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份：2020年3月

毛泽东在京居住地豆腐池胡同

    杨昌济故居位于东城区豆腐池胡同15号（原9号）。就是在这里，毛泽东“遇上并爱上了杨开慧”，两人牵手走到了一起。

杨昌济故居为一座两进院落，大门开在东南角，院子全长约30米、宽12米。前院有南北房各3间，靠东墙有一株枣树；后院有北房4间，皆为硬山合瓦顶。1918年6月，杨昌济（怀忠）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全家从湖南迁往北京，居住在此。1918年8月，毛泽东赴法勤工俭学从湖南首次来京，曾与蔡和森住在南房靠院门的单间里。

1918年6月，随着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时间临近，毛泽东等人面临着道路选择。恰在这时，刚应聘到北京大学的老师杨昌济从北京来信，传回重要消息：法国政府来中国招募工人，曾在法国留过学的吴玉章、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提出“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智识”的口号，倡导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并组织华法教育会主办此事。

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接到信后，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并派蔡和森先期赴北京筹备。6月23日，蔡和森离开长沙。到北京后，他连续给毛泽东写信，告知在京接洽情况，希望毛泽东尽快赴京。

8月15日，毛泽东与萧子升、张昆弟、罗学瓒、罗章龙等25名青年，在长沙登船北上，16日到达汉口。随即改乘火车，途中因铁路被洪水冲断，在河南郾城漯河站停留一夜。第二天，水退路通，再次乘北上的列车。8月19日，毛泽东一行人抵达北京。

刚到北京，毛泽东即前往位于豆腐池胡同9号的“板仓杨寓”，拜访杨昌济先生。杨昌济希望毛泽东要么到法国去，要么留在北京大学读书，并挽留毛泽东、蔡和森暂时住在家里。

对毛泽东的到来，杨昌济一家感到十分快慰，热情帮助安排其在京的生活。不久，在杨昌济的推荐下，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工作人员。后来，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租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与杨昌济家相距也不远，师生之间来往十分频繁。

毛泽东与杨开慧（油画）明信片

    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在毛泽东刚进湖南一师读书时，还只是一个小女孩，与毛泽东本来就熟悉。而这次在京相见，杨开慧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他乡遇故知，情窦初开。毛泽东经常把进步书报及自己写的日记、学习笔记给她阅读。两人一起阅读进步书刊，探讨问题，点评时事。在这些交往中，他们增进了彼此了解。不知不觉中，一对年轻人双双坠入爱河。

女儿心中的秘密自然难逃脱父母的视线。杨昌济夫妇开始对杨开慧与毛泽东的交往是赞同的，但要招毛泽东为婿，也不是没有顾虑，毕竟毛泽东比杨开慧大8岁。后来见两人爱得越来越深，特别是杨开慧向母亲表白：“我是为母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非常开明的杨昌济夫妇也就打消了顾虑，默许了女儿的选择。

这样，毛泽东和杨开慧建立了恋爱关系。他们形影相随，经常一同漫步在故宫河畔和北海公园，再一起走回到鼓楼，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还有倒垂湖面的杨柳枝头悬挂着的冰柱。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也就是在这里，我遇上并爱上了杨开慧。”

1919年春天，毛泽东要回湖南，原因是母亲病重，他“不得不赶回服侍”。再则，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准备启程出洋。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途中转道上海送别蔡和森、萧子升等赴法青年。

面对心爱的人分别而去，杨开慧满怀难以言传的离别情愁，她亲自送别毛泽东，希望他随时来信。毛泽东回到长沙，就接到杨开慧的来信，信中的称呼已是一个字：“润”（毛泽东字润之），而毛泽东在给杨开慧的回信中，称呼也是一个字：“霞”（杨开慧号霞）。

时隔不久，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代表团再次来到北京。这时，杨昌济由于病情加剧，住进了北京德国医院。杨开慧终日守在父亲的病榻前，悉心照顾。到北京安顿下来后，毛泽东就急匆匆赶到病房看望老师。杨昌济明显消瘦了许多，但精神还好，见到钟爱的学生，憔悴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毛泽东和杨开慧这一对恋人在分别大半年后重逢在北京，其中的情愫难以用语言表达，压抑在两人心头的爱情火花一下子迸发出来。

一天，杨开慧发现毛泽东晒在竹竿上的一件白衬衣破了，便取下来为他缝补。不料被母亲向振熙看到了，便把此事看作他们“定情”的标志，高兴地告诉杨昌济：“开慧帮毛润之补衬衣了，她还从来没补过衣服呢。”深受病魔折磨的杨昌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就这样，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婚事就在杨家定了下来。

自知不久于人世的杨昌济，有一天将毛泽东叫到床边，用颤抖地手从身上掏出一块怀表，递给毛泽东，说：“润之，这块表跟我多年，送给你作个纪念吧。你和开慧的事我全知道，我就把她托付给你……开慧年轻幼稚，你要多照顾她……”

“老师、师母，请放心！”毛泽东强忍悲痛，站起身来，坚定地答应着，并向恩师和师母深深地一鞠躬。

1920年7月，毛泽东经上海回到长沙，受陈独秀的委托，开始秘密筹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立即赶到福湘女中，在选修班教室旁找到了已回长沙读书的杨开慧。离别后的重逢，使两人格外高兴。

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斗争，使杨开慧和毛泽东走到了一起。当爱情到来时，两位年轻人的心并不平静。秋冬之际的一个夜晚，毛泽东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思念着杨开慧，感情的烈火正炙烤着他的心。于是，诗意大发，挥笔疾书，写下了《虞美人》：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晚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杨开慧收到这首充满爱意的词后，非常激动。这年冬天，杨开慧夹着一包书，来到毛泽东所在的教员宿舍——妙高峰下的青山祠，不坐花轿，不备嫁妆，不布新房，不用媒妁之言，自由地与毛泽东结了婚。当天，他们办了一桌简单的饭菜，招待长沙的几位挚友。

一对亲密战友，终于结成革命伴侣。毛泽东和杨开慧以其惊世骇俗的结合，在周围人中引起很大的反响，两人的婚姻也被誉为“理想的罗曼蒂克”。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原载：《支部生活》

清明时节的江西莲花玉壶山，白雾弥漫，气温微凉。

甘祖昌老将军的墓前，一位头发花白的古稀老人，颤抖着身体，刻满褶皱的脸庞上，淌下两行泪。

老人叫龚全珍，曾陪伴甘祖昌老将军走过３３载人生路。如今，这对革命伉俪已天人相隔３１年。

泪水里，写满了怀念与哀思，写满了风雨和故事……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起点。

他，１９０５年出生在赣西边陲一个叫沿背的小山村。上了一年半的私塾后，他不得不辍学回家，放牛、打草，挑着担子来回走几十里山路，挣几毛钱脚力费维持全家生计。

她，１９２３年出生在山东烟台一个唤作平安里的巷弄。争气的她顺利初中毕业，并考上了市立女中上高中。

这是两份不约而同的革命情怀。

他参加农民协会，在１９２７年８月入了党。化名李伟民的特派员方志敏１９２７年来到莲花，召开群众大会，更加点燃了他心中的革命之火。

在县里当交通员、土改委员会主任、独立团军需处长，跟随红军参加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井冈山下的乡村起步，他的革命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到达了地处西北的新疆军区。

她瞒着母亲辍学，在１９岁的时候剪短头发参加革命，成为了一名流亡学生。

一路流亡抵达陕西，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她也被西北大学教育系录取。新中国成立那一年，大学毕业的她参了军、入了党，响应号召来到边疆，在新疆军区八一子弟学校当了一名老师。

这是两位相互依偎的同志伴侣。

一位是新疆军区后勤部长的甘祖昌，一位是八一子弟学校的老师龚全珍。从赣西农村到胶东半岛再到天山脚下，两条相隔千里的生命轨迹，竟然神奇地交织在了一起。

１９５３年，两位饱受战火和岁月磨难的战友，以革命为媒，终于成为了将相守一生的同志伴侣。

天有不测风云。１９５１年，甘祖昌乘坐的吉普车从一座被敌特分子锯断的木桥上栽下，他的上唇裂成三瓣，下巴脱落。

彼时，他落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脑部内还留存着大块的淤血。只要稍微一用脑，甘祖昌就会头晕头痛，甚至昏倒。

眼看着没法再在领导岗位上工作，甘祖昌给组织写了申请，请求回江西农村。

申请交了两次，组织最终同意了。

作为妻子的龚全珍，虽然心中有疑问、有犹豫，但依然选择跟着丈夫回到江西莲花的小山村。

将军当农民？！这件事情在各方引起了轰动。

没有作任何解释，甘祖昌于１９５７年８月，带着全家大小１２人回到了阔别３０多年的沿背村。

“甘将军真的当农民了。”村民们每天见到的甘祖昌，光着脚丫子，身穿粗布衣，腰系白汗巾，手拿旱烟杆，一副典型的老农形象。大家亲切地称他为“祖昌兄弟”“祖昌伯伯”。

从将军到农民，对甘祖昌来说，是身份和心灵的回归。

当年，他为了解放劳苦大众，告别母亲和家乡，走上革命道路。长征路上，同村战友约好，革命成功后，一起回家搞建设，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如今，革命取得成功，几名乡友只剩他一人。曾经相约的誓言让心中的乡愁越酿越浓，那颗思乡的赤子之心不停地在胸膛跳动——他终于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闻到了那熟悉的泥土味。

怀揣着宏伟抱负，甘祖昌开始在家乡大展身手。

他亲自下田，用双手一抔一抔捞烂泥，带领乡亲们把２００多亩冬水田改造成了良田；他跟工友吃住在工地，和年轻人一起挑水泥、运材料，修建起了江山陂；面对荒山，他动员大家撒石灰、盐巴，烧茅草、烟叶秆，再堆上烟囱里的黑灰，出工钱、出材料，改变土壤酸碱性，把“光头山”变成了丰收岭……

修水陂、建桥梁、办企业……半个世纪过去，甘祖昌当年留下的一项项利民工程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村民们常常回忆道：“当年我们沿背村就是莲花县的‘华西村’。”

让村民们慢慢地富裕起来——甘祖昌的理想得以成为现实，这位农民将军，在服务农民中，实现了人生最大的价值。

对于龚全珍来说，她无法在农业上帮到丈夫，但通过教书育人的方式，和丈夫一样实现了为乡亲服务的愿望。

在学校里，面对山村里的孩子，龚全珍是既当老师，又当妈妈；既要教他们读书，还要带他们劳动。

几十年下来，龚全珍早就记不清，她劝回过多少辍学的孩子，又为多少学生交了学费。

１９８６年，甘祖昌老将军永远地离开了。弥留之际，他交待老伴：“领了工资，买了化肥农药，送给……贫困户……支援农业建设……”

除了这句遗言，甘祖昌并没有给家人留下什么，他几乎所有的钱，都用在了农村建设上。

龚全珍深深地知道，农村有丈夫未竟的事业：“老伴，你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还要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我的征程。”

她成立“龚全珍工作室”，带着整理的资料，到社区、部队、学校，言传身教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谁家有人生病看不起、谁家孩子大学缺学费，她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一家一家把慰问金送到人家手中。孤寡老人过冬缺衣少服她会记得，留守儿童缺乏关爱她会关心。

生命不息，奉献不止。前行的道路上，龚全珍一直把丈夫当作榜样。站在墓前，龚全珍喃喃自语：“祖昌，我们一定按照你的教诲，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

2011年1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届监事董幼娴过世。

近6年后的2016年12月，上海市政协原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原常委汪熙教授也离开了我们。

这对民建伉俪相濡以沫，携手走过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他们的经历值得人们铭记、他们的品格值得人们敬佩、他们的贡献值得人们称颂……

    生于乱世追求光明

董幼娴与汪熙是同龄人，出生于1920年。正如汪熙后来所总结的那样，他们是“生于乱世，长于日寇蹂躏、国家山河破碎之时”的一代人。

汪熙出生于安徽休宁，高中毕业后，他考入四川大学经济学系。也正是在大学期间，他认识了同校的董幼娴。

董幼娴出生于四川宜宾。九一八事变后，正在读初中的她与同学一起上街演出爱国话剧《棠棣之花》，被舅父痛骂并关起来，她决定离开这个家。高中毕业后，她考取了四川大学，并依靠在峨嵋县立中学教书的微薄薪金完成了学业。

大学毕业后，董幼娴不愿做国民党的税吏，而是进入了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工作。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爱国热潮中，受时任研究处处长施复亮的影响，董幼娴陆续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开始参加民主运动，她参加了“星期五聚餐会”，聆听了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作的报告，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罗叔章。在罗叔章的影响下，董幼娴逐渐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

1945年夏季开始，董幼娴参与了酝酿成立民主建国会的活动。当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成立，董幼娴作为最年轻的监事，亲身经历了“沧白堂事件”和“校场口事件”，在现场勇敢地与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和周旋，增长了斗争经验和才干。

  赴美留学报效祖国

1944年12月，汪熙考取了赴美留学的资格。去美国后，他读的是经济，但对历史充满兴趣，一直选修历史学的课程，经济史学得很好，这为他之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他先后就读于贝洛特学院、芝加哥大学。1947年9月，汪熙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当时，因国民党在重庆镇压民主运动，实行白色恐怖，罗叔章被迫离开重庆赴上海，施复亮被四川省银行劝离，董幼娴在省银行也无法立足，不得不于1946年随汪熙赴美国留学。

1947年，汪熙与董幼娴在美国结婚。婚后不久，董幼娴作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之一，心系饱受苦难的祖国，决心冲破黑暗，向着光明前行。

1948年，他们双双回到祖国。正如汪熙所说：“我们是自费考取美国大学的，但却抱着回国报效祖国的信念。当年我们如果留在美国，也能很好地‘混饭吃’，但祖国快要解放了，我们一定要回国做些事情。”

1950年，上海解放不久。董幼娴进入上海财经委员会工作。当时她的主要工作是了解上海财经和工商界的思想动态，向财经委的领导许涤新等同志汇报，再打印成文，直接报送周恩来总理和中共上海市委，为党制定工商政策提供素材。

解放伊始，工作条件很艰苦，董幼娴往往白天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晚上挑灯夜战，伏案写报告至深夜。1956年，董幼娴因熟悉工商界的情况，被调入民建上海市委会工作，积极参与组织民建会员和著名工商业者的家属学习工商政策，开展思想工作，稳定社会，安定人心。

汪熙回国后，先后在上海和成银行、民禾公司任职，其间兼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1950年，在董幼娴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1956年10月转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此后至“文革”前“十年磨一剑”，与留美回国、“文革”后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张仲礼先生牵头，集体整理编辑了资料书《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共四辑）。

 老骥伏枥矢志不渝

“文革”期间，董幼娴和汪熙都受到很大冲击，历经磨难。虽身处逆境，但他们从未动摇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和对国家的热爱。“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正值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之际，董幼娴和汪熙虽已近花甲之年，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古训鼓舞着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董幼娴回到工作岗位。1980年1月，董幼娴任民建上海市委副秘书长。1984年4月起任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在担任民建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期间，董幼娴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她积极拓展民建在高校的组织建设工作；她利用自己在台湾和海外有广泛社会联系的优势，向在台湾和海外的亲友宣传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各项成就，宣传“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她长期关心民建中央及民建上海市委妇女委员会的工作，曾担任民建中央妇委会副主任，民建上海市委妇委会主任、顾问等职务，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她高度重视民建志书的编纂工作，在她的领导下，《上海民建50年》、民建市委组织史资料等各类志书相继编纂成册，为后辈留下了宝贵资料。

董幼娴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期间，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责，每年都提出一些有分量的提案，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充分肯定。1997年7月，董幼娴同志离开民建市委领导岗位，受聘担任民建上海九届市委名誉副主委。

汪熙于1976年2月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1982年至1987年在世界经济学系任教，先后开设中美关系史、中美经济关系、国际贸易等课程。1985年2月，参与创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并任副主任。汪熙致力于中国近代史、中美关系史、世界经济学、国际贸易研究、工商管理的研究、教学和实践，成果丰硕、著述等身、桃李满天下。1998年，他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授予在国际上“有学术成就和杰出贡献的杰出校友奖”，成为迄今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校友。

汪熙曾任上海市政协第七届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第六、第七届常委。在繁忙的教学科研工作之余，汪熙对民建的会务工作也十分关心。作为复旦大学支部主任委员，他一方面积极开展支部工作，关心支部成员的生活工作情况，另一方面，他积极利用在复旦的资源，联系复旦教授为民建市委举办的讲座作报告。此外，他还担任了由民建上海市委和市工商联联合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上海工商学院的第二任院长。期间，他积极推动学院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邀请国外大学教授来学院讲课或选派毕业生前往进修，培养了一大批工商管理领域的实用人才，并配合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协调安排一批优秀领导干部到海外培训进修。

  奉献：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几十年风风雨雨，几十年相濡以沫。步入晚年，董幼娴与汪熙的生活节奏慢了下来，但他们依然关心着国家大事，为国家、为社会努力贡献光和热。

董幼娴1999年6月离休后，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民建市委工作。在民建成立55周年、60周年纪念活动中，她不顾年事已高，撰写文章，回顾民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的历程，为后辈留下了宝贵的学习资料。

我自2007年出任民建市委主委后，十数次去拜访过董大姐和汪教授，无论是在家中静养，还是在医院治病，董大姐的乐观豁达、谦和亲切，都给我留下了永远不会磨灭的印象。每次交谈，都是我学习前辈先贤难得的机会，对我而言弥足珍贵、没齿难忘。记得2010年2月，我去看望董大姐，她虽已行动不便，但仍关心着时事和民建的会务工作，令我十分感动。不曾想，第二年，董大姐便撒手人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汪熙自1999年中风偏瘫后，右半身失去了行动能力，但他乐观豁达，从不抱怨。右手不能写字了，就用左手握起了电脑鼠标，不断表达着一名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发展的关切。在半身不遂的17年里，他笔耕不辍，论文、著作和主编的刊物如下饺子般面世。17年里，他诲人不倦，始终关心着年轻学生和学者的成长，90多岁高龄还在带研究生，对学生的培养倾注了毕生心血，实在令人动容。我去他家拜访时，他总是以书相赠，一个半身不遂的知识分子，以其大义和执着，留给我们温暖而动人的力量，每念及此，无比感慨。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董幼娴与汪熙伉俪，在不同的事业中，实践着相同的人生理念。一个为民建事业不懈奋斗，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献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一个是学者表率，用一生的治学实践，为我们树立了刻苦钻研、求真务实的师长风范和勇于探索、诲人不倦的学者榜样。他们为祖国建设无私奉献、奋斗终生的伟大精神，高尚的品格，感人的风范，将永远铭记在一代代民建人心中。

    （作者为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市委主委）

（一）耒水河畔结同心

伍若兰，1903年8月出生于耒阳县城南门外九眼塘伍家。父亲伍懋惠，字养之，清末秀才，以教私塾为生。母谢氏，心地善良。伍若兰有兄妹六人，她排第五。她八岁入私塾，十二岁考入县女子职业学校，二十一岁考入省立女子三师。 伍若兰自幼聪颖，琴棋书画样样都行。良好的教育，培养了她的爱国之心。革命的熏陶，又把她塑造为一个坚强的奇女子。

1928年2月17日，也就是耒阳被攻下的第二天。灿烂的朝阳仍像往日一样，把绚丽的阳光抹上耒阳城。耒阳群众大会召开，欢迎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街口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街上出现了三五成群的手持小红旗的妇女，领头的那位就是耒阳县女界联合会会长伍若兰；每一个街角，每一棵树旁，每一堵墙下，都有人在那里贴标语，旋即就有一群群人跑过来观看。此时此刻，“欢迎工农革命军”的呼喊声，如同江河中的波涛此起彼伏，耒阳的街巷成了欢乐的海洋。

紧接着，一面鲜艳的红旗越飘越近，嘹亮的歌声也越飘越近：“一杆红旗，哗啦啦地飘。一心要把，革命闹。盒子枪、土枪，卡啦啦地响，打倒那劣绅和土豪！……”这正是工农革命军最爱唱的歌！

“革命军进城啦！”“革命军进城啦！”大伙儿望着身穿灰军装，臂缠红带、扎着绑腿的工农革命军，高举镰刀斧子的红旗，浩浩荡荡向耒阳城开过来。

这时，站在欢迎人群前列的伍若兰不由地睁大了眼睛，踮起脚尖观阵。她终于发现，领头的一位年纪约莫四十一二岁的军官，身穿打了不少补钉的灰色粗布军服，脚穿一双草鞋，背上背着一个斗笠和一个公文包。斗笠的细竹片，已被雨水浇得溜光。由于日夜行军打仗，生活环境非常艰苦，军官粗壮的身躯显得黑瘦了些，四方脸庞上，连鬓胡子毛楂楂的；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慈祥而又深邃的光芒，给人一种威武和亲切的感觉。伍若兰指着这位军官模样的中年人，直言问身旁的县委书记邓宗海：“他莫非就是那个名扬湘南边界地区的朱德吧？”“对，对。”邓宗海连声说，“他就是朱德，现在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两天后，耒阳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耒阳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刘泰任主席，徐鹤、李树一任副主席。伍若兰万万没有料到，这天刚刚刚吃罢午饭，刘泰忽然进门，没有寒暄，劈头就说：“兰妹子，朱师长请你去。”“请我？”伍若兰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愣怔片刻以后，才和刘泰一起走进了朱德居住的梁家祠堂里。

发现伍若兰进来，朱德向伍若兰微笑着点点头，表示欢迎。伍若兰坐下的对候，邓宗海向朱德介绍说：“她叫伍若兰，1903年出生于耒阳城郊九眼塘一个书香世家，毕业于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做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工作，曾任共青团耒阳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现在是耒阳县女界联合会会长。她可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才女哩！”邓宗海还强调：“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伍若兰同志被耒阳县政府当局悬赏通缉。但她坚持在当地斗争，化装为村妇，四乡联络同志。9月，我被湖南省委派回耒阳，她协助我等重建了中共耒阳县委。今年2月16日，伍若兰与我等率领耒阳农军，配合你朱师长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攻克耒阳县城。她的贡献真是多多！”

“好啊！革命的才女！”朱德握着伍若兰的手，笑逐颜开：“听说祠堂门口的对联是你写的，我记得上联是‘驱逐县团丁’，下联是‘喜迎革命军’，横批是‘赤遍耒阳’，对吧？”，

“对的。”伍若兰高兴地回答。“你写得不错嘛”，朱德诙谐地说，“笔力好，内容也好。不愧出自才女的手笔啰！”“我没写好，请师长多指教。”伍若兰嗫嚅道。“你是啥时候从衡阳女三师毕业的？”朱德问。伍若兰答：“去年夏天。”……

伍若兰没有想到，这一次造访终是一段传奇姻缘的开始。

2月23日，朱德在灯光下，盘着腿坐在床上补鞋，伍若兰和小姐妹们眉眼儿带笑走进屋里，冲着朱德直嚷嚷：“朱师长好！”

“朱师长，你什么时候学会补鞋哟！”姑娘们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朱德停下手中的针线活，抬头看到伍若兰和她的伙伴们站在面前，忙站起身，满脸笑容地指着旁边的一条长板凳说：“坐吧。”姑娘们推让着坐下后，朱德和蔼可亲地问：“嗬，你们兴师动众，有什么事呀？”

“我们是耒阳县女界联合会的代表，还没有登门拜访过朱师长，今天特来慰劳慰劳。”一个叫山菊的姑娘笑呵呵地回答。

“嗬嗬，我有什么值得你们慰劳呀！”朱德笑了笑。这时，山菊姑娘补充说：“你率领工农革命军打了大胜仗，解放了我们耒阳城，还不该慰劳慰劳呀！”谈了一阵妇女联合会的活动之后，山菊姑娘的目光投向伍若兰，然后又把目光转向朱德，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朱师长，我们伍大姐想单独和你谈谈，你看行吗？”坐在一旁沉思的伍若兰，连忙垂下了脑袋，而且产生了一种不自然的羞怯感，半晌才吐出一句话：“山菊呀，你不要乱说嘛！”

也许是逗趣儿，也许是出于善意好心，就在伍若兰羞涩地埋下头，脸蛋儿红得像熟透的柿子的瞬间，她的伙伴们便嬉笑着呼啦一下跑了。望着低头不语的伍若兰，朱德忍不住笑了：“若兰，你要单独和我谈谈，怎么又不开口啊？”

“我……”伍若兰说了一个字，嘴巴又合上了，好像在想什么心事；她慢慢抬起头来，两片嘴唇颤动了一下，像有许多话要说，慢慢又没有了。她要说什么呢？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朱德看到这样，不再催促伍若兰，只因势利导地劝道：“你的伙伴们喜欢开这样的玩笑，那就由她们去吧。你既然来了，就应该坐一会儿，摆摆龙门阵也好嘛！”

伍若兰想朱师长的话不错，他有摆龙门阵的嗜好，摆就摆吧。于是便打开话匣子，把妇女界联合会几天来的新鲜事儿全盘端了出来，说完以后，她那双水灵灵的眼睛时而望着朱德，时而紧紧盯着他手中那只打补钉的布鞋，黑黝黝的眸子里，不知闪动着什么念头。朱德望着伍若兰发呆的样子，不由问道：“若兰，你又在想些啥子呀！”

“我想，”伍若兰憋不住扑哧笑出了声，“师长那只鞋好有一比呀！”

“比啥子？”朱德回眸一笑，语调惊奇而快乐。伍若兰戏谑道：“好比呀，好比一条胖头鱼张开了嘴巴。”

“是吗？”朱德突然像孩子般纵情地笑，“说得好，很形象呢。”伍若兰也朗朗地笑起来，并欠起身子，伸出一只手抢过朱德手中的那只鞋，十分麻利地用手指量了量尺寸，然后把鞋子递了过去。随即，不顾朱德一脸诧异，不做声地跨出门槛，一溜烟似地跑了。

两天后的早晨，伍若兰拿出自己最喜爱的印花帕子，把刚刚做好的一双新布鞋包好后，风风火火地来到朱德住的屋里。“若兰，今天你又是来单独和我谈谈的吧？”朱德说。

“你真会说笑话，师长！”伍若兰不好意思了，声音像蚊子哼哼。朱德满脸真诚：“为啥子声音这样小？你在我面前说话，怕啥子嘛。”伍若兰羞涩地避开朱德锐利的目光：“谁怕呀！要怕，我就……”

“对，对。”朱德立即接上话茬，“你要怕我，就不会再来了。”“嗯。”伍若兰不再紧张，不再拘束，她用双手慢慢地托起印花帕子包装的小包裹，然后给朱德递过去，爽快地说，“我这次来，一半是为妇女界联合会的事，我们打算开展几项活动，特来请示师长。这另一半嘛，当然是为了你。”打开小包裹，朱德半惊半喜：“怎么，原来是给我送来一双新布鞋呀！”说着，他从鞋里摸出一张纸片，只见上面写着一首诗：“莫以穿戴论英雄，为民甘愿受清贫：革命路长尘与土，有鞋才好赴征程。”

望着伍若兰，朱德心情激动，情不自禁地握住她的手说：“若兰，  这双鞋做得好，诗也写得好啊！”一种温暖的感觉顿时传遍了伍若兰的全身。

鞋与诗得到朱德的赞扬，伍若兰心里也非常高兴，说话的声音也有点飘逸：“人家专门为你做的、写的，不下点工夫怎么能行啊！”瞅着伍若兰那么欣喜的样子，朱德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感激。

但是，过了一会儿，朱德渐渐收敛起笑容，眉头也渐渐蹙紧了。他不由把目光投向窗外，透过玻璃凭窗远眺，久久地、目不转睛地向远方望去。他没有望远处的庄稼和河水，也没有望更远处的山峦和森林，他眺望着沐浴在朝阳中操练的战士们，情不自禁地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伍若兰说：“眼下北风劲吹，春寒料峭，可有半数以上的人还打着赤脚……”朱德的话，使伍若兰心里觉得很不安宁。她眺望窗外赤着脚跑步的战士们，顿时心里豁亮了：一双鞋，只能解决朱师长一个人的问题，可他手下还有2000官兵呀！

伍若兰那张沉静的脸上，忽然漾出微笑。她望着坐在对面的朱德，充满乐观和自信地说：“朱师长，我现在要来个毛遂自荐，衷心希望你能够批准。”“你要自荐啥子嘛？”朱德不解地问道。

“我要自荐当个编织厂厂长，把耒阳县妇女界联合会的姐妹们组织起来编草鞋，让同志们不再打赤脚行军、打仗，你看行吗？”“行啊！行啊！”朱德喜出望外，他没料到，聪明的伍若兰竟然和自己想到一块了。不用说，此时的朱德对伍若兰也更喜爱、更钦佩了。

品味着那一连串的“行啊，行啊！”伍若兰顿时感觉一股暖流流遍了全身，不由一阵激动：“朱师长，你真好！”“你呀你，真是个精灵鬼呢。”朱德爽朗地笑道：“看来，我没有认错人呀！你这个黄毛丫头，可真有一股子豪爽劲儿！”

甭看伍若兰平时泼泼辣辣，风风火火，这时候面对朱德却腼腼腆腆、温温柔柔，完全是一个羞于见人的少女。她觉得自己被一种突然降临的、神秘的幸福笼罩着。是的，她感到幸福和激动，因为是他带领工农革命军解放了耒阳，是他同她“心有灵犀一点通”……

时间如流水，很快5天过去。这天早晨，天空没有云彩，太阳一步一步地爬上来，通红的火焰照耀着军营。这时，伍若兰领着十几个姐妹们，肩上挑着一捆捆黄澄澄的草鞋，说说笑笑地跨进了师部大门。朱德、王尔琢等师部领导刚从操场上回来，还没来得及坐下，听说伍若兰她们到了，忙热情地同姑娘们一一握手。在阳光下．朱德的脸膛显得通红，闪着光彩。他瞅瞅面前的一担担草鞋，旋即望着姑娘们，乐呵呵地说：“嗬！这下子你们真是帮了工农革命军的大忙，我这个当师长的要当面向你们致谢啰！”伍若兰嗔怪道：“朱师长，说致谢那就见外了，我们军民本是一家人哪！”

“说得对。”朱德不无幽默地说，“好一个口齿伶俐的辣妹子，连一个谢字都要给免了！那么，说说吧，若兰同志，你们怎么这样快就编织了如此多的草鞋！”

别看伍若兰毕业于衡阳女三师，喝过墨水，会写文章，平时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可这会儿却坐在一旁，半晌不开口。她的伙伴伍德莲倒机灵，竟无拘无束地说开了：“朱师长需要这些东西，又很急，我们怎敢耽搁呀。若兰大姐连夜开会给我们布置任务，还成立了临时纺织厂呢。姐妹们昼夜不停地编呀、织呀，硬是只用6天时间就编织好了3000双草鞋。”听罢伍德莲的这番话，朱德心里禁不住又增添了几分对伍若兰的好感，觉得这个身材颀长、眼睛明亮的姑娘活泼热情，泼辣能干，不仅是衡阳女三师出来的高才生，而是这一带难得最早从事革命活动的女子之一。一时，朱德从心底里产生一种莫名的爱慕之情。

其实，伍若兰也是一样，她对朱德的敬仰由来已久。还是在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进耒阳城之前，她就听说过这位在湘南一带颇有传奇色彩的领导，不由肃然起敬。后来在耒阳城，她几次与朱德的接触中，对他有极好的印象：要说爱慕，她对他确实未见面时就有好感，一见便钟情啊！但她内心十分予盾，本想早些敞开自己的心扉，却又感到难以启齿。

不久，工农革命军需要一些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随军做宣传工作，任耒阳妇女界联合会会长的伍若兰被调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政治部。如今朱德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竟成了自己的直接领导，她更是十分崇敬，并在内心充满了对朱德无法抑制的爱慕之情，朱德在工作中也发现伍若兰勇敢果断，明事理，有能力，共同的战斗生活渐渐地使两颗纯洁的心紧紧相连。

朱德当时孑然一身，战斗又如此频繁、残酷、紧张，善良纯洁的伍若兰觉得应该有个人来帮助照顾朱德的生活，使他有更多的精力投入战斗，便大胆与家人商量，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毅然决定和朱德结为夫妻。

第一次约会中，朱德向伍若兰讲了自己的经历，然后吐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若兰，对于你，我从看到祠堂门前那幅对联之时起，就产生了好感。你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女子，又信仰马克思主义，和我志同道合，我愿意和你一起革命，一起生活，你也愿意吗？”伍若兰望着面前直爽而敦实的朱德，顾不上羞涩，很爽快地说：“朱师长，只要你不嫌弃，我愿意同你一起生活，一起行军打仗，永远也不离开你。”

此时此刻，激动、兴奋几股情绪搅在一起，在朱德的胸膛里翻腾着。他因为心情极好，故意打起趣来：“你有麻子，我有胡子，我们就麻麻胡胡（马马虎虎）结婚吧！”伍若兰听出来这是几句笑话，不由得笑起来。

3月的耒阳，春江水暖，草木葱翠，生机勃勃的山野洒满了阳光，干练自强，年方25岁的伍若兰在朋友的陪同下，在水东江梁家祠堂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

喜讯传开，部队中有个调皮的宣传队员编了一首歌谣：“麻子胡子成一对，麻麻胡胡一头睡。惟有英雄配英雄，各当各的总指挥。”这支歌谣，表达了工农革命军战士对伍若兰这位非常勇敢，且能文善武的女性的喜爱，亦表达了他们对她与自己敬爱的师长结为秦晋之好的由衷高兴。

（二）智勇双全的女将

进入正规部队以后，伍若兰一方面做好宣传工作，工作之余就刻苦学习军事技术。她和指战员们一起练射击、刺杀、投弹等。开始她用右手射击，后来用左手练，很快就能双手打枪了。有人问她为什么要练双手打枪，她笑笑说，多一支枪就多一份革命力量，如果右手负伤了还可以左手打枪，照样能消灭敌人。不久，她不单能双手打枪，而且射击目标特别准。很快她就成为能双手打枪的工农革命军中有名的女战士、女指挥员。所以，伍若兰在湖南、江西老区被誉为“双枪女将”。

1928年3月12日晚上，一支暴动队伍悄悄汇集在衡耒交界的一个山坳上。这是伍若兰同刘泰率领的耒阳农军，他们配合朱德和陈毅的工农革命军，去拔掉春江铺团防局。团防局设在殷家祠堂，背靠春江，凭险可守，有人枪四十余。局长鲁大麻子是个屠杀工农的刽子手，血债累累。伍若兰和刘泰详细研究了战斗部署，兵分三路包围团防局：一路迂回；一路直插团防局，堵住祠堂的侧门；一路从正面冲进去。

三路战士斗志昂扬，趁着月色悄悄向殷家祠堂靠近，一张歼敌大网愈拉愈紧。深夜12点，殷家祠堂附近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枪声，这是迂回的一路队伍发出的信号。“同志们，冲呀！”伍若兰精神振奋，大声呐喊，手握驳壳枪，带领担任正面攻击的战士一跃而起，向祠堂的大门猛冲。战士们有枪的放枪，有铳的放铳，没有枪、铳的纷纷投掷“土炸弹”，震耳的爆炸声混合着枪、铳声响成一片。鲁大麻子指挥四十余名团丁，一边慌忙开枪还击．一边向侧门退却，不料刚退到侧门边，又遭到猛烈的阻击。鲁大麻子咬咬牙，下了拼命的决心，带领团丁往前冲。然而迎接他们的仍是厉害的“土炸弹”和不长眼的子.弹，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四十余名团丁被击毙，缴获了步枪三十二支，大长了农军的威风。

一次，伍若兰带领伍春林、李翠云化装潜入到宁冈、永新等县交界处侦察江西、湖南敌军驻防情况。侦察后又在一个村子里刷写标语。写完正要离开时，十几名敌人从村后的山坡上偷偷摸了上来。敌人一看伍若兰他们只有三个人，领队的又是一个手握着一支毛笔的弱女子，便怪叫着围了上来。

见此情景，伍若兰镇定自若，她一边安排其他队员隐蔽，一边收起毛笔准备战斗。伍若兰抢前几步，隐蔽到一面土坯墙后面，利用墙角做掩护，她放下石灰桶，从腰间拔出两支驳壳枪，稳稳地瞄准了围上来的敌人。伍若兰先瞄准了打头的两个敌人，只听“啪、啪”两声清脆的枪响，两个敌人应声倒地。后边的敌人还没反应过来，伍若兰又迅速地举起双枪，把后边的两个敌人打了个倒栽葱。其他敌人一看前面几个弟兄倒在了地上，一个个脸色蜡黄不知所措，这时，敌人中不知谁喊叫了一声：“红军来了！”顿时，敌人像炸了窝的马蜂，丢下枪械向四处逃窜而去。

伍若兰确定敌人已经逃窜以后，带着两个宣传队员在清缴了敌人的武器后，安全返回了部队驻地。

1928年6月23日，伍若兰带领宣传队员参加了七溪岭战斗。宣传队随朱德在新七溪岭制高点望月亭一带设伏。新七溪岭是永新经龙源口通往宁冈的要道，山高路险，林木丛生。战斗打响后，国民党军李文彬部大喊大叫地向制高点冲来，朱德指挥红二十九团多次击退敌人的冲锋。伍若兰在指挥所除担负指挥传递工作外，还时而射击敌人，掩护战士，时而为伤员包扎伤口。时至中午，敌军孤注一掷，用七八挺机枪作掩护，依仗其武器精良，弹药充足，火力猛烈，不惜以巨大的伤亡抢占了望月亭前沿有利地形风车口，严重威胁前线指挥所的安全。这时，朱德身先士卒跳出战壕，手提花机关枪向敌阵猛烈扫射。伍若兰也随之手持双枪带领宣传队员奋不顾身地冲向敌人。于是，红二十九团和红三十一团的指战员们纷纷跳出战壕，向敌友起反冲击，夺回了风车口阵地。这时，由陈毅、王尔琢率领的红二十八团在老七溪岭方向也向敌军杨如轩部发起了猛烈进攻，各路红军前后夹击，杀声震天，敌李文彬部和杨如轩部见势不妙，纷纷向龙源口方向逃窜。朱德率新七溪岭上的红军，陈毅、王尔琢率老七溪岭的红军秉胜追击，追至龙源口，歼灭赣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获步枪四百余支，重机枪一挺，取得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以来最辉煌的胜利。战斗结束后，苏区人民编了歌谣称赞伍若兰：“红军队里多英雄，双枪女将建奇功。横扫敌军如卷席，英名威震七溪岭。”

伍若兰不仅打起仗来沉着勇敢，宣传工作也做得很出色。井冈山会师后，伍若兰担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队队长。1928年5月，她带领四个宣传队员来到宁冈新城的塘南村开展分田运动。这个村庄比较大，土豪劣绅也多，可分田运动却迟迟开展不起来。她住在一个童养媳出身的妇女谢贤妆家里。由于谢贤妆深受封建礼教的约束，胆小怕事，连大门都不敢出一步。伍若兰住在她家后，教她识字，给她讲革命道理，还以自己的经历启发她，动员她。在伍若兰的帮助教育下，谢贤妆胆子慢慢大了起来，将村子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给伍若兰，后来还主动要求参加妇女会，并承担了送信、做鞋等工作。

伍若兰等一到村里，就分头深入到贫苦农民当中，帮他们干活、洗衣，教他们学文化，和农民打成一片。通过逐家逐户的调查访问，伍若兰了解到村子里过去也搞过打土豪分田地。但是，“三月失败”后，逃亡的土豪劣绅卷土重来，使人民深受其害。现在红军来了，土豪劣绅表面上不敢胡作非为，但背地里却在捣鬼，使群众存在着害怕心理，不敢大胆起来斗争。

弄清这些情况后，伍若兰着手举办农民夜校，培养一批农民骨干分子，依靠他们在群众中开展工作。她在群众大会上，针对农民中“怕红军站不长久”的思想顾虑，耐心启发大家说：“三月失败”虽然使革命遭受了挫折，但红军不是又回来了吗？只要我们齐心合力，团结一致，革命力量就会壮大，革命也一定能成功。她还在群众中揭露了土豪劣绅的花招，并做好中间阶级的工作，孤立了地主豪绅。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村里的群众发动起来了。暴动队、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各种组织相继建立。

除了对房东谢贤妆进行启发教育外，对肖翠环的思想教育也是一个成功的典型事例。一天，伍若兰提着一桶队员换下的衣服去村边小溪搓洗，恰巧碰上一位少妇在洗衣服，当少妇抬头见到她时，欲起身离去。伍若兰却凑上去和颜悦色地同少妇攀谈起来。少妇告诉伍若兰，她名叫肖翠环，宁冈城南人，因家贫，被抵债到城南村大劣绅龙南恩家做女佣，至今已有六七个年头了。问起村里老百姓为何惧怕红军时，肖翠环说，怕共产共妻。伍若兰知道这是土豪劣绅们造谣惑众．决定通过做肖翠环的工作，消除村里人对红军的恐惧心理。于是她对肖翠环讲解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希望她靠拢革命队伍，摆脱土豪劣绅的压迫。肖翠环听了伍若兰宣讲的革命道理，一时感到很新奇，她说自己没文化，伍若兰说，不要紧，红军打算在村里办一所农民夜校，教农民读书识字，并希望肖翠环联络村里的兄弟姐妹都来积极报名上学。

肖翠环从溪边洗衣回村，私下里同姑娘嫂子们讲述红军许多好处，澄清红军并不是村里有些人讲的都是杀人放火的恶魔。于是一些村民渐渐地同红军宣传队员们接触起来，伍若兰抓住这一环节，带领队员深入到一些穷苦的人家，一边帮忙干活一边宣传革命的道理，号召人们放大胆量拿起刀枪，成立赤卫队，建立苏维埃政权。

正当革命烈火在塘南村熊熊燃烧起来之际，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5月23日夜里，伍若兰到夜校上课，发现平时最早来校上课的肖翠环没有来。一个老表告诉她，肖翠环前天夜里得急病暴死了。伍若兰一听，感到惊讶，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患急病呢？这其中定有原因。当晚讲完课之后，回到住房，她与几名宣传队员商议决定，必须找龙南恩当面查个明白。

龙南恩是村里最有钱有势的大劣绅，为人奸险狡诈，他见伍若兰等人深更半夜找上门来，心里瞬时明白了是咋回事。经过一番询问，没有查出事情的原委。大家经过认真分析，一致认为，肖翠环的死很蹊跷，一个队员提出疑问，会不会是被人害死的，伍若兰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便提出掘坟验尸。挖开坟墓一看，肖翠环尸体脖子上还勒着一根棕绳，很明显，是被人活活勒死的。第二天，伍若兰把龙南思谋杀肖翠环，打击革命一事的真相在村中公布出来。顿时，激起了全村民众的愤怒，大伙纷纷拿起梭镖锄头，涌向龙南恩的家，提出要其抵命。吓得龙南恩躲到棺材里，后来．还是被人们揪了出来。

在村民的谴责声中，伍若兰当即宣布对龙南恩、谢祖生等几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执行枪决，其家产田土一律没收，分配给穷人所有，一时塘南村的农运烈火越烧越旺。此后，分田运动很快开展起来，受到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表扬。

1929年1月，为了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井冈山前委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伍若兰同志任职委会妇运科科长。接受任务后，她积极组织根据地的广大妇女做好支前工作，为战士们拆洗缝补，给部队运送物资等。她带领妇女参加了修筑五大哨口工事的劳动，和全山军民一道，每天往返百多里，到宁冈等地挑粮上山，她还捐出了一部分“伙食尾子”，建设小井红军医院。

她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主动协助朱德军长处理一些机关日常事务和繁杂琐事，使他能集中精力考虑大事，指挥红军对敌作战。当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处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消息闭塞。为便于朱德掌握多方面的情况，伍若兰主动承担了调查了解山区民情和红军指战员思想动态，搜集敌占区的报纸，整理有关资料等工作，为制定作战计划和军事决策提供参考。生活上，伍若兰也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朱军长，衣食住行料理得十分周到，成为朱军长名副其实的好帮手。

伍若兰从不以军长夫人自居，她经常深入连排基层，给战士们讲课、变心、组织文娱活动，活跃大家的战地生活，鼓舞战士们的斗志。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她还冒着枪林弹雨，向敌人阵地喊话，开展政治攻势。在生活上，她从不以朱德同志的名义向后勤部门提出非分的要求。她和红军战士一样，打仗、行军、吃红米饭、南瓜汤，穿草鞋、睡稻草铺，毫不特殊。因为工作需要，军部发给她一匹马，她自己却很少骑，经常让给体弱的女战士或伤病员用。

（三）舍命救朱德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和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3600多人，从井冈山的茨坪和小行洲出发，向赣南出击，正式拉开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幕。

一场罕见的大雪，给赣南的群山披上了银装，也给部队的行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雪水的融化，使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战士们浑身上下湿成一片，他们当中许多人只穿着单薄的衣服，有的人连鞋子都没有，打着赤脚行军。很多人的脚冻裂了口子，痛得钻心，但还是坚持行军。

红军沿着罗霄山脉的左侧偏江西的一面打出去，每天行军五六十里，每每经过村镇、县城就张贴《红四军司令部布告》，走一路点燃一路火种，很快打破了几条封锁线。一直向南走，沿着上饶，在占领崇义城之后，又于1月22日攻克了大余县城。这时，新任国民党“会剿”总指挥何键弄清红四军主力的动向，立刻从“会剿”红军的5路人马中，抽调第一路李文彬部和第五路刘建绪部共4个旅，前往大汾、左安等地堵击，并尾追红军南下，使初下赣南、对这里人生地不熟的红四军主力遭到巨大困难。

大余县比较富庶，街道整齐，铺子很多，前委决定在这里筹粮筹款。第二天傍晚，赣军两个旅尾追到此。因刚到大余一天，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红军耳目不灵，不知道敌人已经迫近，于是仓促应战。

毛泽东和陈毅组织部队突围，朱德率特务营掩护撤退。脱险以后，朱德和毛泽东在距大余40里地的杨眉收集整理部队，才发现第二十八团团长何挺颖、独立营营长张威等200余人都在激战中英勇献身。

二十八团有1900多人，战斗力最强，是红四军中有名的“钢铁团”，不能群龙无首。毛泽东、朱德思虑再三，决定由林彪接任红二十八团团长的重任。

为了尽快甩掉敌人，毛泽东和朱德决定连夜出发，仍由朱德率特务营殿后。指战员们不顾激战后的疲劳，立即上路，赶了二三十里地后才在一个山沟里宿营。为了不暴露目标，部队没有生火做饭，大家饿着肚子等到天明。

第二天拂晓，部队又以急行军的速度出发，一口气跑了90里，傍晚来到广东南雄县境的的乌迳。部队没敢进村，就在野地里做饭吃。

毛泽东没有见到朱德，连忙问：“朱军长还没有来吗？”“没有。”“怎么回事？”“不知道。”毛泽东有点急了：“会不会出事？”没有人回答。

“毛委员，要不要派人去迎一迎朱军长？”话音刚落，一群战士围了上来，“我们去！我们去迎！”毛泽东没有答应。他让大家安静下来，再稍等一会儿。

茫茫夜色中终于传来一阵阵嚓嚓嚓的脚步声，声音越来越大。“是朱军长，是朱军长回来了！”有人欢快地喊道。毛泽东急步上前，紧紧地握住朱德妁双手：“你可回来了！大家都在为你着急，再不回来，我就要带着部队找你去了。”朱德笑呵呵地安慰着大家：“不会有事，不会有事。”

部队刚把饭吃完，就在村外的田坝土露营了。不料，敌军紧追不舍。朱德刚刚照料部队休息，就接到当地党组织派人送来的报告：“大股敌军已到达离这里只有几里路的村庄。”朱德立即命令部队迅速转移，出发时连军号都没吹。当敌人发起进攻时，已不见红军的踪影。

离开乌迳后，红军先到南雄的界址，再折入江西信丰县境，每日平均急行90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来到安运。

1929年2月1日夜晚，红四军进入赣粤闽边界的寻乌县境，在项山的圳下村宿营。第二天早晨，追兵两个旅4个团把圳下村团团围住，发起猛烈进攻。

第二十八团团长林彪放弃担任后卫的责任，拉起部队就走，使毛泽东、朱德和军直机关陷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在这危急时刻，朱德带领独立营担任后卫．吸引敌人，掩护毛泽东带领军部机关乘晨雾突出重围。朱德手提机枪，领誊众人左冲右突，拼命战斗，且战且退，跑出十几里地。

伍若兰在突围中，一直跟随在朱德身边，可就在翻越那堵围墙时，她的左腿不幸突然中弹，当即跌落在水沟里。敌人一见前面被追的红军中有人跌落水沟，立即蜂拥而上。伍若兰自知难于脱身，反倒显得出奇地镇定。她忍住腿痛，趴伏在水沟沿上，双枪左右开弓一阵疾射，首先将蜂拥而上的一群敌人撂倒了，然后便沉着用双枪朝远远近近的敌人进行点射，以便把更多的敌人吸引到自己身也来，掩护朱德等同志突围。待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伍若兰毅然拨开身旁的芦草丛，面对众多的敌人从容地站了起来，就这样被扑上来的敌人抓住。

伍若兰在突围中身负重伤后落入敌人魔掌后，敌人马上把活捉伍若兰的消息电告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回电：“软硬兼施，为我所用。”于是，敌人对她施以严刑逼供，妄图得到重要机密。敌人威胁说：“你不怕死吗？”她昂然答道：“共产党人从来不怕死，为人民解放斗争而死最光荣！”敌人又诱她同朱德脱离关系，伍若兰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要我同朱德脱离，只怕是日头从西边出，赣江水倒流！”敌人想尽各种办法，用尽各种刑罚，但一切都无济于事，赣州敌首刘士毅如实地电告蒋介石：“软硬兼施，伍难为我所用。”蒋介石遂回电：“斩首示众！”

1929年2月12日，年仅26岁的伍若兰被绑赴赣州卫府里刑场被无计可施的敌人处决。行刑后，敌人又灭绝人性地将她的头割下，吊在一个架子上面，用大字写上“共匪首领朱德妻子伍若兰”，沿江示众。最后，还将她的头颅送到长沙，悬挂在城门上示众以恐吓革命群众。年仅26岁的伍若兰就这样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朱德脱险之后，尽管战斗十分紧张，可仍然免不了常常怀念伍若兰，时时探问她的有关消息。2月1O日，朱德亲自指挥大柏地一战，将敌两个团大部歼灭，生擒敌团长肖致平以下八百余人。在欢庆胜利之余，朱德独自坐在军部一间住房里，惦记着爱妻伍若兰，回忆起他们婚后互敬互爱的那段日子。

为了弄清伍若兰被捕的详情，朱德还亲自审问了俘虏，才对伍若兰被捕的经过有个大概的了解。2月15日在宁都县城，红四军军部通过地方党得知了伍若兰就义的噩耗。朱德仰天长啸，泪如泉涌，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朱德万分悲痛地拿起伍若兰为他做的最后一双新鞋，看着那细密、均匀的针脚，结实耐穿的鞋底，仿佛又看见若兰在他身边。他脚上的那双鞋坏了，也不舍得扔掉，而是打上补丁继续穿，新鞋一直珍藏在身边。

从那时起，朱德爱上了兰花，以后每到一处，都要找些兰花栽在房前屋后，精心培土，辛勤浇灌。每次转移，只要条件允许，他总耍把兰花带走。

8年后，1937年3月，在延安的窑洞里，朱德接受史沫特莱记者采访自己生平时，他还念念不忘伍若兰，对爱妻至为惋惜。他说：“伍若兰和我是在湖南耒阳结婚的，她早就明白我的生命是属于革命的，跟着我是要吃苦的。她的家里人对此也知道，但他们并不受传统礼教的束缚，支持伍若兰和我结婚……伍若兰后来救了我，被敌人抓去了，敌人折磨了她很久，才砍下她的头，悬挂在江西赣州大街上示众……

朱德对伍若兰有着极深的感情，怀念追思这些字眼无时无刻不在这位共和国开国元勋脑里回荡。1965年，朱德重上井冈山时，还特意赶到他和伍若兰共同生活过的大井，用苍老的双手抚摸着他们曾经休息过的床铺，泪水盈盈。

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肖克上将在接受伍若兰故乡媒体采访时曾说过：“朱老总与伍若兰是一对很恩爱的夫妻，他们在井冈山的浪漫爱情片断至今仍历历在目。”

中广网西安2011年1月30日消息（记者黄立新）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挖掘运用红色资源，把弘扬延安精神作为推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途径，被学员誉为“永远的人生大课堂”，先后为部队培养各类政工人才8万多人，100多名学员走上军以上领导岗位。

32年来，西安政院始终高举延安革命传统的精神火炬，坚守革命传统教育的主阵地，倾心尽力打造革命传统教育的大课堂，军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人士16万多人士，8万多名学员成为传播延安精神我军思想政治工作者。总政李继耐主任对西安政治学院办学思想批示：“西安政院凝练形成的办学思想，有特色、很响亮。”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是全军培养政治机关干部的中级指挥院校，1978年建院以来坚持把延安精神作为办学育人的主要内容，政工专业门类齐全、军事特色鲜明，延安革命传统教学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学院被评为全军教学先进单位、全军科学发展观先进教学院校。

西安政治学院党史教员钱均鹏副教授说：“延安革命传统教学的最大特点就是挖掘红色资源，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把延安精神融入学员的思想中、行动里，我们的课堂就在杨家岭的七大会场、枣园的幸福渠前、毛泽东当年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台前，在延安当时当地的场景下，看到学员脸上的泪水、听着他们的誓言，我觉得延安精神已经注入到他们的灵魂中。”

第五期毕业生现任云南省军区边防团政委张晓诚严于律己、坚持用延安精神教育部队拒腐防变，全团被总政治部授予全国拥政爱民先进单位。兰州军区某师政治部主任杜灿给母校来信说，延安教学把我的心照亮了，在延安我深刻理解了自己从事这项工作的意义。临近兔年春节，西安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的钱均鹏副教授接到了来自浙江舟山的一份新年贺卡，第八期政工研究班学员陈延七的贺卡依旧念念不忘西安政院的教诲.

全军师旅政委思想政治工作研讨班学员、现任济南警备区政委晋争鸣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2010年5月到8月我参加了西安政治学院全军师旅政委政治工作研究班的学习。短短三个月时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这次教学使我的心灵受到了震撼，思想得到了升华，精神进一步振奋，责任更加明确。一堂延安课，一生延安情。作为一个政治干部，一是要不忘本，永远听党话，永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要不忘魂，这个魂，就是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个魂，一个政工干部，很重要的职责就是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要求抓好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三是要永不变色，我们政治干部有责任在新的时期强化官兵核心价值观，培育‘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永远坚定理想信念，爱岗敬业、爱军习武，履职尽责，当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2010年底，在一项毕业（结业）学员跟踪调查中部队对西安政院学院培训的政工干部评价是：“靠得住，用得上，过得硬。”

数九寒冬，秦岭终南山麓，积雪皑皑。一支由数百名校、尉军官组成的队伍，翻梁峁，跨沟壑，走一路，练一路，对沿途“敌情”进行判断、做决策。这是不久前，学院组织即将毕业的任职教育班次学员开展军政综合演练的情景，旨在检验政工干部野战条件下的军事素质，锤炼业务技能、培育战斗精神。

记者1月17日来到西安政治学院采访，冬雪未消。见到政治部副主任崔孝安时，崔副主任一身作训迷彩服，握手时感到他两手冰凉，一问才知道他是刚刚从秦岭深山拉练回来。西安政治学院利用秦岭山区复杂地开展一体化联合作战实兵演练，让政工干部在演练军事课题的同时，开展战时组织工作实战演练。保持军事演练教学活动常态化，把政工干部放在逼真的信息化战争环境中，在模拟对抗中提高政工干部的军事素质和指挥能力。

西安政院院长齐三平说：“革命战争年代，我军政工干部在作战中敢喊‘跟我冲’，在紧要关头敢叫‘让我上’，在训练中敢说‘看我的’，这种率先垂范的品质，是我军政治工作战斗力、生命力的基石。今天，我们就是要培养‘懂军事、会打仗’的政工人才！”

西安政治学院政委刘强接受记者专访时介绍了西安政院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做法，党委一班人把精神的引领和现实场景真实融合，革命传统教育不光让学员感动一阵子，还要让学员受益一辈子。用延安精神武装党委、武装学员，培育延安精神的代代传人。

刘强政委说：“延安精神是我们西安政治学院建院的灵魂，红色资源既是我们教书育人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院党委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独特优势。我们先后组织了全军8万多名学员到枣园、杨家岭、南泥湾进行现场教学，为他们培育和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打下了终生烙印，他们就像8万多颗种子扎根在座座军营。”

背景】 2011年以来，江西宜黄县探索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中开设“红色课堂”，对农民工开展党的知识教育，引导、鼓励农民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拓展了发展党员源头。目前，参加培训的农民工中有86人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本期嘉宾】

宜黄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  朱文泉

宜黄县委组织部党建科科长   章建兵

宜黄县中港镇上坪村村民  廖利平

　　问：依托农民工培训开设“红色课堂”，这样的做法还挺新鲜。最早是怎么想到的？

朱文泉：当前，农村基层党建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党员年龄老化，大批青壮年农民外出，农村入党积极分子减少，发展农村党员面临“无源之水”的窘境。恰逢国家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我们就考虑把服务农民工和抓好基层党建结合起来，在职业技能培训中开设“红色课堂”，把党的知识和信念教育与科技素质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岗位资格培训有机结合，帮助农民工在学到一技之长的同时加深对党的认识，积极引导农民工向党组织靠拢，拓宽发展党员渠道。现在看，这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问：“红色课堂”具体怎么个开法？

章建兵：我们在每期的技能培训中，根据培训时间的长短，增设1到2个课时的党的基本知识教育课程，由县委组织部安排党务工作者免费为农民工上党课。为了方便农民工学习党的知识，组织部门还将党的光辉历程、党组织及党员发挥的作用、党的宗旨、党员的权利与义务、入党程序及优秀共产党员事迹等内容编印成《在党旗下成长》小读本，免费发放到每位参训农民工手中，方便学习。2011年以来，我们先后开展了26期培训，1200余名农民工在学技能的同时受到党的熏陶。

　　问：除了知识的学习，还有没有其他的培训形式？

章建兵：还有，我们非常注重用身边人身边事进行引导。比如在实习基地的党员中开展“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等主题实践活动，积极发挥共产党员在生产经营和培训农民工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并组织党员通过“1+X”形式与参训农民工结对子，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和培训中的困难，尽快掌握所学技能，在广大参训农民工中树立共产党员“思想觉悟高于群众,业务技能高于群众,工作业绩高于群众”的新形象，切实增强党在农民工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激发农民工的入党热情。

　　问：怎样保证“红色课堂”不流于形式，取得实在效果？

朱文泉：我们建立了一支20人左右的政治强、素质高、业务精的组工干部组成的流动党校宣讲队，在宣讲的方法及内容上，他们精心准备，而且尽量使用农村方言和群众语言，让农民工听得明白，听得亲切。为使“红色课堂”不流于形式，我们以制度的形式让其健康运行。同时，我们把发展农民工入党作为农村发展党员的重要源头，对生产和生活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农民工，积极引导他们向党组织靠拢，充实到企业和农村党组织队伍中来。对特别优秀的，逐步引导其走向村书记或村主任的岗位，更好地发挥他们在带领农民致富过程中的“领头雁”作用。

　　问：你觉得“红色课堂”怎么样？愿意上吗？

廖利平：我文化程度不高，也没什么技能，去年3月，我参加了培训，并听了一堂党课，也就是这堂课让我对党有了初步的认识，之后我被安排在一家公司实习。实习期间，我看到公司中的每个共产党员对待工作都是尽心尽责，总抢着做最重、最难的工作，不光技术水平高，而且思想好、有奉献精神，这彻底改变了我以往对党员的看法，所以培训结束后，我立即向公司党支部申请入党。其实在身边，像我一样因“红色课堂”提出入党的农民工还有很多，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