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暖还寒三月天,云岑仰止忆绵绵。
襟怀壮阔千秋颂,功绩殊群万国传。
两袖清风昭日月,一身正气撼山川。
丰碑巍奕层霄耸,青史垂名励后贤。
乍暖还寒三月天,云岑仰止忆绵绵。
襟怀壮阔千秋颂,功绩殊群万国传。
两袖清风昭日月,一身正气撼山川。
丰碑巍奕层霄耸,青史垂名励后贤。
全军挂像英模雷锋
红旗一面耀长空,燕剪莺歌赞骏雄。
报国无私肝胆献,为民热血雪霜融。
螺丝品格人人敬,钉子精神代代崇。
恪守忠诚施大爱,神州无处不春风。
全军挂像英模张思德
甘居寂寞大山中,窑火青春相映红。
浴血疆场捐赤胆,投身樵炭献精忠。
心怀使命志如铁,肩有担当气若虹。
壮士临危能舍己,高风伟节世尊崇。
全军挂像英模董存瑞
丰碑高矗入穹苍,金菊凌霜分外香。
革命史中佳话远,军功章里誉名长。
桥头火舌刀光舞,暗堡狼嚎鬼影狂。
托举青春一声吼,年华十九永发光。
注: 危急关头,董存瑞毅然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
全军挂像英模李向群
浩气干云惊碧霄,抗洪抢险挽狂涛。
施援百姓情如注,昏厥四回心更焦。
病体缠身何足论,雷锋榜样树高标。
至今犹见荆江畔,已把英模作楚瑶。
朝中措 • 全军挂像英模林俊德院士
茫茫大漠寂无声,隐姓又埋名。
拭目蘑菇云下,丛生险象堪惊。
国防核盾,呕心沥血,奉献忠贞。
一座千秋灯塔,辉光照亮航程。
鹧鸪天 • 全军挂像英模黄继光
跨国横穿鸭绿江,援朝抗美守边疆。
临危赴险长城筑,奋武扬威敌胆丧。
行壮烈,志刚强,甘将躯体堵机枪。
涅槃火凤千秋赞,灿若星辰永放光。
鹧鸪天 • 全军挂像英模邱少云
烈焰熊熊不顾身,忍看火舌体躯吞。
舍生守纪捐肝胆,立地擎天泣鬼神。
弘正义,壮乾坤,颂歌曲曲祭军魂。
英雄已逝忠贞在,血铸丰碑励后昆。
临江仙 • 全军挂像英模苏宁
心系国防谋大业,毅然投笔从军。
一腔热血伴晨昏。沙场驰骏马,
战地铸忠魂。 舍己救人心坦
荡,青春闪亮缤纷。炮兵少校永
留痕。 人生多灿烂,华夏共崇尊。
注: 电影《炮兵少校》以苏宁为原型。
鹧鸪天 • 全军挂像英模杨业功
导弹雄师护国门,长缨锐旅更精神。
位高权重无私欲,清正明廉不染尘。
承使命,铸军魂,农民本色喜生根。
殚精竭虑丰碑树,一世英名万古存。
浣溪沙 • 全军挂像英模张超
铁血男儿傲碧空,海天逐梦作先锋。志存高远贯长虹。
疾雨狂风真铁骨,腾云驾雾胜蛟龙,疆场谈笑自从容。
中红网北京2020年3月9日电(曾莹)
纪念辽沈战役胜利七十周年
—黑山塔山凭吊
山恃高威名,高以山至上。
五岳归来不看山;
今日驱车八百里。
把黑山塔山拜望。
山靠水添色,
水依山势壮;
山以林爭秀,
林为山盛装。
我来到黑山塔山,
这里却是不闻河水响、
不见林木长的山坡土岗……
我漫步在黑山塔山,
父辈曾经战斗在这片战场。
拂去岁月的尘埃,
什么让我梦魂牵绕、泪眼夺框?
是谁把你不高的身段刻在了近代史上?
七十年后的今天
人们仍然用不尽的思念
将这段山高的意义反复掂量!
七十年前的黑山塔山曾象两片囚枷
左右死锁掙扎的锦州,封闭关厢。
为旧中国强穿殓装。
这里是四大家族坟头的第一锹土,
为蒋家王朝送葬。
纵队的军旗在时空飞扬,
七十年前的声音在轰响。
“有我纵队 在此,
千军要过 休想!”
这里曾是撬动中国革命的支点,
地球也为之摇晃。
两遍报晓的鸡唱,
连旧世界的僵尸自己都知道,天就要亮。
英雄的鲜血滴在两军实力均衡的天平,
三大战役的倾倒,这里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黑山和塔山啊,
两个被尸骨墊高的土坡,
如今早已化作倾诉着翻天复地变迁的滾滾麦浪;
两个被炮弹耕耘的山岗,
如今疏松的土地满眼是丰收笑弯腰的漫漫青纱帐。
今天凭吊英雄虽然有人已光荣倒下,
有人在立功授奖。
史册上唯一不同的只是子弹的眼睛、命运的碰撞。
牺牲了的,已化做纪念碑上沉重的岩石,
重重压在人民的梦里;
活下來的,正化做山坡草丛馨浓的鲜花,
浓浓的开在人民的理想。
人民多么希望活着的英雄们能继往开来,
引领大家走上致富的康庄;
人民多么希望死去的英烈们能用斧头镰刀
清除貪腐带走人间魑魅魍魉。
纵队的军旗上飞扬着荣耀,凝聚着传承,
历史将铭记你的辉煌。
纵队的军旗沉浸在晚霞的无尽遐想,
他预示着明天高照的艳阳!
我来啦,我多想…
—志愿军50军后代赴朝参访有感
终于跨过了鸭绿江…..
车声隆隆,逐着当年铁流的轨迹,
一步步靠近,我的父辈我的兄长,
60年终圆宿梦,昔日血染的朝鲜战场我来啦……
缓缓地,我来了,脚步沉重。
静静地,我来了,思绪万千。
轻轻地,我想说,欲言又止,泪水奔涌。
多想大声呼喊,唤醒我的父辈我的兄长,
多想带您们的英灵回到故乡!
遥想当年,刚分到的土地还没有来的及耕种,
未曾尝过第一餐饭香,没能扯布为亲人做件衣衫,
我的父辈我的兄长,便集结跨江为国搏命!那气势至今令人难忘!
面对美帝和帮凶,英雄的儿女无所畏惧,血染异疆。
青山埋忠骨,长眠在他乡。
我的父辈我的兄长,
您们为年轻的共和国赢得了无尚荣光!
您们用伟大胜利
让“帝国主义只要在东方海岸上架上几门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您们用英勇顽强让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此时,我分明听到了五大战役枪炮震天响。
看到了云山、三所里、龙源里、长津湖、汉江南岸、松骨峰、上甘岭等等让敌人至今还在心惊肉跳的战场。
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罗盛教一个个英雄仿佛就站在我的身旁。
面对志愿军烈士墓群,我的心在猛烈颤抖,
太平从来先烈定,先烈从未享太平!
我多想一遍又一遍呼喊他们的名字,让他们苏醒跟我回家;
我多想为他们讲述新中国68年的惊人变化喜人篇章;
我多想告诉他们,您们的老妈妈在九泉之下仍在苦苦等着儿女返乡……
行走在三千里江山的路上,
看到人们在尽情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享受着和平宁静的时光。
我深知,这是父兄们68年前最最美好的愿望!
朝鲜人民没有忘记您们献出的鲜血和生命,白色的石碑、殷红的枫叶可以见证!
亲爱的父辈兄长啊,今天您们的十五位亲人结伴来到昔日的战场寻找您们的踪影,
我们带着思念忧伤敬意和荣光!
亲爱的父辈兄长啊,
今天我们在纪念碑前庄严宣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承传统,砥砺前行。
誓词在山谷中回响!
亲爱的父辈兄长啊,我们就要回家了,
我们知道那等待了六十多年的庄严军礼;
那三个深深的鞠躬;那一支支鲜花再也无法把您们唤醒。
我们只好捧一把烈士墓前的黄土、
把您们不朽的英灵带回袓国,带回您们日夜思念的故乡,带给您们的白发爹娘……
亲爱的父辈兄长啊,我多想多想…..
《天津战役小记》
—-纪念平津战役胜利70周年
遥望津门,津门塞,
三山五岭大道开。
千军万马入关来,
十路纵队一字排。
大军见首不见尾,
人枪滾滾连天外。
打了锦州,
困长春。
火中取栗,
奉天轻摘。
连夺三城你说是侥幸,
心存不服还要尝厉害。
圣地延安你也敢去占,
摇篮井冈你敢霸山寨。
你说我是来寻仇,
你也太小看共产党的气概。
乌拉靴,
顾不得脱。
狗皮帽,
来不及摘。
老子
一不是向你借路,
二不是打家劫财。
今天马踏连营,
要掀你老蒋铺盖。
你吹 城防固若金汤,
我岂 等闲凡人肉胎。
井冈五次围剿烈火
~ 凤凰涅盘,
长征九九八十一难
~ 取经西天,
延安清凉山下修练
~ 立地成材。
三十万精兵强将,
黄袍金铠。
远望津门,让人骇。
城头机枪如蝗密,
城下炮火似水开。
红云压城城欲摧,
一展军旗城墙万段裁。
前队英雄血溅城,
连人带名一起埋。
二队勇士踏梯上,
刺刀红白见气派。
军号杀声城墙震,
老子一脚城门踹。
没有攻不破的城池,
只有人民战争的海。
你敢挡我入关,
淹死你是活该。
煮你个鱼龙鳖虾烩锅菜,
莫怪!
望津门,津门开。
金戈铁马入梦来。
我们占城是为了建设
家园,
我们夺地是为了分田
分财。
打烂了当然要赔,
我们拍胸承诺重建,
还天津一个崭新的时代。
主席红笔画个圈,
北平投诚别无奈。
南下,南下,
一路斩关夺隘。
挥师饮马长江,
将士鞭指南海。
我把热血洒大地,
打出红彤彤的江山,
染个金灿灿的未来……
此情昭昭 日月可鉴
—祭奠46军第136师“六十分烈士纪念碑”有感
千里迢迢山河寻遍,
今日终于来到您们面前。
一瞬间
庄严、肃穆、悲壮、震撼、迎头扑面!
雄碑耸天地 英气逼心田。
219级台阶
我们默默在心里 走了七十年!
衡宝战役
跨越两个世界,两种命运
两军最后的殊死决战。
您们用年轻的生命
迎来新中国诞生的那轮朝阳,
如鹰击长空
激出民族复兴的曙光一片!
烈士英名连骨埋,长眠墓中得永年!
高岗凝望70载,中华天翻地变迁!
太平从来先烈定,先烈从未享太平!
哪有岁月静好,谈何花好月圆,
若无烈士牺牲,华夏怎能宏图大展!
历史不会将您们遗忘,
人民更把您们永记心间。
继承你们的血脉,
是我们一生的骄傲,
在通往美好未来的路上,
您们永远是高扬的红旗猎猎
引领我们向前!向前!
(作者简介:曾莹,开国将军曾雍雅之女。1955年5月出生,1969年 8月入伍, 1976年11月入党,1970年10月–1973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学习 , 1973年10月—1987年7月沈阳军区总医院军医。1987年7 月转业后,在北京长期从事安防技防领域的高科技产品的研发、生产、技术服务和国内外贸易工作。现为北京天地华龙科贸集团董事长。2015年在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监制拍摄了以抗战经典“黄土岭战役”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为题材的电影《诱狼》,被中宣部、广电总局、电影频道确定为重点献礼影片,并获多个大奖。2016年为庆祝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联合制作了五集高清纪录片《为了胜利的彼岸》,该纪录片在第一集和第四集中均记录了曾莹的部分讲述内容,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达到宣传“长征”这一载入世界史册壮举的目地。2017年9月,在北京市委举办的“家风·家国”社区党员系列讲座第二场——为300多名党员讲述了《“狼诱子”的家国情怀》,2018年7月3日赴祖国东极为边防327旅1个主会场、38个分会场、全旅3500余名官兵 围绕《甘愿为党和人民牺牲自己,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进行党课辅导,受到好评。为庆祝建国70周年2019年7月接收《红船》杂志专访,为红色基因传承做出贡献。)
咏延安
延河日夜逐潮流,宝塔巍峨惊五洲。
道道墚塬诗意闹,排排窑洞旅人稠。
枣园万象丰碑铸,圣地千秋青史留。
耳际欣闻腰鼓响,秧歌舞出信天游。
参观中共一大会址
小楼一座不凡同,华夏雄狮觉醒中。
摒弃独裁崇马列,追求真理靠农工。
党徽闪烁妖魔怯,步履铿锵国运隆。
百载春秋回首看,莺歌燕舞满天红。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 圣 家 族
把私有制关系当做合乎人性的和合理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不断地和自己的基本前提——私有制——发生矛盾.(p.39)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从私有制的运动似乎使人民富有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替私有制辩护的结论。….对私有制的最初的批判,当然是从充满矛盾的私有制本质表现得最触目、最突出、最令人激愤的事实出发,即从贫穷困苦的事实出发。(p.42)
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
私有制,作为私有制来说,作为富有来说,不能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
相反地,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来说,不能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p.43)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状况的愤慨,这个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这种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
由此可见,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
的确,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这种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这种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
如果社会主义的著作家们把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归之于无产阶级,那末这决不像批判的批判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由于他们把无产者看做神的缘故。倒是相反。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不是白白地经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的。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p.44-45)
正因为土地的数量有限,所以它不能被占有。….随意占有土地之所以妨害别人去利用土地,正是因为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p.55)
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p.58)
这些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工人,例如在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场中做工的人,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即单靠一些议论就可以摆脱自己的主人和自己实际上所处的屈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像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p.66)
大多数国家的信条都一开始就规定富贵贫贱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p.70)
富人手下的学者即经济学家们就在这里传播关于贫穷这种肉体贫困和精神贫困的非常详细的见解。他们用安慰的口吻证明说,因为要保持事物的现状,所以这种贫困似乎也应保存下来。甚至他们很细心地计算出,穷人为了富人和自己本身的福利应该按什么比例通过各种死亡事件来缩减自己的人数。(p.66)
如果有一位矿物学家,他的全部学问仅限于说一切矿物实际上都是“矿物”,那末,这位矿物学家不过是他自己想像中的矿物学家而已。(p.72)
他把现实事物的名称加在只有抽象的理智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上,即加在抽象的理智的公式上,最后,因为他把自己从苹果的观念推移到梨的观念这种他本人的活动,说成“一般果实”这个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
这种办法,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p,75)
历史的结果就是:最复杂的真理、一切真理的精华(人们)最终会自己了解自己。(p.101)
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p.103)
应该更严格地区分下述两点:群众对这样或那样的目的究竟“关怀”到什么程度,这些目的“唤起了”群众多少“热情”。“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另一方面,不难了解,任何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这种错觉构成傅立叶所谓的每个历史时代的色调。(p.103)
如果说能够代表一切伟大的历史“活动”的革命是不成功的,那末,其所以不成功,是因为革命在本质上不超出其生活条件的范围的那部分群众,是并不包括全体居民在内的特殊的、有限的群众。如果说革命是不成功的,那末,并不是因为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并不是因为它引起了群众的“关怀”,而是因为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不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而仅仅是一种“观念”,因而也仅仅是暂时的热情和表面的热潮之类的东西。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p.103-104)
早在1789年路斯达洛编辑的报纸上就有过这样的警句:
“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
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
站起来吧!”
但是,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行的。(p.104-105)
在实践中,一开始就和这种共产主义批判相适应的,是迄今仍遭到历史发展的损害的广大群众的运动。要理解这个运动中人的高尚性,就必须知道英法两国工人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望、他们的道德力量和他们对自己发展的不倦的要求。(p.107)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p.118-119)
有人在向群众的、物质的犹太人宣扬基督教关于精神自由、理论自由和这样一种唯灵论自由的教义,——这种自由认为自己即使在束缚中也是自由的,这种自由觉得自己很幸福,即使这种幸福仅仅存在于“观念中”,而且这种自由只会受到一切群众存在的排挤。(p.120)
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就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为了真正的自由它除了要求唯心的“意志”外,还要求完全能感触得到的物质的条件。(p.121)
社会不是把你一脚踢出门外,而是创造一些条件,使你在这个社会里难以生存下去,结果,你会心甘情愿地离开它。(p.123)
如果我要使某物发生一种变化,那我就要使它在本质上变为另外的东西。因为每一种形式同时也就是“外部限制”,所以任何一种形式都不“致于”变为“外部限制”,正像苹果不致于“变为”苹果一样。(p.133)
现实的世俗的犹太精神,因而宗教的犹太精神,是由现今的市民生活所不断地产生出来的,并且在货币制度中获得了高度的发展。(p.140)
现代犹太人的生活不能以他们的宗教(好像宗教就是一种特殊的孤芳自赏的本质)来解释;相反地,犹太教的生命力只能用虚幻地反映在犹太教中的市民社会的实际基础来解释。….克服犹太本质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消灭市民社会中犹太精神的任务,消灭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的任务,这种非人性的最高表现就是货币制度。(p.141)
在某些国家里,犹太人(如同基督徒一样)在政治上已经获得了完全的解放。但是犹太人和基督徒还远远没有获得人类意义上的解放。可见,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是有差别的。所以,必须对政治解放的实质,也就是对发达的现代国家的实质进行研究。可是,对那些还不能在政治上解放犹太人的国家,也应该根据和完备的政治国家的对比予以估价,而且应该把它们看做不发达的国家。(p.142)
这种“自由的人性”和对它的“承认”不过是承认利己的市民个人,承认构成这种个人的生活内容,即构成现代市民生活内容的那些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不可抑制的运动;因此,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宗教,而只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财产,而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放弃追求财富的龌龊行为,而只是使人有经营的自由。(p.145)
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p.145)
“自由的人性”的所有这些表现在法国人权宣言中得到了极其肯定的承认。犹太人就更有权利要求承认自己的“自由的人性”,因为“自由的市民社会” 具有纯粹商业的犹太人的性质,而犹太人老早就已经是它的必然成员了。(p.145)
整个的市民社会只是由于个人的特性而彼此分离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斗争,是摆脱了特权桎梏的自发的生命力的不可遏止的普遍运动.(p.149)
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恰恰在表面上看来是最大的自由,因为它似乎是个人独立的完备形式;这种个人往往把像财产、工业、宗教等这些孤立的生活要素所表现的那种既不再受一般的结合也不再受人所约束的不可遏止的运动,当做自己的自由,但是,这样的运动反而成了个人的完备的奴隶制和人性的直接对立物。这里,代替了特权的是法。(p.149)
无政府状态是摆脱了使社会解体的那种特权的市民社会的规律,而市民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则是现代公法状况的基础,正像公法状况本身也是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保障一样。它们怎样互相对立,也就怎样互相制约。(p.150)
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p.152)
法国革命产生了超出整个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的思想。1789年在Cerclesocial〔社会小组〕51中开始、中途以勒克莱尔克和卢为主要代表、最后以巴贝夫密谋的失败而暂时遭到失败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1830年革命以后,在法国,这种思想又为巴贝夫的友人邦纳罗蒂所倡导。这种思想经过彻底的研讨,就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p.152)
市民社会的成员根本不是什么原子。(p.153)
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p.154)
圣茹斯特用一句话表明了他所要求的“自由、正义、美德”的特征,他说:“革命者都应当成为罗马人。”(p.156)
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的代表是资产阶级。(p.157)
拿破仑是革命的恐怖主义对这次革命所公开宣布的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政治的最后一次战斗的体现。….。他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从而完成了恐怖主义。(p.157)
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儿、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人们用哲学来对抗形而上学,这正像费尔巴哈在他向黑格尔作第一次坚决进攻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熏熏的思辨一样。(p.159)
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实践在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p.160)
比埃尔•培尔不仅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智的哲学打下了基础,他还证明,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无神论者能够成为可敬的人,玷辱人的尊严的不是无神论,而是迷信和偶像崇拜,并从而宣告了注定要立即开始存在的无神论社会的来临.(p.162)
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的天生的产儿。
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但是,用格言形式表述出来的学说本身却反而还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p.163)
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p.166)
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p.177)
绝对的唯心主义者要想成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就必须经常地完成一种诡辩的过程,就是说,他先要把他身外的世界变成幻觉,变成自己头脑的单纯的突发之念,然后再宣布这种幻影是真正的幻影——是纯粹的幻想,而最后便宣告它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甚至不再为外部世界的假象所限制的存在。(p.178-179)
主人的固执的念头也正是奴仆的固执的念头。(p.188)
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p.191)
这些个人也是人,同样有痛苦,有感情,有思想,有行动。因此,他们的批判同时也贯串着实践,他们的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在这里面他们提出了显明的实际措施,这里面不仅体现着他们的思维,并且更主要的是体现着他们的实践活动。因此,他们的批判是对现存社会的生动的现实的批判,是对“颓废”原因的认识。(p.195)
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和在他的自然哲学中一样,也是儿子生出母亲,精神产生自然界,基督教产生非基督教,结果产生起源。(P.214)
这也就是基督教的手段:眼睛作恶就挖掉眼睛,手作恶就砍掉手,总之,肉体作恶就杀害肉体,因为眼睛、手、肉体对于人本来都只是多余的、罪恶的附属品。要治愈人性的疾病,就必须消灭人性。(P.227)
根据基督教的教义,充分地实现这种分离,使人完全和世界隔绝并集中精力于自己的唯灵论的“我”,这就是真正的德行。(p.228)
刑罚、强制是和人类的行为方式相矛盾的。(P.229)
一个人,如果对于他感性世界变成了赤裸裸的观念,那末他就会反过来把赤裸裸的观念变为。他想像中的幻影成了有形的实体。在他的心灵中形成了一种可以触摸到、可以感觉到的幻影的世界。这就是一切虔诚的梦幻的秘密,也就是疯癫的共同的表现形式。(P.235)
纯批判和基督教感化的真正的秘密。这种秘密也就正在于人变成幻影,人的生活变成一连串的梦境。(P.236)
赏罚制度是社会等级差别的神圣化,是奴隶般的屈辱状况正如人们在上天奖赏的的完整表现。(P.240)
观念中只是把人间的雇佣仆役理想化了一样,人们在天上的刑罚理论中也只是把尘世的刑罚理论理想化罢了。如果不是一切善人都受到社会的奖赏,那末这也是应该如此,因为这样才能使天上的正义显得比人间的正义到底高出一筹。(P.240)
法纪本身不提供任何东西,而只是认可现存的关系。(P.243)
黑格尔在“现象学”中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因此最纷繁复杂的人类现实在这里只是自我意识的特定的形式,只是自我意识的规定性。但自我意识的赤裸裸的规定性是“纯粹的范畴”,是赤裸裸的“思想”,因此,这种“思想”我能够在“纯”思维中加以扬弃并且通过纯思维来加以克服。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人类自我意识的各种异化形式所具有的物质的、感觉的、实物的基础被置之不理,而全部破坏性工作的结果就是最保守的哲学,因为这样的观点以为:既然它已经把实物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变成“思维的东西”,变成自我意识的纯粹规定性,而且它现在又能够把那变成了以太般的东西的敌人溶解于“纯思维的以太”中,所以它就把这个世界征服了。因此,“现象学”最后完全合乎逻辑地用“绝对知识”来代替全部人类现实,——之所以用知识来代替,是因为知识是自我意识的唯一存在方式,而自我意识则被看做人的唯一存在方式;之所以用绝对知识来代替,是因为自我意识只知道它自己,并且不再受任何实物世界的拘束。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因此,他也就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可是,对于坏的感性来说,对于现实的人来说,这当然丝毫不妨碍这些界限仍然继续存在。此外,凡是表明普遍自我意识的有限性的一切东西——人及人类世界的任何感性、现实性、个性,在黑格尔看来都必然是界限。全部“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P.245)
慈善事业只是一种外在的理由,只是一种借口,只是一种供消遣用的材料,这种消遣能够同样得心应手地把其他任何一种材料变成自己的内容。贫穷被有意识地用来使慈善家享受“风流韵事的乐趣,让他满足猎奇、冒险和乔装的欲望,使他陶醉于自己的超群出众,使他感到神经的激动,等等”。(P.247)
人的贫穷、使人不得不接受施舍的那种极度窘迫的境遇,都应供金钱贵族和知识贵族娱乐,应当作为满足他们的自私欲、供他们摆架子和消遣的对象。(P.247)
恩格斯: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
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P.273)
你们不希望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任何援助是正确的,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利益和你们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虽然他们经常在企图证明与此相反的说法,企图使你们相信他们衷心地同情你们的命运。他们所做的驳倒了他们所说的。我希望我收集到的材料用来证明下面这件事是绰绰有余的: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们的劳动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到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的时候,就让你们饿死。(P.274)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在公开拥护这种改造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P.279)
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而且1760年的英国和1844年的英国之间的差别,至少像ancienrégime〔旧制度〕下的法国和七月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但这个产业革命的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P.296)
随着从前的手工业生产的被消灭,随着小资产阶级的消失,工人也没有任何可能成为资产者了。(P.296)
资产阶级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阶级——代表民族的阶级,他们羞于向全世界暴露英国的这个脓疮;他们不愿意承认工人的穷苦状况,因为对这种穷苦状况应负道义上的责任的,正是他们,正是有产的工业家阶级。(P.298)
小工业创造了资产阶级,大工业创造了工人阶级,并把资产阶级队伍中的少数选民拥上宝座,可是,这只是为了后来在某个时候更有把握地推翻他们。目前,无可争辩的和容易解释的事实,是“美好的旧时代”的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已经被工业所消灭,从他们当中一方面分化出富有的资本家;另一方面又分化出贫穷的工人。(P.300)
在这里,只有一个富有的阶级和一个贫穷的阶级,因为小资产阶级一天天地消失着。小资产阶级,这个过去曾经是最稳定的阶级,现在变成了最不稳定的阶级;他们是旧时代的少数残余和一些渴望发财的人、十足的冒险家和投机者,其中也许有一个人可以弄到些钱,但九十九个破了产,而这九十九个中一多半都只是靠破产生存的。(P.301-302)
只有到过这个世界城市的“贫民窟”,才会开始觉察到,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才会开始觉察到,潜伏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几百种力量都没有使用出来,而且是被压制着,为的是让这些力量中的一小部分获得充分的发展,并能够和别人的力量相结合而加倍扩大起来。在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P.303-304)
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虽然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的这种孤僻、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则,可是,这些特点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在这里,在这个大城市的纷扰里表现得这样露骨,这样无耻,这样被人们有意识地运用着。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每一个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则,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了。(P.304)
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她强活命。(P.304)
在任何地方,一方面是不近人情的冷淡和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无法形容的贫穷;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战争;都是每一个家庭处在被围攻的状态中;在任何地方,都是法律庇护下的互相抢劫,而这一切都做得这样无耻,这样坦然,使人不能不对我们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后果在这里表现得多么明显呵!)感到不寒而栗,而且只能对这个如疯似狂的循环中的一切到今天还没有烟消云散表示惊奇。
因为这个社会战争中的武器是资本,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直接或间接的占有,所以很显然,这个战争中的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穷人这一方面了。穷人是没有人关心的;他一旦被投入这个陷入的漩涡,就只好尽自己的能力往外挣扎。如果他侥幸找到工作,就是说,如果资产阶级发了慈悲,愿意利用他来发财,那末等待着他的是勉强够维持灵魂不离开躯体的工资;如果他找不到工作,那末他只有去做贼(如果不怕警察的话),或者饿死,而警察所关心的只是他悄悄地死去,不要打扰了资产阶级。(P.304-305)
英国工人把这叫做社会的谋杀,并且控诉整个社会在不断地犯这种罪。他们难道不对吗?(P.305)
当然,饿死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仅仅是个别的。但是,有谁能向工人保证明天不轮到他?….他知道,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雇主的任何逞性、商业上的任何滞销,都可以重新把他推入那个可怕的漩涡里去,他只是暂时从这个漩涡里面挣扎出来,而在这个漩涡里面是很难而且常常是不可能不沉下去的。(P.306)
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的确,穷人常常是住在紧靠着富人府邸的狭窄的小胡同里。可是通常总给他们划定一块完全孤立的地区,他们必须在比较幸福的阶级所看不到的这个地方尽力挣扎着活下去。(P.306)
我知道得很清楚,在社会把一个人完全踏在脚底下的地方,会有十个人生活得稍稍好一点。但是我断定,成千的勤劳而诚实的家庭,比伦敦所有一切阔佬都诚实得多、值得尊敬得多的家庭,都过着这种非人的生活,而且每一个无者老都毫无例外地可能遭遇到这种命运,虽然他没有任何罪过,虽然他尽了一切努力来避免这种命运。(P.311)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普罗米修斯的自白–“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
就是哲学自己的自白,是哲学自己的格言,表示它反对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
对于那些以为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似乎已经恶化因而感到欢欣鼓舞的可怜的懦夫们,哲学又以普罗米修斯对众神的侍者海尔梅斯所说的话来回答他们:
“我绝不愿像你那样甘受役使,来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你好好听着,我永不愿意!是的,宁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为父亲宙斯效忠,充当他的信使。”①
普罗米修斯是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p.12)
①引自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说希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达到极盛之后,接着就衰落了,这也没有什么可惊奇之处。不过英雄之死与太阳落山相似,而和青蛙因胀破了肚皮致死不同。
死亡本身已预先包含在生物中,因此对死亡的形态也应像对生命的形态那样,在固有的特殊性中加以考察。(p.16)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或者,也许为了造成一种改善的假象而不从本质上去改善事物,才需要把制度本身的客观缺点归咎于个人吧?虚伪自由主义的手法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本身,即制度。这样就会转移从表面看问题的公众的注意力。
对事物本身的愤恨就会变成对某些人的愤恨。(p.109)
难道真理探讨者的首要义务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吗?假如我必须记住用指定的形式来谈论事物,难道我不是会忘记谈论事物本身吗?
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而且要它对谁谦逊呢?对它本身吗?真理是检验它自身和谬误的试金石。那么是对谬误吗?
如果谦逊是探讨的特征,那么,这与其说是害怕谬误的标志,不如说是害怕真理的标志。谦逊是使我寸步难行的绊脚石。它就是规定在探讨时要对得出结论感到恐惧,它是一种对付真理的预防剂。(p.110)
可是实际情形怎样呢!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不允许我用自己的风格去写,我只能用另一种风格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但是首先必须使这种面貌具有一种指定的表情!哪一个正直的人不为这种无理的要求脸红,而宁愿把自己的脑袋藏到罗马式长袍里去呢?至少可以预料在那长袍下面有一个丘必特的脑袋。指定的表情只不过意味着“强颜欢笑”而已。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精神的实质始终就是真理本身,而你们要把什么东西变成精神的实质呢?谦逊。歌德说过,只有怯懦者才是谦逊的①,你们想把精神变成这样的怯懦者吗?也许,这种谦逊应该是席勒所说的那种天才的谦逊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先要把自己的全体公民、特别是你们所有的书报检查官都变成天才。况且,天才的谦逊当然不像文雅的语言那样,避免使用乡音和土语,相反,天才的谦逊恰恰在于用事物本身的乡音和表达事物本质的土语来说话。天才的谦逊是要忘掉谦逊和不谦逊,使事物本身突现出来。精神的谦逊总的说来就是理性,就是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思想自由。
其次,根据特利斯屈兰•善第所下的定义:严肃是肉体为掩盖灵魂缺陷而做出的一种虚伪姿态。如果严肃不应当适合这个定义,如果严肃的意思应当是注重实际的严肃态度,那么这整个规定就会失去意义。因为我把可笑的事物看成是可笑的,这就是对它采取严肃的态度;对不谦逊仍然采取谦逊的态度,这也就是精神的最大的不谦逊。(p.111-112)
①歌德《总结》。
②席勒《论素朴的和伤感的诗》。
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得出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对真理的探讨本身应当是真实的,真实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在结果中是相互结合的.(p.112-113)
作为道德的道德,作为这个世界(它受自己的规律支配)的原则的道德正在消失,而代替本质的却是外表的现象、警察的尊严和传统的礼仪。(p.119)
追究倾向的法律不仅要惩罚我所做的,而且要惩罚我在行动以外所想的。所以,这种法律是对公民名誉的一种侮辱,是一种危害我的生存的法律。(p.121)
怎样才能使这种法律付诸实施呢?这要通过一种比法律本身更令人气愤的手段——侦探.(p.122)
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p.134)
马克思: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
有人曾经命令人们相信太阳是围绕地球运转的。伽利略被驳倒了吗?(p.147)
正如一切生物只有在开阔的室外环境中才能繁茂,真正的政治会议也只有在公众精神的密切保护下才能昌盛。(p.162)
泥沼上也会长出鲜花。(p.170)
阉人歌手即使有一副好的歌喉,但仍然是一个畸形人。自然界即使也会产生畸形儿,但仍然是好的。(p.171)
没有一种动物,尤其是有思想的人,是戴着镣铐出世的.(p.171)
书报检查制度是为政府所垄断的批评。但是,当批评不是公开的而是秘密的,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上的时候,当它不是超越党派而是本身变成一个党派的时候,当它不是带着理智的利刃而是带着任性的钝剪出现的时候,当它只想进行批评而不想受到批评的时候,当它由于自己的实现而否定了自己的时候,最后,当它如此缺乏批判能力,以致错误地把个人当作普遍智慧的化身,把权力的要求当作理性的要求,把墨渍当作太阳上的黑子,把书报检查官涂改时画的叉叉杠杠当作数学作图,而把耍弄拳脚当作强有力的论据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批评不是已失掉它的合乎理性的性质了吗?(p.172)
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耽于幻觉,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同样耽于这种幻觉。(p.183)
作者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
贝朗瑞唱道:
“我活着只是为了编歌,
呵,大人,如果您剥夺了我的工作,
那我就编歌来维持生活”①,
在这种威胁中隐含着嘲讽的自白: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就不成其为诗人了。
作者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作品都绝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者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存。(p.192)
①贝朗瑞(1780-1857)是法国诗人,歌手,著有《歌谣集》。
如果我向一个裁缝定做的是巴黎式燕尾服,而他却给我送来一件罗马式的长袍,因为他认为这种长袍更符合美的永恒规律,那该怎么办呵!(p.192-193)
当较低级领域的规律被应用到较高级的领域时,立刻会产生这种可笑的感觉;倒过来也一样,当小孩子激昂慷慨时,也会使人觉得滑稽可笑的。(p.193)
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p.196)
马克思:《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
一方面装扮成比较自由的新闻出版运动的捍卫者,另一方面却又教训我们说,报刊一旦没有两个宪兵搀扶,就必然会跌进污水沟,难道这还不是愚蠢和伪善的无耻行为吗?(p.211)
希腊和罗马就是古代世界各民族中具有极高“历史文明”的国家。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外部极盛时期是亚历山大时代。在伯里克利时代,智者派、称得上哲学化身的苏格拉底、艺术以及修辞学等都排斥了宗教。而亚历山大时代是既否认“个人”精神的永恒不灭,又否认各种现存宗教之神的亚里士多德的时代。罗马的情形更是如此!请读一读西塞罗的著作吧!在罗马的极盛时期,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或者怀疑派的哲学就是有教养的罗马人的宗教。古代国家的宗教随着古代国家的灭亡而消亡,这用不着更多的说明,因为古代人的“真正宗教”就是崇拜“他们的民族”、他们的“国家”。不是古代宗教的灭亡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是古代国家的灭亡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毁灭。(p.212-213)
正好在古代世界濒临灭亡的时候,产生了亚历山大里亚学,这个学派力图强行证明希腊神话是“永恒真理”,是完全符合“科学研究的成果”的。连尤利安皇帝也属于这一学派,该学派认为,只要闭上眼睛不看新出现的时代精神,就可以使它完全消失。(p.213)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p.220)
请读一读圣奥古斯丁的《论神之都》,研究一下教父们的著作和基督教精神,然后再来告诉我们:“基督教国家”是国家还是教会?难道你们的实际生活不是每时每刻都证明你们的理论是谎言吗?难道你们认为你们因权利被侵犯而诉诸法庭是不正确的吗?然而使徒却说,这样做不对。当有人打了你们的左脸时,你们是连右脸也送上去呢,①还是相反,去控告这种侮辱行为呢?但是,福音书却禁止这样做。难道你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要求合理的权利吗?难道你们不因为稍微提高捐税而抱怨吗?难道你们不因为个人自由稍被侵犯就怒不可遏吗?然而有人却告诉你们,此生的苦难同来世的欢乐相比又算得了什么,而忍让恭顺和憧憬幸福才是主要的美德。难道你们的大部分案件和大部分民事法律不都是关于财产的吗?然而有人却告诉过你们,你们的财宝并不在这个世界上。既然你们也承认,帝王之物当归帝王,神之物当归神,那么,你们不仅要把金钱,而且至少同样也要把自由理性当作世界的统治者;“自由理性的行为”我们就称为哲学研究。(p.223-224)
①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39节。
他们从理性和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神学出发来阐明国家的自然规律,就像哥白尼并没有因为约书亚命令太阳停止在基遍、月亮停止在亚雅仑谷而却步不前一样。(p.227)
法国拿破仑法典并不来源于旧约全书,而是来源于伏尔泰、卢梭、孔多塞、米拉波、孟德斯鸠这一思想学派,来源于法国革命。无知是一个魔鬼,因而我们担心它还会造成一些悲剧。难怪最伟大的希腊诗人们在以迈锡尼和底比斯的王室生活为题材的惊心动魄的悲剧中都把无知描绘成悲惨的命运。(p.227-228)
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事物的法理本质不能按法律行事,而法律倒必须按事物的法理本质行事。(p.244)
完全撇开各种不同行为之间的差别而只给它们确定一个共同的定义,这种粗暴的观点难道不是不攻自破吗?如果对任何侵犯财产的行为都不加区别、不作出比较具体的定义而一概以盗窃论处,那么,任何私有财产岂不都是盗窃吗?我占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那不就是排斥了其他任何人来占有这一财产吗?那岂不就是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吗?(p.245)
所谓特权者的习惯是和法相抵触的习惯…..人类分成为若干特定的动物种属,决定他们之间的联系的不是平等,而是不平等,法律所确定的不平等。不自由的世界要求不自由的法,因为这种动物的法是不自由的体现,而人类的法是自由的体现。封建制度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精神的动物王国,是被分裂的人类世界,它和有区别的人类世界相反,因为后者的不平等现象不过是平等的色彩折射而已。(p.248)
当权者不满足于制定法而诉诸自己的习惯法时,他们所要求的并不是法的人类内容,而是法的动物形式,这种形式现在已丧失其现实性,变成了纯粹的动物假面具。贵族的习惯法按其内容来说是同普通法律的形式相对立的。它们不能具有法律的形式,因为它们是无视法律的形态。这些习惯法按其内容来说是同法律的形式即通用性和必然性的形式相矛盾的,这也就证明,它们是习惯的不法行为,因此,决不能违反法律而要求这些习惯法,相反,应该把它们当作同法律对立的东西加以废除,甚至对利用这些习惯法的行为还应根据情况给以惩罚。要知道,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并不因为已成为他的习惯就不再是不法行为,正如强盗儿子的抢劫行为并不能因为他的特殊家风而被宽恕一样。如果一个人故意犯法,那么就应惩罚他这种明知故犯;如果他犯法是由于习惯,那就应惩罚他这种不良习惯。在实施普通法律的时候,合理的习惯法不过是制定法所认可的习惯,因为法并不因为已被确认为法律而不再是习惯,但是它不再仅仅是习惯。对于一个守法者来说,法已成为他自己的习惯;而违法者则被迫守法,纵然法并不是他的习惯。法不再取决于偶然性,即不再取决于习惯是否合理;恰恰相反,习惯所以成为合理的,是因为法已变成法律,习惯已成为国家的习惯。(p,249-250)
然而,贵族的这些习惯法是同合理的法的概念相抵触的习惯,而贫民的习惯法则是同实在法的习惯相抵触的法。(p.250)
有人可能踩了我的鸡眼,但他并不因此就不是一个诚实的、甚至优秀的人。正如你们不应该从你们的鸡眼的立场来评价人一样,你们也不应该用你们私人利益的眼睛来看待他们。(p.255)
自私自利用两种尺度和两种天平来评价人,它具有两种世界观和两副眼镜,一副把一切都变成黑色,另一副把一切都变成彩色。(p.262)
私人利益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最终目的。(p.272-273)
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p.288)
利益就其本性来说是盲目的、无节制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无视法律的天生本能;难道无视法律的东西能够立法吗?正如哑巴并不因为人们给了他一个极长的话筒就会说话一样,私人利益也并不因为人们把它抬上了立法者的宝座就能立法。(p.288-289)
马克思:论离婚法草案
婚姻不能听从结婚者的任性,相反,结婚者的任性应该服从婚姻。(p.347)
你们在责备立法者任性的同时,可不要把任性变为法律。(p.348)
离婚无非是宣布某一婚姻是已经死亡的婚姻,它的存在仅仅是一种假象和骗局。(p.348)
法院判决的离婚只能是婚姻内部瓦解的记录。(p.349)
马克思:《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
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总是常变常新,永远也不会老成持重。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并尖锐地、充满激情地、片面地对这些东西作出自己的判断,它这样做是同它的感情和思想在当时所处的激动状态相吻合的。(p.352)
人民看到自己这种本质在它的报刊的本质中反映出来,如果它看不到这一点,它就会认为报刊是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而不屑一顾,因为人民不让自己受骗。(p.353)
我们应当把对人民报刊的指摘看作对人民政治精神的指摘。(p.353)
马克思:摩泽尔记者的辩护
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在贫困中发出的毫无顾忌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思想的美学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公开地使用那种在贫困中产生的民众语言,因为他在自己的故乡每时每刻都无法忘记这种语言。(p.357)
既然私人看到其他的人确实贫困到了极点,看到这种贫困正在悄悄地向自己逼近,而且还意识到自己所维护的私人利益也同样是国家的利益,意识到自己是把私人利益当作国家利益来捍卫的,他们就不能不感到自己的荣誉受到了损害,而且他们还会认为,在一种片面而又任意确立的观点影响下,现实被歪曲了。因此,他们就起来反对狂妄自大的官僚,他们揭露世界的现实景象和官僚在办公室里所设想的世界景象之间的矛盾,他们用实际的证据同官方摆出的证据进行对照,最后,他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估计:人们之所以完全错误地评价他们所作的信念坚定、事实清晰的情况说明,是因为怀有自私自利的意图,大致说来,这种意图就是想用官员的理智去对抗市民的理性。由此,私人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内行的、同他们的生活条件有过接触的官员之所以不会毫无偏见地评述这些生活条件,正是因为这些条件有一部分是他造成的;另一方面,没有偏见的官员虽然能够十分公正地判断情况,但是他在这方面又不内行。官员指摘私人把自己的私事夸大成国家利益,私人则指摘官员把国家利益缩小成自己的私事,即缩小成一种把所有其他的老百姓都排斥在外的利益,其结果就是:在官员看来,同在文件中得到确认的、也就是得到官方即国家确认的现实以及基于这种现实的理性相比,即使是昭然若揭的现实也是虚构的;在官员看来,只有当局的活动范围才是国家,而处于当局的活动范围以外的世界则是国家所支配的对象,它丝毫也不具备国家的思想和判断能力。最后,当一种弊端已经尽人皆知的时候,官员就把大部分的过错推给私人,认为这些人的境况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而另一方面,他既不允许对官僚一手创造出来的管理原则和制度的完善性表示怀疑,又不肯放弃这些原则和制度中的任何一项。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深知自己具有勤劳、节俭的精神,深知自己正在同自然界和社会关系进行着艰苦斗争的私人,便反过来要求独揽创造国家生活的大权的官员消除他们的贫困状况,而且,既然官员宣称自己能改善一切状况,私人就要求官员证明自己确实能通过一些措施来改善那些恶劣的状况,或者至少也得承认适用于一定时期的制度在情况完全变化了的时期就不适用了。
在官僚界内部,这种认为官方的认识更加高明的观点,以及管理机构和它的管理对象之间的这种互相对立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我们看到,地政局在评定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情况时,就首先强调地籍簿的记载是准确无误的;财政部则断言灾难不是由于“税收的”原因,而是“完全由于其他的”原因造成的,同样,管理机构也根本不在自身范围以内,而是在自身范围之外寻找贫困的原因。同葡萄种植者接触最多的个别官员把他们的处境想象得比实际情况要好,或者与实际
情况不同,这并不是他有意为之,而是事在必然。这种官员认为,他的辖区内的情况是否良好的问题,也就是他是否把这个地区管理得很好的问题。而管理原则和制度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个问题他是无权过问的,对此只有上级才能作出判断,因为上级对各种事情的官方性质,即对各种事情和整个国家的联系有比较全面的和比较深刻的认识。他可以理直气壮地相信他自己管理得很好。由于这一切,一方面,他就会发现情况并不是那样悲惨,另一方面,即使他发现情况确实很悲惨,他也只会在管理机构之外寻找原因,他把这种原因或者归于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现象,或者归于同管理机构毫无关系的私人生活,或者归于同任何人都毫无关系的偶然事件。(p.371-373)
书报检查机关过分谨小慎微,成了自由报刊的外部的桎梏;与此同时,报刊内部也存在着局限性,它已经丧失了勇气,甚至不再努力使自己超出报道新闻这样一种水平;最后,人民本身已不再关注祖国的利益,而且丧失了民族意识.(p.381)
既然口头讲了一句毫无成见的、平平常常的话就得到违警法庭去受审,那么,作为发表自由意见的书面形式的请愿书虽然还远不像报刊那样具有公开性,但结果也同样会受到违警法庭的追究。在前一种情况下,是官方尊严不容触犯的性质阻碍人们发表坦率的言论,在后一种情况下,则是国家法律不容触犯的性质阻碍人们发表坦率的言论。(p.386-387)
马克思:《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
只有在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有可能毫无阻碍地、独立自主地各向一面发展,并使自己成为各种不同的独立报刊的条件下,“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形成。那时,每家报纸都会充分地体现出真正的道德精神,就像每一片玫瑰花瓣都散发出玫瑰的芬芳并表现出玫瑰的特质一样。但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不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p.397)
马克思: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
正如不能要求任何一个人跳出他自己的躯壳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个人或政党跳出他们自己的精神躯壳,要求他们大胆跳出自己的智力界限。而对于那种把自己的局限性当作宝贝看待的政党来说,我们更不能这样要求。(p.400)
合法的地位不应该由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甚至由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而有所变更。相反,人们一旦使报刊的存在取决于它的思想,报刊就无疑会处于非法地位了。因为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思想法典和一所思想法庭。(p.401)
马克思:《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
对于思想来说,既没有法庭,也没有法典。(p.418)
马克思:《莱茵—摩泽尔日报》是宗教法庭的大法官
一般说来,试图用诗歌来表述神学争论,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想法!哪一个作曲家会想到要把教条谱成乐曲?
且不谈这种与艺术背道而驰的异端。(p.440)
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德语作文)
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
(p.459)
马克思: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拉丁语作文)
尽管有条件为所欲为,但在获得权力之后却一心只想拯救国家的人,是应当受到很大的尊敬的。(p.464-465)



毛泽东赞誉抗联手迹。镌刻于辽宁本溪东北抗日联军史实陈列馆。(尚金州 摄)
目录
一、抗日到底、救国救民
二、忠于共产党、心向毛泽东
三、阐发意义、总结经验
四、忠贞壮烈、视死如归
附录
中共中央在杨靖宇公祭安葬大会上的悼词
杨靖宇将军生平事迹
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周保中
一、抗日到底、救国救民
蒋介石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东北同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人民的解放。敌人在那儿蹂躏我们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在那儿和人民一起抗争。党内不许任何人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要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谁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员。
罗登贤1931年底在满洲省委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冯仲云:《东北抗联的创造者罗登贤同志》,《解放日报》,1946年9月21日。
罗登贤(1905-1933),生于广东南海,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31年被党中央派来东北工作,担任党中央驻东北代表、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化名“达平”。“九一八”之后,罗登贤坚定执行周恩来“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的指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抗日斗争高潮,把满洲省委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到农村,派遣杨靖宇、周保中等前往南满、吉东等地,组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1932年6月,被王明路线控制的党中央在上海举行“北方会议”,在东北抗日斗争中推行“左”倾指导方针,罗登贤对此坚决反对,于12月被党中央撤职调回上海,此后担任上海中央执行局常委兼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领导上海工人的抗日斗争。1933年3月28日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8月29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1934年1月22日,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毛泽东率全体代表向罗登贤默哀致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设立登贤县。1935年8月1日和1948年7月22日,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和致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的祝词中,中共中央将罗登贤列为“为抗日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和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
我们坚信,东北三省不会被灭亡,劳苦大众的反日斗争,正在各地风起云涌的开展起来。在这个时候,我们党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些自发的斗争变成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同时要建立党领导的工农义勇军。
罗登贤同冯仲云的谈话。转引自张广恩主编:《中共满洲省委简史》,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1987年版,第146页。
我在1925年帮助组织与领导了香港罢工。我现在刚从东北回来,在那边我同义勇军一道同日本强盗作战,打击日本强盗。我曾在上海日本纱厂帮助组织罢工,那些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难道这就是我被控告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理由吗?
罗登贤1933年3月31日在伪上海特区第二法院法庭上的讲话,转引自宋庆龄:《告中国人民——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
链接:宋庆龄对罗登贤的评价
被捕者理直气壮的论点和英勇不屈的态度,充分表现了他们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罗登贤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典型。
《告中国人民——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18页。
每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爱国志士,必须贡献最后一滴血来绊住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长期苦斗下去,胜利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杨靖宇1935年向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1936年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全军将士的讲话,详见本书附录:《杨靖宇将军生平事迹》。
链接1: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为杨靖宇题词
1958年2月23日,毛泽东向靖宇陵园赠献花圈,挽词为“靖宇同志永垂不朽”。
赵俊清:《杨靖宇传》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957年7月15日,朱德题词:“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7、1618页。
1985年9月26日,邓小平为杨靖宇烈士纪念碑题写碑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冷溶 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 (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第1083页。
1995年1月12日,江泽民为河南驻马店杨靖宇故居纪念馆题写“杨靖宇将军纪念馆”馆名。
宋晓宏、高峰、傅伟:《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资料汇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链接2:
头颅可断腹可剖,烈忾难消志不磨。碧血青蒿两千古,于今赤旆满山河。
1949年5月郭沫若在哈尔滨瞻仰杨靖宇遗首后赋诗《咏杨靖宇将军》。赵俊清:《杨靖宇传》,第529页。
十冬腊月天,松柏枝叶鲜。英雄杨靖宇,长活在人间。
东北民谣。宋晓宏、高峰、傅伟:《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资料汇编》。第557页。
一个忠贞的共产党员——民族革命的战士,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头颅不惜抛掉,鲜血可以喷洒,而忠贞不二的意志是不会动摇的,最后胜利的信心是坚定的,日寇威胁利诱的无耻手段,只可以玩弄那些民族败类。
杨靖宇1938年就日伪军“劝降”向身边同志的讲话,详见本书附录:《杨靖宇将军生平事迹》。
我是中国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还用得着解释吗!现在,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我的主义就是抗日,正如你们的职责是以破坏抗日、逮捕我们为目的一样,我有我的目的,进行反满抗日运动运动并宣传这个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
你们这些强盗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肉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和抗日反满、拯救东北人民于水深火热的决心。
赵一曼1935年被捕后痛斥日伪警察特务的讲话,转引自韩光:《忆巾帼英杰赵一曼》。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编:《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261页。
链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赵一曼题词赋诗
1961年8月9日,朱德题词:“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下,第1617、1618页。
1963年10月26日,宋庆龄题词:“赵一曼烈士为抗日坚贞不屈”。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 吉林教育出版社(长春)1995年版 第142页。
1963年12月6日,董必武赋诗《吊赵一曼烈士》:“抗倭未胜竟成俘,不屈严刑骂寇仇。自是中华好儿女,珠河血迹史千秋”。
编辑组编:《董必武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第513页。
1985年6月27日,聂荣臻题词:“赵一曼同志早在二十年代就参加了我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并为民族解放献出最宝贵的生命!表现了中华女儿的英雄气概和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她的伟大的英雄形象和光辉业绩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坚毅不拔开拓前进,为全人类的解放奋斗不息!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 下卷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1201页。
赵一曼(1905-1936),四川宜宾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宜宾爱国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6年至1928年,先后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后从事地下工作。“九一八”后被党中央派往东北工作,历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珠河中心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团、第二团政委。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1935年11月在战斗中重伤被俘,在狱中坚贞不屈。在争取过来的看守董宪勋(后被日寇杀害)和护士韩勇义(后被日寇监禁,出狱后参加革命,1949年病逝)协助下,于1936年6月28日越狱,不幸于两天后被捕回。同年8月2日在珠河就义。1962年4月郭沫若为之赋诗:“蜀中巾帼富英雄,石柱犹存良玉踪。四海今歌赵一曼,万民永忆女先锋。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东北西南齐仰首,珠河亿载漾东风”。2009年9月10日,在新中国诞生60周年前夕,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杨总司令为革命事业艰苦卓绝地奋斗了一生。他的全部生活是党的生活,他没有个人生活。他是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被日本侵略强盗杀害的,我们要完成杨司令生前未完成的事业。到革命胜利的那天,我们每个人都要问心无愧地站在他的墓前说:靖宇同志,我们在你之后,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宣誓,为了我国人民,为了杨司令,我们第一路军全体战士紧密团结,坚决继承杨司令的事业,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奋战,克服一切困难,一定把日本鬼子赶出去!
魏拯民在中共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领导干部会议上为杨靖宇致的悼词。1940年3月13日。转引自赵俊清:《杨靖宇传》,第522页。
魏拯民(1909-1941),又作魏拱名。原名关有维,字伯张,又名冯康或冯空。山西屯留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后被党派往东北工作。1932年与李兆麟一起领导辽阳抗日斗争,同年和杨靖宇一起领导哈尔滨水灾救济灾民的斗争,在东北抗日斗争中,与童长荣(中共东满特委书记,1934年牺牲)、王德泰(东北人民革命军暨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军长、第一路军副总司令,1936年牺牲)一起领导开辟东满抗日游击区和建立抗联第二军。历任共产国际“七大”代表、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南满省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委、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等职。1935年10月2日,与陈云、曾山、孔原、潘汉年、杨松、赵毅敏等一起,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定为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1941年3月8日牺牲。
我们珠河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争回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为武装东北三千万同胞,驱逐日寇出东北,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
赵尚志1933年10月在珠河反日游击队成立时的誓词。转引自“双百”评选活动组委会编:《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161页。
赵尚志(1908-1942),汉族,辽宁朝阳人,1925年夏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被党组织选派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为第4期学生。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中山舰事件”后,赵尚志于5月离开军校回东北。先后在哈尔滨、长春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其间两次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1931年“九一八”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去哈尔滨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此后历任巴彦游击队政委、义勇军孙朝阳部参谋长、珠河反日游击队队长、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等职,1940年后一度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副总指挥。和张甲洲(1908年生,1937年牺牲)一起领导了巴彦游击队的抗日斗争,和李兆麟等创建了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1936年年底,赵尚志利用地形巧妙设伏,在海伦冰趟子与敌交战,歼灭日军300余人。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在小部队活动中,被混入部队的汉奸特务枪击重伤,在忍痛击毙特务后昏迷被俘,醒来后痛斥日伪,大义凛然。8小时后伤重牺牲。敌伪审讯记录也不得不承认赵尚志“置刀枪痛苦于不顾,显示无愧于匪中魁首之尊严”。(吉林省档案馆编译:《东北抗日运动概况(1938-1942)》,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36页)。2009年9月10日,在新中国诞生60周年前夕,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中国共产党员为中国民族的解放战斗到底,争取彻底的最后胜利,是要用我们最后一滴血去换取,临到我们革命者牺牲的关头,就应该慷慨就义,没有什么“我应该在什么时候或什么地方才能牺牲”的问题。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在全世界翻腾中,目前就是中国人上历史考场的时候。我们不要为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蒂压迫屈服而把“中国人”三字在榜上考掉了。不要“名落孙山”,榜上没有“中国人”三字而打上亡国奴的铁印。现在不但是历史考试“谁有中国人的人格”,而且是历史考试中国共产党员“谁是真的列宁主义信徒——布尔塞维克”。
我们必须时刻准备上刺刀和敌人短兵相接,作最后的冲锋肉搏。宁肯为民族解放而流血,保全革命的贞操和气节,不能丝毫放弃共产党的主张,不能变更共产党革命的态度。
周保中1939年3月31日日记。《东北抗日游击日记》,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2、343页。
链接:毛泽东对周保中的评价
周保中(义勇军领袖)
《增兵东北之部署》,1945年11月4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
一贯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抗联同志。
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并告林彪、罗荣桓、谭政、中原局电 ,1949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修订本 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 502页。
保中同志在东北十四年抗日救国斗争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
《永远的丰碑•周保中》,《人民日报》,2005年10月27日。
周保中(1902-1964),云南大理人,白族,曾参加护法、北伐战争,就读于云南讲武堂,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至1931年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1931年“九一八”后经党中央和周恩来派往东北,历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吉东省委书记、抗联第五军军长、第二路军总指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旅长、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书记(1945年7月起)等职。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和吉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缔造者。在东北抗日斗争中,身经百战、屡立战功,先后负伤三次。“在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指挥员期间,长期坚持艰苦英勇的游击战争,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在艰难的战争岁月里,他始终坚定地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李富春代表党中央为周保中致的悼词,1964年2月26日。《人民日报》 1964年2月27日)。1940年杨靖宇牺牲后,成为东北抗联后期斗争的最高领导人,领导了抗联教导旅的整训和战略侦察工作。1945年指挥东北抗日联军参加对日大反攻,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东北局委员、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东北人民自治军暨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党组书记(实际主持工作)、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主任兼民政部长等职。1949年9月21日至10月1日,作为东北抗联的唯一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9月27日被毛泽东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候补中央委员。1964年2月22日病逝于北京。
愿为中国人而生,不愿苟生,愿为抗日救国坚决彻底而死,不愿屈膝作猪狗为日贼屠宰而死。坚持民族革命的旗帜,在东北抗日游击斗争到最后流血为止。
周保中关于坚持抗战,反对悲观动摇等问题给柴世荣、关书范的信,1939年1月9日吉林省档案馆、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周兴、牛芷萍总编:《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70页。关书范时任抗联第五军第一师师长,因叛变投敌于1939年1月16日被中共吉东省委和抗联第二路军总部处决。
东北沦亡,已逾八载,中日大战,行经二年。溯自抗战以还,既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似此巨艰局面,而能使敌寇处于穷途,卒寒贼胆者,皆赖我国军民之精诚团结奋勇杀敌之所致也,当斯战火遍烧全华之际,吾东北军民尤当揭竿蜂起,声援关内总抗战,共御外侮,为争取中华民族之彻底解放而奋斗始终者也,寿篯为抗日救国已与日寇血战六载,涉险第创,困厄不屈,兹奉北满抗日救国总会之指令,任命寿篯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之职,深荷才力绵薄,难堪重任,复思战争之紧迫关头,历史命运之转换时期,寿篯愿以高度之革命热诚,忠贞不移之魄力,效命祖国,矢竭愚忱,并于北满抗日救国总会直接领导之下,广大爱国同胞积极热望之余,必须团结一致,勇敢杀敌。如不以强盗逐出中国领土之外,不将汉奸走狗完全肃清誓不为止!本路军所辖各部指战员,对于群众利益绝不允侵及丝毫,与友军须亲爱真挚,对革命当坚忍忠实,倘有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之制裁,同志等之谴责。谨此宣誓!
李兆麟就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的誓词。1939年11月10日,本文及下文引用的抗联文献,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中央档案馆和辽宁、吉林、黑龙江档案馆合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68册。
链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李兆麟的评价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伟大祖国光荣的象征。
朱德在延安各界反内战,反特务,追悼李公朴、闻一多、李兆麟大会上的悼词,1946年7月26日,《解放日报》,1946年7月27日。
李同志是东北抗战英雄,坚持东北抗战十四年;光复后,又积极维持地方治安,主张国共合作与东北实行民主和平,为北满人民所爱戴。
陈云:《为李兆麟被刺杀事给北满分局各省工委的电报》,1946年3月13日,《陈云文集》 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18页。
李兆麟同志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为东北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一四年来他不避千辛万苦,转战白山黑水之间;东北解放后,他继续为实现东北和平民主而奋斗。正是这样,使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分子十分仇恨,因而采取卑鄙的残忍的谋杀手段。李兆麟同志的被害,充分暴露国民党内法西斯在东北坚持内战、独裁、分裂的反动方针。我们四千万东北人民要团结起来,继承烈士的遗志,以胜利的自卫战斗为实现民主和平奋斗到底。
彭真在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追悼李兆麟万人大会上的悼词,1946年4月2日。《彭真传》编写组:《彭真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423页。
李兆麟将军和其他被害的许多烈士,都是坚持东北抗战十四年的民族英雄。抗战胜利后,又是在东北努力和平民主建设的先进战士。
陈毅在山东临沂追悼李兆麟万人大会上的悼词,1946年3月29日。《解放日报》,1946年4月9日。
东北人民十四年抗战的一面大旗。
胡乔木和田家英:《东北问题的历史真相》,《解放日报》,1946年3月18日。
李兆麟(1910-1946),汉族,辽宁辽阳灯塔人,幼时用名李超兰,化名张寿篯,193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后加入东北民众救国会。同年年底由北平团市委宣传部长胡乔木派遣返回东北。先在耿继周部义勇军中工作,后主持在辽阳地区建立第24路义勇军,是1932年8月28日义勇军攻打沈阳战斗的主要指挥者之一。第24路义勇军失败后,李兆麟在本溪、沈阳从事地下工作,是本溪第一个共产党员。1934年被调往哈尔滨,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不久奉派去珠河,协助赵尚志领导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历任珠河游击队政委、哈东支队政委、第三军第一团和第二团政委、第三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军政学校教育长等职,1936年3月12日,与勃利县委书记李成林(朝鲜同志,同年6月牺牲)一起,被以陈云、杨松(吴平)为核心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名为松江省委书记候选人。3月20日,率部奇袭老钱柜,击毙日寇指导官以下7人,争取伪森林警察队长于四炮(于桢,后任抗联第九军副官,1939年牺牲)率部反正。“七七”抗战爆发后,积极指挥部队配合全国总抗战。1938年下半年领导西征,开辟松嫩平原游击区。1939年5月30日被中共北满省委任命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1940年后,协助周保中主持抗联部队入苏整训和坚持小部队活动,1942年起担任东北抗联教导旅政治副旅长、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委员等职。1945年协助周保中指挥抗联部队参加对日大反攻。抗战胜利后,李兆麟担任中共东北局北满分局委员、松江省副主席、松江军区副政委、哈尔滨市委常委、哈尔滨中苏友协会长等职,在陈云领导下,主持城市和统战工作。1946年1月26日被党中央和刘少奇指定为东北统战工作公开负责人。3月9日被国民党特务勾结汉奸土匪暗杀于哈尔滨。2009年9月10日,在新中国诞生60周年前夕,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我正是无钱、无粮、无干部,过了四个月残酷的斗争生活,今天正是身边一个铜元都花净的日子,革命热情燃烧着我的精神,非常高兴着向抗日的光明处狂奔呢!
李兆麟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报告,1939年1月6日。
北满党完全是处在四外隔绝的状态中。他们与外部没有任何的联系,得不到任何直接的援助,没有得到上级组织上的领导,他们简直好象《随军西行见闻录》里所说的“化外党部”一样。但是还值得中国人民的嘉许、中国共产党足以自豪的,是他们在敌寇空前严重压迫下,在巨艰万难的环境中,本着共产党员的真正革命的精神,前赴后继,不怕牺牲,不惜流血的向前迈进。“一息尚存,誓死抗日”,使我大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呈现灿烂的光辉!
冯仲云为中共北满省委起草的给党中央的工作报告。1939年10月12日。《随军西行见闻录》即陈云(廉臣)著《随军西征见闻录》。
冯仲云(1908-1968),江苏武进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被党派往东北工作。在东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历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政委、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委员、松江省主席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馆长、水利部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9月27日被毛泽东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1968年逝世。
抗日必胜。胜利的将是中国人民,失败的将是日本军阀。
陈翰章1936年痛斥日军劝降代表。转引自周保中《回忆陈翰章同志》,《周保中文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页。
链接:周保中对陈翰章的评价
陈翰章同志是有高度政治思想觉悟和遵守纪律的好干部。
《回忆陈翰章同志》,《周保中文选》,第268页。
陈翰章(1913-1940),满族,吉林敦化人,1932年参加抗日斗争,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王德林、吴义成部救国军司令部秘书、宁安工农反日义务总队政治指导员、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二师参谋长兼党委书记、第二军第二师(后改第五师)参谋长、中共南满省委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等职,被人民誉为“镜泊英雄”,有民谣说:“镜泊湖水清亮亮,一棵青松立湖旁,喝口湖水想起英雄汉,看见青松忘不了将军陈翰章”。1940年12月8日在宁安南湖头小湾湾沟战斗中壮烈牺牲。2013年遗首与遗骨合葬于敦化。
窃念世荣不敏,粗知兴亡大义,生长延边,尤恨日贼阴恶险狠。“九一八”事变,誓以热血赤忱,抗拒日寇,拱卫我中华祖国,夺还我黑水白山。六载以来,追随诸先导之后,与行列同志,不辞艰难险阻,但求日贼速早溃灭,未遑计及功过陟绌。乃近接吉东救国总会及前任军长周保中同志通知,因周军长保中将膺第二路军之重寄,第五军军长遗缺,由世荣接任。自惭驽劣任重,深感绠短汲长,顾以全国抗日战机紧迫,东北游击运动关系綦重,而幸第五军将士具有革命军队巩固基础,世荣以此敢于奉命就职。惟际此日贼疯狂行动,大举侵我全华,并以至毒辣之军事政治经济企图根本覆灭我东北游击运动之时,世荣自应兢兢业业,以必死之决心,对日寇作最后之争斗!尤盼望我先导及各方同志,对第五军及世荣个人不时予以教示匡扶为幸!
柴世荣继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的通告。1938年10月10日。
链接:周保中和李兆麟对柴世荣的评价
柴世荣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本目前全中国人民同胞统一抗日救国之宗旨,九一八事变以来领导东北游击运动,忠贞不拔,功绩颇著,现在寄托五军军长重责,不但能够彻底完成民族解放胜利斗争,尤在于一贯到底为谋中国社会解放之胜利而奋斗。
周保中:《关于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的通告》,1937年10月10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上),第491页。
现在东北民族革命战争中,有不少的上层领袖,经过吾党的艰苦教育,及实际克服他们本身许多疑念的结果,他马上就放弃了他原有的一切复杂观点,忠心于抗日救国事业,入党以后即刻就表现初步忠实于党。如五军副军长柴世荣、祁明山等等,都成为东北抗日战争中最英勇指挥员。
李兆麟给三军四师军政负责同志的信,1937年春。祁明山即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军长祁致中。
柴世荣(1894—?),东北义勇军领导人之一,在周保中引导下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身经百战,七次负伤。1937年2月指挥刁翎战役,歼敌800余人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历任抗联第五军军长、教导旅第四营营长,后在苏联被误捕去世。1953年毛泽东为其签发烈士证书。
东北老百姓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东北党组织和抗日武装都处在艰苦时期,你们不要忘记他们,要好好学习,学不好,对不起党,也不要回来见我。
柴世荣在柴国栋等子女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之际的谈话。转引自王一知、朱光、王效明、季青、韩光:《无畏的民族英雄 我党的忠诚战士——追念柴世荣同志》。《人民日报》,1982年7月8日。《韩光党史工作文集》,第236页。柴世荣之子柴国栋1938年从苏联回到延安,1939年在晋察冀战场牺牲。
决心消灭敌伪,不怕牺牲。誓为革命奋斗终生。
祁致中1934年与中共佳木斯党组织派到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白云龙的谈话。见白云龙回忆录(未刊稿,存东北烈士纪念馆)。转引自温野(原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祁致中》,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6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
链接:周保中对祁致中的评价
独立师在祁致中同志创造领导之下,在东北游击运动史上著有光荣之成绩。
周保中:《关于独立师干部配备及建制等问题给李景荫等人的信》,1938年7月15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7页。李景荫(1904-1969),时任抗联第十一军第一师师长。
祁致中(1913-1939),又名祁明山。黑龙江省桦南驼腰子金矿工人,1933年率领矿工起义,建立“明山队”,是土龙山农民抗日暴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师长、第十一军军长,在北满抗日斗争中身经百战,有“祁老虎”之称。1939年7月2日被赵尚志等错杀。新中国成立后追认为革命烈士。
对日本来说,他对东北这块肥肉是馋得要命的。他要掠夺到手。这就叫帝国主义。我们对待日本帝国主义就是要斗争到底,直到把他们全部赶出去为止。
李延平1936年7月行军时同战士的谈话。转引自彭施鲁:《我在抗日联军十年》,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27页。
李延平(1903-1936),李延禄之弟,1932年参加义勇军王德林部,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至1935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6年4月起任抗联第四军军长,1938年10月20日被叛徒杀害。1946年3月18日,胡乔木和田家英在《解放日报》发表《东北问题的历史真相》一文,将李延平与杨靖宇、童长荣、王德泰、赵尚志、夏云杰(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1936年11月26日在战斗中牺牲)、李斗文(饶河游击支队创始人之一,东北抗联第四军第四团政委)并列为“永垂不朽的民族英豪”。
现在我们胜利地起义了,从现在起,我们又开始成为真正的中国人,不当亡国奴了。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手中的枪口要对准日本帝国主义。要抗日救国,就得和抗日游击队取得联系,人多力量大。
曹国安在烟囱山伪军迫击炮连起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1933年,转引自张瑞麟:《烟囱山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前后》。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76页。
曹国安(1900-1936),吉林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兼政委,1936年在战斗中牺牲。
不让老百姓当亡国奴,将来能过上太平日子。我们工农义务队之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原因就是我们这支队伍是用生命和鲜血为工农尽义务的。
于洪仁与宁安工农义务总队战士的谈话。转引自《李范五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
于洪仁,中国共产党党员,与李荆璞(1908-2000,即平南洋,后任东北抗联第五军第一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一起创建宁安工农反日义务总队,以后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一师。1934年被叛徒杀害。
吾人不举动则已,举则必给日贼以重大打击,且务须参与真正抗日救国之师,愿同仁共勉,枕戈以待,势必破釜沉舟,义无反顾,不惜牺牲。
李文彬与部下的谈话,转引自周保中1939年9月15日日记。《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404页。
链接:周保中对李文彬的评价
抗日救国倍加努力,每遇与日贼作战辄身先士卒。待部下颇宽厚,不苛求,常以廉洁精忠自励及励人,纪律准绳极其严明,故文彬部队所到之处,独得人民爱戴赞助。
文彬事事不假手于人,躬亲职务,且酷左学习,辄求真理,从无盲从。一九三七年秋,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学习无产阶级思想学说日有进步。
文彬精忠报国,为民族争生存死而后已之精神,其英威千古不灭。兹姑志之,以待他日河山复旧、倭寇歼除之日,文彬同志抗日救国之伟业丰功,当再高标青史。
周保中1939年9月15日日记。《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404、406、407页。
李文彬(1902-1939),吉林双城(今属黑龙江)人,1937年7月12日率领宁安三道河子伪森林警察大队反正,改编为抗联第五军警卫旅,任旅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抗联第五军第三师师长。1939年9月13日在战斗中牺牲。
吾人救国抗日即为保护人民,若脱离人民而苛责、苦求以骚扰之,实非救国之师。况五军纪律严明、民众爱戴,吾人尤应加勉。
李文彬与部下的谈话,转引自周保中1939年9月15日日记。《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406页。
请你们来谈判,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日本军队侵略东北以后,到处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现在又搞归大屯。我们不能甘心当亡国奴,给日本人当牛做马。我军主张抗日救国,为解放东北三千万同胞而战。抗日救国人人有份,这是中国人的责任。我们都应该团结起来,为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出力。你当警察署长,让你马上公开抗日,可能有困难,但你不能为虎作伥,替日本人杀害中国同胞兄弟,也不能做有损抗日救国的事。
宋铁岩同头道崴子伪警察署长的谈话,1936年4月,转引自杨靖宇警卫员王传圣:《深切的怀念》,《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资料汇编》,第231页。
宋铁岩(1910-1937),吉林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烟囱山伪军迫击炮连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抗联第一军政治部主任。1937年2月11日在战斗中牺牲。
今大敌当前,危在瞬息。我惟有一本革命到底,贯彻精神,坚持为民族解放战争之天职义务,努力奋斗。我之志节,为民族人格,与共产党员为革命担负艰巨之本色不抹煞。
王汝起向党组织的谈话,转引自周保中1940年9月9日日记。《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499页。
链接:周保中对王汝起的评价
王汝起同志,为吾党最有进步之布尔塞维克、民族英雄。
汝起同志战阵则身先士卒,食宿则与群众共甘苦,自己努力学习,而不倦于诲人,工作部署莫不积极精进严整,对于人民群众,则袒示赤忱极尽宣传教育与爱护之能事。
久经锻炼忠贞不拔,最堪寄莫大希望之布尔塞维克有力干部。
周保中1940年9月9日日记。《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498-500页。
王汝起,山东黄县人。抗日红枪会领导人之一,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联第七军第一师师长,1940年在战斗中牺牲。
我身体固弱,但志向正壮。且人所能忍受者余亦能之。虽从军不直接赴战场,但若从事战地或战地后方之看护、缝纫、洗补等均所在必要。既能助同志杀敌,又可免受日贼及探狗之陷害凌辱,志已决,请助余行!
1936年秋,陈玉华准备参加抗联,地方同志劝阻说:“弱女子哪堪枪林弹雨生活”。陈玉华即作上述回答。
转引自周保中1941年8月8日日记。《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612页。
链接:周保中对陈玉华的评价
陈不但在艰难困苦之环境中工作紧张周密,且对政治知识努力自修,进步之速无出其右。东北革命妇女之学习现代技术无线电者,陈实为最初之第一人。以一农村贫苦少妇,不知教育学问为何物者,以有革命之自觉,与努力受革命之熏陶,遂成铮铮有用人才,非革命不能造就此种人物,非此种人物不能获得革命造就。
周保中1941年8月8日日记。《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613页。
陈玉华,吉林宁安(今属黑龙江)人,1934年参加抗日救国会,1936年秋参加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从事被服厂和无线电通讯工作。1941年7月10日在饶河战斗中牺牲。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员同志们: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会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野兽们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十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伊田助男遗书,1933年3月30日,转引自李延禄:《过去的年代》,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3页。
伊田助男,打入“关东军”的日本共产党党员,1933年3月30日,在吉林汪清马家大屯战斗中,向李延禄(1895-1985,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黑龙江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委)指挥的抗日游击队赠送子弹10万发后,留书自尽。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全体代表为之默哀致敬。
这种亡国奴的滋味我实在受不了啦。我若能扛上枪,包管勇敢杀敌,替民族出气,把日本鬼子打跑,收复国土。
袁珍与叔父袁品富的谈话。1932年。转引自周保中:《松江长虹——袁珍杀敌记》,《周保中文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页。
袁珍,辽宁辽阳人,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哈尔滨中东铁路机车修理厂工人。“九一八”后积极参加抗日斗争,按照党团组织指示,掩护周保中在哈尔滨的活动。1932年被党组织派往依兰(当时属吉林今属黑龙江)参加义勇军,途中被捕,在审讯时夺刀劈死日军少尉和曹长,伤敌数人,被敌连击十余枪后“枭首示众”于依兰,遗体投入松花江中。
日本军队心坏了的。他们来到中国,什么坏事都干。一定要把日本军打走。
福健一夫同战友的谈话。1939年秋。转引自王传圣:《深切的怀念》,《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研究资料汇集》,第242页。
链接:抗联文献中的福健一夫
1938年我们破坏梅辑路时,抓来日本工人中有一名富健一夫者,坚决要求参加我队抗日。我们收留以后,他在队内确表现出勇敢、吃苦耐劳的模范,在政治上起了不少的作用。可惜在1940年作战牺牲了。
《磐石游击队的历史》,1941年,转引自赵俊清:《杨靖宇传》,第416-417页。
福健一夫,又作富健一夫、福间一夫,日本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人,1938年6月24日在抗联袭击通化至辑安铁路土口子隧道工地时被俘,主动要求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在第一路军中转战两年零五个月,1940年11月在东宁二道沟战斗中牺牲。
住嘴!什么日满协和、友好?杀中国人,占中国地方,抢夺中国的财富,这叫友好吗?东北是中国人民的,小林你休想夺走!
车老四痛斥日寇审讯官小林少佐。1936年。
转引自周保中:《永不褪色的红旗——人民英雄车老四殉难纪实》。《周保中文选》,第276页。
车老四,吉林宁安(今属黑龙江)人,贫农,共青团员、抗日救国会员。1936年4月在为抗联部队送粮时被捕,坚贞不屈,被日寇狼狗活活咬死。
你们参军上队去吧,拿杆枪,多打死几个鬼子,这不只是为老百姓出口气,而是要为赶走日本救中国尽义务。留着老四在我身边,好替抗联多做些支援工作。
车双义送子参军时的嘱咐。
转引自周保中:《永不褪色的红旗——人民英雄车老四殉难纪实》。《周保中文选》,第271页。
车双义,吉林宁安(今属黑龙江)人,贫农。“九一八”后携全家积极参加抗日斗争,1934年病故。其子车兴、车老四均为抗战牺牲。
说实在的,刚刚出来住土房、打小宿,吃小米、苞米碴子,真够呛呀!可是看着老百姓吃不上、穿不上,我又觉得没啥了,常了就过惯了。鬼子不打出去,回去也过不上好日子。等把鬼子打跑了,那时回家好好团圆团圆。
朱守一(周子岐)同李范五(1912-1986,中共吉东特委书记,林业部第一副部长、黑龙江省省长)的谈话。转引自李范五:《吉东地区的抗日斗争(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六年)》。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编:《中共满洲省委时期回忆录选编》,第3册,1985年内部版,第128-129页。
朱守一,又名周子岐,沈阳爱国工商业家、罐头厂经理。“九一八”后奋起抗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宁安县委书记、密山游击队队长,1934年在战斗中牺牲。
大妈保证不能叫你们饿着肚子打日本。
李大妈与李范五的谈话。转引自《李范五回忆录》,第100页。
李大妈,宁安抗日群众,全家参加抗日活动,为支援抗联,李大妈卖掉亲生女儿,换来两石高粱交给部队。丈夫李成海被捕牺牲后,李大妈流落哈尔滨,九死一生,终于坚持到日本法西斯灭亡,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
二、忠于共产党、心向毛泽东
队伍健强与否,主要靠党的工作如何而决定的。党是生命线,把党的工作列为第一等的工作。
杨靖宇在抗联第一军军党部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37年6月15日。转引自赵俊清:《杨靖宇传》,第372页。
党是革命者的生命、灵魂,是革命成功的保证。
转引自伊俊山在杨靖宇公祭安葬仪式上的讲话:《痛悼靖宇,学习靖宇》,1958年2月23日,《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资料汇编》,第204页。伊俊山(1908-1964),满族,抗联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我们,全国人民知道我们。毛主席去年作了《论持久战》的重要报告,这个报告已经传到了我们东北。毛主席分析了全国抗战的形势。毛主席还提到我们东北农民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毛主席说,如果全国农民也都像这样组织起来,就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当然我们面前的困难是很大的,但我们能战胜它。东北这么大,这是我们的家乡。现在不是日本军队包围着我们,而是日本军队被中国人包围着。他们跑不掉了,一定要完蛋。
1939年9月,杨靖宇率部在吉林桦甸一带活动。一天晚上宿营时,战士们问杨靖宇:“司令,为了打败日本鬼子,我们在荒山沟里吃野菜、喝雪水,全不打哆嗦。我心里只惦记一件事,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我们在这里坚持抗战吗?”,杨靖宇作了上述回答。
转引自《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资料汇编》,第565页。
咱们的朱总司令还不和大家一样吗?同志们把他的扁担藏起来,不让他上山打柴,可是,他以后在扁担上写上“朱德的扁担”五个大字,从此,谁也不敢动了。咱们领袖都这样做,我又有什么特殊的呢?
1936年秋,杨靖宇工作一夜后,又和战士们一起推荞麦,战士们劝他休息,杨靖宇作了上述回答。刘金山(抗联一军军部传令兵)口述、龙绳武整理:《杨司令推荞麦》,《吉林日报》,1958年2月23日,《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资料汇编》,第372页。“上山打柴”,原文如此,应为下山挑粮。
自去年七次大会后,吾党新政策在关内已得很大的成效:A、抗日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之下,已到达陕甘,并于最近东渡黄河而至山西省腹地;北出长城而向内蒙绥远进展,这么一来,红军日益接近到与日寇及“满洲国”军队直接冲突的时期了,并且,使全国各阶级民众,日益相信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军队……这是自去年七次大会后,在关内政治形势新的变动,这些变动,对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有很大的好的政治影响,给游击运动一种推动。
杨松(吴平、松山)致周保中、张中华(中共道南特委书记,第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1937年牺牲)的信。
1936年6月15日。政协信阳市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罗山县委员会编 陈光旭、吴隆繁主编:《历史的见证——杨松纪念文集》,2002年版,第166页。 “七次大会”即1935年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
链接:毛泽东和周保中对杨松的评价
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得他,学习他。
为杨松(吴平)逝世题写的挽联,1942年11月23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修订本 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 414页。
吴平同志是个好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代表者。
周保中关于东北党史的谈话,1958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共东北地方党史资料 访问录选编 周保中同志专辑》,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1980年版,第4页。
杨松(1907-1942),原名吴绍镒,化名吴平、松山等,湖北大悟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27年入党,1933年至1935年在东北工作,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1938年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历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兼满洲省委巡视员、中共吉东临时特委书记、东北抗联第四军政委、中共吉东特委书记、共产国际“七大”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中国问题顾问(1935年10月2日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秘书兼翻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八分校(即抗联干部学校)教师、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兼秘书长、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主持工作)、六届六中全会抗联代表兼秘书、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委员、马列学院教师、《解放日报》总编等职,起草六届六中全会致杨靖宇和抗联战士暨东北同胞的致敬电。著有《全国对日总抗战与东北抗日民族革命运动》、《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再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等文章。1942年11月23日在延安病逝。
我们根据目前中国内地各种运动发展的事实来推断,中国民族革命战争大范围的对日宣战为期不远。同时中国红军二六军团在滇黔两省已组成全国人所渴望的国防政府并编成了抗日联军,与在川甘陕省主力红军与得直接联系。在川省及西康省陕甘地带形成巩固的新根据地,整理久战的红军部,在人员和武器上,有了巨量的补充。红军主力之另一部,目前再次进出山西、绥远,以平津、察哈尔、热河目标,向着日本强盗帝国主义华北及长城线步步紧逼,对日寇直接接仗为期不远。
周保中:《吉东省委、五军党委、宁安县委书记给与宁安地方工作同志的信》,1936年7月2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上),第79页。 “中国红军二六军团在滇黔两省已组成全国人所渴望的国防政府”,即1936年2月7日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贺龙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这是红军长征中建立的较有影响的地方革命政权之一。
我们东北工作同志,极彻底明了的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七次大会关于中国生死存亡的一切指示,和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和策略,而积极拥护党的路线和主张。“国共合作”是全中华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和枢纽。而我党全国全东北范围工作同志的一切活动,应集中于结构基础之基础、枢纽之枢纽。从一切斗争历史,特别是目前唯一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来说,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行动主张是很必需的、很正确的、有先见的、有准备的。对于为抗日而提的一切主张和行动对于成功胜利是有保障的,绝非如我们的敌人或误会我们的朋友所说:“共产党处处为自己阶级利益打算”。
周保中给吉东省委常委“诵”的信,1936年11月16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上),第125页。“诵”即于化南,后经苏联去延安,1945年返回东北工作,任中共勃利地委书记兼专员,同年12月20日被国民党土匪杀害。
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体委员,以毛泽东为首名。
周保中给抗联第五军第一师师长李荆璞的信,1936年12月12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上),第150页。
我们东北党最近虽然得不到任何关于东北游击运动的具体指示,可是我们从中国民族革命战争联系性上着眼,照中央所号召的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方法,分析东北的具体斗争环境。
周保中:《下江党扩大会议议决案——政治报告总结》。1937年12月30日至1938年1月5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上),第582页。
链接:下江党扩大会议
即吉东省下江特委扩大会议,在周保中主持下于1937年12月30日至1938年1月5日举行。此前,党中央以毛泽东1937年3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为基础,于4月15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会议以这个文件为指导,分析了全国和东北地区的抗战形势,部署了吉东地区当前应着力注意的16项重点工作。自此,吉东地区和抗联第二路军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这就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政治路线指导下、以配合全国总抗战为中心任务的阶段。1960年9月17日,周保中在回忆抗联斗争史时指出:“看到过‘党中央告全党同志书’,毛泽东同志的路线,被吉东首先接受了,以后转给南满,也表示同意,但北满还是不同意……政治上之所以有信心,主要就是根据这个文件”。(《中共东北地方党史资料 访问录选编 周保中同志专辑》,第110页)。
抗日联军应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巩固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目前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
周保中1938年4月28日日记,《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228页。 “中国共产党关于目前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毛泽东于1937年8月25日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其中将“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作为全国军事总动员的主要任务之一。1952年4月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
根据毛泽东同志名论,抗战三阶段及整个局势趣旨,深信不久必将达到日寇完全被歼除。
周保中1939年11月5日日记,《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531页。“毛泽东同志名论”,即《论持久战》。
党的基本策略——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东北目前应根据以往的斗争经验教训,更正确的坚持和运用……在东北是要发动广大人民,进行坚持继续抗日游击,使日贼后方——“满洲国”统治动摇,牵制日贼侵略。
周保中:《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192页。
加紧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斗争学习,应该以毛泽东、朱德做榜样。
周保中:《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207页。
我们的抗日联军以往受到重大创伤,巩固和改造游击队,我们要深刻理解和学会斗争经验,东北本身的,一九二八年湘、鄂、赣、粤红军最初之斗争历史,加紧掌握领导现有实力,逐渐展开广大群众的联系。
周保中关于巩固党组织问题给李兆麟等的信,1940年3月20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210页。
在目前我们斗争环境转特殊困难,而又转特别吃紧的状态,宣传工作更其重要。我们在全国人民长期抗日统一战线,为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求民族解放与独立诸基本口号之下,根据毛泽东在共产党中央扩大的六次全会报告为宣传中心,更切合于东北长期抗战游击运动现实环境,针对日寇的弱点,披露出被压迫广大群众的要求与愿望,指示应采取斗争的道路和方法,按照吉东省委员会不久以前宣传提纲,搜集具体材料,用口头的、文字书报与实际斗争工作相配合,而进行必不可少的宣传。
周保中:《宣传问题概论》,1940年5月。《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238页。“毛泽东在共产党中央扩大的六次全会报告”即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上的报告《论新阶段》,抗联翻印本名《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
根据全般形势,我们能肯定的答复:在目前虽然发生震动全世界的皖南惨案,但是国共合作不会就由此而破裂的。全民抗日统一战线也不会因此而瓦解的。中国抗战必获最后胜利。
国共不分裂,则全民抗日统一战线之基础依然稳固,抗日战争胜利主要条件依然保有。
实现抗日民主自由的宪政,不应该有“防治异党活动”与“处理共产党办法”等等的专横武断,而是要真正精诚团结,解除事实上的党禁。不应该限制和压制民众运动,而是要彻底实行给抗日人民以应有的权利,更广泛深入的来发动群众参加抗日,完成反攻整齐步武的准备。同时必须清洗躲藏在政府机要地区的妥协主和投降分子。
全国同胞,因皖南惨案,不但应有更高的警惕自觉,尤要加紧团结,加紧组织,更积极的广泛的参加到抗战的各方面,炼就颠扑不破的基本阵营,不但要督促政府彻底执行抗战国策,并且要涌现出新生有力的人民代表,参加中枢,掌握抗日政权。
中国共产党人光明正大的立场是始终一贯的,在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彻底执行民族解放战争、实行三民主义理想的原则下,任何时候是不会松弛自己的组织的、政治的、思想的独立性与批评自由,任何时候不放弃与脱离广大群众的紧密联系和正确指导;在全民抗日统一战线范围内,共产党的一切主张行动,若稍有松懈或过度“委曲求全”,那末这不是巩固统一团结有利抗日,而是无异于间接向日寇及汉奸走狗让步。毛泽东同志远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共六次扩大会议上阐明中共的具体主张,今天更应把这些具体问题充实实现起来,为获取民族解放最后胜利而斗争。
周保中:《第二路军政治部关于皖南惨案的概述》,1941年2月1日,“一九三六年”原文如此,应为一九三八年。
无论是指挥员或战斗员或政治工作人员,要养成沃罗什罗夫式的、朱德式的射手。
八路军平型关的著名战斗所收的伟绩,不但是显现了射击技艺,而且是用刺刀冲锋,来最后消灭敌人。因此,同志你们不但要学成超等射手,而且要同时锻炼劈剑、刺枪、投掷手榴弹等等。
中国过去的工农红军有纪律,所以现在成为中国抗战军旅的中坚支柱。
周保中给野营游击部队全体同志的信,1941年2月20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323、326页。 “沃罗什罗夫”即伏罗希洛夫(1881-1969,苏联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
毛泽东同志在指明“中日战争的长期性表现于战争的三个阶段”时,首先揭出战争阶段的特点:战争开始时敌是优势的、进攻的,我是劣势的、防守的,第二阶段则变为敌攻受挫,更不能不分散其兵力,防守其占领区。敌人这一时期的表现是兵力消耗和损失,政治,经济内外情势困难则逐渐增加,而我方的表现是英勇抗战和各方面向前进步。接着就是敌人困难增加,而我之进步增加,配合着国际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形势,就能够变更敌优我劣的现状,进到了全局有利于我的局面。就是使敌我均衡——相持的形势,变为我优敌劣的反攻形势。这是毛泽东同志依列宁主义的观点,就中日战争整个进程而给以现实的和可能的一种估计,并不是机械运动的公式。所以毛泽东同志特别说明:战争的枢纽在乎相持阶段,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去停止敌之进攻,使敌之进攻在一定时间内停止在一定的地区。同时相持阶段出现后,用尽我之一切努力去准备反攻所需之一切条件去渡入反攻。
周保中:《吉东、北满省委干部会谈问题讨论记录摘要》,1941年5月26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选》,(下),第372-373页。
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报告书中所指出的,基本上仍是必须的。而在现时事变发展情形之下,我们的意见认为必须紧握下列各点:第一,肃清国共摩擦,加紧统一战线团结巩固。第二,中央政府应有各党派代表参加,实行抗战宪政和民主,力求后方安定,肃清动摇妥协及奸细分子。第三,彻底执行抗日国防经济政策。第四,统一待遇抗战军旅,增调主力军赴前线,加强机械化部队和空军配置到适当的战略位置,并须发动更广泛的游击战争,扶助游击队。第五,与苏联密切联合,加强相互赞助,但须绝对排斥不利于苏联的各种挑拨企图。第六,联合英美,但不是依靠英美,不可以失去独立自主。
周保中:《保护工人祖国与纪念“七七”抗战》,1941年7月4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416-417页。“工人祖国”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苏联的称呼。
中共党中央顾到全局,顾到东北,必有平行的群众工作,在东北广大阶层中进行着。并不因此而抛开了东北党原有党组织,相反的,中共中央是要恢复联系来加强原有的党组织。一九四〇年中共中央交通员王朋同志来到抗联即其明证。
周保中、李兆麟:《党组织的改组与集中领导》,1942年4月20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选》,(下),第513页。王朋,又作王鹏,即彭申年,抗联第七军战士,1937年底回到延安,1939年6月奉党中央派遣返回东北联络抗联,1940年6月与抗联部队接头成功,后在教导旅工作,抗战时期牺牲。
中共党组织与政治路线不变更。今后不但不限制独立活动性而且加强独立活动性。
周保中与苏联远东军区联络员“王新林”(即苏军远东军区情报部少将部长索尔金)关于组建抗联教导旅的谈话,1942年7月16日,《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658页。
拥护首先倡导抗日救国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泽东先生、朱德将军。实现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收复东北失地。
周保中:《“九一八”十一周年纪念——告东北人民书》,1942年9月,《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选》,(下),第593页。
1.思想。2.党内外关系。3.语言文字。学风,主观主义。文风,党八股。党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研究现状,历史,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应用——实践。理论与实际统一。主观主义,把感想当政策,反党性,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实事与客观,详细占有材料,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
周保中的整风笔记,1943年3月23日,《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706页。
在旅长的月份内预备时间拨出八小时,为中国党员讲毛泽东同志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由余讲授。
周保中给李兆麟的指示,1943年12月1日,《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765页。
1.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路线下在满洲的行动。2.东北抗日联军再建立。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3.东北抗日救国总会与全民抗日统一战线。4.东北党组织的恢复,指导各地方组织和运动。5.与中共中央在满洲所发展的地下工作合一或直接联络。作战计划、军队战线和敌后工作。
周保中会见苏军远东总司令普尔卡耶夫时提出的反攻东北原则,1945年6月2日,《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811页。
链接:毛泽东和周恩来论东北抗日联军在对日大反攻中的贡献
去年八月,英勇的苏联红军来到中国,进攻日本侵略者,我东北民主联军与东北人民配合红军作战,消灭日寇与伪满,替东北人民开辟了自由生活的道路。
《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的修改意见》,1946年7月11日。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该决议即东北七七决议。
历史上东北的游击战是有过很大的发展的。在九一八以后到抗战以前,东北的游击战在中国是十分有名的。抗战爆发之后,东北的游击队削减了一些,但直到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日本的报告仍不能不承认其有广大的活动。同时,八路军这时早已开到了辽西,建立了冀热辽根据地。在日本投降之前,东北的西部便有了八路军,其东部和北部仍有打散了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的数量虽不大,但有着很大的潜势力。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们缴获了许多枪支,解放了广大的人民。
周恩来同马歇尔的谈话,1946年4月22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
毛泽东同志在中共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及结论,这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根据。
李兆麟致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1938年2月9日(一说2月29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及结论”,即毛泽东1937年5月3日和8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提纲《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51年10月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
如果不在筑设党的原则上,来耐心的进行琐碎的日常工作,是不行的,不用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去武装每个党员同志是不行的,不在斗争中进行不疲不倦的反各式样的倾向与不正确意识是不行的,不提高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不行的,不提高党的纪律性是更不行的。
李兆麟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报告,1939年1月6日。
目前东北民族革命运动,不但迫切需要与中央建立直接联系,同时还需要与党中央的机关报纸,各种杂志刊物建立直接输送到东北的工作,目前吾党的党员和群众组织,需要这些报纸刊物杂志,比任何时候都迫切。因党需要造就大批新战士,需要强固的工作基础。而没有这些列宁主义的武器是不行的。
李兆麟致中共北满省委书记金策(1903-1951,历任抗联第三路军总政委、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内阁副首相、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官)及吉(东)北(满)联席会议诸负责同志的信,1939年4月25日。
我们中央各方面已经解答和指示东北游击运动的需要材料,一九三三年有游击运动问题小册子,此后又有游击战术,目前全国抗战的情形之下,又有我们第八路军将领彭德怀同志关于战略与战术的发表。这些文件是包括着苏联游击运动的经验与中国红军几年来游击战术经验的总和,内容是非常丰富。
李兆麟致抗联第九军政治部主任侯启刚(1941年牺牲)的信,1939年。“彭德怀同志关于战略与战术的发表”即彭德怀于1936年八九月间在宁夏预旺堡同斯诺的谈话,是《西行漫记》的第8章第4节。在这次谈话中,彭德怀以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经验为依据,论述了游击战成为中国革命武装斗争主要形式的原因,论述了游击战的十大战术原则。
中共中央在抗战二周年宣言中,特别着重指示这个危机的严重性,并号召全国军民以“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加紧团结、反对分裂,力求进步、反对倒退”三位一体的口号,得到举国大多数群众的拥护,起了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李兆麟在野营纪念“七七”五周年大会上的报告。1942年7月7日。“这个危机”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机。
我党伟大的中央,在马克思、昂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陶冶之下的中央,能够迅速的及时的根据了客观的环境和主观力量,决定了自己的斗争的主要的方向,规定革命力量的配置,而定出革命现阶段的战略是:联合全中国人民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麻痹其他帝国主义的动摇性,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实现无产阶级政治领导,以取得中华人民的解放和自由。因此而提出了“建立全民反日统一战线”、“建立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口号。同时又根据了运动发展的过程,每一重大事变的动员口号。如“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规定出具体行动计划和步骤,而决定努力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
冯仲云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张兰生(1909-1940,原名包巨魁,满族。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协助赵一曼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曾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1940年7月19日在朝阳山战斗中牺牲起草的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报告。1938年5月1日。“昂格斯”即恩格斯。
我们完全同意热烈拥护中央六中全会的决议及我们的导师毛泽东同志在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我们宣誓我们一定要实现这些文件中所指示的任务而斗争,并将这些文件作我们今后工作的规范。
冯仲云起草的中共北满省委致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1939年10月12日。
我算看明白了。只有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行为,越来越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积极响应。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靠近共产党,接受党的领导。除了走这条路,那就是不被日本收降就是被打散花。
傅显明与周保中的谈话,转引自《李范五回忆录》,第120页。
链接:陈潭秋对傅显明等抗联烈士的评价
最近一年来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夏云杰同志、第七军军长陈荣久同志、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李红光同志、第二军第二师师长史忠恒同志、第五军第二师师长傅显明同志等的先后牺牲,尤为怆痛的不可补偿的损失。这些同志都是我党最优秀的干部,是抗日军中最有威信的领袖,他们在与日寇数年的搏战中,确实表现了共产党员的英勇模范,流尽了他们的最后一滴血,尽了他们保国卫民的最高职责。他们的牺牲,不仅是我党的严重损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重大创伤,是抗日救国运动中最不幸的事件。
让我们告慰我们的抗日烈士们罢!夏云杰同志!陈荣久同志!李红光同志!史忠恒同志!傅显明同志!你们为了收复失地,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国家生存,为了执行党的任务与政策与日寇作长期搏斗。你们为了自己的志愿,为了执行党的革命任务,为了中国人民解放的事业,而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们是人民的先驱,民族的英雄,党员的模范。你们的事业虽未完成,你们的英名是永远磨灭不了的,你们的躯壳虽然死去了,你们的精神将永远的存留在中国人的心坎中活动着。
陈潭秋:《悼东北抗日烈士夏云杰、陈荣久、李红光、史忠恒、傅显明诸同志》,1937年7月10日,《陈潭秋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第261-264页。
傅显明,抗日山林队首领,报号“占中华”,在周保中、李范五引导下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二师师长。是吉东游击区和抗联第五军的领导骨干之一。在吉东群众中威望极高,有民谣称:“没有法,去找占中华,有了他,我们笑哈哈”。1936年在战斗中牺牲。
我要跟共产党走。
田麟同韩光(1912-2008,抗联第一军政治部代主任、满洲团省委特派员,中纪委常务书记)的谈话。转引自韩光:《山河欲裂征马鸣》。《韩光党史工作文集》,第218页。
田麟,长白山伐木工人,抗日山林队首领。经杨靖宇、韩光引导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抗联第一军第五团团长,1939年在战斗中牺牲。
我要拼上这条老命为党工作。
只要我在,敌人就休想得到文件。
李升入党时的誓言和对满洲省委的表态。转引自孙岩、闻军(东北烈士纪念馆工作人员):《入狱后的抗联老交通——李升》。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辽宁省沈阳第一监狱委员会编:《关东报国珍闻录》,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538-539页。
李升(1867-1962).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联老交通员,先后5次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5年多。1951年10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和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后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62年病逝。
宁安县的抗日大旗,全仗着山里的周保中和你们擎着呢。
李大妈与李范五的谈话。转引自《李范五回忆录》,第6页。
三、阐扬意义、总结经验
我军处于日寇侵略华北的后方基地,又是内地抗战的前哨和先锋。
杨靖宇西征前夕对战士的讲话。1936年,详见本书附录《杨靖宇将军生平事迹》
链接1 毛泽东、朱德论东北与华北抗战的相互配合
正确地估计敌我力量,党在一九三六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因此,一九三六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但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同时还应估计到,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第一方面军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晋绥察方面)。
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而着重于主要的省份(河北、山西、热察绥、东三省、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福建、陕甘)。
《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瓦窑堡会议军事战略问题决议),1935年12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378页。文中自治区指冀东殷汝耕汉奸伪政权辖区。
热河、河北两省交界的雾龙山一带,派杨成武去发展新的游击区域。这是敌人的远后方,东面策应东北抗日联军,南面策应晋察冀,北面与蒙古接近,西面与绥远联系,在天下有变的时候,这个地区可以首先得到国际的援助。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关于目前军事问题的报告,1938年2月8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修订本 中卷,第50页。雾龙山即雾灵山。
开辟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与在辽宁、热河一带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呼应配合行动,向东北发展,以便将来日苏战争爆发后,八路军配合作战和取得补充。
朱德、彭德怀致彭真和聂荣臻电,1938年5月14日、8月3日。编写组:《彭真传》,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7页。
链接2:毛泽东论东北抗日联军对全国抗战的贡献
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 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
满洲义勇军数年顽强抗战的经过……清楚地证明中国有力抗日,有力来收复失地,并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
《毛泽东同红色中华记者的谈话》,1935年11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12册,第461页。
我们看了东北义勇军能够长期英勇抗战,据敌报说,敌人损失了十余万生命与数万万金钱。而且相当牵制了推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本部的进攻。他们虽然还没有最后战胜敌人,但他们对于全国民族已经有了极大的功劳和帮助。到今天没有一个人能说东北义勇军不能单独抗日的话。
《毛泽东先生致章陶邹沈四先生信》(即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1936年8月1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13册,第234页。
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例如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416页。
咱们有四不打。第一,地形不利不打;第二,不击中敌人要害、不能缴获武器不打;第三,要我们付出很大的代价不打;第四,对当地人民损害大不打。现在的情况,是高山隘路、居民不多、敌人疲惫,打的时机成熟了!
杨靖宇在本溪梨树甸子歼灭伪军邵本良部战斗开始前对战士的讲话。1936年4月。转引自王传圣(杨靖宇警卫员):《痛歼邵本良》,《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第567页。
链接1:杨靖宇游击战术的“三大绝招”
半路伏击
远途奔袭
化装袭击
赵俊清:《杨靖宇传》,第180页。
链接2:赞颂杨靖宇游击战术的东北民谣
抗联队伍有办法,穿上“狗皮”把装化。
头上戴着战斗帽,腰间还把洋刀挎。
粘上两撇仁丹胡,冒充太君来训话。
没等训上两句半,翻译官员说了话:
赶快缴枪举起手,谁动让谁回老家。
敌军官兵傻了眼,一个一个被活抓。
赵俊清:《杨靖宇传》,第182页。
要动员人民,要依靠人民,要搞抗日统一战线。谁抗日,我们就去联合他。我们要联合各种反日部队共同抗日救国。人多势众,互相牵制敌人,把敌人就给扯散了。我们要号召一切爱国人士、进步人士、反满抗日部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救国。
杨靖宇同战士的谈话。1935年秋,转引自王传圣:《深切的怀念》,《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研究资料汇编》,第234页。
链接:毛泽东论东北抗日联军发动群众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
抗日义勇军从日本压迫者手中赢得了自由,并以同样的方式武装了自己。如果中国人民都得到训练、武装和组织,他们也同样能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936年7月16日 。《毛泽东文集》 第1卷 ,第 405页。
那里也是民族统一战线,除共产党员外,还有其他的派别及各种不同的军队与民众团体,他们已在共同的方针下团结起来了。
《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1938年2月 ,《毛泽东文集》 第2卷 ,第103页。
现在形势很好,关里八路军、新四军打了很多大胜仗。我们在东北的任务,不但要扯住日本人的后腿,而且要配合关内作战。
杨靖宇欢迎第二路军南满远征部队的讲话。1938年5月,转引自伊俊山:《南满远征》,《吉林文史资料》编辑部、政协通化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吉林文史资料第24辑 回忆杨靖宇将军》,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年版,第129-130 页。
战术:以过去我们地区的地形与民众情况为根据,利用大小部队的活动,广泛的配备各地的部队,侦察敌情和地形,征收军用各种应用物质,开辟地方民众组织工作。如以敌情、地形以及其他各种情况,适当的利用大小部队,粮食物资则利用地方组织关系,在这些有利条件下,采用隐蔽的方法,袭击敌人或对准敌之弱点向其进行突击的战术,或夜间由森林中向敌军宿营地加以袭击,或者对敌之营防防所、建筑物等警备薄弱处而加以进攻……的方针。近年来,军中各部队的主要战术,伏击与进攻集团部落、木材厂、小城市等,以解决粮食、物资以及扩充新队员等问题。
魏拯民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1940年4月。《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202-203页。文中省略号系原文如此。
只有队员和政治指导员作政治工作,这是完全不够的。要利用南方朱毛的经验,在每个分队内应有五个徒手的宣传兵,三人作口头宣传,两人为粉笔队写标语口号和散发传单,此外在队伍中提出“每个反日的游击队员都要成为反日群众的宣传员和组织员”,随时随地在群众中都要尽宣传工作的责任。
杨松:《中共吉东局致饶河中心县委的信》,1934年10月10日,《历史的见证——杨松纪念文集》,第59-60页。
关于召集抗日救国的东三省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抗日救国的东三省人民政府问题。据云,有同志意见,以后在夺取城市后,才能建立。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在1928至30年时代,江西朱,毛占领井冈山,徐向前占余家寨时,何曾是城市呢?当时也曾有一部分同志的意见,说在山沟内不能建立政权,只有夺取城市后才行。这一观点曾受到中央的严格批评。虽然,目前东三省的形势与南方苏维埃运动是不同的,但是这一建立政权问题之经验是能适用目前东三省的。目前号召抗日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抗日救国的人民政府,这将打破人民不相信自己力量的心理,而对于整个东三省游击运动,在国内国际上之意义,用不着说了。
杨松:《中共吉东特委、宁安县委给第五军党委的信——关于队伍经济和队伍活动等问题》,1935年4月8日,《历史的见证——杨松纪念文集》,第111页。“余家寨”,原文如此,疑为金家寨之误。
要知道,我们的党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全中国民众的领袖。是处于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上,尤其我们东北党的组织,不能只机械的吸收工人阶级及贫农先进分子入党,对于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应允许其入党,使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游击作战和阶级斗争中得到锻炼。
杨松:《吉东特委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信》,1935年11月26日,《历史的见证——杨松纪念文集》,第151页。
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曾参考过去朱毛在江西井冈山时期内和俄国国内战争时期内的游击战争之经验,同时却估计到东北抗日民族革命的游击战争与国内战争时的游击战争之区别,估计到日本这个敌人和东北创造与敌人作战的游击战术。在东北的游击队,特别长于在山地、森林内和雪地内的游击战争,如像辽宁省和吉林省东沿长白山脉,在江省沿内兴安岭山脉,都是大的森林和山岭,很适宜于游击活动。这并不是说,在平地铁路公路和城市附近不能作游击活动,恰恰相反,只要人民中有工作基础,并善于机警地运用游击战术,甚至在最困难的冬天和最紧张的敌人讨伐情形之下,也可以在这样地带内活动的。
杨松:《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1938年4月发表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34期,《历史的见证——杨松纪念文集》,第188页。
链接:毛泽东论长白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或准备建立的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根据地都是。这些根据地明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 第2卷,第 419页。
实际上,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像全国抗战一样,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的,目前抗战是走的最艰难的道路,走完这段艰难困苦的道路以后,才是顺利的胜利的大道,就是说,我国抗战是处在“先败后胜,转弱为强”的这样一条道路上。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历史是艰难困苦的斗争历史,前一个时期内失败之教训,后一个时期内部分发展和部分胜利之好经验,这些都是用东北民族健儿的鲜血换来的。这些经验和教训,值得目前每个抗日民族战士来研究和学习。特别是在日寇占领东北已六年半,而东北志士能够持久抗战六年半。那种刻苦耐劳的苦干精神,那种独当一面的独立工作精神,在那样困难的物质条件之下,在那种严重失败以后,不动摇和不丧气,所有这些革命的精神,更是值得每个爱国男儿和巾帼丈夫去学习和效法的啊!
杨松:《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1938年4月发表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34期,《历史的见证——杨松纪念文集》,第192页。
链接:朱德论东北抗日联军的作用和意义
东北的数万人民革命军、义勇军经常牵制着数十万日伪军,使日伪在东北的统治不能稳定,使日寇很困难甚至无法榨取东北的资源……最大限度地疲困敌人……使其前线不能得到补充,战地又无以征发,而失去其长期战争的能力。
所幸东北同胞,组织了数万人民革命军和义勇军,不让日本强盗在那里安然开发资源和利用市场。相反地,日本强盗为了维持东北的“治安”,却要派极大的军队,耗费了许多有生力量和每月数万万的军费。“九一八”到一九三二年三月,半年之内,日寇为了占领东北,只花了三千万余日元的军费,而为了对付东北的游击战争,却要花更大的军费,总计自“九一八”到去年三月,日寇的军费消耗为十一万万日元。
《论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朱德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44页。
在军事上采取机动的游击战术去对付敌人的“讨伐”。敌来围我时,在敌未围前突破敌人包围,到敌后方去游击。常常比较巧妙地运用朱毛游击战的十八字诀,就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东北抗日游击队善于设埋伏实行夜击、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等等游击战术去积极地迅速地打击敌人和消灭敌人。东北抗日游击队还有所谓“三不主义”。就是不打硬仗、不攻坚和不防守。
杨松:《再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1938年5月1日发表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38期,《历史的见证——杨松纪念文集》,第209页。“十八”原文如此,应为十六。
第一,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裂则败,联合则胜”,成为铁一般的定律。
第二,在游击队内必须正确解决武装和给养问题,必须有头等的政治工作、正确的干部政策,在敌军内有优良的政治工作。
第三,游击运动必须与抗日群众运动配合起来,必须经常做抗日群众工作。经常去组织和武装群众。
第四,必须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地方政府,服从中央政府之领导。游击军事计划应与各地正规军之作战配合起来。
第五,游击队本身,必要有机动的游击战术,并且必须有灵通的情报工作。第六,为着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着巩固和扩大抗日游击队伍,在队内必须建立共产党的组织。
杨松:《再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1938年5月1日发表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38期,《历史的见证——杨松纪念文集》,第210页。
链接:毛泽东论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要素
东北义勇军抗战最久,有七年的历史,现在虽只有一万人,但成为很好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首先派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去。东北抗日联军,如果有好的领导,在有山村及反对民族敌人等条件下有发展的可能,否则也有削弱的可能。
在中央书记处抗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39年1月26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修订本 中卷,第 109页。
蓄养实力,培养新的军队基础,择定秘密根据地,相机作游击活动。对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各种宣传活动,组织抗日分子。整理旧党组织,发展党的新组织。保持中共中央系统。保持党在军队中的领导。
周保中1939年12月1日日记,《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427页。
按我方所持之政治军事原则,凡俘虏日兵,大体上,解除武装后加以适当之教育,而后释放之。若日本普通人民,则更不能因仇恨日寇之深而杀戮之。
周保中1940年9月16日日记,《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514页。
就整个斗争趋势来看,这一损失、失败并不是根本的,而是局部的,而且是暂时的。在分析日寇对东北殖民地统治实质是不是稳固的,已经说过游击运动的前途不仅是存在着,而且有转变向新发展的可能。但必须指出要争取转变向新发展阶段的斗争是更艰苦的,必须更坚持耐久,最后胜利一定会有的。
周保中:《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190页。
链接:毛泽东和周恩来论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的作用和意义
满洲人民与军队的经验,大家知道了。中国军队不能消灭,这是肯定的。
《反投降提纲——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报告》,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地域小(谓直接根据地小,但国度大),人数少,但阵线巩固,也能相持。例如,十年红军战争,某种程度上说来一个时期内的东北义勇军。将来假定有大部叛变之事,留下的小部亦可造成相持,只要能不断打破“围剿”,这种相持形势就有了。
《反投降提纲——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结论》, 1939年6月13日,《毛泽东文集》 第2卷 ,第230页。
东北是世界法西斯侵略战争最先爆发的火药库,但,也许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结束的场所,而目前又正是日寇企图进犯苏联的一个缺口。东北的得失,具有世界的战略意义。
《第十一年的“九一八”》,1942年9月18日。《周恩来政论选》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413页。该文是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的社论。
使现有游击队进行彻底改编,适当规划游击区域及战术,积极适合全民抗日持久战现阶段的要求。因此必须努力克服前时期的弱点,使游击队今后行动趋向统一,党领导必须力求集中。
周保中:《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192页。
游击队必有军事活动的后方根据地,特别是在目前暂时失去农村广大群众的连系,根据地的设置是很重要的。游击队某一时期,特别是在作战以后,必须有距离敌人较远比较安全的地带,求得一定时间,进行队内必须的休息和人事处理。对于负伤患病者的疗养设置以及服装制造、武器修理、交通联络、储藏、看守等等,都有赖于相当根据地的设施。根据地的设施,应按照敌情状况及游击队本身的计划以至季节等条件来适当选定。通常以进出便利、森林深厚、地势险要的山越地带为适当,同时根据地及后方工作,应有多种之设置,可分为“经常活动根据地”或“固定根据地”、“临时根据地”,有时为诱骗敌人计,必须有“假装根据地”。无论冬夏,在目前条件下,游击队概以使用帐幕为最适当,不必建筑营舍,不可贪住房子,在后方根据地,务必多多准备土工器具和炊具。根据地后方工作管理,应采取严格秘密方法。
周保中:《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204页。
游击队不可固著在一个地区,应有远距离的活动与必要时的迅速移转,不但是善于挺进的活动,而且要会采用和计划必需的回头战法。以前游击队是惯会使用侧面阻击敌人而常收胜利,现在因为条件不同,要到处注意受敌人的埋伏侧击;从前游击队不很讲求防空战斗和骑兵战术、遭遇战法及匍匐投击,现在应该加紧学会。所有游击战的一般方法,如利用夜袭、拂晓袭击、埋伏、不攻坚、不打硬仗、不防守等等,现在更应灵活使用。
周保中:《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202页。
游击队对广大民众应该抱着骨肉相倚的态度,对民众的接触,务须保持严格纪律行动。游击队不但要在政治思想方面去影响群众,而且必须从行动上去领导群众,帮助他们进行抗日救国组织运动,帮助他们进行某种可能的革命斗争,每一个游击战士,不仅是人民群众中的宣传员,而且是组织及斗争的领导者,同时不可侵犯人民群众的生活利益,并应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可妄加干涉或轻侮。遇有人民纠纷事件,游击队站在合情合理的调节地位,帮助他们适当的解决纠纷,不可行使偏私和处罚。游击队应拒绝不必要的或私人的馈赠。游击队若有行军救急药品和医生,可以帮助贫苦人治病。游击队对于处治隐藏在群众中的敌探走狗事件,一方面要依靠群众的告发和提议,同时必须注意诬陷和株连。游击队在进攻某城市或集团部落以前,须预先准备宣传材料,指定宣传集会人员,并规定临时特定的纪律行动。
周保中:《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206页。
巩固自己的团体的组织,严格工作联系,不断实行政治的检查和工作的检查,检举暗探奸细,依靠群众,注意检举根据,彻底辨别嫌疑,注重确凿的证据,区别真伪,审判处决时必须分别首从,或主动或被诱胁。
特别要知道,若是反奸细的工作失却原则夸张、误会、隐默等等,都会更助长奸细影响和工作破坏而走向帮助敌人。
周保中:《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208页。
在领导农民抗日救国的整个工作中,要记准拥护雇农、贫农的利益,不要侵犯中农的利益,以组织和领导他们斗争。
周保中:《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194页。
链接:毛泽东关于东北抗日联军发动和武装农民群众经验的论述
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文集》 第1卷 ,第 406页
共产党员必须提高民族自觉心和自信心,坚决反对悲观失望、动摇退却、妥协投降心理。提高党员的先锋作用及模范作用。尤其在队内的党员应该成为英勇作战、执行命令、遵守纪律、政治工作与内部统一的模范。必须照顾全局、照顾多数、接近群众。
克服党支部生活不健全的现象,切实的检查与布置工作,提高政治水平和学习精神。加强组织观念,政治原则一致,巩固党内团结,真正开展自我批评,反对英雄主义及庸俗的市侩主义,和衷共济,提高每个同志的布尔塞维克锻炼,使他成为民族革命运动中,领导群众斗争中的核心和先锋。
加强党的铁的纪律。共产党员要在自觉的精神上遵守党的纪律,反对命令式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要以处罚为儿戏,我们应当用说服、批评等方法来提高党的纪律,提高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同志的积极性,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反对自由主义的放任主义。
坚决的展开两条战线的斗争,那末党才能进步团结来担任起自己伟大的历史任务。因此要肃清“左”倾关门主义的余毒,反对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左”的急性病。同时要打碎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尾巴主义、调和主义的蠢动,严防两面派的活动,以保证党内思想上、行动上的统一一致。
周保中:《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200页。
对于其他党派问题。中共党在东北以往的巨大抗日斗争中,起唯一的领导作用。今后的历史使命,仍然要中共党坚持继续,忠实坚决底执行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相助相让的条件下,力求巩固团结。
周保中:《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195-196页。
链接:“在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共产党是最坚决的”
“在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共产党是最坚决的”,这是在东北坚持抗日斗争的国民党人、东北现地动员委员会哈尔滨地区负责人伊作衡在狱中书信里留下的遗言。他1912年生于齐齐哈尔,1938年潜回东北从事抗日斗争,始终坚持联共抗日原则,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协助下,坚持斗争三年多,1941年12月15日被捕,1944年5月7日在齐齐哈尔就义,临刑时高呼:“黑暗不会长久,中华民族解放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转引自李景亭、唐崇光:《从容走上绞刑架的人——纪念抗日志士伊作衡先生》。《关东报国珍闻录》,第566、568页。
对“满洲军警”以至官吏职员,原则上是号召他们参加全民抗日救国自救。用各有效的工作方法,吸引他们从思想上、行动上与日寇分离。援助和领导他们某一时期可能的抗日直接行动,欢迎他们参加抗日联军的系统组织,或赞助他们有保证的抗日行动。同时必须指示,东北游击运动已八年以上,全民抗战转眼三年,“满洲军警”、官吏职员,早已到了明显表示其民族意识行动的时候了。党所领导的组织配合着游击队的行动,可以而且必需进行不断的军事胜利来打击他们,消灭和瓦解他们,仅仅宣传鼓动和消极的工作是不够的。
周保中:《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194-195页。
链接:朱德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瓦解伪军经验的论述
在东北,许多被迫做了伪官的人,暗地里资助游击队的也很多……抗日游击队为着全体中国人的利益斗争,它是能取得全体同胞(除了汉奸托派以外)的拥护和援助的。
《论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朱德选集》,第46页。
政治备忘录
中国人民艰苦抗战,民族解放胜利来临。
苏联红军吊民伐罪,东北河山复见光明。
共产党员坚贞稳定,对我中华祖国竭诚。
统一建国党派不分,是非曲直但求其真。
勿忘爱护人民同胞,处处力求廉洁公正。
耻与国贼专暴为伍,占地位置尊重人民。
争取全民民主自由,极力避免阋墙内争。
同胞久苦水深火热,合求公平合理民生。
国家完全独立自由,主张民族一律平等。
赞助国际和平友好,首先巩固中苏联盟。
过去孤军长期奋斗,而今还须继续求进。
海亦可枯石亦可烂,志趣宗旨绝勿变更。
组织备忘录
要遵守系统规定,要保持密切联络。
要到处学习进步,要利用一切经验。
要虑念周到,要有正确决心。
要行动紧张,要敢作敢为。
要靠近群众,要尊重人才。
要重同志互助,要与友党合作。
要有坚定主义,要有手段方法。
要团结内部,要纪律森严。
要熟知事物,要到处检点。
要正常工作,要准备应变。
行为备忘录
小心酒肉钱财引诱你,小心美丽色相沉迷你。
小心甜言蜜语欺骗你,小心华衣华屋拘住你。
小心日寇遗毒沾染你,小心走狗叛徒暗算你。
小心法西斯蒂杀害你,小心偷安懒惰杀害你。
周保中起草,1945年7月。《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653-654页。
根据主客观形势的要求,我们总的任务毫无问题应当是:领导群众抗日反满的紧迫的经济的、政治的各种斗争,广泛造成全民统一战线,准备和蓄积更大的群众力量。克服抗日运动发展不平衡。巩固和扩大战斗和配合。
李兆麟、张兰生联名致各军负责同志和军师党委的信。1938年2月20日。
要把关内执行工作的经验教训、理论内容与东北每个具体特殊环境溶化起来。
李兆麟以北满省委代表名义致嫩江特支负责同志的信。1939年8月22日。
利用各地带的山林隐蔽主要的据点,各处建立坚强的巩固的战斗单位,保持独立自由的活动的精神,以支队作为单位分布在于有战略意义的区域,应当懂得据点有时以江套作依据,有时以苇塘作依据,设法接近群众。
尽量防止“轻举躁进”和“打硬攻坚”式样的伸张,和防止被敌人的大批包围的危险,慎之慎之,一味蹲沟,不计划行动是异常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是瓦解自己实力的倾向。要坚决反对。
必须了解布置密营的艺术,不但利用森林,同时还要利用河套,不但利用野塘,同时还要利用孤林草甸,必须因地域,因群众关系的不同,敌人的统治力量的不同。灵活布置部队的据点。
为了巩固后方与前方的联系,为了牵制敌人,调动敌人,必须在沿山设山林游击部队,专门破坏与扰乱敌人的移民团、铁路、汽车路、木营、运送给养车辆和侦察敌情等,以便平原游击与山林游击配合一致。
李兆麟:《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关于目前新形势和新的战斗任务》,1939年12月20日。
在战术方面,我们要坚定的将死守据点打圈子的试探活动方法,改变为独立自主的、最大机动性的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利用森林、草原、河流的隐蔽行动),采用“屯驻后迅速让避到另一地方,不拖延战争”的方法,多采用奇袭、夜袭、设伏兵的战术,“给敌人以短促的急遽的打击和意外的偶然的打击”,以便避免与敌人“在固定区域作战和根据地附近作战”,这样使敌人作大规模的行动很困难,“分进合击”也困难发挥效能,“分区讨伐”堵击和搜寻山林,不会起更大的作用。同时我们偶然突入平原和山林毗连的区域,敌人快速机械部队也困难发挥其威力,我们可以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灵活地保持自己的生存力量,果敢的猛扑敌人薄弱环节,注意转好外部的群众关系和加强队伍内部的巩固,注意克服临时发生的困难。
我们可以迅速集中,迅速分散,集中时猛扑敌人据点(山里敌人防所,沿山的驻军、木业的保护力等),分散时使敌人困难接近我们。同时我们在侦探、宿营、警戒、通信都应学会。我们新经验,伏击、袭击、进攻、撤退都应研究新办法,同时配合群众工作,是能解决我们的困难的!
李兆麟给中共北满省委书记金策的信,1940年10月3、4日。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党的政策决定是根据周围环境详细情形来决定的。特别是战争环境中,尤其要详密的明了和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况”的指示,我们必须执行。目前东北的情况下,我们对于多年侵占东北国土的全部情形,必须采用各式各样的方法随时随地加以详细侦察和研究,这是东北党组织和党同志斗争任务之一。应当将每个地方群众组织变为群众运动与侦察工作二位一体的斗争组织。每个游击队目前必须把坚持发展秘密抗日群众组织,特别是武装组织,来繁殖游击战争的任务,与积极进行侦查工作的任务,紧密联系起来。
李兆麟给金策、许亨植(1909-1942,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参谋长,1942年8月3日在战斗中牺牲)的信,1942年6月25日。文中引文出自杨松起草的《加强党性的锻炼》,1941年9月6日和11月15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将杨松此文作为社论发表。
东北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是全中国抗战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在“七七”抗战以来,东北的抗日游击运动在影响上有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作用,在事实打击当时“中国无力抗日”的调言的作用。“七七”抗战以后,东北抗日联军曾在全国总抗战的局面下,积极展开英勇行动,来配合和响应总抗战的行动,特别是第一、二两个年份,我们曾给敌人很大的牵制作用,虽然艰苦备尝,浴血牺牲,从来是按照中共党已确定的革命政策原则基础上,忠贞不二,继续支持与克服任何方面所遭受的严重局面。勇敢的去迎接困难,克服艰巨,因之在东北广大人民中造成不可磨灭的威信。我们认为过去含辛苦斗,是每个中共党员和优秀的炎黄子孙必须有的态度,未来更伟大的斗争,更是当仁不让。虽然目前我们武装力量残存有限,群众联系隔绝到惊人的程度,但是根据目前东北广大人民抗日情绪猛烈上升,敌寇的血腥“统治”益趋糜烂,什么力量也压不倒继续发展着的抗日新潮水。另外,抗日联军和中共在人民中的影响是继续存在和生长的事实,这正是说“细流可以汇百川”。我们既不应轻视以上的事实,我们就要勇敢担负起党和人民所给我们的历史任务,我们即经认清客观环境的复杂,革命责任的重要,我们就应该加紧学习革命导师的理论武器和革命先驱的经验教训,来武装自己,加紧党的团结和群众的一致性,扬弃游击主义习惯,力求生活行动的正规军化,就是说:要加强自己的战斗性,来纪念伟大“七七”五周年的最好办法。
李兆麟在野营纪念“七七”五周年大会上的报告。1942年7月7日。
根据毛主席所提出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原则,在敌人来到之后的头几天我们应该避开他的锋芒,我们目前也是这样做的,现在是如何执行敌驻我扰呢?是不是可以派少数人在夜间到敌人驻地附近去打冷枪,使他们得不到休息,尔后再等他们疲劳的时候打他个冷不防呢?
王汝起与第七军第一师副师长刘雁来(1902-1967)、政治部主任彭施鲁(1916-2009,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谈话。1939年6月,转引自彭施鲁:《我在抗日联军十年》,第232页。
我们的战术就是这样,出其不意,猛打猛冲。
建好密营,咱们就有了巩固的后方。建密营也是一次不小的战斗,要跟冰雪作战。
柴世荣在林口大盘道战斗前后同战士的谈话,1937年2月。转引自徐云卿(抗联第五军女战士):《战斗在牡丹江两岸》,《英雄的姐妹》,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7页。
我们是抗日救国的队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你们只要放下武器不抵抗,我们对被俘人员一律不伤害,不论是军官还是士兵,这是人民军队对待俘虏的政策。我们一天不把日本强盗从东三省赶出去,就一天不算完。日本强盗在东三省烧、杀、抢、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你们是中国人,凡是不愿做亡国奴、有民族气节的人,应为抗日救国做些好事,不要替日本人残害中国同胞。
韩仁和在吉林清原黑石头战斗后对伪军俘虏的讲话。1935年8月,转引自王传圣:《抗联一军痛歼汉奸邵本良》,《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资料汇编》,第268页。
韩仁和(1913-1941),吉林人,1933年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抗联第一军军部秘书长、第一军第三师政委、第一路军警卫旅政委兼总司令部参谋等职。1941年在战斗中牺牲。
四 忠贞壮烈、视死如归
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
罗登贤在雨花台就义时的遗言,1933年8月29日。转引自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上,西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页。
最后胜利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共产党万岁!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只身与敌人进行了最后的战斗,在日伪军“放下武器,保全生命,还能富贵”的嚎叫声中,杨靖宇一面向敌人猛烈射击,一面作了气壮山河的回答,详见本书附录《杨靖宇将军生平事迹》。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赵一曼写给儿子陈掖贤(即“宁儿”)的遗书,1936年8月2日。转引自温野:《青春献沃土 碧血染红旗——赵一曼狱中斗争纪实》,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辽宁省司法厅沈阳劳改分局编:《铁窗丹心——中共满洲省委狱中斗争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页。
我是赵尚志。你们和我们不同样是中国人吗,你们却成为卖国贼,该杀。我死不足惜,今将逝去,还有何可问?
赵尚志牺牲前痛斥伪警察,1942年2月12日,《东北抗日运动概况(1938—1942)》,第336页。
如果我的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醒人民的觉悟,我的死也是值得的。
李兆麟与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委毛诚的谈话,1946年。转引自《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第103页。
我为中国而死,比作日本狗而死是光荣的。
兰凤久牺牲前痛斥日寇伪警察,1941年。转引自《中共北满省委员会、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1941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217页。
链接:抗联文献中关于兰凤久事迹的记载
拜泉县顺时村兰风久先生,为保护一个生病的游击队员,被日寇毒打,不肯说出病队员的所在地,终被日寇杀死。
《中共北满省委员会、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1941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217页。
拜泉县蓝家粉房顺世村义士蓝凤九,三十四岁,为保护我队员被日寇杀害。
周保中1941年12月21日日记。《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635页。“蓝”,原文如此。
我宁死于抗日救国领域,宁死于同志指顾周旋相与艰苦共尝中,绝不愿一日苟活于法西斯日贼统治区;更不愿见法西斯日贼之对我同胞已视同殖民地奴隶牛马之残酷悲痛;更不愿自己是女性而不幸有可遭受日贼法西斯之凌辱。
李志雄就不愿去敌占区治疗给抗联第五军军部的报告,1938年秋,转引自周保中1939年7月8日日记,《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378页。
链接:周保中对李志雄的评价
活泼、聪明、有文才,为地主资产阶级出身较有革命头脑之女青年。 吾大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可造就之女性人才。
共产党为民族解放战争中一有望干部。
周保中1939年7月8日日记。《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378页。
李志雄,季青(1912-1988,土龙山农民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抗联第五军政委、教导旅第四营政治副营长)夫人,1936年参加抗日斗争,1937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第五军妇女团识字教员、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宝清临时办事处秘书等职。1939年7月病逝,年仅25岁。
我一个人顶得住,没有问题。即使我牺牲了,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也必定会胜利的。
姜墨林牺牲前对战士的嘱咐,1943年。转引自周保中:《抗日小英雄姜墨林》,《周保中文选》,第231页。
链接:周保中关于姜墨林壮烈牺牲的记述
一九四三年的深秋夜,狂风起雪压地,
铁岭河南,遭遇大敌。
小姜部队被包围,密如蛛网无空隙;
他一身是胆,跃马当先,果敢抵御。
枪弹无几粒,刺刀显神奇……
征骑尽射倒,战士都把血洒地。
小姜身中六、七弹,举腕瞄已无力,
敌人狂叫投降吧,妄想活捉奇货居。
小姜圆睁大眼,眉倒竖,
咬牙切齿扑又起,剩有三个手榴弹,
裹进文书军机密。
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抗日救国胜利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
拉开手榴弹机关,挺身向敌群冲去,
炸死敌人和自己,白雪战地红光起。
《给北京市八十五中学初二少先队员》,1958年,《周保中文选》,第301-302页。
姜墨林,吉林宁安人,1932年11岁时加入儿童团,1935年加入共青团,多次参加战斗和侦查工作,屡建奇功。曾任五军军部直属教导大队小队长,1943年在小部队战斗中掩护战友突围,与敌人同归于尽。
死并不可怕,但要死得值得。死掉之前我能打死一个敌人就算够本,打死两个敌人我就赚了一个。
赵有洪同战友的谈话。1936年,转引自彭施鲁:《我在抗日联军十年》,第118页。
赵有洪,抗联第四军警卫连第七班班长,1936年在战斗中牺牲。
抗日军民是杀不绝的,我死了以后,你们要继续战斗,天快亮了,黑夜就要过去了。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有良心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战斗!
你们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抗日的中国人千千万万,你们是杀不绝的!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孙国栋在哈尔滨监狱刑场上的遗言。1945年8月14日。转引自阎继哲(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特派员):《黎明前走上绞刑架的人——孙国栋》,《关东报国珍闻录》,第534-535页。
孙国栋,抗联第三路军第六支队大队长,在小部队活动中于1944年12月19日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1945年8月14日就义。
附录
党中央在杨靖宇公祭安葬大会上的悼词由杨尚昆、胡乔木、周保中主持起草,发表于1958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其中“伟大的战士”一词,在当时是只有政治局委员逝世后才能使用的赞誉。
中共中央在杨靖宇同志公祭安葬大会上的悼词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今天,我们来为十八年前为国牺牲的杨靖宇同志安葬,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他表示深切的悼念!
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一方面有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一方面有勾结外国帝国主义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是非常艰难的。东北抗日联军当时面对着中国民族最凶恶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处境十分困难,但是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到底,充分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民族在任何敌人面前,在任何困难面前绝不低头的伟大精神。在这场斗争中,许多共产党人和许多爱国志士流尽了他们的鲜血,付出了他们的生命。杨靖宇同志就是在斗争中英勇牺牲了的一个伟大的战士。我们今天来纪念杨靖宇同志,也就是纪念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光荣牺牲了的一切革命战士。
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的一个部分。大家都记得,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了革命的时候,中国人民面前笼罩着一片黑暗。这时,只有中国共产党高举着革命的旗帜,向全国人民指出了前进的道路,率领中国人民坚持斗争。卖国的、反人民的国民党统治把中国的事情越搞越糟。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东北实行武装侵占。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所谓不抵抗政策,听任日本侵略者占领整个东北,并且把它的侵略势力向华北和全国发展。这时,也只有中国共产党站到了抗日斗争的最前线。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命令东北地区的党组织坚持抗日斗争,并且派遣了许多优秀党员到东北地区来工作,杨靖宇同志是其中的一个。杨靖宇同志和东北地区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其他共产党人坚决执行党的方针,他们和东北各族人民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并且团结了一切爱国的力量,在党中央领导下组成了东北抗日联军,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给了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
参加当时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还有许多朝鲜同志。在共同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后来又在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在斗争中长期发展起来的友谊是最巩固的、最可宝贵的友谊。
杨靖宇同志的英勇奋斗的一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他对革命最坚决最勇敢,任何困难不能把他压倒。他对党是最忠实的,时时刻刻都尊重党的组织和党的纪律,他热爱人民,和人民真正打成一片,他善于团结群众,能够把各族人民为共同的事业而团结在一起。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杨靖宇同志牺牲以后的十八年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六亿人民,不但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而且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正在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数的革命先烈在艰难的斗争中毫不踌躇地付出了他们的生命,这就是因为他们深信他们的牺牲能够为后人开辟出一条通向无限幸福的大道。现在我们来纪念他们,就应当用同样的革命毅力,用同样的刻苦奋斗的精神,来把我国的建设事业迅速地向前推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伟大的民族英雄、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
东北抗日联军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在杨靖宇治丧工作中,党中央除按照政治局委员规格准备悼词外,还成立了公祭安葬委员会,在杨尚昆、胡乔木、周保中主持下,起草了一篇长达万余字的《杨靖宇将军生平事迹》,参加起草的还有中央档案馆馆长曾三,抗联老战士冯仲云、李范五、韩光、伊峻山,原满洲省委书记何成湘、原满洲省委组织部长杨一辰等。他们都在原稿上作了大量亲笔改定。1957年12月22日,党中央授权周保中最后定稿。《杨靖宇将军生平事迹》原文载于《吉林文史资料》第24辑。
自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由党中央主持起草生平的先烈,全党只有两人,一是瞿秋白,1955年6月18日,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在瞿秋白葬礼上宣读了瞿秋白生平报告,另一个就是杨靖宇。
杨靖宇将军生平事迹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杨靖宇同志,原名马尚德,字骥生。1905年2月26日(注:实际为2月13日)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在做地下工作时,曾化名张贯一。1932年赴东北巡视时,组织上决定改名杨靖宇。1940年2月23日,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光荣殉国。
靖宇同志少孤,家境贫寒,七岁入学,成绩甚好,很受同学及师友赞誉。少年时见军阀混战,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深感不平,常在文章中表示愿以人民解放事业为终身职志。
1923年考入河南省立开封纺染工业学校。时值“五四”运动末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靖宇同志深受影响,爱读中共中央指导下出版的《向导》和《新青年》及其他革命书刊,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1925年6月,在“五卅运动”影响下,参加了反帝斗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每逢休假,在团组织的指导下,回乡组织农民夜校,任教员,向农民进行革命教育,为后来确山的农民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进驻武汉,靖宇同志接受中共党支部的指示,离校回到确山、信阳等地,组织农民运动,发动京汉铁路沿线工人,不断袭击和破坏敌人后方交通运输。1927年4月5日,确山10万多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举行起义,靖宇同志指挥农民,手持大刀长矛,高举红旗,激战四昼夜,攻占了确山县城,活捉了反动县长,打死反动军警200余名,夺取了武器,装备了自己。这一行动声援了北伐军向河南的进军。
1927年5月,靖宇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四一二”叛变和武汉汪精卫集团“七一五”叛变,中国人民大革命遭到了失败。豫南国民党反动分子,勾结军阀包围确山县城,企图消灭革命的农民武装。靖宇同志率众冲出,深入豫东南广大农村,在刘店发动了秋收起义,并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鄂豫皖别动大队,任大队长。在确山、汝南、信阳、罗山等县开展活动,打击土豪劣绅,没收钱粮,救济贫民,震撼了该地区的反动统治,为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年底,靖宇同志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短时间曾离队治疗。1928年1月,伤未痊愈即归队,率领所部和其他的农民起义军在四望山汇合,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任豫南特委书记。同年秋,靖宇同志被党调至中共河南省委工作。在白区工作时期,曾在开封、洛阳两地被敌逮捕三次,但他以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对反动统治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维护了党在地下革命工作的机密。同年冬,因敌人追捕甚紧,中共中央调他到上海学习。
1929年春,中共中央派靖宇同志到“满洲省委”工作,担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化名张贯一。到矿区后,深入工人群众,与工人同甘共苦,亲如兄弟,正如他给省委的报告里说的:“在白区做工人运动,不能于工人之外,必须职业化在工人之中,和工人同寝、同食、同作、同息,才能很好地了解工人的要求,领导工人斗争,组织与教育工人,自己才能得到最好的掩护”。因此,抚顺矿区迅速地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工人运动基础,并将运动扩大到本溪、鞍山等地。
同年夏末,因叛徒告密,靖宇同志被日本特务机关捕去,日寇办的《奉天日日新闻》9月11日于二版上刊登了一条消息,吹牛大叫:“全满赤化的阴谋暴露,中国共产党员被一网打尽”,云云。还刊登了靖宇同志等七人的被捕照片。靖宇同志被捕后,在五六个昼夜的审问期间,不断受到各种酷刑摧残,并有叛徒作证追逼口供,但靖宇同志坚强不屈,对党忠贞,挺起胸膛,咬紧牙关,对地下革命工作活动情况,只字不肯吐露。日寇迫不得已,乃由抚顺日本警察署向东北反动当局引渡,解往沈阳,靖宇同志在“中国法庭”上,慷慨激昂地指斥反动当局不能保护中国人民的权益,放任日寇横行,丧权辱国。法官张口结舌,无言可对。但因慑于日警察署的淫威,勉强判处一年半徒刑。
1931年春,刑满出狱三天,满洲省委代表向靖宇同志传达指示,将派他去哈尔滨工作。但因所住旅馆是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开办的,正在这时遭敌破坏,暴露了靖宇同志的行止,因而又被逮捕入狱。
“九一八”事变后,因党组织努力营救,靖宇及其他同志才于同年冬被释出狱。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将靖宇同志派往哈尔滨市任中共道外区委书记,兼任东北反日总会会长。他奔走各地,发动市郊工农群众、革命士兵,组织抗日救国会,动员工农青年和学生、知识分子参加义勇军。
1932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成立,靖宇同志任市委第一任书记。他在三十六棚机车车辆厂、道外皮鞋厂、毛线厂,各中学及呼(兰)海(伦)铁路沿线,日夜不停地工作,建立起党的组织和抗日救国会。几次引起日寇特务的追踪,但因他机智沉着,均得脱险。由于靖宇同志的热诚努力,哈市党组织和反日救国群众运动开展很快。同年夏初,他曾代理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规划哈东、南满各地人民武装抗日游击运动,派遣干部到敌伪军中和旧东北自卫军中分别策动抗日。
同年秋,靖宇同志代表省委到吉(林)海(龙)铁路沿线巡视并整顿党所创建的磐石、海龙等地的游击队。当时日寇、汉奸、地主与其他各抗日武装部队中的反动头目勾结,在“抗日必先反共”、“反对老高丽共产党、独立军”的恶毒口号下,从事政治分化和民族挑拨,引起该地区内部及抗日武装之间相互冲突。磐石游击队(即工农反日义勇军)外受孤立,内部动荡,情况很危急。这时,靖宇同志走遍伊通、双阳、磐石、桦甸、海龙、金川各地,反复深入检查了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多次召开地方党、反日会、游击队代表会议,正确估计当地情况,批判了当时任磐石中心县委书记全光(注:1941年叛变)在执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中的缺点和错误,改组了县委,提出了新任务。同时,采取实际措施,合并整编磐石—海龙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改善了抗日的军民关系;汉、朝民族由隔阂分裂转为团结一致;非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武装之间的摩擦冲突化为合作互助。
1933年初,靖宇同志亲任南满游击队政治委员,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采用灵活战术,不断袭击吉海铁路沿线及其以东地区的日伪军据点,屡获胜利。南满游击队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各抗日武装部队的模范和核心力量,并且推动着旧奉天省东边道地带及安沈铁路沿线的抗日游击运动的新高涨,挽回了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影响而崩溃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及东北义勇军等所造成的颓势。在这期间,吉海地区的伪满军队中下级爱国军官和士兵,深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宣传,被南满游击队不断胜利所鼓舞,他们同情抗日斗争,或暗中支持,或公开起义,投奔抗日军。伪军宋国荣营长率全营起义,联合抗日部队一举攻占磐石,歼灭日寇守备队,中断吉沈铁路运输,即其一例。1933年5月,做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曹国安同志得到靖宇同志的指示,率领伪满军五旅第十四团的迫击炮连在吉海铁路烟囱山起义,打击日寇驻军,破坏日伪军事设施,该部编入南满游击队,增强了人民抗日武装实力。
1933年秋,靖宇同志赴哈尔滨参加满洲省委会议,讨论了党中央关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抗日武装的政策给东北组织的指示。1933年8月15日,在磐石玻璃河套召开南满游击区党和游击队代表会议,贯彻党中央和满洲省委指示,并于九一八二周年纪念日宣告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靖宇同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宋铁岩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李红光同志任参谋长,所部分编为两个团,袁德胜、曹国安、朴翰宗、金朴嶙等同志分任团长、团政治委员,另由工农青年和学生编成少年营,基干部队人员达两千人以上,用敌人的新式武器装备了自己。围绕在独立师领导下的各种抗日武装部队不下万余人。从此,人民抗日武装声威大震。广大人民从铁的事实中,揭破国民党反动派“抗日必先剿共”的卖国投降真面目,深信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但是,日寇深恐东南满广大地区的侵略统治为新型的人民武装所摧毁,自1935年秋开始,在旧奉天省东边道和吉海铁路沿线地区,集结日伪军达10万人,辅以飞机数十架,举行长时期的“大讨伐”。日伪军所到之处,肆行烧、杀、抢掠、奸淫,用极其横暴的手段,摧残赤手空拳的人民,企图摧毁抗日武装的群众基础。靖宇同志洞察当时的严重形势,寻找出日寇许多弱点,下了粉碎敌人进攻的决心。经过地方党和抗日救国会,动员广大群众,积极支援反对日寇“大讨伐”、反对“三光政策”的斗争,并作了准备工作,以减少日寇强加给人民的各种损害。同时又选拔人民革命军队,留置一个团及教导营,联合其他抗日武装部队在磐石、海龙、桦甸,对敌兵的集结进行扰乱钳制,使敌人疲于奔命。靖宇同志亲率精锐部队,轻装急驰,越过辉发河封锁线,突然出现于敌后,在辉南、金川、柳河、濛江、兴京(注:今新宾)地区展开游击活动。由于部队学习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游击战术,并且纪律严明,所到之处,深受人民爱戴,以人力物力支援抗日军。 从1933年秋到次年春,靖宇同志曾指挥所属部队攻占三源浦、八道江、凉水河子等城镇,不断袭击该地区的伪军据点,缴获敌人新式轻重武器及军需辎重甚多,日寇警务总局惊呼:“满洲事变后,在磐石附近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县委组织了武装游击队,并称为红军,到大同2年(1933年)9月,成为全满之首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杨靖宇,在磐石首先暴动,同年10月,南下侵入奉天省内之金川、柳河、清原各县”(见《满洲国治安小史》)。靖宇同志所领导的“抗日红军”,从此声威远震,鼓舞着该地区一时趋于消沉的各抗日武装,重新振作起来。靖宇同志曾在1933年12月2日以乃超的名义,亲自给省委的报告中说:
“近来司令部为扩大游击区域,广泛联合各抗日军造成全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冲破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伪满洲国政府围剿东边道起见,于阳历10月27日随带八连、九连、政治保安连,由磐石越过辉发河,前赴桦甸、濛江、辉南、金川、柳河、清原一带活动……我军所到之处,处处得到广大群众之拥护和爱戴,各地群众自动杀猪,送给部队,请求我们的队伍在当地活动”。
在靖宇同志指挥下,南下的“抗日红军”于濛江那尔轰南边的陈家趟子,召开了抗日武装领导人的联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0多帮4000余人组成了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共编成八个支队和南满第一、第二两个游击队,其中包括王凤阁、邓铁梅等的东北义勇军及旧辽宁民众自卫军的残余部队。一致推选杨靖宇为总指挥。1933年秋、冬,1934年春,粉碎了日寇连续不断的“大讨伐”,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高潮,震撼着日寇的生命线——整个南满。
1934年春末,敌人在精疲力竭、遭受严重损失之后,被迫放弃“大讨伐”,缩到主要据点和交通干线。此时,靖宇同志所指挥的部队,在辉发河南北地区又有新发展并连成一片。同年夏,满洲省委召杨靖宇同志到哈尔滨,听取赴江西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归来的东北代表何成湘同志对于大会经过的传达及党中央对东北工作的指示,不久返回南满。8月,于二密河战斗中,消灭了日寇铁板司令;9月(注:实际为11月5日),在辉南大场院召开中共南满党和青年团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靖宇同志代表省委传达并作了关于当前政治军事及党组织的报告。参加会议的代表和听到消息的广大抗日军民群众,都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拥护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2月5日宣言和坚决抗日救国、收复东北失地的主张,并深以靖宇同志(张贯一)及另一东北工人代表当选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为荣。这次会议决定建立统一地方党组织的中共南满地方临时委员会,靖宇同志任书记;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并于伟大的十月革命17周年正式宣告成立。靖宇同志任军长兼政治委员,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朴翰宗同志任参谋长,李红光、曹国安两同志分别担任第一、第二师师长。军直属有教导团、少年营、保安连;师直属有教导队、保安队。三三制的军制渐臻完整,用胜利的战斗所缴获的枪炮充实了部队的装备。部队中政治教育和文化宣传以及群众工作都有所提高。由于屹立在南满的人民革命军更加壮大,日酋关东军菱刈隆大将不安地叫嚷:“共匪杨靖宇执拗反日,造成皇军心腹大患,南满地区势必成为治安肃正重点”。日寇处心积虑,准备再举进攻。
1935年3月,靖宇同志为了争取主动,亲率一师主力部队,横断通化、柳河铁路,开辟清原、新宾、桓仁游击区,以战利俘获的军马,编成骑兵部队,驰骋于南满平原,往返冲杀,使日寇守备军大受创伤。当敌人全卒凑集兵力四出进攻时,则又变乘骑部队为步兵,绕出敌后,转移于鸭绿江右岸辑安、临江、宽甸、桓仁地区,乘敌之虚,击敌之弱。敌军顾此失彼,徒唤奈何。同年夏,由于靖宇同志的正确指挥和部队的苦战,在抚松、濛江间建立起坚固的基地,完成与强有力的人民革命军第二军西进部队的胜利会师。至此,北起黑水,南越白山,西达“南满铁路”线,构成一条绵延两千多里的抗日游击战线,东北游击战争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
同年6月,日寇借口南京蒋介石卖国政府执行“塘沽协定”不力,以军事压力加于平津,引起全国愤慨。中国共产党中央深感民族危机愈趋严重,发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号召全国团结一致,坚决实行抗日收复一切失地。中国工农红军发起北上抗日,遵照中央的指示,将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抗日部队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先后编入联军者有11个军,靖宇同志任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同时领导南满地方党组织。他当时就已预见形势的发展,曾向全军将士申言:“我军处于日寇侵略华北的后方基地,又是内地抗战的前哨和先锋,每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爱国志士,必须贡献最后一滴血来绊住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长期苦斗下去,胜利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全军官兵和游击区广大群众,深受感动,加强了斗争的决心。同年秋,靖宇同志指导地方党和抗日救国会,在磐石、西安(今辽源)、海龙、辉南、金川、濛江、临江(今浑江)、柳河、通化、桓仁各县筹备召开南满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人民革命政府,这一计划虽然受到阻碍,未能顺利实现,但南满广大农村,却因此掀起了抵抗各种捐税勒索,拒出差役,反对保甲制等等的广泛斗争;在工矿、交通运输、采伐工人中,以不同形式实行了怠工、罢业、逃避抓劳工;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发动反对奴化教育;在伪军中不断发生起义或携械逃跑,参加抗日联军。因此,抗日联军各部获得人民的广泛支持,兵员、物资不断获得补充。先后于柳河的黑山嘴子、临江的八道江、金川地回头沟重创了日伪精锐的混成部队邵本良旅,又一次冲破了日酋三木司令及伪满将领李寿山的大军包围,经过大小十数次胜利战斗,遂使日寇于1935年冬、1936年初的“大讨伐”破产。在军事行动这样紧迫的时刻,靖宇同志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建立了中共南满省委,整顿和扩建了各地方党组织及抗日救国会。1936年3月,他亲率主力一、三师南下,攻入辑安县境,在三道崴子痛击日寇,缴获大批轻重武器、弹药。乘战胜余威举行了著名的西征,开辟了清原、本溪游击区。于摩天岭一战,消灭日寇金田部队,于梨树甸子一役,打得日伪军邵本良混成旅几乎全军覆灭。其中最辉煌的战捷为摩天岭大战,当靖宇同志西征部队开始移动时,日寇金田部队约千余名携带大炮七八门,并有飞机掩护,企图阻拦我军。靖宇同志立即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包围追击,竟日激战,金田及其以下被毙者400余人,其余悉被俘虏,(注:摩天岭战斗实际歼敌140余人)缴获敌全部武器装备,使抗日联军的活动深入沈阳、抚顺近郊。这是东北抗日联军同由陕北向长城移动中的的抗日红军相呼应的首次试探。与此同时,留置吉海线老游击区的二师部队,在磐石、桦甸、海龙、西安、双阳、伊通各县,开展了激烈的斗争。抗日联军二军四师六团围绕着长白山麓及江右各县猛烈打击敌人。整个南满地区的敌伪统治被动摇,伪满首都“新京”受震动。杨靖宇同志从来不因军事行动紧张而放松组织的巩固和部队的整顿,不放松深入农村的群众工作。同年6月,在靖宇同志和魏拯民同志领导下,在金川县河里地方,召开了中共东南满省委代表及一、二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了全国抗战日益紧迫的新形势及东北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依照党中央的指示,将第一、二两军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政治军事素质较好的朝鲜人民革命军,也参加了第一路军的战斗行列,靖宇同志任一路军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王德泰同志任副总指挥。中共东、南满两个省委组织合并为中共东南满省委,魏拯民同志任省委书记。这时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基干部队人员发展到万人以上,围绕在第一路军统一指挥下的其他抗日武装达到3.5万人左右。至此,南满形成了强有力的抗日武装铁流。各阶层广大人民,不断掀起反抗敌伪统治压迫的尖锐斗争。敌酋三木率关东军基干部队四个师,并从热河方面调动伪军精锐集中于安沈、沈海铁路沿线,于1935年秋到1937年初,进行残酷的“大讨伐”,靖宇同志采取了“敌合我分,敌进我退,以优势兵力,乘敌之虚,各个击破”的灵活作战方略,经四个月的苦战,敌人的进攻行动被粉碎。与此同时,在统一作战指挥下的朝鲜人民革命军,两次暗渡鸭绿江,深入北朝鲜长津、甲山地区,突然袭击高枕梦卧中的日军守备队,予以重大创伤,因而振奋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情绪,使日寇胆战心惊。
“七七”事变,全国进入抗战,靖宇同志为了执行党的“全力牵制敌后”的指示,顺应人民加强抗战的要求,亲率精锐三个师,再度西征,力图与迫近热河的八路军打通联系,主力一、三两师沿安沈铁路两侧地区推进,横断沈阳西北地区,先头部队挺进至法库、彰武一带;第二师自连山关、凤城地区向西挺进,拟跨越北宁铁路西进。西征各部在辽河与沈阳地区展开胜利的战斗,奇袭敌人,破坏铁路、桥梁,切断交通运输,拔除日寇据点,歼灭日伪官兵甚多。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总抗战。“抗日红军”威力震撼日寇关东军中枢,日酋动员了南满基地所有兵力,狼奔豕突,四出遏阻。毛泽东同志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定杨靖宇同志为“七大”的准备委员会委员之一。
但西征部队,由于该年冬季气候反常,三九天下雨,辽河解冻,未能强渡。西征各部在不断激战中稍受挫折,不得已,于1938年1月底回师桓仁、辑安休整,因此,支援华北的计划未能实现。(注:文中记载有误,辽河未封冻是在1936年11月第二次西征时,第三次西征虽经积极筹备,终因程斌叛变而未能举行,文中记述是将杨靖宇率部在辽沈地区积极出击起止日伪军、支援华北战场和积极筹备第三次西征合为一体)这个时期,东北卷入抗日游击战争的高潮,松花江两岸、牡丹江流域、乌苏里江右岸,除大中城镇及铁路线以外,广大农村几乎全为抗日联军第二、三路军所控制。敌伪守备不断遭到攻袭,伪军不断起义,整营整团投向抗日联军。人民抵抗运动到处展开。日寇深恐伪满统治根本动摇,乃由其本土及朝鲜半岛增派大军,日军总数达到50万人,南满及所谓“东北防卫地区”成为斗争的重点。1937年冬至1938年春的日寇“大讨伐”,南满方面日军出动者计有小滨部队、马养部队、天心部队、犬养部队、大原部队、渡边特遣队等,数达2万以上,助战飞机近百架。靖宇同志获悉敌人的疯狂计划后,同魏拯民同志及第二军在辽吉边区活动的各高级干部,迅速商定了对敌的机动作战计划,乘敌行动尚未准备就绪,我各部远距离突袭,以分散兵力。凡是敌人冒进和孤立的部队都受到打击或被歼灭。靖宇同志亲自指挥的部队,在临江地区伏击日伪混合军,将精锐的日伪警备旅全部消灭,伪少将旅长邵本良当场被击成重伤,逃回沈阳南满医院毙命。日寇官兵被歼灭者也在千人以上。这些巨大战果,更激励了南满抗日军民的斗志,日寇“大讨伐”乃告挫败,抗日联军部队战斗力更加增长。
1938年上半年,在金川、濛江、辑安、临江、通化间,日军据点及集团部落不断被我攻占;仅回头沟一个战役,即将伪宪兵三团全部消灭。3月13日,靖宇同志率部奇袭老岭隧道,烧毁修筑铁路的器材,使日寇经济掠夺的生命线一时处于瘫痪。日酋惊呼:“通化省境内,由于枭雄杨靖宇匪之跳梁,辑安县境内成为该省之第一癌肿地带,时常发生袭击集团部落、隧道工事或突袭讨伐队的事件……”。
游击斗争虽在继续发展,但由于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致使日寇得对东北施加压力,企图消除其心腹大患。日寇关东军制定所谓“治安肃正”根本计划,采取法西斯恐怖统治政策,厉行归屯并户,强筑集团部落,用保甲连坐法及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社会的种种手段,管制东北人民的衣、食、住、行,包括婚丧庆吊。凡日寇认为难于控制的地区,就以“三光政策”造成无人区,使数千里地田园庐墓变成一片焦土。军事上广筑连环据点、深沟高垒,加强防守;不计冬夏、不分昼夜,轮番出动大量兵力,步步合围,加强进攻,又因叛徒程斌投敌,暴露了我军内情,失掉大块抗日游击区。从此,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转入残酷斗争的艰苦岁月,南满所受压力较大,困难也较多。
为了作长期斗争准备,1938年5月初,在辑安老爷岭召开东、南满党代表与第一路军高级干部第二次会议。靖宇同志作了政治形势和军事任务的报告。根据会议决定,第一路军所属各军及骨干游击队,混合整编,成立第一、二、三方面军。靖宇同志亲任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魏拯民同志任副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会议根据靖宇同志的倡议,东起延吉及镜泊湖地区,西达安沈铁路以南三角地带,划分各方面军的游击作战区域,规定了斗争任务,加强对统一战线各抗日武装部队的领导;在一些游击区成立不脱离生产和半脱离生产的农民自卫武装;向工矿区和城市及伪军中伸展地下活动。会议的决议精神,意味着在全国长期抗战中,东北必须坚持保存实力,巩固斗争地位,打破敌人的全面进攻。会议结束后,靖宇同志亲自指挥攻击辑安土口子日寇守备队,将其全部歼灭,并生俘军事、经济顾问小林、竹内等,接着突袭七道沟铁矿,打乱日寇掠夺矿产资源的步骤;并于6月在老爷岭附近的家什房子沟口,靖宇同志巧设伏兵,将伪靖安军索玉山旅四十二团全部消灭,击毙日本指导官晓月顾问;8月又于长岗庙岭附近,将驰援的伪靖安军索旅步兵三十二团及蒙古骑兵团之一部,包括日寇指挥官大渠教官在内也尽被消灭。敌人在惨败之下,竟出以无耻手段,由伪治安大臣出名,遍贴布告,悬赏万金以取得靖宇同志的头颅。同时派日本政治浪人樱井往来临江、辑安间,散布流言说:日本愿割让“东边道地区”归抗日联军独立管辖,以此妄图诱降。靖宇同志痛加驳斥,并向所属同志说道:“一个忠贞的共产党员——民族革命的战士,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头颅不惜抛掉,鲜血可以喷洒,而忠贞不二的意志是不会动摇的,最后胜利的信心是坚定的,日寇威胁利诱的无耻手段,只可以玩弄那些民族败类”。将士深为感动。
1938年秋到1939年,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所受敌人军事压力越来越大,与东北满方向的抗联二、三路军的呼应联络即被隔断,游击区的民间抗日组织和军队根据地又悉被摧毁,斗争环境不断恶化。靖宇同志为了保存作战实力,指挥各部队更加紧的活动,他自己亲临前线,冰天雪地,忍受断指裂肤的痛苦;盛夏酷暑,不顾炎热和暴风雨的侵袭;军粮断绝的时候,杀战马或以树皮草根充饥。因敌情变化,必须使自己的军队迅速集中或分散,这就发生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伏击敌人时,就得长时间屏息蛰伏,远距离奇袭,日夜奔驰数百里。靖宇同志就是这样指挥着部队,同敌人进行斗争。1938年中秋,靖宇同志自辑安北上,日寇在八道江里外岔沟一带,以所谓“铜墙铁壁阵”把他重重包围,靖宇同志指挥所部向两方面突击,冲破缺口,并消灭日伪军两个团,俘虏数百人。留置辑安、通化、桓仁的一方面军部队,在刀尖岭与日寇激战,亦歼灭千余,缴获军需辎重甚多。此时,第二方面军部队,从长白山南再度入北朝鲜,奇袭茂山等地。但是敌人在通化、辑安间,又密集大军,紧紧地包围前进。靖宇同志指挥部队突出重围,移到长白山林区,稍事休整,敌人利用大雪跟踪追迫,靖宇同志指派少数兵力,诱敌深入林区,自己带精锐部队绕到敌后,向桦甸急驰,在柳树河子附近,猛袭伪靖安军,歼其一个旅,余部近两千人仓惶溃逃。1939年初,移辉发河以南地区,再度夜袭七道沟,全歼敌守兵两营。不久,第二次袭击老爷岭日寇,使伪通化讨伐军的主要交通线一时陷入瘫痪,敌人被迫暂时放松了对长白山区和鸭绿江右岸的进攻。但敌主力又向金川、柳河、海龙、桦甸一带转移,寻找靖宇同志的行踪,并以数十架飞机轮流出动,盲目轰炸,企图在辉南、桦甸间进行另一次合围歼击战。靖宇同志挑选了敌人的弱点,自金川突然袭击大场院敌人据点,获胜后,又冲出敌围到达漂河。这一场苦战恶斗,一直延续到1939年末。在红石砬子附近,与魏拯民同志及一路军辽吉边区各高级干部会合,在党的紧急会议上决定,为了避免受到歼灭打击,魏拯民同志率所部东去吉敦地区;二方面军依长白山区,跨中朝国境,进出鸭绿江上游;靖宇同志率直属队及一方面军进出抚松、濛江、金川、辉南、通化,吸引正面敌人,以利我军分兵。
1940年1月初,靖宇同志的部队于濛江那尔轰附近集结,拟讨论冬春反“讨伐”大计,不幸的是有叛徒为虎作伥,暴露了靖宇同志的总部行动方向,敌人满山满谷地猖狂追踪,在严寒、深雪和风暴中,张罗布网,日夜搜索。靖宇同志不能不作应急的行动,暂将直属队分散突围,迷乱敌人的耳目。自己率领部队离开濛江西部林区,向东谋求与二方面军政委伊峻山同志的部队会合,于是忍受着极度饥饿和疲乏,抗拒着砭人肌骨的寒风,在敌人重重包围圈中穿梭苦斗,在金川马屁股山遭遇敌人,一场激战之后,靖宇同志所率警卫部队大受损失。
1940年2月15日,伴随靖宇同志仅有15名战士,且又相继死伤、失踪、被俘,到2月18日,靖宇同志仅有的两名警卫战士也在大东沟牺牲,至此,靖宇同志只身一人,陷入敌人魔爪中。敌人妄图生擒,但恐伪军不力,尽以日寇合围于濛江东南林区,封锁大小路口,迫靖宇同志于绝境。在万分紧迫时,活动于濛江、抚松间的曹亚范同志,获知靖宇同志险状,便率突击部队自东南秃砬子、牛槽沟向黄花甸子急驰援救,但敌人兵力过厚,曹部也被重重包围,飞机十数架轮流轰炸。靖宇同志虽知有援兵驰至,但也无济于事。经过最后五昼夜的坚持奋斗,奋力东奔,且战且走。2月23日到达濛江西南保安村以南三道崴子地方,由于坏蛋告密,敌人跟踪而至,远者百余步,近者三、五十步,靖宇同志倚树丛、筑雪垒,双手发枪,死力抵抗。迫近之敌被击毙者20余人。敌人步步逼近,且高呼:“放下武器,保留生命,还能富贵”。靖宇同志大笑,接着,怒目横眉,挺身越起,高呼:“最后胜利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共产党万岁!”回答敌人的是靖宇同志手中的匣枪射出的子弹。敌人见劝降无效,遂集中火力,靖宇同志因而身中数弹,光荣殉国。时年35岁。日酋残忍横暴,将杨靖宇同志遗体运回濛江县城,解尸剖腹以示众,在肠胃中发现充饥的草根、树皮和棉絮,观者下泪。靖宇同志的头颅被割去,送往伪“新京”,在那里召开“庆功大会”,日酋和伪满走狗遥拜东京,向昭和“献捷”。日寇以为侵略基地从此高枕无忧。但是杨靖宇同志殉国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并未熄灭,北满三肇(注:肇州、肇源、肇东)及克山、讷河、拜泉等10余县,曾被抗日联军袭击或攻占,哈齐、北黑(注:北安、黑河)铁路干线屡被阻断,松花江下游及牡丹江地区的敌伪据点屡受袭取,图佳(注:图们、佳木斯)铁路北段三度被炸断,伪满军仍有起义参加抗联的。在一路军活动的辽吉地区,曹亚范、陈翰章、伊峻山、陶净非等同志的混合部队及朝鲜人民革命军部队不断袭扰伪京图(注:长春、图们)路和图佳路南段的铁路动脉,毁列车、断交通、阻击日军,使敌屡受创伤。
靖宇同志从青年时代参加革命,直到为国捐躯以前,勤学好问,精心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党的政策指示和决议,能够结合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在白色恐怖下的对敌斗争中,特别是在领导抗日联军的活动中,他尊重党的领导,尊重党的组织,遵守纪律,常说党是革命者的生命、灵魂,是革命成功的保证,用以教育同志。他虽然长期做各种不同的领导工作,但从不骄傲;对同志诚恳直率,生活刻苦朴实,经常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改正缺点,推进工作。他治军是严肃的,善于和共同工作的同志合作,热爱战士,热爱人民。靖宇同志有良好的革命军事素养,既富有深谋远虑,又灵活机智、大胆勇敢。他亲自指挥战斗时,常常身先士卒,对于靖宇同志的崇高的革命风范,无不敬仰,当他牺牲的噩讯遍传之后,闻者莫不饮泣悲悼,更激起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恶恨。
曾几何时,在英勇的苏联军队出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配合反攻下,日寇土崩瓦解了,侵略者屈膝投降了,中国抗日胜利结束。党所领导的人民子弟兵——东北抗日联军,参加了最后胜利的斗争。靖宇同志所坚持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旗帜并未降下,而且更光辉灿烂地更高地飘扬在长白山巅、黑龙江畔。最后失败而受历史惩罚的是侵略者日寇及中华民族的叛徒。
靖宇同志不愧是伟大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共产党的模范党员。他为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宝贵的生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英勇牺牲,虽死犹生。他的革命精神,将永垂不朽!
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周保中
本文原载《星火燎原》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1985年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版《周保中文选》。1961年6月28日,《人民日报》将该文列为“学习毛泽东著作、研究革命史的宝贵的参考史料之一,是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光荣传统的宝贵教科书”。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英勇地坚持了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东北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这个斗争,在民族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按照毛泽东思想加以系统地总结,这里仅是个人一些粗略的回忆。
一
旧中国有句广为流传的话:“关东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其实不如说是:”关东有四宝,高梁、大豆、水稻、小麦长得好”。东北真是个富庶之地。这里有黑嫩平原的肥沃的土地,有闻名世界的原始森林,还有数不清的名山大川,埋藏着无尽的宝藏。可是“九一八”日寇一声炮响,南京反动政府便在“以和平对野蛮”、“不准抵抗”的卖国政策下,把这片大好的河山拱手送给了日寇。东北三千万同胞从此陷入日寇的铁蹄之下,到处唱起了这样的怨歌:
“攘内安外”蒋主张,夜赠领土百万方;
金陵城头发乱令,叫尔小民做羔羊!
历史完全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东北人民的救星。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共产党就不断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事变之后,又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并指出:日寇侵略东北的目的,是要侵略整个中国;东北人民的灾难,是南京反动统治者蒋介石卖国政策的结果;东北人民和一切爱国军队,不能抱任何幻想,自己组织起来救国自救是唯一的出路。党的这些主张,反映了三千万东北同胞的意志和愿望。随着东北三省的失陷,一个自发的抗日高潮,便在各地轰轰烈烈地掀起来了。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游击队、大刀会、红枪会、山林队,各式各样的抗日旗帜都打出来了。一部分旧东北军,在民众抗日怒潮推动下,也被迫违背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意志起来抵抗日本。
还在一九三0年以前,中共东北党的组织便在延边、绥宁以及吉(林)海(龙)铁路沿线组织、领导过地下武装赤色游击队和人民自卫队,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些队伍虽然人数不多,而且多用原始武器,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但它对于后来的群众革命武装斗争,却是一个有价值的预演。事变发生后,党一面着手在上述有过武装斗争基础的地区组织人民抗日武装,一面派干部,党、团员,以及工农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人物,参加到救国军、自卫军、义勇军、大刀会等抗日队伍中去,力图在党的政策指导和工作活动还有局限性的初期,采取合法与秘密的方式,以及争取上层与打入下层齐头并进的工作方针,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争取和领导他们抗日。为了同一目的,党还以极大的努力,在各地给那些抗日武装以支援。
那些以旧军队为基础的抗日军,虽然装备优良,兵额充足,有些部队还有过实战的锻炼;但是,军队的绝大多数的领导者是国民党人,反共积极,抗战消极,甚至有的暗中与日本特务勾结。他们不相信人民力量,不肯帮助和支持群众的抗日斗争,而把希望寄托在南京反动政府的“出兵”。各派之间又经常为了争名夺利、抢地盘、扩充个人势力、骗取关内外爱国捐款等,相互争吵,相互火并。对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更谈不上接受,甚至多次收缴我党组织的游击队的枪支。日寇充分利用了这些上层人物反动、腐败的弱点,施加政治分化、特务渗透、诱降等活动。就这样,三十多万旧抗日军,不到一年的光景,垮的垮,降的降,跑的跑。名扬一时的“抗日英雄”马占山,摇身一变,成了“满洲国”的国防大臣。(注:马占山1932年初一度就任伪满“军政部长”,旋即反正继续抗日)原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丁超当了汉奸。李杜、王德林、唐聚五、冯占海之类,纷纷绕道逃回关里。各地方一些自发的抗日武装,有的也因被地主阶级把持,或没有正确的方向,被日寇击破。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浪潮趋于低落。
在这种局面下,只有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一些小游击队,冲破重重困难,发愤图强。同志们握着原始武器,去袭击鬼子的据点;有的赤手空拳装成打架告状的,混到伪警察署去摸枪;许多党、团员与反日会员卖短工,发动妇女同志纺线织布,赚了钱去买枪买弹;有的同志冒着极大的危险打入到伪军中去,组织兵变。就是这样,党的武装力量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先后在延边、磐石、珠河、海龙、宁安、密山、汤原、饶河等地,建立起了数十人或数百人不等的抗日游击队。虽然,这些游击队在前进道路上曾经受了不少挫折,有的发展到相当的规模被日寇打垮了;有的刚刚组织起来被“抗日军”缴了械;有的因阶级路线不明确被地主阶级篡夺了领导权,或是被叛徒出卖了,但是,困难与挫折吓不倒坚定的革命战士,同志们失败再起,一次不成再二次,从血的教训中学习领导本领。
东北游击战争重新活跃起来,是在一九三三年中共中央“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坚持武装游击”的一次指示信到达之后。这时,各地的游击队都已发展了,壮大了。东满延边人民游击队,打破了日寇挑拨民族团结的政策后,汉族与朝鲜族之间更加亲密地团结在一起,因而使部队迅速得到了发展,并且扩编为东满抗日游击队。南满磐石和海龙游击队合并为南满游击队,发展更快。珠河中心县委领导的武装正式成立了珠河游击队,并且吸引着一万多人的旧式武装向它靠拢。后来,汤原游击队经历了数起数落的斗争也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开展起松花江下游的游击战争。此外,饶河游击队与密山游击队也在乌苏里江西侧展开活动。同时,党又在各路旧军队中,广泛展开了统一战线工作。一些负责同志参加了重新组成的救国军总司令部,团结了一些救国军的领导人,整编了一些溃散的旧军队,并且积极展开了战斗活动。虽然有些队伍整编以后不到一年又垮了,但是从全局来看,由于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抗日斗争的积极性,提高了党的政治成信,在统战工作方面是有成绩的。后期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二师和第四军的建立,与统战工作的成绩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抗日联军第五军,多数部队是利用救国军的基础加以改造的。
到一九三三年底,新的斗争局面已经形成。党所领导的人民游击队,先后发展成为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成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核心力量;南满和北满以统一战线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各种抗日救国军已基本上接受了我党的领导;各地游击区进一步巩固,几乎普遍组织了抗日救国会。
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经过初期的挫折之后,又活跃起来了。
二
热河失陷之后,日寇为了加紧法西斯统治,于一九三四年初,改组“满洲国”为“满洲帝国”。继之又迫使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它签订了“塘洁协定”。丧权辱国的国民政府,承认了长城为“满洲帝国”国境,并把冀东二十二个县划归日寇统辖范围。这种卖国行为,进一步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与此同时,日寇对东北人民加紧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统治。在占领区推行保甲制度、连坐法、身份证,强迫群众组织所谓“协和会”,施行奴化教育,大量地收缴地照和民间枪支,掠夺民族工商业,并实行武装移民和经济封锁。在军事上,则不断地增加日寇关东军,收编扩大伪军,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主攻对象,不断地进行大“讨伐”。日寇妄图用这种法西斯手段,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治安肃正”和巩固“满洲帝国新秩序”的阴谋。然而,和侵略者的梦想恰恰相反,由于民族压迫所引起的矛盾加深,和我党奉行的正确政策的影响,新型的抗日军队的成长,东北人民的抗日怒火越烧越旺。依兰县土龙山的数万农民举行了大暴动,并在十天之内,在一个县区就打死打伤了日寇饭塚大佐(注:饭塚朝吉,死后追赠少将)以下三千余名(注:原文如此,疑系“三十余名”之笔误)。南满、东满、北满、吉东各地抗日游击队,积极向日寇占领的中小城市、铁路沿线据点袭击,多次粉碎了日伪军联合的大“讨伐”。
一九三四年底,中共满洲省委根据这一人民武装抗日运动新发展的局势,着手把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反日联合军等队伍,先后改编成十一个军,并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6年2月20日发表的)。其中第一军到第七军,从创建开始,就是我党直接领导的部队。各军大都实行三三制编制,每军三个师,每师三个团,每团五到七个连。武器装备除了步马枪和轻重机枪外,还有追击炮、狙击炮、步兵炮。这些武器都是从日寇手中缴亲的。军队中建有政治委员制度,各级有党委会,连有党支部。十一个军的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五万五千余人。此外,还有不在联军编制之内但接受统战指挥的武装约二万人。人民喜庆联军壮大,到处流传着这样的颂歌:
“十大联军”十万人,救国抗日一条心,
步炮联合除倭寇,铁骑纵横扫妖气,
但愿民族获解放,白山黑水庆升平。
日益成长壮大的联军,不断地向各铁路沿线进攻,长白山下;松花江畔,遍地烽火起。伪靖安军在吉东地区被打得狼狈溃败。南满东边道地区“剿匪”总司令邵本良和大汉奸伪军头子李寿山曾多次向日寇三毛司令许愿活捉杨靖宇,然而一碰到抗日联军的部队,则成团成营被歼灭,最后邵本良自己也作了我军的枪下鬼。摩天岭一战,日寇死伤近千人。辉南、安图、汤原、方正、宾州、依兰等县城曾先后为我军攻克。日寇拚命要修筑的京图(注:此处“京”指伪都“新京”即长春,“京”图铁路即下文的长图铁路)、图佳(注:图们、佳木斯)、虎林(注:原文如此,实为“虎饶”,即虎林至饶河)、绥佳(注:绥芬河、佳木斯)等铁路线,在我军的不断袭击下,其计划不得不被迫推迟。修筑绥芬河的“国防”公路的计划,在连遭我军五次打击之后而彻底破产。中东、吉海(注:吉林、海龙)与南满的各铁路线,屡遭我军破坏,成列的军用火车被颠翻在道旁。一些孤立的伪军据点经常被袭击。特务、暗探潜入我游击区,被游击连、农民自卫队、妇女会等组织破获。就是在日寇占领的一些大城市和交通沿线,也有秘密的救国会展开各式各样的斗争。一九三五年秋,满洲省委撤销(注:满洲省委于1936年6月正式结束工作)后,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北满)四个省委相继建立。从一九三六年六月起,抗日联军十一个军逐步改编为三个路军。第一路军辖一、二军,活动于西起辽、沈,南达安东(注:今丹东),北至长图铁路,东至鸭绿江地区,共约三十余县;第二路军辖四、五、七、八、十军,活动于中长路哈长段东侧、牡丹江流域、松江右岸、乌苏里江左岸地区,共约二十余县;第三路军辖三、六、九、十一军,活动于松江下游左岸、小兴安岭东西、黑龙江右岸地区,活动最远时到黑嫩平原,共三十余县。
“七七”事变前后,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到了最高峰。许多老游击区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准备组织人民政府。尤其是松江下游两岸、牡丹江流域及伪“三江省”,大部分农村为联军控制。伪军纷纷动摇,曾经成连、成营、成团的投诚起义。日寇惊呼着:“三江已成共党乐土”。
三
东北三省,是日寇执行“大陆政策”侵略全中国的后方基地,又是“反苏策战”的前进阵地。抗日联军的发展壮大,便成了它的“心腹之患”。日寇为了巩固这块基地,关东军从一九三四年的三十万增至七十万,同时对东北军民展开了“总体战”。它一面加紧施行“归屯”政策,凡成游击区的小屯子全部烧毁,群众集中到大屯严加控制,在经济上采取严密封锁,一尺布、一斤棉、一粒粮都不准外运;另一方面对我加紧军事“围剿”,采取分区包围、稳扎稳打、轮番“扫荡”的战术,在一块地区内来回拉网,巩固一个地区以后,再向其他地区进攻。
随着斗争的日益尖锐,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极端艰难的时期。在日寇的疯狂进攻下,我游击区不断遭到破坏,部队不断受到挫折。我军不得不转入深山密林里露营。
在露营的日子里,部队除武器外,帐幕、小火炉、小锅、碗筷、锹、镐、斧、锯、针线、药品等一切都要携带。生活正像当时流行的一支歌中所说的那样:“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火是生命,森林是家乡,野菜野兽是食粮。”冬天,地上冰雪三尺,有的部队还穿着单衣。篝火,成了野营生活中绝不可少的东西。一首“露营歌”里,生动而逼真地描绘了这种生活:“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草桔金风疾,霜沾火不燃”,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在粮食最困难的时候,山果、野菜、树皮、草根以至靰鞡底,都成了食物。偶尔猎取到一只野兽,那是上等食品了。至于医药,更是奇缺,战士们负了伤,连一条白布绑带也没有,从身上撕下一片衣服,包扎起来继续战斗。医务人员的药包里,除了少量的红汞药水,唯一的内服药就是一点鸦片。更严重的是,日寇还经常以“篦梳式”、“踩踏式”围攻山林,到处纵火、施放毒药。同时他们还无耻地把女人画片、女人服装挂在树上,甚至到处留下酒食和“亲恳书”、“招降书”,企图从精神上瓦解我军。然而,这一切都不能动摇我军的坚强意志。战士们说: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的意志不可摧。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同志,在日寇层层包围中,饮冰雪,食草根,率领一支小部队战斗到一人一弹,壮烈殉国。冷云等八个女战士,在重围中英勇奋战,最后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投入牡丹江;一个班的战士在“十二烈士山”上,和数十倍的日寇奋战一昼夜后,全部壮烈牺牲,宁死不做俘虏。赵一曼、夏云杰、王德泰、陈翰章、李延平、王光宇、张镇华、许亨植、朴吉松、冯治刚……无数抗日英雄的美名,永铭在东北人民心中!
在严重的斗争关头,吉东、北满、东南满三个省委的负责同志集会讨论,提出了逐渐收缩保存实力的方针,并重新划定了新的游击活动计划,将三个路军的各军整编为十一个支队,继续坚持同日寇强虏进行殊死的斗争。
一九四一年初,吉东、北满、东南满三个省委的同志再度集会。这次会议,比较正确地估计了全国的局势,提出了长期斗争的问题;批评了党内一部分同志的“取消主义”,提出“不论环境多么困难,要团结在党的领导下,保持抗联的旗帜,坚持到最后胜利”。从此各支队便统一在东北党委领导之下,彻底改变了过去的游击方式,主力隐蔽整训,另外组织了十五支小部队展开活动。小部队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军事侦察,联络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在可能的条件下发展地下武装。各队队长和政治委员,都是最有游击活动经验的中级干部,战士都是经选拔出来的最优秀的同志。这十五支小部队,在东北党委会的负责同志直接指挥下,分遣在北满、吉东、延边、辽吉边区等地,展开了机动、灵巧的活动。……
四
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这一期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处于低潮,但并不像日寇自欺欺人所宣传的“大东亚圣战基地巩固了”、“满洲共产党覆灭了”。抗日的火种仍在东北的土地上燃烧。日寇的一些孤立的据点常被袭击。一九四三年初,我军一支小部队在东宁二十八道河子一次伏击战就歼灭了日寇一百多人。我转入以整训为主的部队,更加紧进行军事、政治、文化学习,积极准备迎接新的局势。干部都学习了一些有关党史的文件,并从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读到了“加强党性锻炼”“整顿三风”等重要文献。长期以来,东北抗日联军处于和党中央隔绝的状态,当读到这些文献时,同志们无不感到鼓舞。对照东北多年斗争的实践,干部进行了思想整顿,政治水平、指挥能力都有了显著提高。经过整训的部队,虽然人数远不能和一九三七年发展最高峰时相比,但是质量提高了,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我们从无线电中收到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更是欢欣鼓舞。东北党委会和抗联指挥部负责同志,估计到新的局势;立即拟订了新的行动计划。八月九日,当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时,东北抗日联军又和苏联红军、八路军一起,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战斗。
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的斗争是从艰难、曲折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其中有着许多经验教训,有待参加这一斗争的同志进一步探讨。尽管这一斗争还有许多弱点,并且曾经遭受过严重挫折,但是这一游击战争是有巨大意义的。在全国抗战爆发前,首先给了日寇以严重打击,阻碍了日寇侵略计划迅速实现,有助于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当“七七”抗战爆发后,又从敌人背后侧击,配合了关内的抗战。正像毛主席所说:“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箝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仅据日寇官方缩小了的统计,前前后后被抗日联军毙伤俘的官兵约十八万人。至于伪军被消灭的,不知要超过这个数字多少倍。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更精确地描绘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面貌,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
后记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历经14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过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东北抗日斗争的实践中,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留下了大量文献资料。这些文献集中反映了东北抗日联军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诚;反映了抗联战士的民族气节和革命风范;反映了东北抗日联军自觉以毛泽东思想指导东北抗日斗争的坚定信念和集体智慧。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东北抗日联军光荣历史和光辉胜利的集中体现。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抗联名言录》。以真实可靠的史料,再现抗联战士抗日到底、救国救民的浩然正气;忠于共产党、心向毛泽东的坚定信念;阐扬意义、总结经验的集体智慧;忠贞壮烈、视死如归的铮铮铁骨。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弘扬正能量,建树新业绩,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一直受到抗日老战士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指导。曾多次见过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抗联老战士、周保中警卫员刘义权为本书题写书名,八路军老战士、山东抗日烈士张传伦遗孤、原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名誉会长张一波为本书编写做了大量工作,辽宁社会科学院党组非常重视本书的出版,特提供了资金资助。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谨以本书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
东北抗日联军史实陈列馆
2014年8月15日
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
——朱德
相关背景:1944年4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朱德撰写的《回忆我的母亲》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朱德深情地写道,从1909年参加革命抗战事业,未回过一次家,期间家中多次写信,表示老人身体不如往年,望回家见其一面。但是抗战已进入关键期,未能见到老母亲最后一面,悲痛之余,写下此文。在这篇文章中,朱德写下了上述感人肺腑的语句,他这种为大家舍小家、为革命事业奉献牺牲的精神激励了广大抗日将士继续投身抗战事业。
我一直追求能让工农大众过上好日子的政党。最后,我认定共产党是最好的党,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共产党相信我,我别无所求了。
——贺龙
相关背景:1927年,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镇压革命运动,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紧急关头,贺龙曾说:“时局虽然这样紧张,我还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7月,贺龙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这是贺龙与周恩来交谈时说的话。
我的遗嘱是一句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罗荣桓
相关背景:罗荣桓一生为党工作,对党无限忠诚,始终保持着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质和情操。1963年下半年,罗荣桓病情恶化,临终前留下《告子女》一文,“我尽力争取不死,继续为革命奋斗;如果死已经来临,我也绝不畏惧,决不发愁。我给你们留下的,只是党的事业,别的什么都没有。我的遗嘱是一句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这体现了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寄托着对后辈继承遗志完成未竟事业的殷切期望。罗荣桓逝世后,叶剑英赋诗称赞他“毕生战斗明敌我,人类庄严一典型”。
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
——方志敏
相关背景:方志敏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他对党忠贞的信仰,在任何情况下,都从未动摇。1935年初,方志敏被俘。面对敌人的百般诱降和严刑逼供,方志敏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在狱中写道:“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江西南昌英勇就义,时年36岁。
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
——赵一曼
相关背景:抗日英雄赵一曼浑身是胆、作战英勇,被称为“红枪白马女政委”。1935年11月,她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身负重伤不幸被俘。日本军警采用鞭打、电刑、老虎凳等几十种非人酷刑对她进行拷问,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日本特务机关见她受刑过重,怕得不到重要口供,便将她转送医院监视治疗。看护人员被赵一曼的英雄壮举和革命精神所感染,帮她逃离医院。在离抗日游击区只有10公里处,她再次被捕。面对敌人反复折磨,她怒斥道:“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1936年8月2 日,赵一曼唱着《红旗歌》走向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1岁。
如果我叶挺临阵逃脱,枪在你们手上,你们应当把我枪毙。
——叶挺
相关背景: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部队遭国民党重兵包围的危急情况下,军长叶挺临危不惧,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指挥部队奋起突围,浴血奋战8昼夜。但终因寡不敌众,部队弹尽援绝,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失散、牺牲和被俘。这是叶挺在战斗打响之前的战斗动员内容。叶挺的讲话反映了他坚决服从党的指挥,英勇顽强抗战到底的作风和形象。
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左权
相关背景:全面抗战爆发后,左权受命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1937年12月,他在给母亲的家信中写到这样的话。1942年5月,左权在指挥部队掩护后方机关突围时,被日寇的炮弹击中而壮烈牺牲,年仅37岁。

著名画家张振生

千里江陵

登鹳雀楼

桂林山水

黄山松云

溪山幽居

一帆风顺

山河千古秀、江山万代红

峡江行舟

一环山色

泰山日出
中红网石家庄2020年1月3日电(郑斯维)
张振生: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国宾礼特供艺术家,齐白石再传弟子,师承娄师白、何镜涵。现任颐和国礼书画院院长、文华阁国礼书画院名誉院长、河北诗词书画艺术研究院院士、河北美院终身客座教授。创作国画作品20000幅,荣获国家级金奖三次,发表报刊36本。
在六十年的艺术磨砺之中,他勤研绘画、博采众家、不断探索、立足创新,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自成一派。其作品构图简练,意境新颖,有自然感和空间感,笔墨色均恰到好处,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大成之境。开国将领赵成业将军为他题字“笔下有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顾秀莲亲自设宴接见他,并给于很高的评价,誉为“画坛奇才”。
在耳濡目染下喜欢上了画画
1943年10月,张振生出生在河北廊坊一个极其贫穷的农民家里。他从小喜欢京剧,8岁就和小伙伴张作敬、叶振魁一起跟着邻村的王忠厚学习京剧。王忠厚多才多艺,不但会唱京剧还擅长诗词和书画,尤其擅长绘画,是廊坊著名的人物。他每次到王老师家里,总是先把京胡拿出来,然后再唱。王老师说,京剧和中国画是分不开的。京剧讲究有板有眼,国画墨分五色,用笔有轻、重、缓、急、浓、淡、干、湿,只有品味京剧的高雅艺术,才能画出中国画的意境。就这样,在耳熏目染之下,他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9岁那年,他在王忠厚家学习京剧时,发现了一本《芥子园画谱》,如获珍宝,便借回家,如饥似渴地研读、临摹起来。他花了两个月时间,把一本画谱全部临摹下来,还把临摹本装在裤兜里,日夜揣摩。吃饭的时候,经常拿出来看,还用筷子在桌子上比划着练习。王忠厚发现他有绘画天赋,也为他的刻苦精神而感动,劝他专心学习绘画。
10岁,他正式拜王忠厚为师。王忠厚看他聪明懂事,比先前更加勤奋好学,就把自己绘画的功夫一点一点都传授给他,另外还教他唐诗三百首,让他作画时配上诗。从此,他开始了全新的读诗学画生涯。
十几岁时,他的画就已经十分出色,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少年画家。
为了生存做油漆彩绘
张振生20岁的时候,家境越来越窘迫,他不得不辞别老师去异乡做油漆彩绘。每天起早贪黑,累的精疲力尽,好不容易干到年底,没想到老板跑了,一分钱没给。画没画成,钱也没挣到。为了生存,他曾三次去北京寻找出路。
第一次空手而归;第二次到一家古建筑公司求职,本来已经答应他做油漆彩绘,可又拒绝了他;第三次他送给建筑公司一幅山水画《一帆风顺》,这幅画得到了公司领导的赏识,他被录用了。
油漆彩绘是一门技术,画的是传统文化,由于扎实的绘画功底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没用多久,他画的又快又好,不但提前完成了工期,还得到了公司的嘉奖,他家的生活逐渐有了转机。一天,有人问他:“在纸上能画吗?”他回答:“当然能画了”。这人把他带到一家画院,他当场画了一幅六尺的《千里江陵》。这幅《千里江陵》不仅是一幅山水画,还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更重要的是只用了两个小时就全部完成。那诗情那画意那速度,众人惊叹不已,从此,他就有了“江山快手”的称号,也有人叫他“草上飞老张”。
多年以后,说起这段往事,张振生感慨万千。他说:油漆彩绘就是在古建筑上“雕梁画栋”,是我国人民宝贵的建筑艺术遗产,他在这些艺术遗产中汲取了大量的风格和技巧,练就了绘画的基本功。但为了绘画,他做油漆彩绘整整26年。
写生、远游、遇见名师
在做油漆彩绘的第26年,也就是1988年秋天,那是一个美丽的季节。张振生听说这个季节泰山的风景很美,就想去写生。于是,他请假去了泰山。
他徒步从岱庙出发,经过红门、一天门、中天门、十八盘直达南天门及玉皇顶,把沿途的优美风景和人文景观尽览。当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登上山顶,将泰山踩在脚下的时候,刹那间理解了杜甫诗歌《望岳》里那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意思,同时也体会到泰山的雄伟博大。一种不到山顶不罢休的倔强,一种登顶后的骄傲、豪迈情绪,他都想用笔墨表达出来。
返回住处,张振生不顾路途的劳累,当即挥毫,根据心中所记所感,一气呵成,半日内创作出雄伟磅礴的《泰山日出》。2003年,上海世博会组委会邀请他参加全国名人书画展,这幅《泰山日出》荣获金奖,并被上海世博会收藏。
通过这次泰山写生,张振生大开眼界,感受颇深。想起齐白石的“五出五归”。他决定外出远游,实地观察,得其中之真谛。
从1988年到1993年,张振生先去黄山看迎客松,后去漓江看倒影,五年间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还四处拜师访友,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见闻更加广博,对祖国更加热爱。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描绘祖国山河的优秀作品,其中《泰山日出》就是他真情实感的流露。
无独有偶,也是在199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去一家画院参加笔会时认识了这家画院的院长,而这个院长正是当代中国画坛德高望重的元老何镜涵,艺术顾问是娄师白。何镜涵,创作了大量的人物、山水及花鸟画,尤其以写意楼阁山水画著称,开创了中国写意楼阁山水画派;娄师白,14岁师从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学艺,在齐白石先生身边长达25年,全面继承齐白石艺术技法特色并有所创新,画作简练中有种生机勃勃的感觉,尤以画小鸭子著称。在艺术界有这样的说法: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可染的牛,黄胄的驴,娄师白的小鸭子。
两位前辈看了他的画,心理产生了好感,说“你就留在我们画院吧”。从此娄师白教他画虾和花鸟,何镜涵教他画楼阁山水,从此张振生告别了油漆彩绘,专心从事绘画创作,进入了人生和艺术的另一个境界。
有了名师的指点,他如虎添翼,他的画越画越好,风格和技巧上都有着突出的创造。
2004年,张振生代表北派画家参加全国书画名家巡回展,特别是在杭州和平会展中心巡展时,有几个收藏家看了他的作品都说好,其中一位收藏家说:“都说北派的画家过不了江,我看北派画家张振生的山水就非常好,大气磅礴,很有气势。”从此张振生受到南派的认可和追捧,各种奖项和荣誉都一一接踵而来。
2009年10月,张振生参加建国60周年上海世博会名人书画展和乡土情首届书画展,均荣获金奖。同年12月,在建国六十周年弘扬中华儒释道文化书画大展中再获金奖,被授予“中国功勋书画艺术家”称号。2010年9月,在纪念中古建交50周年之际,作品《白云深处》作为国礼被古巴大使馆收藏。2012年,作品《松鹰图》作为国礼被阿联酋国王收藏。2015年4月,张振生艺术馆在无锡市隆重开幕。2017年5月,河北美术学院聘请他终身客座教授。2019年12月,百米山水长卷作品入选中国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
近年来,张振生多次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表彰大会,还出版有<世界华人报>、《国际华人书画精品集》、《海派艺术专刊》、《中国艺术家鉴赏收藏》、《艺苑集粹》(香港)、《海峡之声》(台湾)《中国书画史》、《中华艺术家》、《中国名家民生书画专辑》(人民日报)、《盛世中华脊梁风采》、《走进当代书画大家》、《名家书画艺术鉴赏》、《特邀名家献礼两会》等书籍和个人画集。
如今,已是78岁高龄的张振生还在低头画画。他说他的时间不多了,可他的画,画的还不好,他还要好好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正当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协力,英勇奋斗,共克时艰,坚决遏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扩散蔓延,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的时候,一幅表达赤子之心和家国情怀的巨幅油画作品《我和我的祖国》诞生了。这幅以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和雄伟长城为主题的作品,彰显着中华儿女的顽强意志和无畏精神,画家把它献给那些正在抗疫一线战斗着的勇士们以及全体参加这场阻击战的中华优秀儿女。

油画:我和我的祖国 1320x270cm
作品《我和我的祖国》长13.20米,高2.70米。万里长城作为背景,其磅礴的气势,坚毅的品格昭示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众志成城的精神。而画面前景中党的总书记、新时代领路人习主席的形象与万里长城的气势相融合,更加凸显了中华儿女的精神风范。作品恢弘大气,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和心灵震撼,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这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习主席亲自指挥部署战“疫”之际,这幅作品一定会鼓舞士气凝聚力量,并在中国油画的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和我的祖国》这幅作品,把对习主席形象的刻画和长城(祖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凸显出习主席是这片土地的儿子,他心里装着的只有人民的主题意蕴。画家把领袖与人民血脉相连的情操,通过对人物亲切、亲近、亲和的面部形象传神地再现出来,使人物与背景得到了完美的融合统一。画家对长城的注视与表现让人叹为观止:造型和色彩都充满着勃勃生机,苍茫的大地,陡峭的山脊,红色的曙光照耀着雄浑的城垛绵延逶迤着伸向天际,喻示着中华民族不管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会坚韧不屈,昂首挺立。这幅巨制在创作中融汇了东西方文化中的风格技法,既借鉴了西方油画的恢宏、壮观、细腻和厚重,又展现出东方绘画中特有的明亮、沉稳和大气,是一幅具有创新意识,在思想艺术上均达到高峰的扛鼎力作。当代著名(旅美)画家尚丁在看了画作之后评价说:这是一幅高品质超水平的创作,绘画技法的刀、笔运用大胆,画面塑造出的浮雕效果很精彩,非常值得祝贺!


油画:我和我的祖国 (局部)
李国华作为军队培养出来的画家,他1976年17岁时入伍 ,先是被分配到总后青藏兵站部,担任电影放映员。青藏兵站部地处高原,气候恶劣,环境艰苦,而这些经历却磨炼了他的意志,塑造了他坚韧的品格。在电影队期间,他发挥自己的专长,搞宣传,出版报,画幻灯片,创作了许多表现战友们吃苦耐劳、奋勇向前的绘画作品,他的套色版画作品《雪山执勤话当年》,1977年入选了全军、全国美术展览。1978年,他调任总后机关军人俱乐部,在这里,他努力工作的同时不忘勤奋学习,也因此结识了何孔德、高泉等一批军内的顶级画家。他向大师们学习,多方面培养艺术修养,不断提升自己的艺术理念。那时,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军博,看何孔德、杨克山等老师们画画,并帮他们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周六日又跑到解放军画报社高泉的家里虚心求教,他把全部身心都浸泡到了绘画艺术里面,在这期间,大师们指点和熏陶加之自身的好学无疑极大地开拓了他的艺术视野,对他在艺术道路上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1979年,祖国的南疆打响了一场自卫反击战,解放军三总部各抽调一人组成创作小组深入前线。为了更好地锤炼自己,李国华主动请缨。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他接触了猫耳洞的战友,采访了参战的指战员,也多次经历了地雷阵及一触即发的生死考验,最后荣立了三等功。在与战友们的朝夕相处中,他被战斗中崇高的英雄气概所深深打动,回来后很快创作出了油画作品《领土》,并参加了北京青年美展。《领土》以站上收复高地后两名负伤战士互相搀扶挺立的背影,塑造了将士们誓死保卫祖国领土,忠实履行自己神圣职责的英雄形象。著名油画家詹建俊在画展上看到《领土》后称赞说,画作很有激情,烟雾处理有极强的书写性和现场感,暗部和人物边缘线虚实有中国水墨大写意的感觉。而李国华确实曾在何孔德老师的介绍下向黄胄先生学习过国画。



油画:我和我的祖国 (局部)
作为军队培养出来的画家,李国华不仅对军事题材的作品情有独钟,而且每当国家有重大事件时,他都用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投入到创作之中,像听到号角的战士奋勇冲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先后创作了《青春》《领土》《向往的年代》《我给叔叔唱支歌》《小扎西》等一批弘扬主旋律的作品,产生了一定影响并受到好评。《青春》是李国华的第一幅油画作品,作品参加了纪念建党60周年全国美展,也收获了马克西莫夫弟子余云阶的肯定和鼓励。这幅作品后来获得北京大奖,并在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民族团结杂志等刊物上发表。说起创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国华曾与艾轩一起到西藏甘南采风。在甘南的那些日子里,他们深入藏民居住区收集素材,李国华发现艾轩老师每天清早起来,都在一个小本子上不停地构小草图及各种人物的造型设计,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每当李国华有了构思,创作前总要反复设计草稿,直到感觉满意为止。那次与艾轩老师采风回来后,李国华创作出油画《小扎西》,入选了第八届全国美展。
2008年汶川遭遇了8级地震,举国上下,万众一心,抗震救灾,展现出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团结一心的患难真情,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李国华家乡也在四川,他一边关注着家乡的父老乡亲,一边思考着该如何运用手中的画笔为这次灾难献出自己的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头脑中产生了:聚集当今中国著名的油画家,集体创作一幅反映汶川地震史诗般的油画长卷,用纪年的方式铭记历史的一刻。他的创意很快得到中国油画界的响应,由靳尚谊、詹建俊、陈丹青、徐茫耀、尚丁、杨克山、龙力游、张利、张延昭、李国华等15位画家主笔,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创作完成了这幅长51.2米,高2.28米的长篇巨制《坚忍卓绝——2008年5月记忆》,著名评论家邵大箴写了序并给予了极高赞誉,画作展出后产生了轰动效应并被收藏,所得款项全部捐献给了灾区人民。

李国华创作 《我和我的祖国》
这次的创作《我和我的祖国》是画家李国华的一次浴火重生,也是他艺术上的一次涅槃。在当今人们普遍比较浮躁,难以沉淀下来的时候,他却躲在北京宋庄的一间画室,用了近四年的时间潜心创作。创作期间,他经常几十天不出画室,翻阅资料,构思画作,反复雕琢,甚至有两次因为过于专注绘画而从画架上摔了下来。他用极高的创作热情挑战着身体和意志的极限,寒来暑往,四度春秋,终于如愿完成了这幅领袖题材的油画巨作,这其中的艰辛,遇到的困惑,遭受的无奈,种种困难他都挺了过来,这不由地让我们对他产生出无比的敬意。《我和我的祖国》已经完成了,下一步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打算,那就是再创作两幅以黄河、长江为背景的画作,以此来歌颂我们伟大的党、祖国和人民,实现他宏伟的三部曲创作计划。我们衷心的祝愿、祝福、祝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