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和他的《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中国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为东汉张仲景(张机)所著。据传他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公元一五O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活了七十岁左右。

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

《伤寒杂病论》 是中国传统医学著作之一,至今是中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

成书过程

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古中国传统中医学的集大成者和代表人物,东汉南郡涅阳县人(今邓州穰东镇张寨村)人,公元219年,张仲景去世。失去了作者的庇护,《伤寒杂病论》开始了它在人世间的旅行。当时,书籍的传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传开来十分艰难。不久,原书亡失。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

时光到了晋朝,《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兴奋难耐。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还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王叔和在《脉经》序里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之后,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推崇。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可以想像,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让人认识了它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伤寒杂病论》焕发青春的一个朝代。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25篇,载方262首。至此,《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全部出场了。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订本。除重复的药方外,两本书共载药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这两本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四部经典,张仲景一人就占了两部(另有一种说法,中医四大经典为《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历史影响

《伤寒杂病论》 [1]  是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专书,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

《伤寒杂病论》 [2]  的贡献,首先在于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张仲景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邪入侵经络、脏腑的深浅程度,患者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和有无宿疾(其它旧病)等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寻找发病的规律,以便确定不同情况下的治疗原则。他创造性地把外感热性病的所有症状,归纳为六个证候群(即六个层次)和八个辨证纲领,以六经(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来分析归纳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归,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辨别疾病的属性、病位、邪正消长和病态表现。由于确立了分析病情、认识证候及临床治疗的法度,因此辨证论治不仅为诊疗一切外感热病提出了纲领性的法则,同时也给中医临床各科找出了诊疗的规律,成为指导后世医家临床实践的基本准绳。

《伤寒杂病论》的体例是以六经统病证,周详而实用。除介绍各经病证的典型特点外,还叙及一些非典型的症情。例如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脉浮,属表证,为太阳病。但同是太阳病,又分有汗无汗,脉缓脉急之别。其中有汗、脉浮缓者属太阳病中凤的桂枝汤证;无汗、脉浮紧者,属太阳病伤寒的麻黄汤证;无汗、脉紧而增烦操者,又属大青龙汤证。这样精细的辨证及选方用药法则,使医家可执简驭繁,应付各类复杂的证候都能稳操胜券。除了辨证论治的原性之外,张仲景还提出了辨证的灵活性,以应付一些较为特殊的情况。如“舍脉从证”和舍证从脉“的诊断方法。即辨证必须有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前提,如果出现脉、证不符的情况,就应该根据病情实际,认真分析,摒除假象或次要矛盾,以抓住证情本质,或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阳证见阴脉、表证见沉脉。和证实脉虚,其实质都是证有余而脉不足,即当舍证从脉而救里;而阴证见阳脉,提示病邪有向表趋势,里证见浮脉,多提示表证未尽解;证虚脉实,则宜舍脉从证。脉、证取舍的要点是从”虚“字着眼,即实脉虚从脉,证虚脉实从证。这无疑为医者理清临床上乱麻一般的复杂症情,提供了可供遵循的纲要性条例。

对于治则和方药,《伤寒杂病论》的贡献也十分突出。书中提出的治则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驱邪,还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 个,《金匮要略》载方262 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 个。这些方剂均有严密而精妙的配伍,例如桂枝与芍药配伍,若用量相同(各三两),即为桂枝汤;若加桂枝三两,则可治奔豚气上冲,若倍芍药,即成治疗腹中急痛的小建中汤。若桂枝汤加附子、葛根、人参、大黄、茯苓等则可衍化出几十个方剂。其变化之妙,疗效之佳,令人叹服。尤其是该书对于后世方剂学的发展,诸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而且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其中许多著名方剂在现代人民卫生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治疗乙型脑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皮汤,治疗胆道蛔虫的乌梅丸,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急性黄疽型肝炎的茵陈蒿汤,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括萎薤白白酒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用的良方。另在剂型上此书也勇于创新,其种类之多,已大大超过了汉代以前的各种方书。计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灌肠剂、阴道栓剂、肛门栓剂等。此外,对各种剂型的制法记载甚详,对汤剂的煎法、服法也交代颇细。所以后世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称该书所列方剂为“经方”。

《伤寒杂病论》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等治疗方法也有许多阐述。另对许多急救方法也有收集,如对自缢、食物中毒等的救治就颇有特色。其中对自缢的解救,很近似现代的人工呼吸法。这些都是祖国医学中的宝贵资料。

《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专著的科学价值越来越显露出来,成为后世从医者人人必读的重要医籍……张仲景也因对医学的杰出贡献被后人称为“医圣”。清代医家张志聪说过:“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后该书流传海外,亦颇受国外医学界推崇,成为研读的重要典籍。据不完全统计,由晋代至今,整理、注释、研究《伤寒杂病论》的中外学者记逾千家。邻国日本自康平年间(相当于我国宋朝)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学者也有近二百家。此外,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的医学发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及推动。目前,《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

据史书记载,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也足以使张仲景成为海内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梁兴扬道长参考《伤寒杂病论》《辨伤寒》

2003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现存版本的历史沿革

据考,《伤寒杂病论》成书大约在公元200年前后,因为历史久远,并因连年战乱,再加上《伤寒杂病论》初成书时受限于传播途径,此书流传并不广泛,以至如今所见《伤寒论》各版本均有缺失。目前比较流行的、公认具有研究价值的版本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王叔和整理的《伤寒论》和《脉经》本

《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后,由于战乱频仍,在仲景逝世不久,原书便散失不全。曾任魏、晋两朝太医令的王叔和搜集该书遗卷,并整理、重新编次。因非原书全貌,且内容多为伤寒病的辨证论治,故更名为《伤寒论》,共10卷22篇。据考证,王叔和整理《伤寒论》的时间,距仲景去世不过二三十年。王叔和还将《伤寒论》的内容收入其所著《脉经》之中,今人有称《脉经》所收录的《伤寒论》为“脉经本《伤寒论》”。

二、千金本《伤寒论》(又称唐本)

唐代孙思邈撰《备急千金要方》时,仅引证了《伤寒论》少量内容,尚未将全貌收入。但从他“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的说法来看,《伤寒论》的确在民间流传,是“诸师”所有,而不是个别人所收,但大家将其视为秘典珍藏,不轻示人。至孙氏晚年撰《千金翼方》时,收载了《伤寒论》的全部内容,载于卷九、卷十中,今人称之为“千金本《伤寒论》”,也有称之为“唐本《伤寒论》”。

三、外台本《伤寒论》

唐代王焘著《外台秘要》,收录了《伤寒论》的大部分内容,也收入了可以在今本《金匮要略》中见到的一些内容。因此推测,王焘所藏可能是《伤寒杂病论》的另外一个版本,并非得自王叔和所传,今称之为“外台本《伤寒论》”

四、康治本《伤寒论》

康治本伤寒论,系唐朝时期手抄卷子本,卷末有“唐贞元乙酉岁写之”的字样。19世纪中叶在日本发现,是康治二年沙门了纯抄录,全书1卷,仅存65条,50方。系从伤寒论中节录出来,但文字与之后的宋本互有异同。据推测此本应与唐代医官考试有关。唐代,国家设医官选拔制度,其中伤寒论的占到总成绩的1/5,于是应试者为求方便,将考试部分抄录习诵,于是有此本。

五、康平本《伤寒论》

康平本《伤寒论》,是日本后冷泉天皇康平3年2月17日侍医丹波雅忠据家传本抄写的。该版本比宋本早了3年,因此该书具有很高的文献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宋本中的一些原文,在康平本中,是以注解、注文的形式出现的。康平本抄录时,有顶格、退一格、退二格的格式,顶格为原伤寒论仲景原文,退一格、退二格则均为疏注。这对后世研究《伤寒论》有很高的指导意义。

六、宋本《伤寒论》(又称治平本)

宋代校正医书局林亿、高宝衡、孙奇等人校订了《伤寒论》,并在大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刊行。《伤寒论》自此方有定本,此即宋本《伤寒论》,亦称治平本《伤寒论》。初科大字本,装订精良,但售价过高不易普及。后由高宝衡等建议,又刻小字本。但可惜的是,宋本原刻,无论大字本、小字本,如今均已不见。

七、赵刻本《伤寒论》

明代赵开美,本是富商,又习医术。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赵开美出资行刻《仲景全书》(此书初仅收录成无己《注解伤寒论》、此后收入宋英公《伤寒类证》、又收入《金匮要略》,后经友人赠送宋本《伤寒论》,方知成无己所注伤寒论已经远非原文,于是又加刻《翻刻宋版伤寒论》,后将此四部合订为《仲景全书》,并将《翻刻宋版伤寒论》置于全书之首。)一部,该书第一部分,即《翻刻宋版伤寒论》,此版本依照小字版宋本伤寒论摹刻,据考字体字形均类原版,故应该非常接近宋版《伤寒论》之真面目。此本如今被称为“赵刻本《伤寒论》”或“仲景全书本《伤寒论》”,目前国内高等院校教材,即以此版《伤寒论》为底本。

此本今日尚存五部原本,其中一部存于北京图书馆,一部存于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范行准先生家藏一部《仲景全书》,后由范先生捐献给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此三部为同一版的刊本。

此外两部一在沈阳,一在南方,均为私人所藏。

我国在1982年成立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对中国古籍进行整理,《伤寒论》整理主要由任应秋先生和刘渡舟先生负责,后于1991年出版《伤寒论校注》一书,即在赵开美《翻刻宋版伤寒论》基础上,综合《金匮玉函经》等尚存的书籍,进行的简体化、校勘、注释。

八、成本《注解伤寒论》

成无己在宋版伤寒论的基础上,全面做注,著成《注解伤寒论》一书。金皇统四年(公元1144年)刊行,这是第一个系统注解《伤寒论》的版本,人称“成注本”或“成本”,该版本经明代汪济川校勘,又几经翻印,因其既有原文,又有注文,便于学习,故流传较广,以致很长时间内,人们只知成本,而不知宋本。但成本注解时,删去了宋本《伤寒论》的子目,对后8篇原文进行了一定的删减和改编,使人们已经看不到宋本《伤寒论》的原貌。不过他对《伤寒论》主要内容的流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世人称之为“成本伤寒论”

九、《金匮玉函经》、《金匮要略》

宋代校正医书局除刊印宋本伤寒论之外,还校勘刻印了《金匮玉函经》8卷,金匮玉函经和《伤寒论》同体而别名,特点是条论于前,会方于后(此本共八卷,前六卷均为伤寒论原文,后两卷收录方剂)。人称“玉函本”或“别本”。后经清代陈世杰复刻,流传至今。

此外,大宋校正医书局还刊印了《金匮要略方论一书》,据宋臣《金匮要略方论序》中云:“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偶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辩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断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复者、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曰《金匮方论》。”于是《金匮要略》始有定本。王洙所见蠹简,应是《伤寒杂病论》的另一个传本,宋臣将其杂病以下部分校勘刻印,自此《伤寒杂病论》 [1]  正式被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

十、《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

桂林古本,又称《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或称《仲景十二稿伤寒杂病论》,传为仲景46代玄孙张绍祖秘藏之珍本,于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传于其徒左盛德。据左盛德序云:“余闻吾师张绍祖先生之言曰:‘吾家伤寒一书,相传共有一十三稿,每成一稿,传抄殆遍城邑,兹所存者为第十二稿,余者或为族人所秘,或付劫灰,不外是矣。叔和所得相传为第七稿,与吾所藏者较,其间阙如固多,编次亦不相类。或为叔和所篡乱,或疑为宋人所增删,聚讼纷如,各执其说。然考晋时尚无刊本,犹是传抄,唐末宋初始易传抄为刊刻,遂称易简,以此言之,则坊间所刊者,不但非汉时之原稿,恐亦非叔和之原稿也。’”

该版本至今争议较大,多有认为其为伪作者。如郝万山先生,认为此本多半为后人伪托。

但视之为真本者,亦有如蔡德元先生、黄维翰先生、周禹锡先生、黄竹斋先生等,均对该本较为推崇。蔡德元先生说:“非单因自序是圣师裔孙所珍藏,且卷符十六者,主要是内容全面、章节合理、句无语病、载方无轶”且对通行版本种种疑问,“读罢古本,皆瓦解冰释矣。”,此外,台湾学者对该版本较为推崇。

目前该本流行于世的,主要为1939年刊印的白云阁本(1980年重印并补刻三页勘误表)。广西人民出版社本(1960年出版竖排半简体版,1980年重版简体横板)。台湾中医药整合研究小组本(此本以广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为底本,繁体化、竖排)此外还有黄竹斋会通本(《伤寒杂病论会通》)存世。

目前较为流行的看法,认为此本为后人伪作的可能性较大,主要原因是认为此本太过完美,对宋本中凡是历代医家存在争议之处均有改变,所以多认为是后人综合历代医家之言所著之伪作。当然也有持反对观点的,则从用药分析、用字分析等等,来断此书多半为梁代之前的著作。如“大黄香蒲汤”方中“香蒲”一味,梁代陶隐居曰:“香蒲,方药不复用。”以此证明该书成书应在梁代之前。等等例证不一而足。

但不论该书是否伪作,其对于学习《伤寒杂病论》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十一、敦煌卷子本

1900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考古发现四万余件手写本和少量木刻本古籍。国内外学者视之为珍宝,而医学文献,只占了敦煌出土文献中很小的一部分,其中5.202号残卷,即医圣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之残卷。卷首尾均残脱,仅存103行,计30条条文。但此本是证实《伤寒杂病论》原为一书的一个佐证。一般名为“敦煌甲本”或“敦煌卷子本”。此外在在甘肃、四川等地也有类似出土,但均残脱过甚,不及宋本。

十二、长沙古本

长沙古本为湖南浏阳刘世祯得自于江西张姓老者处,民国之前未见传世,此书来源近于传奇,一些人认为是伪作。刘世祯在自序中说明他在民国初年得到此书的经历:“先母之丧,以求葬地,漫游江西,於山谷中遇一人曰张老,皓髯而丹颜,逌然类有道者,即与倾谈,遂及医术。质以平生疑滞,应口疏通,余大骇服。张老亦深喜余精审善问,且曰:吾乐山林,不与人接久矣。家有古本《伤寒杂病论》,与世所传异,长沙旧文也。目前无可授者,今以授君,与君邂逅,亦前缘也。余谨受而读之,乃知今本讹脱错乱,注者纷纷数十家,而其理愈晦,亦何怪其然哉?後与宗族之友刘瑞瀜(仲迈)共读此书十余年。”

该书为白文本,共计十六卷,卷一、二为平脉法;卷3为伤寒例;卷四温病;卷五为暑、热、湿、燥病;卷六至卷十一为六经病;卷十二为霍乱痉阴阳易差后病;卷十三至十六为诸可与不可各篇。刘世祯为该书注解,至1905年草成,但后因战乱,注稿大半散失。至1924年,刘世祯与刘仲迈“积十余年之探索,推本师传之义,更互演绎”,由刘仲迈执笔,撰写《伤寒杂病论义疏》十六卷,于1934年印行,后多简称“义疏”。1999年刘炳凡先生主编《湖湘名医典籍精华》收载此书,并再版,此书存于《湖湘名医典籍精华-伤寒金匮卷》上册第七部分。

十三、涪陵古本

涪陵古本,又称四川古本,是20世纪30年代后发现的《伤寒杂病论》抄本,1934年曾石印公之于世,但流传不广,见之者少。该书伤寒部分为《唐本伤寒论》,杂病部分则是在《金匮要略》基础上,又从《脉经》、《千金方》中选取有关内容增补而成,于仲景书中增加证论百余条,补充方剂百余首,皆为临证必备。此本对深入研究《金匮要略》和运用《千金方》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本与长沙古本、宋本、桂林古本合称四大古本伤寒论。

(作者:清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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