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全景:人民作家为人民——在郭澄清文学创作研讨会讲话

 

中红网北京2020年3月27日电(作者:张全景;来源:郭澄清纪念专辑)

人民作家为人民——在郭澄清文学创作研讨会讲话

张全景

同志们:

郭澄清文学创作研讨会今天开幕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德州的历史上,专门为一位作家召开创作研讨会,可能是第一次。这是德州文坛上的一件盛事,对于繁荣德州的文学创作,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我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各位学者、专家莅临我的家乡指导表示衷心感谢!

郭澄清同志是德州市宁津县人,能够在这里产生这样一位优秀作家,是全县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德州市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光荣和骄傲。

郭澄清同志的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来自人民,服务人民。我对他比较了解,有较深的交往。他虽然去世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萦绕在我的心间,对他的刻苦创作的精神,我曾誉为“保尔”,作为学习楷模。他的作品从短篇到长篇,我曾多次拜读。他所写的都是家乡事,使用的语言都是家乡话,歌颂的是家乡的人民群众。掩卷深思,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大多耳闻目睹,甚至是亲身经历,记忆犹新;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大都似曾相识;描写的风情景物,虽无大山名川之美,但鲁北平原的土地、河流、城市、小镇、村庄、田园却历历在目,倍感亲切;句句乡音,从日常生活用语到俏皮话、歇后语,都曾听过说过,甚至至今还在应用。这些家乡人、家乡事在郭澄清的五彩笔下,活灵活现。郭澄清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农村干部、农民群众,形形色色。抒怀写景,淋漓尽致;故事构思,奇巧多变;言情叙事,起伏跌宕,语言鲜活。这些既可引人入胜,又很值得我们学习。

去年郭澄清的《大刀记》再版时我写了一篇序言:人民作家为人民。一个作家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时代的高度,为人民大众写作,受人民大众欢迎,才配称人民作家。郭澄清的作品,经受了历史的检验,是成功的。他的作品不仅是文学,而且是历史、政治、经济、党的建设的缩影。从历史来说,他的作品反映了德州的时代变迁与社会的进步,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灾难沉重、任人宰割的旧时代,经过浴血奋战,反压迫、反侵略,走向新中国、新生活的历程。他的短篇写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忠实记录了德州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满腔热情,六十年代的作品则赞颂了德州人民战胜三年困难、经济复苏的新局面。从经济上看,充分反映了德州农村解放前后的深刻变化,粮棉产量日增,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从政治和党的建设上看,反映了德州人民群众心地善良、忠厚淳朴、热爱集体、勤奋向上、诚信互助等优秀品质,反映了良好的干部作风、密切的党群关系。因此,我们研究郭澄清的作品,既要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研究,繁荣德州的文学创作,又要把它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教材。这些不仅在《大刀记》、《决斗》中有充分反映,而且在短篇《黑掌柜》、《篱墙两边》、《公社书记》、《社迷》等篇章中一一展现。这也是我们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现实意义。

当年在郭澄清同志的影响下,直接带动了宁津县的文化建设,宁津县被国务院命名为 “全国文化先进县”,受到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表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众日报》介绍了宁津县群众文学创作的经验。郭澄清同志的作品可谓影响深远,《大刀记》初版于1975年,不仅曾拍电影,改编成话剧、连环画、评书,而且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贵州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出版。有的短篇收入了大学语言教材,由此可见一斑。

郭澄清同志之所以能够写出很多好的作品,受到学者、专家、广大群众的喜爱和赞扬,从根本上来说,首先是他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始终沿着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前进,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第二,是他热爱生活,深入生活,热爱群众,深入群众。我们从郭澄清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分析,可以看到他政治立场的坚定,政治方向的正确。一个作家要写出好的作品,必须熟悉他所要写的对象,吃得透,看得准,从现象到本质。第三,是他刻苦学习的精神,既向书本学习,又向群众学习,向生活和实践学习,掌握知识,提高创作本领。第四,是他的勤奋精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住在农村的小黑屋里,靠着小油灯写作。当患病之后,手无持笔之力,就用嘴衔笔写作,这不就是中国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吗?总之,他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我们要深入研究他,学习他,繁荣德州的文学创作,为德州的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服务。

这里我还想说一说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经济是基础,文化是上层建筑,两者是辩证的统一。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基础。适应则促进,不适应则迟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也是经济,也是政治,没有脱离经济基础和政治而独立的文学。没有先进文化引领,不可能有先进的经济。作为各级领导干部要妥善处理两者关系,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文化,使之比翼齐飞。我们可以从社会上看到一种现象,各地基本相同的一段历史、一件事情、一个建筑物,有的蜚声中外,有的默默无闻,或者知名度不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无好的文学作品予以鼓吹。岳阳楼有《岳阳楼记》,滕王阁有《滕王阁序》,渣滓洞、白公馆有小说《红岩》,枣庄的铁道游击队,有小说、电影、电视剧,等等。

我们德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不乏崇文尚武忠烈之士。汉有东方朔、祢衡、管辂诸公。董仲舒曾在德州读书。唐有中国第一个状元孙伏伽,还有高适、孟郊、孟迟等著名诗人。宋、元也有享誉华夏的文人学士。明朝邢侗,万历二年(1574)进士,曾在南宫县当过县令,颇有政绩,后任陕西行太仆卿,因不满朝廷腐败,辞官回家。他是明末四大书法家之一,素有“北邢南董”之称,《齐鲁文化通史》评论其书法“笔力矫健,沉着圆浑”,“别开生面,自成一家”,“蝇头小楷,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别有韵味。行书则紧劲,用笔开张;大草书则又专务浑遒,园而能转”。清初德州有几位名士在齐鲁乃至全国文坛都有一定影响。田雯,康熙三年进士,官至江苏、贵州巡抚,户部侍郎,著述颇丰,被称为“德州先生”。《德县志》称其“主文苑骚坛者数十载,诗名并驾于阮亭,海内望之于泰山北斗”。这些话,虽有溢美之词,但他在文坛确有重要地位。他的弟弟田需、田以及孙子田同之都有诗作,成为德州地区的诗文家族。另一位是冯廷,康熙二十一年进士,曾任内阁中书舍人,湖广乡试同考官,长于诗歌创作,有诗集多部,但大多失传。其孙冯德培搜集辑成《冯舍人遗诗》6卷传世。再一位是卢见曾,康熙六十年进士,曾任知州、知府,后任两淮盐运使,因盐商提引案被逮入狱。此人极有干才,又雅好接纳文士,在扬州盐运使任上,广结名流,与当时士林300多人过从甚密,皆为上宾,编有《国朝山左诗抄》,收录清初山左诗人620余家,诗歌6000余首,对保存乡邦诗歌文献,弘扬地方诗文化,居功甚伟,本人诗作收入《雅雨堂诗集》。他的先辈卢世亦有诗名,堪称地方仕宦、文化世族。在现代作家中,可以说,郭澄清是德州地区最为突出的一位。今天我们学习、研究、宣传、弘扬郭澄清创作精神,就是为了促进德州地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做好各项工作,争取出现更多的郭澄清,乃至后来居上者。

大家知道,我是德州市平原县人,土生土长。从小在这里生活、学习、工作了40年,1971年离开德州,至今已经35年了。咱们这里有一句话:“孩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谁不说俺家乡好”,我也是如此。虽然我出门在外,对家乡没有什么帮助,但乡音未变,乡情未改,乡俗依旧,心系德州。很多知识,工作方法,领导经验是从老乡亲、老同志那里学来的,没有最早的几十年,不会有后来的几十年。因此,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不管担任什么工作,不论是在职还是离休,永远不会忘记德州,永远眷恋德州,永远思念德州的土地和人民。这次回到德州,又一次看到了美丽的城市和农村,看到了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与几十年前相比,天翻地覆,与几年前、十几年前相比,日新月异,发展更快,变化更大。城市面貌大变、农村面貌大变、群众生活大变,越变越新越好。党的建设进一步加强,党的干部和广大群众精神振奋,热情饱满,正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奋斗。看到这些,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非常激动,十分高兴。在这里,我向为建设德州、发展德州的老干部、老党员,向历任市委、市政府和各级领导班子的同志,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当前,德州地区形势喜人,发展前景广阔美好,但在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许多困难,任重道远。希望同志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總书纪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取得更大发展、更大成绩、更大胜利!

对与会的学者专家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祝会议圆满成功!

(注:本文系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全国党建研究会顾问张全景,在2006年郭澄清文学创作研讨会上的讲话。本文被收录在李宗刚教授编《郭澄清研究资料》一书。)

科学技术要为无产阶级斗争服务——纪念钱学森逝世十周年

科学技术要为无产阶级斗争服务
——在北京大学纪念钱学森逝世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胡澄

首先感谢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巩献田教授的邀请,有幸参加纪念钱老逝世十周年的座谈会。在这里我做为一名晚辈,向钱老表达由衷的敬仰之情!

刚才张全景部长引述了钱学森同志的一段话,令人非常感慨:“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2005年10月8日《中国青年报》)钱老这段话可以说是震烁千古!

刚才各位专家教授,从各个方面论述了钱老的贡献。你们说钱老是科学家,是思想家,是院士。但是大家想到了没有?今年既是钱老逝世十周年,但在钱老的生命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时间点——那就是今年正是钱学森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整整60周年的日子。在整整一个甲子的岁月中,钱老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更加熠熠生辉。钱老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巨系统”,但是,他却是一个非常单纯、纯粹中国共产党人!在他的言行中,我们感受到了钱老那坚定的共产党人的党性光芒。什么是党性?用革命导师列宁的话来说:“所谓党性,要求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79页)刚才,张全景部长引述的钱老那段话就是表达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公开地站在劳动大众一边的坚定立场——“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像这样坚定的阶级立场,在资产阶级的科学家身上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像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就公开的表示:“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凯恩斯:《劝说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44—245页)可是在一段时间里,我们闭目塞听,不顾阶级立场,硬说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是“普世价值”的传播者。

恩格斯曾经对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的大学生们热切地呼唤:“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们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卷,第487页)而钱老正是以他卓越的品格、渊博的学问、盖世的功勋成为了这样“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共产党人的代表。我们“不忘初心”就应该不忘这种初心;我们“牢记使命”就应该牢记为被压迫阶级而奋斗的使命。这就是钱学森同志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钱老可以说无时无刻不把这种共产党人的立场、初心、使命牢记在心,并运用到他的学说体系建构当中去。例如我们现在常常强调的“顶层设计”,其实钱老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这种理念,钱老管这种设计叫做“党和国家总体设计部”,以系统论的方法总揽国家经济与社会的统筹发展。但这种顶层设计绝不是高层设计依靠“知识精英”,基层治理依靠“乡绅富豪”!他在给钱学敏同志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总体设计部,这是我们把毛主席的《实践论》和党的群众路线引入系统学了。”(1993年3月23日给钱学敏同志的信)。这与某些人主张的顶层设计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是立场的不同,这就是价值观的不同,这就是毛泽东时代那一代知识分子与科学家的凛凛风骨与坚定立场。可惜这种风骨与立场在一段时期以来受尽嘲弄乃至毁弃。而坚持这种立场风骨的钱学森同志虽然备受尊养,但是他的这种境界却不为人所重视乃至接受。其实钱学森同志晚年的境遇是受到了一些人的敬而远之,受尊敬而不受尊重。因为,在那段时间里受到尊宠的是另外一些人!

今天在北京大学这里参加纪念钱学森的会。我就想起了今年诞辰130周年的李大钊先生,想起了以大钊先生为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为劳苦大众与被压迫阶级而奋斗献身的初心与壮烈。要知道当年的北京大学可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源地呀!当时在一大召开之前,全国和海外有8个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地方组织,其中有6个是北京大学的师生与校友创办的;在一大召开之前全国58名早期党员中有23名是北京大学的师生与校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北大共有64名共产党员与10名进步师生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而在十八大召开之前的一段时间里,这里却成了反党反共反毛分子的聚麀之地。我们且看看他们对劳苦大众与工人阶级的感情与态度。先说老一点儿的,冯友兰在上世纪90年代在他所著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一书中以嘲讽冷峭的论调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一个笑话:曾有两句流行的歌谣:无产阶级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唐山大地震时有人风趣地说:别吼啦,别吼啦!一抖就受不了啦!”(《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165页)我们看看,这就是这些没有被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的嘲讽与以看笑话的心态对受苦受难的底层群众的态度与情感。冯友兰曾在上世纪50年代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时赋诗一首:“奋笔当时信有由,根源一一细搜求。不堪往事重回顾,四十年间作逆流。”就在我们放弃了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之后,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又从劳动人民的阶级队伍中自我分离的出来,高居人上,羽扇纶巾,挥麈闲谈之间,把劳苦大众贬得一无是处,忘得一干二净!借这首诗的一句来形容40年来我们知识界的情景倒是颇为恰当——“四十年间作逆流”!40年来知识界这种的逆流已成主流,掀起滔天浊浪,卷起千堆屎——北京大学的教授樊纲说:“经济学家就是不讲道德”;北京大学的教授厉以宁主张:“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北京大学的教授贺卫方叫嚣:“共产党这个组织并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因此是个不合法的组织。”可是,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有关部门对这些人的尊宠远远超过了对钱学森同志的敬仰,钱学森同志的晚年在这种环境中太显悲凉!

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积极、主动、殷勤、谄媚地融入以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的过程中去,科学知识生产和学术活动都成了跨国资本与金融垄断势力的侍妾。科学如果依附于资本,那它就不是“第一生产力”,而是第一压榨力、第一剥夺力、第一发财力、第一暴虐力!这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力量。”(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8页)这样的科学就成了阶级压迫与阶级斗争的手段。对此,钱学森同志晚年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犀利的洞察。在1991年10月12日与钱学敏、于景元的交谈中,钱老说道:“整个咱们的科学技术体系要建立起来,这当然包括阶级斗争。现在这种国际环境,我就主张用军事科学这套东西来跟你斗。现在全世界是一体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繁荣是靠剥削第三世界,掠夺资源,对人剥削。这篇文章,要好好写,弄得好一些,更有战斗力。”(《钱学森论系统科学(讲话篇)》,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一版,第89页)可见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用科学为阶级斗争服务,是钱学森那一代科学家崇高的人格境界与坚定的阶级立场。我们在纪念钱学森同志时候,一定要继承他这种凛凛风骨与松柏节操。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看问题包括看科学问题,不能只见物,不见人;只见财,不见义;只见功利,而鄙弃道义;只谋发展,而泯灭初心;只见“第一”,不见“最强大”!从历史唯物主义上来讲,科学技术其实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只有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才能转化为所谓的“第一生产力”,因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过一句名言:“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

这里要和大家分享一段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毛主席晚年的史实。据龚育之同志回忆,1975年,他受邓小平之命协助胡乔木起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个文件中辑录了毛主席十条论科学技术的语录,其中就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条。可是当邓小平拿着这份文件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对这句话断然否定,明确表示他没有说过这句话!邓小平辩解时说:“马克思说过类似的话。”毛主席针锋相对:“那我也不记得我说过这句话!”这下大家可慌了,用龚育之的原话就是:“这可是一件大事!”他们连忙找根据,有人说这是毛主席在1963年听取聂荣臻汇报《科学技术十年规划》时毛主席讲的。他们把参加汇报的几个人(包括:韩光、于光远、范长江)的记录稿找来一看,这三人的记录稿上都没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包括当时韩光正式的传达稿上也没有!原话是:“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这段史实龚育之在给《毛泽东科技思想》一书作序时有详细的回忆,建议大家找来这本书好好研读。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这本书的特点是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辑录的毛主席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原文。)

其实,熟悉毛主席思想与著作的同志是都知道主席是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并列为三项改造社会的社会实践活动,搞了一辈子“实践论”的伟人怎么可能认为离开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与“直接劳动相分离的”“科学”是生产力?我们都说毛主席晚年糊涂了,其实真正糊涂的是我们自己啊!毛主席晚年把“科学实验”引入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当中,发表了重要著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著作篇幅虽短,只有1000字,但却是毛主席关于哲学的压卷之作,收录到主席生前审定出版的哲学著作集《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之中。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千字文”,入门时可读,提高时可读;清醒时可读,糊涂时更可读;百读不厌,常读常新。

在建国70周年那滚滚车流中所运载的尖端的东风导弹是钱学森同志亲自主持研发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钱学森同志的那样的立场与境界,再先进的导弹也是一堆废铁。要知道苏联解体、苏共灭亡之时,他们的手中的导弹要比东风系列强大得多。

毛主席与钱学森在一起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钱学森同志是毛泽东时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卓越代表,在那一代科学家当中有着钱学森同志同样立场、同样情操与境界的共产党人知识分子还有许多,比如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同志。他深入工农,推广数学“优选法、统筹法”的科学实验与实践的群众性活动,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还主持研制了疗效卓越、广受赞誉的“北京降压0号”,为广大患有高血压的一线职工解除了病痛。毛主席特给华罗庚写信致贺:“壮志凌云,可喜可贺!”(敬附毛主席手迹)

毛主席致华罗庚信手迹

在这里我就引用华罗庚同志表达这种境界、情操、立场的一首壮志凌云的豪迈诗歌作为发言结束。诗曰:

我对生产本无知,幸得工农百万师;
我爱工农师爱我,协力同心报明时!

这首诗最后一个词的“明时”就是指政治昌明的时代。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习近平新时代,又进入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让我们继承钱老、华老那一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伟大情怀,站稳阶级立场,为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与阶级斗争而协力同心,共同奋斗!

谢谢大家!

 

(来源中红网)

刘润为:红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

近年来,我到各地的高校去,经常会有老师和同学提出这样的问题:文化自信是否应当有两个支撑点:一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是红色文化?

从感性层面上讲,这个提法似乎很有道理。不是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文化名人若灿烂群星、文化蕴藏似汪洋大海、文化影响如日月经天。这一点让我们想起来就觉得自豪。自豪是什么?不就是自信的表现么?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来说,这种文化自信是怎么来的?

不错,在古代,我们中华民族对于自己的文化是很有自信的。比如说唐代,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文化的发达、社会活力的迸发以及善气迎人、海纳百川的大国风度,使得中国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成为许多国家和民族心仪的对象。应对方请求,文成公主、鉴真和尚分别越过高山、大海,传播中华文明。东邻新罗全面学习唐朝的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一衣带水的日本则频频派出大批遣唐使。至于各国的使节、商贾、访问学者,更是络绎入朝、不绝于市。在各国人民学习中国榜样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也虚心学习各个国家、民族的长处,以至创造了玄奘西行取经的奇迹。“天下朋友皆胶漆”,诗人杜甫曾用这样的诗句形容众望归唐的盛况。至今,世界上不少国家仍习惯于称中国人为“唐人”,就是大唐文化软实力的遗响余韵。

然而到了近代,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对于本民族的文化则表现得很不自信。岂但不自信,简直是文化自卑。从一定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这种不自信的总爆发。例如胡适就认为“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因此,他“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即使是一些挚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造诣精深的学者,也难免发表一些过激的言论。鲁迅曾主张“扫除”“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钱玄同甚至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这就是说,不但中华传统文化要不得,连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汉字也是要不得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偏激的倾向呢?这固然有五四前驱们思想方法上的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说:“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1-83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大气候。当时的世界,正在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而在这种转换中走在前列的资本主义列强,已经通过掠夺和征服,把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个世界体系。面对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在农业文明中一直领先的中国一下子被甩到了世界发展潮流的后头。

然而,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罪吗?不能这样说。罪魁祸首是日趋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是他们,日甚一日地阉割、窒息传统文化中的生机与活力;是他们,日甚一日地尊崇、放大传统文化中的僵化、腐朽因素。到头来,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似乎只剩下“君权神授”,“天不变道亦不变”,“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枯槁信条,而“自强不息”,“与时偕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鲜活的元素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冲击,他们依然顽固地抱定“不易者三纲五常”之类的陈腐宗旨。更有甚者,竟然连学习一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都不能容忍。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曾公开指责洋务运动“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强调万万不可动摇“尚礼义不尚权谋”的“立国之道”。这种文化上的倒行逆施,不但窒息了传统文化,而且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僵化、经济上的衰微和社会创新活力的阙如。而经济、政治上的落后,又导致文化软实力的丧失。于是,世界历史进入了看不起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时代。

问题就是这么严重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要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起弱振衰,就必须对它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而要实现这种转换和发展,就必须有新的文化元素的植入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这种新的文化元素就是马克思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经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就脱胎换骨,变成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常我们统称为红色文化。比如“实事求是”,原本是《汉书》作者班固称赞河间王刘德的话,意思是说刘德在古籍整理方面不尚浮辩、严谨扎实,但是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里,则被作出全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由此,这一词语也就从特指“修学好古”的学风上升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使得中华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才使得中华传统文化重新成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经自豪地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通过对于近代历史的这一简单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中华民族重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的事,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中为中华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之后的事。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中华传统文化就极有可能因为僵化、腐朽元素的持续扩散而归于消亡。当然,我们也就不可能重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甚至很可能比五四时期更不自信。因此,我们说:红色文化,即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如果把我们的文化自信搞出两个支撑点,则很容易产生模糊认识,甚至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到头来,非但不能有效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反而有可能把中华传统文化重新焕发来的生机与活力搞掉。这岂不成了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么?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说红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有没有轻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思呢?没有,丝毫没有。从一定意义上说,红色文化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质的飞跃,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形态。对于红色文化的自信,自然包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这好比吃面包。你说这面包好吃,难道不包含对于做这个面包的小麦的肯定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在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精神价值之后,又着意归结强调说:“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这样的严谨论述,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文化观。

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存在。要实现对它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首先必须能够正确地区分精华与糟粕,进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来辨别精华与糟粕。在这里,必须反对片面地、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比如,有人主张像挑苹果那样把中华传统文化扒一扒堆:一堆是精华,一堆是糟粕,留下精华,丢掉糟粕。这种简单化的办法在实践中是根本行不通的。

首先,精华与糟粕往往彼此融合、交叉和渗透,构成一个整体。比如孔子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个“志”就是要在东方复辟西周的奴隶制。你说它是精华还是糟粕呢?其次,文化往往显现出一种动态的特征。彼时彼地是精华,此时此地就有可能是糟粕;和那样一种时代需要相联系是精华,和这样一种时代需要相联系就有可能是糟粕。比如说古代的跪拜礼,对于今天来说基本上属于糟粕。我们会说,人与人是平等的,为什么要给你下跪呀?可是在秦汉以前,尽管它包含等级差别的内容,也不能完全看作是糟粕。那个年代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桌子、椅子,更没有“呷哺呷哺”那样的高凳、高椅,人们开会、办公、会客、吃饭都是曲腿坐在席上。因此,对对方表示礼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欠起身来,这就形成了跪的姿势。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站起来给对方行礼的话,会给对方心理造成一种震慑。对方会怀疑,这个人站起来想干什么?可见礼节是与一定的生活方式相联系的。相反,今天我们坐在椅子上,站起来鞠个躬、握个手也是非常方便的。在常态情境下,如果再噗通跪下去,那动作就未免太夸张了。当然,在非常态情境下,即需要高强度地表达恭敬、感恩之情的时候,比如在祭奠父母的时候,行跪拜之礼也是无可厚非的。

又比如,19世纪末,康有为为了推动变法,附会儒家的公羊学派,力倡“通三统”、“张三世”之说,主张用和平方式推动社会进化。为此,他还把孔子描绘成一个“素王改制”的改革家。应当说,在敬天法祖的古老封建国度里,在“纲常名教亘古为昭”的思想文化氛围中,在守旧势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用这种理论来制造舆论,推动资本主义性质的变法,相对来说,可以减少一些社会阻力,也相对容易被最高统治者接受,因而它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积极的、进步的。然而在事情过去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居然有几位自称“康党”的学者聚在一起,吹捧“通三统”的汤武“革命”,主张“张三世”的和平进化,并以此作为理论依据,指责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判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没有合法性”,要求“回到康有为”,重新“将儒教立为国教”,这就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可言了。也就是说,所谓“通三统”、“张三世”之说在今天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糟粕。

毛泽东曾经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实践,只有实践,才是区分精华与糟粕的唯一标准。这也就是说,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一切用得着、有好处的东西,就是精华;一切用不着、有坏处的东西,基本上就是糟粕。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于精华与糟粕的区分也必须以变化了的实践需要为转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并一再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重要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我们党和人民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文化方针的进一步深化,是在新时代建设文化软实力强国的必由之路。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呢?

答案仍然是实践。必须根据实践的需要,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这种文化的转化和创新。在这里,主观能动性就是人的活跃的思维能力。

从客观上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于某些文化产品所含历史内容的关注度,往往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唐代诗人宋之问的《渡汉江》:“岭外音书绝,经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宋之问品行不端,曾以小道诡行趋附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为时人所不齿。武则天死后,宋之问被中宗皇帝流放到岭南,因不堪其苦于次年春逃往洛阳。这首诗就是写他作为逃犯,在接近洛阳时生怕被人告发又担忧家人或遭不测的复杂心情。设若时人,大概会对它嗤之以鼻,至少不会说这是一首好诗。然而数百上千年过后,人们已经不大关注其中的个人化情感,而仅仅留意字面传达的一般性情感内容,因此这首诗也就成了抒写游子归乡情思的代表性作品。孔学等传统文化至于今日更为远矣,其具体的历史内容已经变得相当稀薄,这就为我们抽取它的一般意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主观上说,人的大脑完全可以对认识对象进行抽象性的处理。但是,当我们从传统文化的某种东西中抽取出它的一般意义以后,切不可让它停留在抽象层面。如果是那样,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东西就会成为另一种“普世价值”,成为超越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永恒真理。而这,正是那些叫嚷“回归孔孟道统”的人所欲所求的结果。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超阶级、超时代的文化,越是声称“普世”的东西越不普世。正如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时所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他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比如孔子的“泛爱众”,曾被儒家泛化为普遍的伦理原则,然而在事实上,毋庸说他人和其他时代,就是对孔子本人也不是一贯适用的。冉求背离孔子的政治立场,转而支持新兴封建势力进行农田制度改革,孔子便毫不留情地动员弟子们“鸣鼓而攻之”。这分明是有所爱有所不爱,哪里有什么“泛爱”呢?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绝不进行虚伪的“普世”说教。我们在从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中抽取出它的一般意义以后,必须为其注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内容,广大劳动群众的内容,在社会主义时代广大劳动群众可以实践的内容。即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为例,如果将它原有的“其为东周”之“道”改换成马克思主义之“道”,就可以成为理论工作者的座右铭:我们的责任是让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而不是让马克思主义来光大自己。对于忠、仁、爱、义、礼、孝、节、智、信、耻等等儒家的许多概念和命题,都可以进行这样的创造性转化。例如1939年4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运动告全党同志书》,就曾明确提出:“一个真正的孝子慈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职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仅仅忠于少数与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对于仁义也是一样,有益于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谓之仁,处理关系于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务而得其当谓之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8—5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版)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习近平同志在这个方面又为我们作出了新的表率。众所周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比如,习近平同志从《大方广佛华严经》和老子《道德经》中吸取营养,把“如菩萨初心,不与后心俱”和“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熔铸在一起,进而提炼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警言,以告诫全党毋忘自我党成立之日起就确立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又比如,2016年,习近平同志在二十国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这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应有之义。”所引古典出自《国语·晋语》,是作者左丘明对于晋文公政绩的一个重要总结。意思是晋文公重耳在复国以后,革除积弊,减轻关税、简化手续,整修道路、打击路匪,便利商贸、减负劝农,使晋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很明显,这些政策措施贯穿着一个“通”字。轻关易道也好,通商宽农也好,都是要让经济畅通起来、流通起来,这是“穷则变,变则通”的中华传统哲理在施政方面的生动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习近平同志提出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尚易求通的传统思维和治国经验的借鉴,又是“一带一路”这一和平开放发展战略的对外宣示和倡导。近100年来,古老的中国智慧就是这样源源不断地渗入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沃土,滋养出一枝又一枝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鲜艳花朵。

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肥沃土壤,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一定能够在新时代迎来社会主义文化的更大发展与繁荣。而强大的文化力量必将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社会主义中国必将赢得更加辉煌的发展,必将对全人类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因而也必然会成为举世向往、万众倾心的文化软实力强国。对此,我们抱有充分的自信!

(来源红色文化网)                                                          作者:刘润为

再谈国家公祭日:“失败悲情”与“胜利自信”

这是用隆重的仪式打击民族自信,散播民族失败主义情绪!

01

这些年来,关于“国耻日”的纪念忽然多了起来。

最隆重的,当然是12月13日的“国家公祭日。

每年到这一天前后,主流媒体上、网络上,都会看到“勿忘国耻,珍爱和平”一类的口号。

只是从没有人严肃地指出,这个“国耻”是民国的国耻,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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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做一番认真的辨析是有意义的。

近代以来,所有我们今天谈论的“国耻”都是在晚清和民国时代出现的。

但中国遭到西方列强入侵和烧杀抢掠,这并非中国的耻辱,而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耻辱。

火烧圆明园,永远是法兰西和英吉利这两个殖民强盗的耻辱;南京大屠杀,永远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耻辱!

他们都在人类文明面前犯了罪。

中国的耻辱在哪里呢?

在于不能保护自己,战胜侵略。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反动,基本上是每战必败,每败必割地赔款。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割让香港;甲午战争失败,割让台湾;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北京被占领一年多,赔款四亿两五千万两白银,这些都是国耻。

民国时期甚至更糟糕。

国军不能保卫首都,导致南京沦陷并发生大屠杀,这是国民党政权的奇耻大辱!

两次世界大战民国都是战胜国,但都受到战败国的待遇,领土和主权都蒙受重大损失,就更是无以复加的极端国耻!

所以,晚清和民国,国耻日多的纪念不过来。

纪念国耻,目的就是为了“知耻而后勇”,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雪耻,杜绝出现新的国耻。

03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没有纪念过国耻日。

为什么呢?

因为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深信已经制度性地、永远地消除了产生国耻的根源,我们对战胜帝国主义未来可能发动的侵略充满了信心!

正如彭德怀元帅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所言:“帝国主义在东方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

今天,重新出现纪念国耻日的高潮,是不是意味着“失败悲情”已经悄然取代了“胜利豪情”?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再像前三十年那样充满了必胜信心?

甚至隐隐暗含着对新中国制度成就和军事成就的否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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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13日,关于国家公祭日的种种纪念活动,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所担心的那样,已经完全失焦了。

由于纪念的重点在于渲染悲情,传递伤感,由于对腐败无能的国军做了完全正面化的表述,由于完全遮蔽了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对抗日战争胜利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纪念活动所强化的,只是民族失败主义情绪,甚至是绝望情绪!

这是对民族自信心的打击!是用隆重仪式进行的打击。

通过这个仪式,全国人民都再次痛切地意识到“我们遭遇过大屠杀”,但是怎么办呢?我们能够获得拯救吗?未来我们能够避免重蹈覆辙吗?

对所有这些问题,纪念活动没有任何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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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当然,暗示也还是存在的。

今天我就看到这样一则报道《南京大屠杀76年后 南京派专人重修拉贝墓地》——

“在日军长达三个月的屠杀中,一片3.88平方公里净土庇护了约25万中国人的生命,那就是《拉贝日记》作者约翰·拉贝等中外人士筹建的‘南京安全区’。”

对拉贝先生表示感激是完全应该的。但是,与拉贝和“南京安全区”有关的新闻成为公祭日前后一片悲催、冰冷气氛中的唯一暖色,则是不应该的。

这还是对张艺谋在《金陵十三钗》中确立的叙事框架的搬演:日本是大灰狼,中国是小白兔,西方是拯救天使。

这个框架的真正结论是:中国不能自救,小白兔永远无法战胜大灰狼,中国只能等待西方拯救!

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别人拯救,就只能接受别人的统治。

把公祭日的主旋律放在今天现实的背景上看,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这个公祭日,我的心情是压抑的。

06

事实上,1938年,在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公开发表和人民战争理论指导下的敌后游击战争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之后,中国已经在战略和政治层面超过了日本,成为更加先进的一方。

日本军国主义仍然是大灰狼,但中国已经是弓箭在手并身佩利剑的年轻猎人!中日双方的命运都已经注定了。

公祭仪式应该强烈地体现这一点!

在抗日的问题上,美国和西方不是拯救天使,他们仅仅是我们的合作者。

公祭仪式不应该是小清新的感动和自我感动,不应该是一场没来由的感伤竞赛,不应该在一派悲怆、压抑、绝望的气氛中结束,而应该在《人民战争就是那无敌的力量》这种充满自信的旋律中结束。

这样的仪式才是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最好的告慰,才能达到团结全国人民,确立必胜信心,战胜一切挑战的目的!

(来源红色文化网)

张全景:严格党内政治生活 努力提高政治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年轻干部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后继有人、长治久安,因此从一开始就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在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成为对党忠诚的卫士,对党的事业有担当的勇士,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的战士。

严格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的性质和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决定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员、干部作风”。这是对党内政治生活重要性的高度概括,抓住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和根本。严格党内政治生活既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没有深刻的认识就不会有自觉的行动,没有自觉的行动就会流于形式,因此首先要在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上下功夫。

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建党时所处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外有“三座大山”压迫,内有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建立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党从一大制定的第一个纲领起就对党内政治生活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正是凭借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虽然历经无数艰难险阻的考验,都打不倒、压不垮、冲不散、砸不烂,不断发展壮大,党员人数从50多名发展到如今9000多万,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成为“赖以拄其间”的中流砥柱。实践证明,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征,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金钥匙”,广大党员锤炼党性的“大熔炉”,纯洁党风的“净化器”。每一名党员既然选择了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要接受纪律的刚性约束,这是无条件的,是不能讨价还价的,这也是每一名党员健康成长的根本保证。

严格党的纪律,是从严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我们党从三湾改编就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增加为八项注意),1947年10月10日毛主席起草训令重新颁布。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陈云同志针对某些人提出的纪律应当“松绑”的论调,鲜明指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历史的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党内政治生活健康,领导就会坚强有力,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顺利发展;反之,就会削弱党的团结和战斗力,给党的事业带来巨大损失。建党初期,陈独秀担任了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尽管他对党作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独断专行,不能团结同志,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敌人杀害的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人,党员从6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纠正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的斗争,逐步创立了中央苏区,有21个县,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多人。由于当时的主要领导博古等人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苏区几乎丧失殆尽,红军被迫转移。长征开始时中央红军有8.6万人,湘江之战后减至3万多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最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党内健康的思想斗争,及时纠正了各种思想错误,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成立了新中国。党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多次强调要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并且两次制定关于严格党内政治生活的规定。特别是2016年制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总结了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经验,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12个方面作出160多条规定,是对党章有关规定和要求的系统化、具体化,是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结合的具体举措,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供了基本遵循。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我们都应自觉对照有关规定,以“吾日三省吾身”的态度来检视发现自身的不足。焦裕禄同志每晚都要“过电影”,想一想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哪些还应该做,特别提出“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每名党员都要自觉在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中,经常接受政治体检,扫除政治灰尘,净化政治灵魂,增强政治免疫力。

严格党内政治生活,是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内在要求。党的事业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中不断前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的落后面貌。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央,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国际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他们在搞垮苏联后把目标对准了中国,对我们实行“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图谋从来没有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艾伦·杜勒斯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并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写道:“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奥巴马曾说过,如果让13亿中国人过上与他们一样的生活,那将是一种灾难,更不要说亚非拉等贫穷国家。苏联共产党成立近100年、执政70多年后党亡政息,并牵连东欧共产党垮台和丧失政权,其中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苏共失败的原因,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经济原因,政治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内因又有外因,内因是主要的;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现实原因是主要的。外因不可忽视,内因起决定作用,经济原因与政治原因相比,政治原因是决定因素。“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党的自身出了问题就会丧失政权,宏伟的事业就会前功尽弃。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即使取得了胜利,也还会有失败的危险。有风险、有问题并不可怕,看不到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意识不到风险才是最大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爱党、为党、忧党,在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中锤炼党性,提高政治觉悟,增强斗争本领,成为政治上可靠的忠诚卫士。

严格党内政治生活,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中青年干部队伍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的干部队伍总体是好的,但近些年来暴露出的问题也是令人吃惊、忧虑的。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商品交换的原则必然会向党内渗透,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遏制私欲,在各种诱惑面前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经受住考验,过好“五关”,就是名位关、权力关、金钱关、色情关、人情关(亲朋故旧)。事实证明,有的干部没有经受住考验,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落得身败名裂,更令人震惊的是一些地方发生了“塌方式腐败”“群体性贿选”,其危害更为严重,带坏了一方风气,恶化了一方政治生态,耽误了一方发展,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如果党内政治生活严格,一些人不至于越陷越深,小错铸成重罪。有的人存在侥幸心理,其实“侥幸”就是“铰链”。有些犯了罪的人说,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定规规矩矩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可惜,悔之晚矣,人生没有“如果”,没有“重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才德论”中对“德”与“才”的辩证关系有着精彩的论述,“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他把人分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特别提出要严防用“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朱子家训》中说:“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共产党人最讲德,选任干部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党员干部最大的德就是党性,党性强才能保持政治定力、头脑清醒。如郑板桥诗中所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党性修养不是一天完成的,也不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职务的升迁而自然增强,必须在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中不断提高,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就要严守政治纪律,恪守入党誓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什么?就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入党誓词虽有过多次修改,但“永不叛党”从来没有变过。我们党内有数不胜数的优秀党员,他们铁骨铮铮,“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李大钊被押赴刑场时,一路高唱“国际歌”,面对绞刑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方志敏在狱中写下“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还有革命时期的蔡和森、瞿秋白、杨闇公、夏明翰、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等;和平建设时期像雷锋、王进喜、史来贺、钱学森、焦裕禄、谷文昌、麦贤得等等,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严格党内政治生活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首要任务,不断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事业和人生的灯塔,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前途和命运,决定一个干部的立场和方向,也决定一个干部的言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明确要求,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就是坚定理想信念。领导干部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不断增强政治定力。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之上,年轻干部要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就必须加强理论修养。

领导干部学习理论,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在当代中国,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社会主义。这一重要思想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科学指南。要在深入学习好“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核心内容基础上,联系党的发展历史,联系世界主要政党的状况,在对比中感悟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达到的新高度,把握好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下功夫,真正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领导干部学习理论,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和掌握。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抗战时期,毛主席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现在的党员干部都受过系统的教育,很多人有很高的学历,但从我接触到的一些年轻干部看,在理论功底上有很大差距,有的根本没有读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著作,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很不适应。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不是过时了,不管用了?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对实践的科学总结并被实践检验过的真理,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而且有助于我们从理论源头上更深刻地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不闻大论,则志不宏;不听至言,则心不固。”只有把理想信念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经得起风吹浪打的考验;有了扎实的理论功底,才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前些年,有人说,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武装斗争思想,改走议会道路,并且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些完全是歪曲篡改原著、别有用心。如果不学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不就上当受骗了吗?有人大肆鼓吹“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都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予以剖析批驳。谣言惑众也可以亡党亡国,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现代的教训也应借鉴。

对于如何学习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的体会是可以从少到多、由粗而精。我曾经归纳为“三言两语一句话”。“三言”就是列宁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两语”就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的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一是剩余价值学说;“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当然,这只是一个简要概括,我们可以从中选择若干书目。例如,马恩的《共产党宣言》(包括7篇序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联系当前国内外形势学习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和“老三篇”、《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论持久战》《论十大关系》《论人民民主专政》、“五评白皮书”等。不久前,中宣部发了学习书目,党员干部都应当认真学习。

领导干部学习理论,要与学习党史国史结合起来,与工作实际思想实际结合起来。党史和新中国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清醒剂。我们党在近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付出的牺牲、创造的奇迹都是世界上少有的,蕴含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也有许多挫折和教训,对于我们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牢固树立“四个自信”以及做好当前的工作有着深刻的教育和启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要与正在进行的工作和自己的思想状况紧密结合起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正如毛主席所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学习理论需要下苦工夫、笨功夫,持之以恒,“业精于勤荒于嬉”,要珍惜时间,抓得很紧,要有“钉钉子”精神,一是“挤”,二是“钻”。学习贵在有恒,必须长期坚持,一以贯之,每年要有学习计划,长流水、不断线,不能一曝十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坚持几年必有所获。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决定》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关键历史时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应当“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政治问题,对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应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深刻领会《决定》的科学内涵、战略部署、实践要求,紧密结合单位职能和岗位职责,努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在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上作出应有的贡献。

领导干部学习理论,要继承发扬党的优良学习传统和学习精神。毛主席之所以成为伟大领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酷爱学习。他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一日不吃,觉可一日不睡,书不可一日不读。”在延安时他就讲过,要活到老,学到老。如果还能活10年,就学9年零359天。在长征途中、转战陕北时期,那么艰难困苦,他仍带着一些书籍学习,特别是马列著作。在他去世前的7个小时中,稍一清醒就看书、看文件,或让工作人员读给他听。毛主席去世后,清理他的床头书籍,就有6本《共产党宣言》,大字本、小字本、英文版各2本。他是对照看的,而且都是圈圈点点。他学习的最大特点是读得认真而不教条,善于独立思考,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他还善于从实践中学习,从应用中学习,在学习中应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看到的毛主席的文章都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

周总理从青少年时代就决心“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誓言“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立下“面壁十年图破壁”的远大志向。他在求学时要求自己,“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他在所写的《一生之计在于勤论》的文章中指出,“是故求学贵勤,勤则一生之计足矣。人人能勤,则一国之事定矣”,“非勤无以致其功,非勤无以毕其事”。1935年8月,红军在四川毛尔盖、卓克基一带休整,周恩来突然病倒,体温高达39.5度,直到第三天才稍好一些,就马上要来文件、书报看。他曾给“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题词:“学习,学习,再学习。在学校里学习,到前线上学习,到军营中学习,到群众中学习,一切学习都为着争取抗战胜利,都为着建设国家,复兴民族。”周总理还把毛主席作为学习的榜样,专门写了《学习毛泽东》,号召向毛主席学习。他提出,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因为“他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的领袖”。

习近平总书记15岁到陕北农村插队时,只带了两个行李箱,里面装的全是书。陕北7年,无论条件多艰苦,劳动多繁重,他始终坚持学习,经常挑灯夜读到凌晨,还注重向老乡学习,向实践学习。一些同期的知青深有感触地说,知青岁月是他“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人生第一站,锻炼了他坚韧不拔、坚毅刚强的性格,铸造了他自强不息、志存高远的情怀,是他读懂人生、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起点。我曾到梁家河走访,那里的群众对他高度赞扬,有口皆碑。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初心使命的坚定践行,是有深刻的理性思考和深厚的理论基础的。最近,我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共产党宣言》的文章。我觉得,论述深刻生动,针对性很强,可以说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低潮中高扬的共产主义旗帜,是新的里程碑。

严格党内政治生活要突出政治训练、政治历练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政治性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第一属性。领导干部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关键在于加强政治训练、政治历练,把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挺在前面,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站位、锤炼政治能力、强化政治担当。要着重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立坚强的领导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维护党的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党在发展历程中形成的规律性认识。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我们党开始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正是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才不断波澜壮阔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之所以能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两个维护”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必须知行合一。要深刻认识“两个维护”的政治内涵,核心只有党中央的核心,看齐只能向党中央看齐。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中央权威,首先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要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对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要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领导干部必须坚定坚决、不折不扣、落实落细,决不能打折扣、搞变通、做选择。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与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贯彻执行中,把贯彻中央精神和立足本地实际相结合,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对人民群众负责和对领导机关负责相一致,坚决反对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

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是我们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是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保证。年轻干部要健康成长,首要的任务是深刻认识遵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重要性和严肃性,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2015年1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重点要做到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决不允许背离党中央要求另搞一套;二是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决不允许在党内培植个人势力;三是必须遵循组织程序,决不允许擅作主张、我行我素;四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五是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决不允许他们擅权干政、谋取私利。虽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态已大为改观,但“七个有之”依然没有根绝,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必须时刻警醒、引以为戒,以“七个有之”为戒律,逐条对照,坚决杜绝;以“五个必须”为标尺,逐一对标,坚决落实,真正做到不碰红线、守住底线。

年轻干部特别要注意保持健康的同志关系,绝不允许搞“小圈子”。习近平总书记对坚决杜绝一些党员干部搞“小圈子”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严肃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欧阳修写过一篇《朋党论》,从尧舜禹汤、秦汉唐宋说起,对“朋党”的严重危害作了深刻分析,认为许多朝代就是亡于“朋党”。从党史上看,张国焘、王明等都是搞派别活动的,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从现实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因一些“老虎”“苍蝇”的落马而牵出的窝案、串案,无不与大大小小的“圈子”有关,像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以利禄相勾结,以升迁相依附。这些人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正所谓“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每个党员干部都生活在社会当中,有亲戚、同学、战友、同乡等社会关系,但在交往中一定要谨守底线,心存敬畏,手握戒尺,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下工作和生活,切莫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拉拢、投资,进行“围猎”的对象。要多结一些“穷亲戚”,多接地气,了解百姓疾苦,为他们排忧解难;要多交诤友、益友,如孔子所说的:“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要在见贤思齐中提高自己,在鞭策中砥砺自己,把人生之路走得更扎实、更稳健。

牢固树立宗旨意识。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没有自己的私利可图。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党就会失去根基,必须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要求。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对领导机关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是高度统一的,对人民群众负责就是对党负责、对领导机关负责,我们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但近些年有的干部忘记或颠倒了这一关系。某市有一位副局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居然质疑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一句话暴露出一些党员干部把党的利益与广大群众的利益对立起来了。更有甚者,一些干部为了个人的升迁,千方百计讨好上级,弄虚作假,甚至大搞行贿受贿;而对人民群众却是“横眉冷对”,视为“刁民”“麻烦的制造者”,千方百计防着、躲着、堵着,势同水火。由于某些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导致了投机钻营者得利、老实人吃亏,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恶化了政治生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宁可得罪千百人,也不能愧对13亿人民”的无畏精神、为民情怀,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党风政风为之一新,政治生态有了很大好转。但对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一点也不能低估,需要坚持不懈地“拍蝇”“打虎”,净化政治生态,密切党同群众的关系。中央党校树立着两位县委书记的铜像,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典范。焦裕禄的事迹早已为人们所知。另一位是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他14年如一日,带领干部群众种植“木麻黄”改造生态,把荒岛变成绿洲,彻底改变了千百年来沙进人退、四处逃荒的境遇。“见到木麻黄,想起谷文昌。”他还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把国民党抓壮丁涉及的家属由“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解脱了十万人的政治包袱。“一项德政,十万民心”,人们高呼“共产党万岁!”他去世后,每逢清明时节,当地百姓都要“先祭谷公,后祭祖宗”。河南卫辉市唐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在农村一干就是60年,多次放弃提拔的机会,带领乡亲们共同富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地百姓不顾他的阻拦,在太行山上刻下了“太行公仆吴金印”几个大字,把唐庄的一座山峰命名为“吴公山”。这些事迹多么令人敬佩!党员干部不要追求做大官,要做大事,只要一心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群众会世世代代感激,这是多么大的功绩!

坚持好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也是全党需要遵守的政治纪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实好民主集中制“既可以最大限度激发全党创造活力,又可以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有效防止和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是科学合理而又有效率的制度”“真正把民主集中制的优势变成我们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工作优势”。毛主席早在战争年代就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先后写过《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此后又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在七千人大会上专门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有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缺乏民主一方,有的领导干部搞“一言堂”“家长制”“老虎屁股摸不得”,班子成员有话不敢讲,不充分发扬民主,难免有一天会“霸王别姬”。有的集中方面执行不好,各行其是,正确的路线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要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一把手”要当好“班长”,“班长”是加了引号的,只是一个比喻。“班长”既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又要摆正位置,不要专断,要集中各个方面的智慧,协调好同各方面的关系。尤其要善于听取少数人的意见,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有些重要的情况、线索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一点很值得注意。班子成员要自觉维护“班长”的领导,尊重“班长”的意见,服从“班长”的指挥。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党的团结。毛主席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体现在勇于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反对自由主义,按照党的原则处理各种矛盾,讲真理不讲面子,对于各种错误思想和言行敢于批评,帮助犯有错误的同志,并教育大家引以为戒,使党内政治生活造成一种严肃认真、是非分明、积极向上的空气。延安整风运动中,党将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统一思想、行动一致的关键举措,通过健康的思想斗争,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我们今天搞好党内政治生活树立了榜样。大量事实表明,对领导干部从严管理、从严监督才是真正的爱护。时常“红红脸”“出出汗”,有利于及时“排毒”,增强“免疫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种上级对下级哄着护着,下级对上级捧着抬着,同级对同级包着让着的做法,看似一团和气,实则是一种对干部不负责任的庸俗哲学,丧失了自我纠错的机会,最终大家都会深受其害。有些人可能会担心,相互批评会不会影响团结?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批评相当尖锐甚至令人难以接受,中央领导同志无私无畏,进行直接的思想交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曾经受王明“左”倾错误影响严重的同志,都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整风过程中出了严重偏差,毛主席发现后立即予以纠正,并主动承担了责任,还三次到中央党校讲话,公开作检讨,向受伤害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这些不但没有引发离心离德,反而因思想认识的一致而更加团结,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当然,批评一定要讲求方法,不能搞突然袭击,纠缠于细枝末节,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批评的一方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被批评一方要正确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严守廉洁纪律,勇于担当作为。有的人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廉洁纪律是羁绊,说什么“官不聊生”,于是消极怠政,为官不为。这种思想是非常错误的。很多人都知道红旗渠的壮观,赞叹红旗渠精神的伟大,但不一定都知道在红旗渠建设的10年中,县委书记杨贵始终走在前列,没有一次请客送礼,没有一处挥霍浪费,没有一例贪污受贿,没有一个人挪用建渠物资,建渠质量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考验,群众称赞他“太行一渠清水,杨贵一身正气”。这是多大的担当,多大的作为,又是多大的自律。敢不敢于担当作为,根本取决于心里想的是“天下为公”还是“一己之私”。如果一心想的是党的事业、人民群众的利益,就会勇往直前、开拓进取,即使出现失误,也会被群众原谅,也容易得到纠正。如果打的是自己的小算盘,就会畏首畏尾,“爱惜羽毛”,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耽误党的事业。谷文昌在福建东山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说这是职务工作分内的事,那么他在“文革”期间受到不公正对待后的表现,就更显其在逆境中的担当。他被下放到宁化县禾口公社红旗大队当农民,没有任何怨言和牢骚,而是跟妻子说:“我们当年不就是农民吗,让我们再来一次兄妹开荒吧!”他积极帮助当地群众改良种子和耕作方法,粮食大幅增产,一年就“过了长江”,被群众誉为“谷满仓”。当组织让他牵头建设隆陂水库的时候,他全力以赴,克服了重重困难,甚至发着高烧仍冒着大雨奋战在工地上。别人劝他回去,他说:“关键时刻,领导在场与不在场,不一样。”水库最终胜利建成,至今仍造福当地群众。老百姓对他念念不忘,在水库边修建了“谷公亭”表达对他的怀念和感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起他,号召党员干部向他学习。这些事例都是很好的教材,对遵章守纪与担当作为、干事创业有着深刻的教育和启发。我们的同志在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仍然要一心向党、勤奋工作,在任何时候都应当相信党、相信群众,这是两条根本原理。习仲勋同志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很值得我们学习。

永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政治本色,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而顽强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2012年,他提出“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阐述了这一思想。2019年9月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他又全面系统地提出了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的要求,体现了党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把握,对安全问题的高度警觉,也反映出当前强化斗争意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百年的历史证明,我们党是在斗争中诞生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的,是一个有着光荣斗争传统和丰富斗争经验的党。毛主席就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典范。他在丰富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已经成为我们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提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同时也是‘真老虎’”“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思想,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仍然要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仍然会遇到丛生的荆棘。我们要复兴,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就企图把我国拉回积贫积弱的黑暗时代;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就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要自主创新,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就千方百计地扼杀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就用西方和我国历史上的腐朽文化腐蚀我们。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落实到行动上,要体现在保持和发扬斗争精神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好战必亡,忘战必危,自古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展现出了大国领袖的铮铮铁骨。我们要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和斗争观念,通常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观点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分析方法。我们要牢固树立“四个自信”,不可妄自菲薄,同时更要看到面临的问题,保持清醒和警觉,不可松懈麻痹。

从国际形势看,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贸易、金融等全方位对我们进行围追堵截,步步紧逼。从国内一些情况看,一批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被查处,说明党的自身建设任重道远;贫富差距拉大、一些民生领域问题突出,一些地方爆发群体性事件,说明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还要下更大功夫;社会上出现的奢靡之风、浮躁之气、道德滑坡,说明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绩观的教育上还要下很大功夫。古人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现在更要这样讲。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结合各个领域的具体工作真正贯彻落实,首要的就是从思想上筑起坚固的防线。毛主席的一生是向各种黑暗、落后势力斗争的一生,他不信邪、不怕“鬼”、不服“霸”,任何魑魅魍魉在他面前最终都会“万怪烟消云落”。这是一种骨气、自信和智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毛泽东思想是一座高山仰止的丰碑,一个巨大的宝库,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好好继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动力和斗争智慧。如果攻击、歪曲毛泽东思想,否定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就会亡党亡国。我们对这些错误乃至反动的思想,不可等闲视之,必须坚决进行斗争。

要突出抓好意识形态领域和金融领域的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国庆70周年纪念活动有声有色,受到党内和社会好评,但斗争仍然是艰巨、复杂和长期的。“凡是要夺取政权,总是先要制造舆论,做意识形态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有些人歪曲篡改党和国家的历史,污蔑党的领袖,污蔑英雄模范人物,为被打倒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歌功颂德,鼓吹各种错误思想。对此,我们要进行坚决斗争。对于一些敌对势力在我国策动“颜色革命”,向我们内部渗透,收买汉奸、叛徒,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金融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敌对势力在金融领域对我们的进攻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我们的薄弱环节必然是敌对势力战略布局和战术进攻的重点,而且十分隐蔽和残酷。苏联解体后,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洗劫一空,代价是惨重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万万不可麻痹大意。

(本文为作者2019年11月30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的辅导报告)

(作者: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

(来源红色文化网)

罗援将军:应将死硬“台独”分子列为战犯!

在这次举国抗疫过程中,台湾岛内的蔡英文、赖清德、苏贞昌等中华民族的败类,对大陆落井下石、趁火打劫,想借“疫”反中谋独。

他们数典忘祖,狐假虎威,完全撕破所谓“人权”“民主”的虚假面目,不仅挑战中国大陆,而且挑战人类公德,这些人必须要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

恶有恶报绝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让行恶者切身感受到后果。

首先,要在心理上震慑他们,击垮他们,不能让他们在气势上如此嚣张。

在这次抗疫过程中,我们不仅表现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也表现出军队强大的动员、组织协调和机动投送能力,以及军民团结如一人的强大凝聚力。

将这种“非战争军事行动”转化为“战争军事行动”,只需要启动转化机制即可;将这种应对“天灾”的实力转化为应对“台独” 人祸的能力,对“台独”分裂主义势力将是灭顶之灾。

“台独”分子在重大灾害面前的倒行逆施天怒人愤,更加重了大陆民间对“台独”分子的厌恶和想要收拾、惩罚他们的舆论,这为惩治“台独”分子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

别总拿台湾民意说事,中国大陆14亿人民的钢铁意志才是最大的主流民意。

另外,我们在行动上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惩罚力度。我建议:

第一,可考虑修改《反分裂国家法》,将对台工作的最新思想和研究成果吸纳进去。

该法从制定到现在已经15年了,形势和具体情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要与时俱进,将一些条款进一步细化或修改。

比如,该法提出在三种情况下中国大陆可用“非和平手段”处理台湾问题的底线,但比较模糊、笼统。

现在可以明确哪三种情况,什么样的人和团体应界定为“台独”分裂势力,什么样的言行应被列为“台独”分裂事实?

“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有无定性和定量标准?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界定为“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在《反分裂国家法》中列举了实现“和平统一”的五条措施,那么“非和平方式”的手段有哪些?

一旦使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台湾还有无实现“一国两制”的可能性?

另外,《反分裂国家法》明确规定:“解决台湾问题……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干涉”。

那么什么叫“外国势力的干涉”?是文是武?是商是法?如果外国势力干涉了,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些细节应当在法律上尽快得以明确,否则“台独”分子仍会不断以打“擦边球”的形式肆无忌惮地挑衅中国,侵蚀我们的底线。现在,美国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制定涉台法案,我们为什么不能举起法律的旗帜?

第二,应将“台独”死硬分子列入挑起两岸军事冲突的战争罪犯名单。

解放战争后期我军执行这一创造性政策,对于分化瓦解敌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派和首恶分子起到积极作用。

现在,蔡英文、赖清德等不断叫嚣武力“对抗大陆”,不断从美国购买先进武器,就是试图以武拒统,把台湾推向战争的不归之路。如果台海暴发军事冲突,他们就是挑起事端的罪魁祸首。

第三,对“台独”分子分裂祖国的言行及时公布,制定“台独”言行备忘录。

为我们以后清算分裂祖国的罪犯提供事实依据,也让全世界认清是谁在挑动战争,一旦解放军使用武力手段那也是被逼无奈的反击之举。从而,进一步占领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

第四,对支持“台独”的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不能让一些人一边搞“台独”一边赚大陆的钱。

第五,加强针对“台独”骨干分子和“台独”分裂图谋的有可操作性和能见度并且带实战背景和假想敌的演练。

要不断挤压“台独”生存空间,将“例行性”联合军演转变为有针对性的惩罚性预演。“台独”分子挑衅一次,我带弹的军机军舰就向台湾的近岸逼近一步,让台军的“识别区”形同虚设。让台军始终如惊弓之鸟,疲于奔命。让台湾民众认识到,是“台独”分子把台湾搅得岛无宁日。

第六,攻心为上。在加强对台湾人民进行“和平统一”益处教育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台湾一旦“武统”所要付出代价的宣传,让台湾人民在和平与战争、统一与分裂之间做出抉择。

第七,适时公布统一时间表。不能让台湾问题久拖不决。

当前,“台独”分裂势力正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和平统一的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而无论“武统”还是“和统”,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是任何人都不可阻挡的。

作者是前全国政协委员

(来源红色文化网)

全根先:再论汉字与文化自信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基础与根本

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其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文化自信的基础与根本何在?

最基础、最根本的,来自于我们的文字——汉字!

以汉字为载体传承至今的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千百年来,汉字犹如一条巨龙,在历史的长河中奔腾起伏,永往直前;又如一名信使,翻过崇山峻岭,跨越江河湖泊,飘然降临至世界各个角落。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汉字,汉字是中华儿女无远弗届、永不迷失的文化标记。

汉字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发明。文字的发明,标志着中华民族开始摆脱茹毛饮血、穴处野居的蛮荒境地,昂首阔步地迈入世界文明之林。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与发展至今,靠的就是汉字。

当然,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总是在奋斗中曲折前行。

在人类文明史上,没有一种文字像汉字那样,承载如此丰富而博大精深的文献典籍。《尚书·多士》云:“维殷先人,有典有册。”春秋时期,孔子编定《诗》《书》《礼》《易》《乐》《春秋》为“六经”。自古以来,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记载于经史子集、诸子百家、诗词歌赋之中,莫不是因为有了汉字。

没有汉字,就没有中华文明;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基础与根本。

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汉字作为汉语的最重要的交流手段,作为记录汉语信息的载体和传媒,在汉民族和以汉民族为中心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中,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汉字是一种伟大的文字

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使用寿命最长的一种文字。汉字不仅记录与沉淀了中华文化,它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的“活化石”。通过汉字,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中国古代先民的生产与生活状态,还能清晰地感知他们的思想情感与思维方式。源远流长、内涵宏富的中华文化,通过汉字而记录下来,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富滋养。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寄托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诉求。

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是中华民族发奋图强、抵御外侮的力量源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华民族的基本信念,是千百年来传承的文化基因。正是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感召下,中华文明才能百折不挠、万古长青。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汉字作为记录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一直是维系国家统一的主要支柱。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经历一定的分裂与战乱以后,必然会有“大一统”的呼声与局面出现。国家的统一,最根本的不是政治统一,而是文化统一。而文化的统一,其不可或缺的纽带,便是文字的统一。没有文字的统一,中国将分裂成为许多小国。正如梁启超所说:“我国文字,行之数千年,所以糅合种种异分子之国民而统一之者,最有力焉。”

汉字对于国家统一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汉字是维护国家统一最持久、最广泛、最深厚的力量。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局面。然而,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最终几乎都接受了汉文化,或者被同化。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过程。而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其主要媒介就是汉字。汉字不仅是汉族使用的文字,也是全体中华民族共同使用的文字。同时,汉字本身也随着文化的交流、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展,成为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主要工具。

纵观人类文明史,与汉字并称的世界上几种最古老的文字,如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印度的梵文与美洲的玛雅文字等,早已随着国家的灭亡而成为消亡的文字,只有汉字绵延不绝、依然生机无限!

汉字决不是一种落后的文字

文字的命运总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汉字也是如此。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汉字被周边许多国家所接受,形成了“汉字文化圈”。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几乎丧失殆尽,汉字一度被错误地认为是“落后的文字”,甚至被当作“野蛮文字”,主张“废除汉字”的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近代以来,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仁人志士,为了启发民智,救亡图存,改变中国人被压迫、被奴役的处境,将落后挨打的原因归结于广大民众的愚昧无知,汉字的难识、难写,加上汉字中所记载的一些封建文化,则被认为是造成这一局面的“罪魁祸首”。西方学者对于汉字的一些偏见,则被“汉字落后论”者视为不刊之论,奉若神明。五四运动时期,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有人甚至提出:“欲使中国不亡”,废除汉字乃 “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从“汉字落后论”提出到今天,这一论调并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关于汉字改革方案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花样不断翻新,也不是没有一点成绩。新中国成立后,汉字改革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全面推进,对汉字进行整理,即对汉字进行简化与规范化;同时推广汉语拼音,对汉字进行注音,有利于识字与推广普通话。不过,其中存在违背汉字发展规律而进行人为的简化(如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不免以失败告终。

另一方面,在汉字改革运动中,始终有一股旨在彻底废除汉字的暗流在涌动。这股旨在废除汉字的暗流,依托于汉字改革,无视汉字是中华文化之基础与根本,无视汉字是一种不断进步的文字这一客观事实,必欲以拼音文字来取代汉字。根据他们的设想,先用拉丁字母作注音符号,再用拼音代替汉字,“最后必定有一天,活的拼音新文字成为中国的‘法定文字’,而汉字宣告死亡,成为历史上的‘古字’。”

这无异于对汉字的一种“谋杀”!

汉语拼音不能代替汉字,这是当年周恩来总理明确提出的。1958年1月14日,周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说:“首先应该说清楚,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

值得庆幸的是,汉字成功地进入了信息时代。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汉字落后论”已然被彻底粉碎!

增强文化自信从汉字传承做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已得到极大提升,对于世界和平、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举世瞩目。然而,有的人却对此视而不见,依然对中华文明持怀疑态度,沉迷于所谓“普世价值”,向往西方的“极乐世界”。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通过各种方式,贬低中华文化,甚至对中华文化赖以传承的汉字百般污辱,企图“去汉字化”!

汉字作为我国法定文字,理应得到尊重,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在相当一部分国人心目中,汉语的地位似乎没有英语重要。在一些公共场所,汉字遭到冷漠,取而代之的则是亮丽炫目的外文字母,使人感觉置身于异国他乡。在一些网络媒体、街头广告、电视娱乐节目中,规范有序、字形优美的汉字被弄得丑陋不堪,寓意深远的经典词汇被歪曲解构。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毕竟还有数量庞大的低学历人的存在,不能剥夺他们的基本生活权利!

事实证明,以拼音代替汉字,以外文代替文字,不仅不利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而且有违国家语言文字法,损害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权利,同时又是造成当前触目惊心的“汉字危机”的主要原因。

汉字的存亡,关乎中华文化之存亡。汉字兴亡,匹夫有责。

历史表明,语言和文字的消亡,必然导致文化的衰退甚至最终消亡。文化如果消亡,文化自信也就无从谈起。我们一定要热爱我们的文字;热爱我们的文字,就是热爱我们的文化,热爱我们的祖国。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基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到国家文化战略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责任与使命担当。我们一定要牢记习总书记的号召,以汉字传承为出发点,增强文化自信,“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2020年3月15日于西山居

(来源红色文化网)

中国常州舜山小镇春节盛况空前

中红网江苏常州2025年2月1日电(刘建中、邵惠芬、陆建平、丁婷、方南琪、徐顺兴摄影)春节是中国民间最隆重最富有特色的传统节日之一。春节历史悠久,起源于早期人类的原始信仰与自然崇拜,由上古时代岁首祈岁祭祀演变而来,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仪式,人们会在年初之际举行祭祀活动,祈求来年五谷丰登、人畜兴旺。这种祭祀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为各种庆祝活动,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春节。

春节期间,中国的汉族和很多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活动以示庆祝。这些活动均以祭祖敬老、感恩祈福、阖家团聚、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春节民俗众多,包括喝腊八粥、祭灶神、扫尘、贴春联、贴年画、倒贴福字、除夕守岁、吃饺子、压岁钱、拜年、逛庙会等。

有人问,新年不知道去哪玩?请来位于江苏省常州市的舜山小镇吧!中幡、醒狮、评弹、烟花……一起解锁超浓年味,舜山小镇常相逢!有诗为证:

已巳祈愿、中幡迎春;
醒狮贺岁、金龙送福;
木偶传情、评弹雅韵;
潮玩乐园、烟花盛放!

舜山小镇的溜娃胜地

江南风情醉舜山

诗承千载的文化胜地

却洋溢着鲜明炙热的色彩

这就是九洲舜山猪猪乐园

接下来,一起寻觅多面的江南

九洲舜山猪猪乐园,是以当地特色物产“二花脸猪”为IP原型,集无动力乐园、萌宠互动、露营休闲、趣味采摘、工坊体验等内容为一体的主题乐园,亲子家庭、潮玩青年都能乐在其中。

    猪猪转椅

刺激指数

坐上凹造型的猪猪转椅,在空中缓缓升起,像一只小鸟在蓝天飞翔,自由且快乐,释放着快乐的情绪。

    猪猪跳跳云

刺激指数

谁的童年没有过腾云驾雾的梦?

没有年龄之分,全龄层都可以尽情地在云朵上跳跃,就像“孙悟空”在云层中灵活地翻腾。

    盲盒迷宫

刺激指数

蔷薇色的装饰,通过圆形墙体和拱门的组合,充满爱的打卡细节布置,赋予迷宫多种路径和探索玩法。

    黑森林

刺激指数

黑色系的无动力攀爬架360°全方位感统体验。让勇气迸发,让兴趣扩大,在冒险中不断的前进。

    奇翼乐园

刺激指数

爬+蹦+钻+爬+滑+荡+躺

飞翔翅膀主题的爬网设施。在攀爬的过程中,距离和高度在不断变化,每到一个高度的视觉感和体验感均不同,促使孩子从新的角度去观察环境,满足其好奇心理。

    沙漠狂飙

刺激指数

弯曲复杂的路线,在这儿加速、冲刺、漂移…现实中不敢开的速度,不敢炫的车技都能体验到,满足宝贝的热血赛车梦。还能感受到大漠孤烟,长河落日。

    稻田火车

刺激指数

叮叮叮,去有风的地方。

稻田中穿行的小火车,载着每个都市人的田园梦。去感受沿途的风景,追寻生活的那份松弛。

    猪猪部落

可爱指数

汇聚了可爱软萌的小动物:小香猪、兔子、无毛豚鼠、苍山鼠、土拨鼠…零距离的接触,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会被这些小可爱萌化。

    理想动物城

可爱指数

孔雀、珍珠鸡、翡翠鸡、泊尔山羊、羊驼、苏格兰高地牛、矮脚马…在湿地里奔跑、跳跃、打滚。

骑上奔驰的骏马,开启策马扬鞭的江湖故事。

    林森鹿苑

可爱指数

温润辽阔的舜山,滋养奔跑的鹿群,形成隐世秘境。

当置身于这童话般的森林,与鹿群近距离接触,融入到清新的自然中,瞬间卸去了一身的疲惫与压力。

    海上风暴

湿身指数

商船启航不仅迎合寻求刺激的肾上腺素,还为寻求放松的人提供了宁静的绿洲。浅水区的大型儿童专区,将成为全家人的欢乐国度。

    渔民爷爷的小屋

湿身指数

在多巴胺乐园中,邂逅城市中不常见的鱼儿、水溪。

卷起裤腿捞鱼摸虾,带上铲子挖沙…是清凉愉快的记忆。

生活的琐碎就这样被哗哗的水声冲刷而尽。

在猪猪们的神奇世界中

有这样一个能量场

所打造的生活场景

更像一个不被定义的融合空间

躬耕、就餐、休息、

在寓教于乐、寓教于心、寓教于劳中

享受难得的亲子休闲时光

柴火灶体验

动手指数

想要走出舒适圈的你们,能在这烧上一桌土灶美味,感受花样年华独有的烟火味道,体验食材的自然滋味。

   日光营地

开心指数

比起躺在凉席上,可以期待一下躺在自然里…

无拘无束的旷野体验,音乐美食、露天电影、梅花鹿互动,这是一场充满风情的露营。毫不拘谨地大声欢笑,尽情融入露营嘉年华。

    莓莓工坊

科普指数

该空间含草莓能量站和制酱工坊两大功能,孩子们在游玩的过程中,吸收科学知识,沉浸在草莓的世界,寓教于劳中获得身心的能量补充,充满趣味感。

嗨,要来玩吗

看到这里的你

是不是已经很心动啦

期待你打开多巴胺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