找异，必须在实事求是和充分肯定共同性的基础上，研究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对不同的现实资料如何做出各自独立的研究成果，以及二人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辅相成而共同构筑人类最伟大的思想成果—唯物史观理论。而不是如俞文中的方法，离开共同性，极力夸大差异，离开实事求是，把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的思想强加于他们。这难道是科学地运用差异分析法吗？这难道能够“推动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吗？俞文主观地制造出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差异，断定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发是“错误”的，而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乃至中国的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研究都是在恩格斯的“错误”的研究视角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所以也都是“错误”的，甚至包括开辟了另一个研究视角的卢卡奇最终也回到恩格斯的“错误”视角上了。这岂不是把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15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完全否定了吗？

俞文中说：“研究者不能像在草地上扑蝶的小孩一样，不假思索地扑向自己的对象，而应当在从事任何研究活动以前，先反思自己可能带入研究活动中的视角。没有这样深入的反思，任何原创性的研究活动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 这段话说得非常好。俞文在研究马克思思想之前，也首先应该反思自己的视角。那种不假思索地把西方哲学中歪曲、反对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难道是对马克思思想原创性的研究活动吗？

近日看到，一个自称是某微生物研究所微生物资源与大数据中心承办的某网微信公众号报道：“《LANCET》发表全球学者联合声明！全球科学家反对阴谋论，全力支持奋战在疫情一线的中国科研技术工作者”。文章在网络媒体上迅速传播，造成了貌似浩大的反阴谋论气势。

“全球学者”真的很唬人，但发布者在留言栏中不断以作者身份答问露出了马脚，基本可以确认，这个“全球学者”就是此微信公众号的主持人。让人瞬间感到，这个世界上真有吹牛不怕掉底的主。但是，这个自称“全球学者”的作者，有一个根本问题显然搞颠倒了，中国人再傻，能把自己正在一线殊死奋战的广大科研医护人员怀疑为搞阴谋吗？他们不是一样地苦苦思索这害人恶魔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吗？即便有能力可以在实验室研制出病毒的那些人，中国公众也没有认为他们就是阴谋者。而这个“全球学者”却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张冠李戴，把公众的质疑目标转移成他们，客观作用就是离间广大科研医护人员，让他们为某些被人们广泛质疑的对象背锅。这种居心叵测的舆论，在抗疫战争中已经出现过几波，但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正是一些起劲的反阴谋论者，在操纵着掩耳盗铃的舆论弯弯绕。

要求查清两场巨大灾难背后有没有阴谋，是中国人民渴望了解事实真相的正当权利，也是维护基本生命安全的强烈要求，避免被国内外敌对势力妖魔化，还可以避免一些对象可能会错误的背锅，这有什么可怕的？所有人包括“全球学者”都应当全力支持才是，实在想不出什么可反对的理由。这是“全球学者”反对阴谋论就能阻止了的？不能因为涉及科研领域就成了追查禁区，任何对象都没有不允许质疑的特权，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谁也不能有如此特权。

中国公众确实质疑个别科研人员，那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与美国合作研究病毒的石正丽。大家本来对石正丽十分推崇，十几年翻山越岭去寻找带病毒的蝙蝠，而且进行了卓有成就的并得了国家奖的研究。2013年10月，非典肆虐中国10周年之际，她在《自然》杂志上发文认为：中华菊头蝠为非典病毒(SARS-CoV)的贮存宿主。这次新冠病毒肆虐，她又言之凿凿地说，这是人类爱吃野味的不良生活习惯引起的。1月23日发文说：云南菊头蝠身上发现的新冠状病毒与新冠病毒同源性高达96.2%，表明其自然宿主很有可能是蝙蝠。到今年2月28日，她与高福等人又在《柳叶刀》线上平台刊文说，新冠病毒与非典病毒完全不同，要求改掉与非典病毒近似的命名，免得引起误导。

问题在于，既然新冠病毒与非典病毒完全不同，它的来源还是中国的菊头蝠吗？时至今日，世界上那么多国家感染新冠病毒的人们，都与云南山洞里的菊头蝠有关吗？要知道，菊头蝠携带的冠状病毒与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即便只有近4%的基因差异也是极大的不同。人类与黑猩猩98%的遗传基因相同，人和老鼠基因同源性高达99%，怎样才能在自然进化中变得相同呢？石正丽的一个可能性推测，为什么就变成了舆论主流？怎么就成了不能质疑的结论呢？

对石正丽的说法，人们多么愿意相信是真的。大疫当前，大家对石正丽的声音非常注意倾听。毕竟，爱吃和能吃蝙蝠的人非常罕见，这样的毛病能改也好改。但是，在搜寻石正丽科研成果时惊讶地发现，她对这种病毒的说法，在中国宣扬的结论与在美国论文中的结论，竟然完全不同。
石正丽参与的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naturemedicine（自然医学）》第21卷第1508-1513页（2015年）《一个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了人类出现的可能性》一文中说：

“我们从中国马蹄蝠分离的RsSHC014-冠状序列中构建了一种编码人畜共患冠状病毒棘突蛋白的嵌合病毒，其背景是SARS冠状病毒小鼠适应的脊骨。这种杂交病毒使我们能够评估这种新的棘突蛋白引起疾病的能力，而不必依赖于其自然基础上其他必要的适应性突变。”

我们当然知道，这项重要研究主要不是石正丽完成的，是由美国人领衔、美国研究人员占绝对优势、由美国资金赞助的，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拉尔夫·巴里克带领的一个15人研究团队的成果，但在这个团队论文的署名中，写着武汉病毒所的葛兴义、石正丽。在作者贡献中，葛兴义负责假型实验，石正丽提供了SHC014棘突蛋白序列以及质粒。

一般人可以搞不清楚这个研究成果的性质，但石正丽、葛兴义应当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和意味着什么！

什么是嵌合病毒？查百度百科名词解释得知：“这是一种基因工程重组病毒，在制备技术上并不存在太大问题，但作为重组病毒，在安全性上还有一定的风险，在自然条件下，有病毒之间自发产生重组的例子，可能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新型病毒。”

既然如此，这次的新冠病毒的来源，应当确凿无误地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自然起源；一是非自然起源。

石正丽作为一个中国的病毒研究者，公众并不认为她会研究病毒来祸害中国人民，想她也没有那样的动机和胆量敢与全民族为敌。但是，作为一个知情人，明明知道在美国研究机构已经有了这样的研究成果，明明知道病毒存在两种以上的可能来源，怎么能在第一时间一口咬定，那是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引起，而不可能是其他因素和某种人为因素呢？你认真调查研究了吗？你的结论证据确凿吗？知不知道最早的4个病例中，有3人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怎么连依据你的论文怀疑一下都不行呢？国内外的“全球学者”们到底在害怕什么？

在人们的信仰中，科学研究可以猜测假设，但科学结论必须是实证的，来不得半点虚伪和胡说。任何科研工作者，如果不以证据做结论，或者使用的证据和数据作假，他就与科学没什么关系了，甚至可以当骗子对待。公众盯住石正丽不放，不是什么不着调的阴谋论，而是在世界性新冠疫情蔓延，在那么多没有中国蝙蝠来源的背景下，希望石正丽能用科学态度和科学道理，老老实实地把问题讲清楚，免得让大家再去费心质疑猜测。
在此，也想到几个亡羊补牢的问题：

（一）要重新审视修改相关科研活动的运作机制

现在看来，武汉病毒所暴露的问题触目惊心。

我们曾为拥有世界一流的P4实验室而自豪，它应当是中国人民免于疫灾和生物战争攻击的保障和盾牌，应当是默默为国奉献的绝密单位。我们熟知，研制“两弹一星”的那些伟大的人民科学家隐名埋姓几十年，连夫妻之间都丝毫不知。参与研究那些机要国家项目，要经过多少严格的政治审查把关，有多少高度警惕的力量守卫着国家机密。敌特间谍纵使千方百计，也搞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最后还一个个被捕落网。

我们真的没有想到，经过几十年的不断蜕变，武汉病毒所的运作机制竟是如此千疮百孔。可以导致亡国灭族的病毒研究，以得到外国支持、与外国合作、为外国提供帮助、论文发表在外国刊物上、成为外国院士为荣耀，那个视我们为核心威胁的国家早就知道一切，而我们的人民却什么也不知道。一场生物战级的大瘟疫开始不久，一篇类似战损报告的文章就发表在国外，中国人民要查询有关情况，必须登录外国网站才能知道。什么原因使事情变得这样荒谬？真的让全社会痛心！

开放合作，必须把住国家安全的红线和对等平等的底线，这应当是基本原则和遵循。如果是制度规则出了问题，使科研人员不得不这样做，就应当坚决彻底地修改纠正。能开放合作的科研项目开放合作，不能开放合作的科研项目坚决禁止，有关部门必须严格监督把关。

我们欣喜地看到，教育部和科技部已经发文，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纠正存在的问题。当然还需要认真研究出更具体的硬核落实措施。这种基于重大教训的纠错要大力宣传，这是党和国家优良传统的回归，应当从高校科研推广到所有相关领域。要让大家都来认真反思，才能更多地改变那些荒唐错误的理念和做法。

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最大的法宝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凡是已经被实践证明错误的一定要纠正过来。只有这样做，我们的党和国家才有希望，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

（二）要集中可靠力量高度负责的查清新冠疫情来源

当前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不是动员起来反对阴谋论，而是要坚决查清病毒来源，坚决查清到底有没有人为因素，坚决查清背后有没有某种势力的策划和实施。吃了这么大的亏，决不能稀里糊涂的不了了之，这是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基本要求。

仅仅十几年时间，就不得不进行两次举国抗疫战争。我们至今不知道敌人的确切来源，只是石正丽们一再告诉我们，包括非典病毒都是来自鲜为人知的云南菊头蝠。但她既没有回答徐德忠等科学家对非典病毒提出的逆向进化和非自然起源问题，也没有回答新冠病毒的第一代源头不在中国的问题，更没有回答自己为什么里外不一的问题，全国人民还是一头雾水。必须查清祸国殃民的敌人来自哪里，才有可能避免再次被动挨打的可悲局面。

抗疫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要尽快组织可靠力量进行最高级别的调查，要注意保护好相关当事人。以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甚至可以根据病毒基因组序列认定某个患者携带的病毒是第几代，也可以追溯上一代病毒的携带者是谁，集中力量彻底调查，包括调查石正丽的云南蝙蝠病毒有没有传染路线，对这样一些重大问题决不能人云亦云，一定要有国家力量调查侦破，拿出比目前更清楚更科学的结论，争取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有个可靠交代。吃了如此大亏之后，连敌人从哪里来都查不清，是国家和民族的奇耻大辱。

（三）要对全社会包括科研人员进行科学精神教育

社会主义中国的各项事业和工作，都要坚决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要求落到实处。科研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富强服务的，衡量科研工作标准决不能是论文至上，更不是在外国发表论文至上。

在这方面暴露出的问题非常严重。石正丽等早在2015年就认识到，可能出现这种新冠嵌合病毒及其危害，为什么没有发出相应的预警？为什么没有根据这种病毒的特点，及早组织力量研究预防应对办法和相应的药品，相反却在抗疫开始的第一时间，抢先注册美国实验药品在中国的实用专利呢？这到底是什么动机支配的？从最善意的方面去理解，是钻到钱眼里去的表现，忘记了科研为了什么这个根本性的科学精神。还有，在论文中说可以构建一种嵌合病毒，而在疫情肆虐时却一口咬定中国人的生活习惯问题，连任何其他可能都不愿意考虑，同样缺乏一个科研人员应有的科学精神。

还有那个花巨资建成的覆盖全国全境的信息直报系统，曾说对任何可疑的包括新发或者再发的传染病会立刻知道，是一个经过验证的科学信息体系吗？为什么在疫情考验中成了笑话？包括高福，一方面在论文上对外国人讲人传人，一方面在国内讲没有人传人和有限人传人。明明知道早期发病者中，许多与华南海鲜市场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在最初的确诊条件中，必须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到底是什么人这样规定的？要知道，在这个领域你是著名专家，是最高权威，是国家疾控中心主任，任何其他领域的权威，都不能断定是不是传染病，基层诊断标准和国家决策都要听你们的意见，失掉科学精神会害死人的！

坚持科学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说真话不说假话，必须从中国的各界精英们开始做起。&nbsp;

（作者简介：王立华，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高级研究员、解放军大校）

“广大离退休干部是党和人民的有功之臣，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于老干部，习近平一直非常关心和尊重。早在1984年，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署名文章《中青年干部要“尊老”》，前不久又对军队老干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这些年来，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老干部工作的重要性，强调要“尊老爱老、竭诚服务”，“重视发挥老干部作用”。一起来看这些重要的相关表述。

◎老干部是党和人民的有功之臣

广大离退休干部是党和人民的有功之臣，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都要坚持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老干部。

——2010年2月5日，在在京老同志迎春茶话会上的讲话

尊重老干部就是尊重党的光荣历史，爱护老干部就是爱护党的宝贵财富，学习老干部就是学习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重视发挥老干部作用就是重视党的重要政治资源。

——2011年9月15日，在全国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指出

老干部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资源，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力量。广大老干部对党怀有深厚感情，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体现了老干部忧党爱国为民的情怀。

——2016年12月23日，对全国老干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军队离退休干部为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希望广大离退休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珍惜光荣历史、永葆政治本色。

——2019年12月9日，对军队老干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充分发挥老干部的传帮带作用

老干部的言传身教、扶持帮助，对于新干部来说不可缺少。中青年干部唯有实心实意地尊重老干部，才能在新老干部之间建立起一种真诚融洽的团结合作关系，从而携手并肩，共同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

——1984年12月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中青年干部要“尊老”》

充分发挥老干部在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建设中的传帮带作用、在关心教育下一代中的示范作用、在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中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在联系和服务群众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1年9月15日，在全国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指出

希望广大军队离退休干部向先进学习，永葆革命本色，在弘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支持国家和军队建设改革、关心教育下一代等方面继续发挥作用，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作出新的贡献。

——2014年10月11日，致全军先进干休所先进离退休干部先进老干部工作者的贺信

要广泛宣传老同志的先进事迹，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重老同志、爱护老同志、学习老同志的良好社会氛围。

——2014年11月26日，在会见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时指出

◎老干部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军队老干部工作是党和军队的一项重要工作。各级党委和机关要高度重视老干部工作，坚持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满腔热情为老干部办实事、办好事。

——2014年10月11日，致全军先进干休所先进离退休干部先进老干部工作者的贺信

老干部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在我们党工作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承载着党中央关心爱护广大老同志的重要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传承党的优良作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高度，认真做好新形势下老干部工作，把党中央关于老干部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一项一项落到实处。

——2014年11月26日，在会见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时指出

老干部工作部门和老干部工作者要认真学习先进典型，用心用情做好工作，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业绩。

——2016年12月23日，对全国老干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各级党委、机关和广大老干部工作者，要从传承我党我军优良作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高度，尊老爱老、竭诚服务，不断推动军队老干部工作创新发展，为推进强国兴军凝聚强大正能量。

——2019年12月9日，对军队老干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来源：人民日报

毛泽东一生雄才大略、豪气云干，说出的话也往往让世人惊叹和慨叹。比如他老人家回忆往事的时候曾说过：我这人一辈子从不摸枪。这句话如何了得，就好比诸葛孔明站在城头看千军万马的围城却抚琴演唱空城计。诸葛孔明只能一时一计，毛泽东却是一生的智谋运用。一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坚定信念者、具体实践者却从不摸枪，这在全世界绝无仅有仅此一人，这就是毛泽东的奇伟之处了。这一点，如果历史要认真写一写，我相信可以起点从人格写到人性再写到人瑞，其中的奥妙足以剖析一个伟人的内心世界。

我很少看到毛泽东以前穿军装的照片，倒是文革时期爱穿一身草绿色简易军服，在天安门城楼一挥手，那城楼下面齐刷刷的军人和民兵每人手里攥着一杆崭亮的半自动步枪昂首挺胸通过这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呵呵，想起那句名言：小米加步枪。毛泽东用小米加步枪整垮了老蒋头，修理了小日本和大美帝，那个才叫爽！毛泽东还用摸枪吗？挥一挥手就可以了，统帅何须言军马？胸中自有百万兵！毛泽东后来不愿意当大元帅，这也是他老人家一种至高的情怀和品格。斯大林大元帅、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无一不被军事领域的盛名所累，使其政治业绩平淡无奇。毛泽东的政治业绩有正负两方面，但都是惊人的遗产，建党建军建国不须说，这都是开创历史的，就以文革来说，从中都可以觅见积极的意义出来，舞刀弄枪的竟是忠诚于一个信仰的两大派性组织，这恐怕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枪这玩意儿实在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公正、邪恶、忠诚、阴谋、正义、恐怖诸多抽象符号，均可用一颗子弹射击实质和解决根本。

毛泽东不摸枪，是他讨厌枪、鄙视枪，虽然枪是他的至理名言，虽然枪是他的朋友，但他像子弹那样洞穿了枪的本质。只此一例，足可察见伟人的智慧。

毛泽东在另一场合又说过：我这人一生从不摸钱！何等气势何等豪迈，不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人是绝对做不到的。原始社会人不摸钱，那是他们不知钱为何物，现代土著人不摸钱，那是他们有一个自己的生存空间。领袖不摸钱那是必然的，谁见过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摸过钱？可是毛泽东是真的不摸钱，据说他的选集、诗集、语录的稿费有一个多亿人民币，生前他硬是没摸过一次。当然，可能清理过，清理的目的是为了赞助困难友人和支助求援者。不摸钱，但肯定打点过国库，算过国家的财政，算过百姓的收入。我的理解是，毛泽东夸张地说他不摸钱，可能源于他与生俱来鄙视金钱铜臭的天性，你看那一阵谁敢贪污国家一个子儿，嘣的一声，枪声响人头落地――谁叫你乱摸钱？

不摸钱可以开支票，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拿出十万元送给章士钊先生，还拿出十万元送给程思远先生，帮他们解决了眼前的困境；还曾拿出过两百元寄给李庆霖，聊补无米之炊。尽管这人后来成为江青的一杆枪，但他没成枪之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从毛泽东寄钱的初衷可以看出老人家确实流露出他善良人性最光辉的一面。不要以为十万元和两百元有多大差距，也许人民币币值改革前，十万元只相当于几百元呢。不管怎么说，能给老百姓寄钱的领袖不多见，这可以反衬不摸钱这句话，在当时那个困难时代表现的是毛泽东内心历程的痛苦和对体制矛盾现象的深刻追问。

毛泽东的大智大勇是以不摸枪来体现，而大彻大悟却是以不摸钱来体现。毛泽东是一个哲人，他以极为通俗和变易的句子表达他的思想和境界，这，又是普通凡人难以领会的，常常以为他说话口气大、不现实，其实不然，领略毛泽东的一些话不独应以诗人的角度去回味，还要以哲人的隐喻去索解，毕竟他是想领导一个哲学的中国。

除开不摸枪和不摸钱之外，我发现毛泽东还有不摸马克思原著的习惯。我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五卷（后一卷算作废吧，也有四卷），《毛泽东文集》八卷，以及他的外交文选、军事文选等著作，基本上没有一句马克思的话是原话，都是转引自他人的翻译。这和毛泽东不谙外语有关，这不必苛求。毛泽东的文章都是大白话，通俗易懂，没有高深莫测的理论，没有故弄玄虚的文法，这是毛文的特点。最主要的是，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从不教条的照搬马克思主义中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那些教义。我所说的毛泽东不摸马克思原著，是指他不摸本本的意思。因为死抠原著，恐怕中国的马克思理论研究会彻底走**胡同，看看苏联时期斯大林的照搬马克思原著的结果吧，看看他们那帮自诩为正统马克思理论家们捣鼓的理论吧，最后结局却是苏联解体不说，连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也被易帜。有人说这要怪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其实不然，依我看，隐患就是来自于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赫鲁晓夫们的死抠马克思原著所致。苏联是一个农业大国，那种强行实行集体农庄制，强行实现现代工业化，再加不计后果的军备竞赛，其最后的恶果世人皆知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欧洲有位社会学家说毛泽东不读马列原著，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我们以前听说的最大修正主义，指的是苏修，完全不知国外居然把我们的领袖称为修正主义者。现在看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不教条，就修正，不本本，就实际。幸亏毛泽东是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者，幸亏毛泽东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否则，成天泡在马列原著中寻找微言大义，那中国的道路还真不知何去何从。

 

中红网北京2020年3月27日电（作者：张全景；来源：郭澄清纪念专辑）

人民作家为人民——在郭澄清文学创作研讨会讲话

张全景

同志们：

郭澄清文学创作研讨会今天开幕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德州的历史上，专门为一位作家召开创作研讨会，可能是第一次。这是德州文坛上的一件盛事，对于繁荣德州的文学创作，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我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各位学者、专家莅临我的家乡指导表示衷心感谢！

郭澄清同志是德州市宁津县人，能够在这里产生这样一位优秀作家，是全县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德州市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光荣和骄傲。

郭澄清同志的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来自人民，服务人民。我对他比较了解，有较深的交往。他虽然去世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萦绕在我的心间，对他的刻苦创作的精神，我曾誉为“保尔”，作为学习楷模。他的作品从短篇到长篇，我曾多次拜读。他所写的都是家乡事，使用的语言都是家乡话，歌颂的是家乡的人民群众。掩卷深思，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大多耳闻目睹，甚至是亲身经历，记忆犹新；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大都似曾相识；描写的风情景物，虽无大山名川之美，但鲁北平原的土地、河流、城市、小镇、村庄、田园却历历在目，倍感亲切；句句乡音，从日常生活用语到俏皮话、歇后语，都曾听过说过，甚至至今还在应用。这些家乡人、家乡事在郭澄清的五彩笔下，活灵活现。郭澄清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农村干部、农民群众，形形色色。抒怀写景，淋漓尽致；故事构思，奇巧多变；言情叙事，起伏跌宕，语言鲜活。这些既可引人入胜，又很值得我们学习。

去年郭澄清的《大刀记》再版时我写了一篇序言：人民作家为人民。一个作家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时代的高度，为人民大众写作，受人民大众欢迎，才配称人民作家。郭澄清的作品，经受了历史的检验，是成功的。他的作品不仅是文学，而且是历史、政治、经济、党的建设的缩影。从历史来说，他的作品反映了德州的时代变迁与社会的进步，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灾难沉重、任人宰割的旧时代，经过浴血奋战，反压迫、反侵略，走向新中国、新生活的历程。他的短篇写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忠实记录了德州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满腔热情，六十年代的作品则赞颂了德州人民战胜三年困难、经济复苏的新局面。从经济上看，充分反映了德州农村解放前后的深刻变化，粮棉产量日增，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从政治和党的建设上看，反映了德州人民群众心地善良、忠厚淳朴、热爱集体、勤奋向上、诚信互助等优秀品质，反映了良好的干部作风、密切的党群关系。因此，我们研究郭澄清的作品，既要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研究，繁荣德州的文学创作，又要把它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教材。这些不仅在《大刀记》、《决斗》中有充分反映，而且在短篇《黑掌柜》、《篱墙两边》、《公社书记》、《社迷》等篇章中一一展现。这也是我们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现实意义。

当年在郭澄清同志的影响下，直接带动了宁津县的文化建设，宁津县被国务院命名为 “全国文化先进县”，受到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表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众日报》介绍了宁津县群众文学创作的经验。郭澄清同志的作品可谓影响深远，《大刀记》初版于1975年，不仅曾拍电影，改编成话剧、连环画、评书，而且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贵州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出版。有的短篇收入了大学语言教材，由此可见一斑。

郭澄清同志之所以能够写出很多好的作品，受到学者、专家、广大群众的喜爱和赞扬，从根本上来说，首先是他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始终沿着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前进，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第二，是他热爱生活，深入生活，热爱群众，深入群众。我们从郭澄清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分析，可以看到他政治立场的坚定，政治方向的正确。一个作家要写出好的作品，必须熟悉他所要写的对象，吃得透，看得准，从现象到本质。第三，是他刻苦学习的精神，既向书本学习，又向群众学习，向生活和实践学习，掌握知识，提高创作本领。第四，是他的勤奋精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住在农村的小黑屋里，靠着小油灯写作。当患病之后，手无持笔之力，就用嘴衔笔写作，这不就是中国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吗？总之，他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我们要深入研究他，学习他，繁荣德州的文学创作，为德州的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服务。

这里我还想说一说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经济是基础，文化是上层建筑，两者是辩证的统一。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基础。适应则促进，不适应则迟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也是经济，也是政治，没有脱离经济基础和政治而独立的文学。没有先进文化引领，不可能有先进的经济。作为各级领导干部要妥善处理两者关系，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文化，使之比翼齐飞。我们可以从社会上看到一种现象，各地基本相同的一段历史、一件事情、一个建筑物，有的蜚声中外，有的默默无闻，或者知名度不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无好的文学作品予以鼓吹。岳阳楼有《岳阳楼记》，滕王阁有《滕王阁序》，渣滓洞、白公馆有小说《红岩》，枣庄的铁道游击队，有小说、电影、电视剧，等等。

我们德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不乏崇文尚武忠烈之士。汉有东方朔、祢衡、管辂诸公。董仲舒曾在德州读书。唐有中国第一个状元孙伏伽，还有高适、孟郊、孟迟等著名诗人。宋、元也有享誉华夏的文人学士。明朝邢侗，万历二年（1574）进士，曾在南宫县当过县令，颇有政绩，后任陕西行太仆卿，因不满朝廷腐败，辞官回家。他是明末四大书法家之一，素有“北邢南董”之称，《齐鲁文化通史》评论其书法“笔力矫健，沉着圆浑”，“别开生面，自成一家”，“蝇头小楷，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别有韵味。行书则紧劲，用笔开张；大草书则又专务浑遒，园而能转”。清初德州有几位名士在齐鲁乃至全国文坛都有一定影响。田雯，康熙三年进士，官至江苏、贵州巡抚，户部侍郎，著述颇丰，被称为“德州先生”。《德县志》称其“主文苑骚坛者数十载，诗名并驾于阮亭，海内望之于泰山北斗”。这些话，虽有溢美之词，但他在文坛确有重要地位。他的弟弟田需、田以及孙子田同之都有诗作，成为德州地区的诗文家族。另一位是冯廷，康熙二十一年进士，曾任内阁中书舍人，湖广乡试同考官，长于诗歌创作，有诗集多部，但大多失传。其孙冯德培搜集辑成《冯舍人遗诗》６卷传世。再一位是卢见曾，康熙六十年进士，曾任知州、知府，后任两淮盐运使，因盐商提引案被逮入狱。此人极有干才，又雅好接纳文士，在扬州盐运使任上，广结名流，与当时士林300多人过从甚密，皆为上宾，编有《国朝山左诗抄》，收录清初山左诗人620余家，诗歌6000余首，对保存乡邦诗歌文献，弘扬地方诗文化，居功甚伟，本人诗作收入《雅雨堂诗集》。他的先辈卢世亦有诗名，堪称地方仕宦、文化世族。在现代作家中，可以说，郭澄清是德州地区最为突出的一位。今天我们学习、研究、宣传、弘扬郭澄清创作精神，就是为了促进德州地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做好各项工作，争取出现更多的郭澄清，乃至后来居上者。

大家知道，我是德州市平原县人，土生土长。从小在这里生活、学习、工作了40年，1971年离开德州，至今已经35年了。咱们这里有一句话：“孩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谁不说俺家乡好”，我也是如此。虽然我出门在外，对家乡没有什么帮助，但乡音未变，乡情未改，乡俗依旧，心系德州。很多知识，工作方法，领导经验是从老乡亲、老同志那里学来的，没有最早的几十年，不会有后来的几十年。因此，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不管担任什么工作，不论是在职还是离休，永远不会忘记德州，永远眷恋德州，永远思念德州的土地和人民。这次回到德州，又一次看到了美丽的城市和农村，看到了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与几十年前相比，天翻地覆，与几年前、十几年前相比，日新月异，发展更快，变化更大。城市面貌大变、农村面貌大变、群众生活大变，越变越新越好。党的建设进一步加强，党的干部和广大群众精神振奋，热情饱满，正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奋斗。看到这些，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非常激动，十分高兴。在这里，我向为建设德州、发展德州的老干部、老党员，向历任市委、市政府和各级领导班子的同志，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当前，德州地区形势喜人，发展前景广阔美好，但在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许多困难，任重道远。希望同志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總书纪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取得更大发展、更大成绩、更大胜利！

对与会的学者专家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祝会议圆满成功！

（注：本文系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全国党建研究会顾问张全景，在2006年郭澄清文学创作研讨会上的讲话。本文被收录在李宗刚教授编《郭澄清研究资料》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