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何提出“我可以当卫生部长”?

毛主席在听取有关中医工作的汇报。

1950年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

中红网北京2020年4月16日电(曹应旺)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说过“我可以当卫生部长”。国家部委有几十个,除卫生部之外,毛泽东从没有提出过可以当别的什么部的部长。他为何单单提出“我可以当卫生部长”呢?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955年4月15日,毛泽东针对中医讲了这样一段话:【“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关注中医、重视中医

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毛泽东就将“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看成巩固根据地的三个方法之一。这个红军医院是包括中医的,“用中西两法治疗”。这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重视西医、轻视中医,甚至要废止中医是截然不同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在重视边区的军事工作、经济工作的同时,也重视文化卫生工作,高度关注中医。他提出边区“每个乡要有一个小医务所”。针对当时疫病流行,他指出:【“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怎样解决?要发挥西医的作用,更要发挥中医的作用。毛泽东说:【“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当时边区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为帮助研究改造中医中药,还通过了好几个发展中医的提案。当时延安生动活泼、红红火火的局面,与重视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重视发挥中医和西医两个方面的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西医的发展,很多人认为中医药不科学,轻视甚至排挤中医的现象有所抬头。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重视中医、发展中医。1953年12月,他对卫生部的领导说:对中西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1954年6月,他又对北京医院的院长周泽昭说:对外来的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他提出要建立中医研究机构,并说:【“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7月,他明确指出:【“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
这之后,全国加强了对中医的重视和研究。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医研究院,后来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成立了多所中医学院。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那样深切地关注中医、重视中医呢?第一个原因是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它溶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基因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在他眼中,中医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的一个突出的珍贵品,是可以让全世界享用的一大笔重要遗产。1953年12月,他说:【“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1954年6月,他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7月,他又指出:发展中国医药科学,【“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了世界。”】中医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据毛泽东身边医生徐涛回忆,毛泽东说:【“我看中国有两样东西对世界是有贡献的,一个是中医中药,一个是中国菜饭,饮食也是文化”。】毛泽东认为中国饮食文化中也包含着饮食治疗的中医内容。【“我们祖先在寻找食物过程中也发现了药物,药食同源,许多食物中医都可入药,像百合、山药、山楂、大枣,连葱姜蒜都可以治病”。】中医传递着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呢?从毛泽东的谈话和讲述中可以看到“中”“本”“预”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个“中”字。这个“中”不是从表面上讲的中国的“中”,而是从实质上讲的中庸的“中”、中道的“中”、阴阳平衡的“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中医在几千年前就用了新技术,如‘体育’、‘按摩’等,里面虽有些唯心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将其中好的提炼出来。”】这就是说,中医是医人之医;是不走极端,重视阴阳平衡,从整体上为人服务之医。

第二是个“本”字。这个本是本来、本源、根本的“本”。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生命以气为本,气绝身亡。《黄帝内经》分《素问》《灵枢》两部分,素问就是本问。毛泽东终生都重视这个本字,重视医人医病要把本来的情况搞清楚。他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每一个人都是有特殊性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医人医病,要遵循和而不同之道,做好每一个特殊的“望、闻、问、切”。

第三是个“预”字。这个“预”就是预防,医国医人都是“预则立,不预则废”。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提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1954年4月21日,他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草案)时,在“治疗疾病”之前加上“预防疾病”。毛泽东深知中医文化中预防疾病是第一位的,治疗疾病是第二位的;预防做不好,等到疾病临头再去治,那是见事迟。

中医对人民防治疾病有重要作用

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医生在中国,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医,如:神农氏、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5000多年前的炎帝、黄帝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而炎帝、黄帝又是传说中最早的中医。那本称为黄帝医经的《黄帝内经》,虽不是黄帝所作,但与黄帝的传说多少有点联系。炎帝因农业上的贡献被称为神农氏,传说他善于用草药为人民治病,最后因尝断肠草丢了性命。他可以说是中医最早的发明者、实践者。毛泽东曾为此称赞他。毛泽东著名诗篇《送瘟神》,神医华佗的名字进入其中:【“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毛泽东关注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关注历史上的中医重视解决瘟疫问题。毛泽东称赞历史上的中医,不仅因为他们为中华民族、为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为人民防病、治病崇高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能够发挥为人民防病治病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关注中医、重视中医的第二个原因。毛泽东是揣着为民之心的领袖,“人民”二字在他心中有比天大、比地重的分量。在延安时,毛泽东关注中医、重视中医已产生了重大影响。原因就是毛泽东认为中医对人民健康、对为人民治病能发挥大作用。周恩来说:【“在陕北时,西医只有百把人,其中许多都是小医生,但广大群众需要医生。毛主席就号召中西医团结,给人民治病。”】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卫生部。毛泽东认为卫生部管的是全国人民的生老病死,任务很大。【“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在毛泽东眼里,中华民族人口的繁衍和历史的连续性,与中医大有关系。他说:【“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为人民服务,不是为少数人服务,而是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对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医生放到农村去,要像华佗、李时珍那样在实践中提高医疗本领。他说:【“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

他要求“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在毛泽东关心下,城市到农村去的医疗队多起来了,中西医结合特别注重于用针灸、中草药为农民防病治病的“赤脚医生”在农村大地大批地成长起来了。

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

毛泽东提出“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与他关注中医、重视中医,重视保护和传承中医传统文化,重视医疗卫生为人民服务密切相关,也与他重视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密切相关。中西医结合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延安时期,他号召中西医团结。新中国成立后,他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正是这次会议经毛泽东同意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中西医结合的三大卫生工作方针。为什么要中西医结合?毛泽东认为中医、西医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将其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创造中国的新医学,不仅为了中国,同时是为了世界。中医“强调人的整体性”,“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医的金、木、水、火、土是不合理的,西医说大脑、小脑、细胞、细菌是科学的。”“西医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要批判。”】他认为中医和西医可以相互促进,如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针灸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有中医的基础,经过中西医的结合,【“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怎样实现中西医的结合?毛泽东认为中西医之间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如果西医没有宗派作风的话,对中医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学方法把它整理起来。他说:【“掌握中医中药,必须要有西医参加,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靠单方面是不够的,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他倡导中医要进大医院,要进医科大学,还要出国。他既肯定中医学习一点西医是好的,又提出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毛泽东“可以当卫生部长”的这些重要思想,对创造中国新医学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屠呦呦团队研究中医药学,发现青蒿素,在中国和世界上救了许多患者的命,得了诺贝尔奖,是一个证明。这次中西医结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取得的成绩,更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这次举国上下疫情防控阻击战所取得的成功,与习近平总书记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千方百计防止疫情蔓延、坚持中西医结合等指导、指挥密不可分。

作者简介:曹应旺,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来源:《北京日报》2020年4月13日)

大医精诚显担当 ——记市新冠肺炎中医药防控专家组副组长柴瑞霁

已经退休5年,正值颐养天年的好时候。然而,他却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召之即来,作为全市新冠肺炎中医药防控专家组的副组长和核心专家,从1月28日到2月25日,在治疗一线埋头苦干29天,用行动诠释了新时代的“大医精诚”。他就是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专家,运城市中心医院原院长柴瑞霁。

医者仁心,用忠诚彰显医者天职

“柴院长,听说您在外地、不忍打扰,可是咱们运城现在的疫情情况比较紧张,昨天出现了疑似病例,市卫健委组织成立了中医专家治疗组,想请您回来。”1月24日(农历大年三十),正在外地过春节的柴瑞霁接到市卫健委副主任王芳的电话,毫不犹豫地应允下来。

其实,此前一段时间,柴瑞霁就在关注全国的疫情形势,着手用中医的方法分析研究新冠肺炎的病因、病机、辨症分型、治疗方法和遣方用药,随时准备响应号召奔赴抗疫一线。

放下电话,原定1月29日返运的柴瑞霁,立即着手重新购买返程机票。但由于正值春节期间,返运的机票实在难求。情急之下,他托人把之前订的返程机票改签到最早的27日下午,终于连夜赶回运城。

“截至1月27日24时,运城市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3例。”28日一大早,手机上推送的这条疫情消息使柴瑞霁如坐针毡。他全然不顾辗转奔波的劳累之苦,立即赴市中医专家组报到,参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山西开展的“清肺排毒汤”临床观察工作。

1月24日,市委、市政府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明确提出了“医护人员零感染、重型患者零死亡”的医疗救治目标。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在新冠肺炎防控工作中“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的指示精神,以及李克强总理“强化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深度介入诊疗全过程”的要求,市卫健委结合2003年抗击非典救治经验,决定组成由15位名老中医专家为依托的中医专家团队,第一时间中医介入,全程参与救治,并在定点救治医院——运城市第二医院设立驻院中医治疗小组,柴瑞霁担任组长。

根据分工,柴瑞霁与市中心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姚宏军、市二院中医科主任闫俊芳同为一个小组,主要负责市二院和平陆、夏县的病例会诊治疗。此后,他们吃住在二院附近的酒店,完全和家人隔离。他们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时而在二院病区现场会诊,时而在手机上远程会诊,时而奔赴全市各救治新冠肺炎患者定点医院……

截至2月24日,中医会诊专家组共出诊60余次,对230余人次特殊人群进行把脉问诊,优化调整中药处方150个。我市治愈出院的17例新冠肺炎病例中,由柴瑞霁专家组治愈出院达7例,尚余1例病情稳定,即将出院。

“医者仁心,悬壶济世、解救苍生是医者的天职。”柴瑞霁说,“2003年非典时,我在一线参与救治工作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治工作,能够让中医药深度介入诊疗全过程,是过去从来没有的,我亲历参与其中,算是又一大幸事。”

医者仁术,用专业践行中医担当

2月26日上午,柴瑞霁结束专家会诊组工作的第二天,他手机上收到了一条微信。这是中医专家组微信群里,市二院隔离病房大夫发来的患者脉象实图。

目前我市仅剩1例未出院的确诊病例,对其治疗仍然是中西医并用。柴瑞霁根据脉象描述,在稿纸上开好当日医治病人的药方后,拍照上传并详细叮嘱每味药的煎煮时间。虽然已经结束了专家组工作,但心系疫情的柴瑞霁,仍然与在岗医生和护士保持密切联系,随时交流患者病情、治疗方案。

每天等西医查完房后,与各县视频会诊研究处方,开出针对每位病人的药方……在救治一线的日子里,柴瑞霁随时处于工作状态,忙到凌晨两三点是家常便饭。不过,仅仅“忙”还不够,更大的担当在于“至精至微,博极医源”。

“清肺排毒汤”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研制的一个治疗用方。然而,中医最大的亮点在于辨证施治,“同病不同治,同治不同方”。具体到我市的新冠肺炎治疗,专家组先是按照规定动作,让患者服用统一配方、统一煎煮、统一配送的“清肺排毒汤”,3天后进行评估并密切观察,适合者继续使用;需要调整者,再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开展治疗,真正做到“一病一策”“一人一方”。在专家组的精心治疗下,我市的确诊患者在减轻症状、缩短病程、改善预后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目前,治愈率超过了90%。

“用中医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角度,详细了解病情细节,认真观察病人变化,敏锐提出临床质疑,重新解读相关脉象,综合外地先进经验,及时调整治疗思路。”柴瑞霁不断总结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治疗经验,甚至制定“操作标准”。他独辟蹊径,参考省里的问诊单,创制设计出一种表格,将发热时间、畏寒、口干、脸色等9项内容纳入日常问诊,每两天为患者调整一次药方。如此,实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进一步彰显了中医的优势和特色。

运用辨证施治,柴瑞霁不仅在市二院确诊患者治疗中大显身手,还深入他包联的两个县指导疑似病例或者无症状患者的中医治疗,与9个病人互加微信好友,通过拍照片了解每日病情,调整药方。同时,他还与我市驰援湖北仙桃市的医疗队队员沟通治疗方案,远程指导当地4例重症患者使用中医治疗。

柴瑞霁是一位老中医专家,更是一位中医药学者。有着深厚理论功底的他,在治病救人的同时,还不失时机对新冠肺炎进行学术研究。

“疫——《说文》:‘民皆病也’。理解为一种普遍或广泛的疾病。‘疫’从‘役’,即服兵役或劳役者,其生活与劳作聚集,一旦遇疫,皆相染易。故以此类比,把发病普遍或广泛的疾病命名为‘疫’……”2月18日,柴瑞霁在手机便签上写下的一篇理论感悟,重点对“疫”“戾气”“杂气”“异气”等中医理论进行了深入思考。

与写出感天动地“战‘疫’日记”的一线医疗人员不同,柴瑞霁争分夺秒,利用手机写下70余篇、近2万字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感悟。这些来自不同个体实况辑录的临床病例,成为他学术研究最好的支撑。在经验感悟里,他深入思考中医寒湿条件下舌相、脉象的种种异常表现,甚至尝试着把新冠肺炎归类为中医药学的“湿毒伏邪”,并试图寻找病毒爆发诱因。这种苦心孤诣的学术思考,在抗击疫情的一线医疗队伍中,可谓难能可贵……

“大医精诚,止于至善。柴瑞霁身上凝聚着运城杏林人薪火相传的宝贵传统,令人可敬可叹。”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叶新龙说,“这种精神,必将激励着我们迎难而上,为早日建成健康运城作出更大贡献。”

央视《面对面》专访张伯礼:第一次见到张院士落泪

中红网《振兴中医》栏目北京2020年3月25日电(来源:正道正德(ID:zhengdaozhengde;作者:守一同道)

临危受命“这份信任是无价的 绝对不能推”

1月26日,大年初二晚上,正在天津忙于指导疫情防控的张伯礼,接到了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飞赴武汉的通知。1月27日,作为中医医疗救治专家,张伯礼随中央指导组乘机抵达武汉。说到来武汉时的情形,张伯礼一时哽咽难言。

张伯礼:知道当时武汉的疫情很重,也有思想准备要来,甚至自己想申请来,但是来那个瞬间,这么一下触到泪点上了。

记者:为什么说到这个时间的时候,您反应会这么大?

张伯礼:一个是悲壮,因为当时武汉情况已经是很严重的,并且当时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了解远远不像现在了解那么多,我这个岁数本身在这摆着,说明疫情很重才让我来负责,否则不会让我这个老头来。

为什么张院士会流下激动的泪水呢?因为太悲壮了。70多岁,本应是一个早就退休,应该在家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的年龄。但作为一名中医战士,张院士显然肩膀上承担的要更多,尤其是在当时大疫当前的情况下。

虽然张院士早就做好了要去武汉的准备,也准备申请,但当时面对新冠肺炎,中医的了解远远不像现在这么多,可以说张院士内心也是没有太多的底的。但面对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张院士毅然决然地背起行囊,匆匆地赶往武汉这个重灾区,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中医能派上用场,能为老百姓解决问题。

记者:您可以说不来吗?

    张伯礼:绝对不能说,没想到不来,一点都没想过,不紧张不会叫你来,这是一个。第二个领导叫你来就是一份信任,这份信任是无价的,绝对不能推。

这是笔者守一第一次见到张院士流泪。我想这泪水中,包含了太多的感情,有悲壮,有辛酸,有无奈,也有中医终于能够派上用场的激动。

张院士面对国家的这份信任,内心应该是无比激动的。不到万分紧急,也不可能派一个70多岁的老人去战场上接受检验。张院士没有辜负这份信任,在接受采访时,武汉已经清零。

2003年,张伯礼曾组建中医医疗队,抗击非典。

17年后,他临危受命参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出了在西医没有特效药、疫苗的情况下,对集中隔离的疑似患者实行中医治疗,“中药漫灌”,一是别错失治疗时机,二是安慰情绪的建议,被中央指导组采纳。

张伯礼:刚开始中药推得很难,有人说中药没效,所以我说这次特别感谢中央指导组,特别感谢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决策,支持中药,要不我们也不敢那么大胆去做。当时我开出方子来,试着给湖北一个叫九州通的企业打电话,我说现在有那么个事,能不能帮忙做点药?他说没问题,你说做多少我们都能做,我们都全力配合。我说没有钱,现在不知道谁给钱,因为这个事不是短期煮几天,可能是长期的,我相信政府最后会埋单。人家不问价钱,直到现在也没问。第一天3000袋,第二天就10000袋,我当时说的名不好听,“中药漫灌”,就是全都给。

为什么要“中药漫灌”呢?因为当时的武汉已经乱了,已经快要控制不住场面,医疗资源已经枯竭,病人排不上队,医院顾不上看病,大家慌作一团。这个时候用大锅煮药漫灌,可以说是最好的办法。我们的华夏先贤也是用这种办法控制住每一次瘟疫的。

了解点历史的都知道,中华民族经受住了大大小小300多次的瘟疫,而国外的很多民族,他们由于没有中医这种先进的医学,每次面对疫情都很无助,很多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民族,就是因为瘟疫。

而且这种瘟疫的流行,病因基本是相同的,在分不清到底谁被感染的情况下,这种“中药漫灌”,能很好地把疫情控制住。不管有病没病,都把你治好。

我们平时说中医讲究辨证施治,一人一方,那是在中医资源够用的情况下。而面对瘟疫的流行,中医资源不够的情况下,这种大锅煮药不失为一种非常好的方法,能够大面积地控制住瘟疫流行的源头。

而且,这次中医能够发挥巨大作用,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不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是不可能的。

张院士说一开始中医药的推广是很难的,很多人说中医药没有效,这么大面积地让患者喝中药,对老百姓负责任吗?

我们在采访中看到记者问,哪来的反弹意见?张院士回答是两个字:都有。

一方面是病患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则是大家都懂得的某些人的阻挠。那些人丧尽天良,为了利益不顾百姓死活,罪该万死。

如果不是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及时换帅,湖北省和武汉市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真的不敢想象。

令人欣慰的是,通过普遍服用中药,集中隔离的很多发热、疑似患者病情得以好转,效果不错。

张伯礼:从疑似病人里最后确诊的病人开始能确诊到百分之九十,隔离以后喝中药七八天以后再检查,这些确诊的病人里边大幅度下降,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后来到3月5日左右,已经下降到百分之三)服用中药还起到了一个隔离、安抚人心、鉴别的作用。有的病人几天好了,不烧了,这是治愈了。他可能就是个流感,因为那时候也正是流感的季节,所以他可能就治好了。还有的病人虽然不烧了,但一检查核酸是阳性的,这可能就是个确诊病人,就到定点医院把他隔离开。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治疗问题,是恐慌,那时候给我关在里边不给我任何药吃,我觉得是无助的。没有药,跟一天吃几副药吃两袋药不一样,让病人觉得最起码我吃药了。

要明白,当时的情况下,所谓的西医“神药”虽然被炒得很热,但有没有效果还不知道,而且要等到4月份了。这个时候,大家最需要的就是希望和信心。西医特效药还没研制出来,中医就已经快要打扫战场了。如果没有中医,我们要多死多少老百姓?要给中国造成多大的恐慌和损失?

毛主席说,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

这种财富,既是物质上的,又是精神上的。

    中医“承包”方舱医院,564个轻症患者无一人转重

2月初,在中央指导组推动下,武汉着手将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改造为14家“方舱医院”,集中收治新冠肺炎轻症和普通型患者。张伯礼与同是中央指导组专家的刘清泉教授写下请战书,提出筹建一家以中医药综合治疗为主的方舱医院。2月12日,经中央指导组的批准,张伯礼作为名誉院长,率领由来自天津、江苏、湖南、河南、陕西等地中医医疗团队组成的“中医国家队”,进驻武汉市江夏方舱医院。

张伯礼:我在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中医院已经收治过轻症病人,用中药治疗完全能治好,但我们最后也说中西医结合。我这里边也有西医的仪器设备,一些急救的药物也有,这样病人也放心,我们也放心。

张院士,您的话我听懂了,用中医药治疗完全能治好,虽然最后还是说中西医结合,这是一种体面的说法,一种留面子的说法。毕竟西医的仪器设备在那放着,有个别的病患也可能确实用到了一些仪器。而且在大家普遍接受西医而不信任中医的情况下,放一些西医设备进去能让患者放心。

当然了,守一始终认为,仪器和设备是不分中西的,不能说用了设备就算上了西医,难道中医就不能用仪器?

而且守一还认为,所有的仪器,只有在中医的理论指导下,才能发挥出他们应有的作用,如果没有了中医的理论指导,这些所谓的科学仪器就会失去方向,甚至是对病患造成难以挽回的损伤。

据统计,从2月14日开舱,到3月10日休舱,江夏方舱医院在26天运营中,共收治新冠肺炎轻症和普通型患者564人,其中治愈482人,82人包含14名有基础病的患者按照休舱要求转至定点医院,所有患者中没有1例从轻症转向重症。

张伯礼:564个病人里没有转重的,按照一般情况这些病人里边有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十要转成重症,我们一个没有。病人退烧了,有些人还是模棱两可,但很重要的是,血里的指标变了。冠状病毒对人的伤害很大,损害人的免疫功能,免疫功能表现在你身体的白细胞数量都在下降,特别是中性粒细胞在下降,淋巴细胞在下降,所以造血的功能都受到影响。但是我们发现这些病人好转以后,他的淋巴细胞数上去了,白细胞数上来了,就是症状改善了,血里的生化指标在改善。

从上面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用中医进行治疗,不仅是症状好了,相应的内在的血液生化指标也改善了,这说明从内到外,都治好了,是标本兼治。

更重要的是,以中医为主的江夏方舱医院,收治564名病患,无1例转重。张院士所说的按照一般情况下,是有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十转成重症的。什么叫一般情况下?我想这又是张院士在给谁留面子吧?

在采访中张院士也讲了一个小故事,那就是一名愿意喝中药的老太太和一名不愿意喝中药的小姑娘的故事。喝中药的老太太都退烧了,吃西药的小姑娘还不见好,在老太太的劝说和事实面前,小姑娘决定尝试中药,终于也在中医的力量下,被治好了。

在生与死面前,大部分人选择了活下去。谁让人们活下去?答案是中医。

自己签字摘除胆囊 “绝对不能撤离前线”

除了江夏方舱医院之外,后来,在武汉市投入使用的全部方舱医院的治疗中,中药的使用率超过了百分之九十。那段时间,指导临床、进入隔离病区察看患者、亲自拟方、巡查医院等等,张伯礼不分昼夜高负荷工作。2月15日凌晨,张伯礼胆囊炎发作,腹痛难忍,中央指导组的领导强令他住院治疗。2月19日凌晨,张伯礼接受微创胆囊摘除手术。手术之前,张伯礼让医院不用征求家属意见,自己签字。手术很成功,但手术之后,张伯礼的双腿又出现血栓,必须卧床。

张伯礼:两个腿要伸直待着,最少要待两个星期,我说两个星期可真不行,实在是不行,我尽量听话,一个星期,多给点药,之后住了一个星期。

如果不听话,您会跑到哪儿去?

张伯礼:定点医院你不去啊,方舱你不去吗?

您想干吗去?

张伯礼:我想指挥战斗。我说我听话,在房间里待着,在房间里就可以处理很多事了。腿的事我第一次说,我跟学生都不说。

您为什么不想让别人知道?

张伯礼:动摇军心,在这期间国家中医药局一直往回赶我,让我回天津去。

为什么当时让您来三个月这时候又赶您?

张伯礼:他说你有病了,你那么大岁数了,人家都挺害怕你在这出点好坏谁担责。

您想回吗?

张伯礼:绝对不可能的,我是绝对不回。刚铺开打仗,你怎么就撤离战线了。

把“胆”留在武汉,我相信这一定是张院士的无奈之举。这一点肯定要被很多中医黑抓住不放。其实在央视采访前,守一也通过网友得知了张院士做手术的消息,守一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在看到央视这个采访后,才知道原来是真的。

为什么一开始不相信呢?因为但凡懂点中医常识的人都明白,这种脏腑摘除手术,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可能在一名中医人身上实施的。因为人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是有用的,并不是像西医说的那样这没用可以摘,那没用可以摘。

人是天地的产物,天地是不会错的。给你的器官,那一定是有用的,相信老天爷是不会错的。

但为什么张院士作为中医领军人物,却愿意接受胆囊摘除手术呢?因为要指挥作战。这种做法,就类似于弃车保帅,在当时的情况下,张院士就是军心,张院士如果回家休养,军心一散,可能就会是另一种结局。

要知道,胆囊炎并不是什么大病,癌症中医都能治,更何况是小小的胆囊炎。张院士如果回家休养,用中医治疗,胆囊炎肯定能治好,只不过时间不允许。因为胆囊炎急性发作时,疼痛难忍,为了能继续在战场指挥,张院士只能忍痛割爱,把胆留在武汉,与武汉人民肝胆相照。

自始至终,我们在采访中看到,张院士一直都是自信而又内敛的。中医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们也没有看到张院士有丝毫的膨胀,依然是文质彬彬。这份自信和含蓄,才是一种真正的自信,没有丝毫夸大,也没有丝毫的卑微,实事求是,用疗效说话,用事实讲理。

要明白,只有不自信,才会变着法地想要消灭对方。而自信的一方,根本不会在意你的对手有多强大,因为自己足够强大。

在采访最后,张院士交待自己的儿子张磊,要赶快休整好身体,为海外抗疫继续做出中医更大的贡献,因为世界需要中医。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3月23日06版报道,中医已经开始出征海外,助力全球抗疫了。

守一相信,中医的复兴,已经指日可待。中医的命运,始终同华夏民族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华夏复兴之日,就是中医遍地开花之时。

身怀绝技却“无证行医”?

中医危在旦夕,每个中医人都应该从经典出发,结合临床,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我们致力于古中医传承和弘扬,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支持中医发展,给民间中医一个生机,哪怕不使用中医治疗,请把他当成传统文化,在没有充分学习了解他的情况下至少不要诋毁中医。

1:行医的标准化

在中医的发展历史上,一位郎中被老百姓接受并认可基本上都是靠口碑。

他们一般是先给亲戚朋友邻里看小病,效果不错,就有人找看大病、疑难杂症,这样慢慢地医名就开始传播,由近及远,由本村本地传播到外乡外地,最终成为有口皆碑的郎中。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看一个医生的本事,其实很简单,就是看他治病的疗效。

但是后来随着西医的传入,我国的中医教育也像西医一样走向了规模化、量产化之路,行医也开始走向了标准化,即要以《执业医师法》为标准。

打着中医标准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旗帜,实际上就是以西医为尺度来改造、消灭中医。

于是这奇特的一幕就出现了:大学教育出来的中医很多不会看病,却有行医资格,而民间传承或自学成才的中医能看病,却被称为“非法行医”受到管理部门的封杀。

马鞍山的蔡长福,经方论治40年,治好无数病人,全国各地大医院放弃治疗的疑难杂症,常常在他这里妙手回春,但却被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活活难住了。

失去执业医师资格后,蔡长福原来合法的诊所被取缔,屡屡被当地卫生局查抄罚款,最重的一次一个方子就罚了几万元。

金华的倪海清,农民出生,小学文化,自学中医没有行医资格。

他研制出了一种能治疗晚期癌症的中草药方,救治了数百名晚期癌症病人。

由于影响了旁边艾克医院的生意,倪海清被实名举报,于2011年10月被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刑事拘留,后被该区法院以制造、贩卖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款100万元。

温州的潘德孚,行医几十年,著作等身,治愈了许多疑难杂症,包括很多癌症、白血病患者。甚至还专门开了癌症、白血病治疗专科,每天看30多人,仍然是半夜就有人来站门外怕挂不上号。

却一直没有取得最低的执业助理中医师资格,他的中医诊所也被当地的卫生行政部门依法取缔。

2:提着脑袋治病的民间中医

很多民间中医虽然看得了病,却没有执业证,一纸证书挡住了他们的行医路。于是,有的被迫放弃行医,有的无奈流落海外,有的任由中医技法年久失传。

而看看现在的中医院,或者西医院的中医科,这些拥有中医师资格的人,又有多少人是没有中医行医能力或只有很差行医能力的呢?

他们对中医没有信心,看病和西医一样,各种化验检测一样也不能少,四诊不参,十二纲不辩,疼痛就用止痛药,气滞就用补气行气药,血瘀就用活血化瘀药。

基本都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西医思维,距离合格中医实在太远。

我们对祖传中医、师承中医(指民间没有中医师资格的师承)、自学成才中医,不授予中医行医资格,说他们没有中医学历。

其实,正是这些人掌握了真正的中医思维,中医疗效显著,口碑很好。也正是他们的非法行医,才保住了中医的一点生机与火种。

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学教育出来的中医大都是不懂治病的,能治病的只有这些非法行医者了!

但是,这些民间中医往往处境十分艰难,是真正的提着在脑袋传承中医,治病救人。

中医圈里的人都知道,在现在的环境下,非法行医,是法律所禁止和严惩的,治病救人必须得承担很大的责任和风险。

对于擅长治危急重症而又诚实行医的民间中医来说,收取的这点诊费相对于风险责任来说,简直是火中取栗。

记得有篇文章说,医生救治病人,谁来救医生?有政府武装力量保护的医院医生尚且发出这样无奈的呼声,处于最弱势,作为政府打击对象的诚实行医的民间中医还能说什么?

3:失败的中医教育

为什么民间能够培养出治病的中医,而大学却培养不出来呢?毫无疑问,大学教育违背了中医教育的规律。

正如科学家钱学森说的:中医至少超前西医1000年,和西医不一样,中医把人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是符合系统论理念的,把人作为活生生的生命看待。

可中医的大学教育呢?却是按照西方科学的模式来进行的,即机械化、标准化,只讲究可观察的实体,而完全不考虑那些精密仪器观察不到的本质。

专业教育从理论入手本也不错,因为理论能够指导实践,但是,现在的中医理论早就被西方科学搞得四不象了。

现在中医药大学的课程60%以上是西医内容,中医学生不去攻读中医经典,却做对中医药几乎没有意义的小白鼠实验、搞尸体解剖,怎么能培养出有中医思维的接班人?

只能是满脑子的细菌病毒、内分泌失调、过敏、炎症和化学指标,看病不分寒热虚实,不懂基本的望闻问切,连中医的基本常识也不具备!

医学本质是治好疾病,疗效是第一标准,第一战场是临床,只要能提高疗效,它都是合理的。

可我们的中医教育只注重学历,不注重疗效。建国之初,为了提高疗效,聘请了大量民间中医进入高等教育,而之后呢?

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方法再也看不到了,大学当中充满着只会讲课不会治病的“教授”,教授都不会治病,它们教出的学生能治病吗?

虽然全国每年培养数以万计的中医中药专业的毕业生,但真正成为中医的并没有与其数量形成正比。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医界人才匮乏的呼吁便从未停息过。

国医大师裘沛然就曾痛心地指出:现在中医院校培养出来的中医简直就是废品,连庸医的水平都达不到,庸医也还是要懂一些中医的汤药方剂,可现在培养出的学生对中医的理法方药根本不懂。

“我毕业于中医药大学七年制中医专业,课程设置是60%中医、40%西医,最后是中医没学通、西医没学精。”北京某中医院的一位医生曾在网上发文,感叹他的110名同学中仍在吃“中医饭”的不到20人,有的同学至今不会开方子。

想想解放前特别是西医进入中国之前的几千年,什么危急重症不是靠中医?而现在的许多中医,碰到感冒发烧患者就赶紧往西医推,这怎么能取得国人的信任?

许多患者本来相信国粹中医,但多次碰壁后,只好认为好中医在历史、传说中。难怪有人会激愤道,灭中医者,中医也!

4:行医资格应该是行医能力的认定

中医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同疾病作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一开始哪有什么职业中医,如果一开始就认定行医资格,医学永远也无法产生。

现在社会发展了,也有医学院了,难道就不准老百姓自己与疾病作斗争了?就不准老百姓探索了?

就像网友说的那样,现在的民间中医,就好像当时农民,不是用枪炮也不是正规军队抗日,而被定性为“非法抗日”一样可笑。

如果你咳嗽,你妈妈摘了几片枇杷叶给治愈了,如果你又用同样方法治愈朋友的病是非法行医吗?

在历史上,中医从来都是由公众监管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注重自己的生命,更不会把自己的生命随便交给一个医生。

中医之所以得到信任,是因为他们能够先把自己亲人、朋友的病治好了,这比那些医师资格证的说服力大多了。

同样,遣方用药从来都是中医必备的技能,它是没有具体标准的,可现在主流却动不动就给它们扣上了非法制药的大帽子。

行医资格认定的设置,应该是为了更好保障人们的生命健康,只要有行医能力,不管你是什么学历,都可以授予行医资格。

如果没有行医能力,不管是什么博士、教授、专家也不能授予行医资格!这才是设置行医资格的初衷。

可现在的中医行医资格标准,明明许多民间中医的水平要远远超过医院的中医和中医药大学的教授,但他们却没有合法地位。

如果要获得行医资格,还需要这些远不及自己水平的人去认定,这样的资格认定标准难道不悲催吗?

中医为什么遭到了国民的全面抛弃?就是伪中医遍地,他们名为中医,拿着国家发的中医行医资格证,却不会治病。

国民被骗一次还行,你骗两次、三次,还有人相信吗?中医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多少人再相信了!没有了国民的信任,中医靠什么发展?

5:中医复兴离不开民间中医

事实上,中医起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很多国医大师都是来自于民间,如蒲辅周、董建华、李重人、王绵之等,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院校教育。

像云南白药、福建片仔癀这样的名药也都是民间实践、总结的结果。

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的一些单方、偏方、验方、秘方,都是历代临床实践的结晶,即便是中医经典著作中记载的方药、技术,也离不开民间中医的贡献。

中央电视台十频道“走进科学”栏目曾连续报道过,湖南省慈利县人武部的一技之长者许小武,用祖传蛇药秘方治疗蛇伤的事迹。

灌云县“土郎中”几十年如一日钻研的治疗疑难杂症的偏方也有口皆碑,广为传播。

另外,小针刀也是建国后出自民间、而今在国内外广泛应用的中医创新技术。

已故的发明人朱汉章就是“赤脚医生”,他在针灸针具基础上研发的小针刀,在治疗骨性关节炎、椎间盘突出、颈椎病、肩周炎等数十种西医难治性疾病方面,展示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多次获科技成果奖。

朱汉章还出版了近百万字的《针刀医学》专著,并使这一技术在国内外广为流传。许多西医教授都成了他的学生和针刀拥戴者,现有千余家医院开展了这项技术,使数以百万计的患者受益。

民间中医过去是传承中医的主体,现在仍然是传承中医的主体,未来更是促进中医发展的主动力。

那些有其名而无其实的西化的学院派中医队伍,只能逐渐异化性地消灭中医。

中医近几十年来的持续衰落,代表着主流中医的彻底失败。因为他们虽为中医,实则西医,看看他们的科研论文、研究院、医疗机构,还有几个纯中医?

他们早已被西医同化了,如果让他们继续挑大梁,主导中医,中医只有死路一条。

当今之际,中医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优胜劣汰的制度,把那些不能治病的伪中医扫地出门,只要他们在中医行业里一天,就会给中医抹黑一天,让他们在中医行业里再呆几十年,中医就彻底玩完。

真正的中医在民间,也正是他们,才传承着真正的中医精髓。

我们不仅要认可民间中医,保护民间中医,还应该把有真本领的民间中医请进大学、请进研究所、请进管理机构,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中医真正的突破性进展。

愿民众对中医有认知,望国家对中医有制度。复兴之路上,我们一起呐喊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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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都开始学中医了,你还在等什么?

网友评论:

@GJZYSYS:LGZ:国医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并非一朝一夕就会学好更别说是精通。医学工作者不是靠学历多高或者设备多先进,就能把病治好,更不是说哪个医学院出来的就很厉害或者很差劲……如果不遵循人的生理机能和疾病规律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辩证论治……如果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行医学医的理念和思维,是不符合中医学的整体辩证论治要义。其实是对病患者的不负责。中医学是需要静心下来花费时间精力去学习、融会惯通,并非生搬硬套、设备检查(看实际情况用、设备取代不了中医诊疗过程中的一些精髓)。我之前切身体会过一些医生挂中医招牌当放手到诊台上面等他或她把脉时……她或他却愣住不知所措……我吃惊转头就走,对于这种医生我敢把自己的健康交负给他或她吗?基本的望、闻、问、切都被设备取代?等待就诊时被问最多的还是其他无关的乱撤……国医传承至今是多少前辈默默的贡献。我们学习国医和接受外来的同时也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糠糟。

@123: 我爸就是中医,行医已经四十多年了,我见过很多在医院检查了个遍,查不出毛病来,然后找我爸看病的,他们都是闻名而来的,就是靠口口相传啊。用现在流行的话说药方就是为病人量身定做的,需要根据病情随时调药,我是觉得中医很伟大,我现在吃药都是喝中药或者中药药片。

 

历代的中医大家,竟然大多是业余中医

每个人都知道中医是文化,文化是什么?简单地说,文化应该就是地区人类生活要素的统称把,也就是说文化只能存在在生活中,存在在地区百姓人类的生活中,如果文化远离百姓那还是文化吗?

中医是古圣人神人通过对建立大自然最普遍规律的医学认识,这种基于天人合一和取类比象·的医学跟中国人类的衣食住行,跟我们的语言文字行为,跟中国的各种知识-包括天文地理历史哲学密切相关,我们每个人都无时无刻不生活在中医中,古人都有详细的规律总结和描述,并形成了中医学的经典,只要你有恒心和悟性,自学也可以成为中医,历史上的那些中医大家,几乎都是自学或者师承,更多的都是业余行医。因此,中国的语言在,中国的文字在,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在,中国人的习性在,中医的经典在,那么中医就永远不会灭亡,我们都可以自学成才,这也是中医学的长处和生命力所在。

中华五千年,产生了无数中医大家,请记得他们大多食自学成才的,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业余中医-他们把中医当为业余爱好和第二职业。

先看看我们近代的著名中医吧:

京城四大家之一的萧龙友,典型的自学和业余中医,他当过知县,当过知府,当过财政部的秘书,因为母亲身体不好,既无家传也无师承的萧先生业余时间自学中医,并于1928年他58岁的时候弃官从医。

京城四大家之二的施今墨,他学习的专业是法律,1903年就读于山西法政学堂,后来进入北京的京师法政学堂,1912年施先生的职业是在孙中山先生总统府陆军部帮助黄兴制定陆军军法,可是施老夫子自学中医,业余行医。

恽铁樵先生也是业余中医,16岁考中秀才,后考入南洋公学攻读外语和文学,1906年恽铁樵在长沙明德中学教书,教书几年后又去商务印书馆当翻译校对,再办报纸,恽铁樵是一个血性男人,看到社会上有人用西医攻击中医,1921年他毅然离开报纸正式挂牌行医。

国医大师岳美中先生也是自学成才,他自幼瘦弱多病,17岁任小学老师,曾研读《二十四史》,有深厚的文学功底。1925年,先生患严重肺病,自学〈衷中参西录〉、〈汤头歌诀〉、〈药性赋〉和〈伤寒论〉,边读书边试着治疗自己,一年后,竟然病慢慢好了。自此他下决心学医。在治好了同村木匠的狂病(一剂而愈)和一个亲戚的血崩(几剂见平复)之后,开始行医。

现代著名中医李可,他是学美术的,参过军,当过记者,做过军队报纸编辑,1953年打成右派而被关。在监狱的日子里,李可受牢友中医的影响下看《易经》、《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医学经典而自学中医,最终成为近代名医。

 

著名针灸大家黄竹斋,老人家最初是打铁的铁匠;给袁世凯治病的中医高手黄石屏,他是一个武林大侠。

我们再看看古代历代的著名中医吧:

黄帝是中华首领,岐伯是黄帝之大臣;雷公,少俞,鬼夷区也是黄帝的臣子;

《汤液经》始祖伊尹最初是厨师,后来担任丞相;

杏林传说的东汉医家董奉是县衙小官;

甲乙经的作者皇普谧,可是一个公子哥,后来当老师;

屠呦呦师父的师父的师父的几十代之前的师父葛洪是修道的道士;

药王孙思邈是道士;王好古的职业是州教授,也就是教育局长;

大医家李东垣本是官宦子弟,后来担任当地财务官;张完素的职业是进士官员;

金元著名中医,朱丹溪当年几次考试不第,属于落第秀才,43岁才业余学医;

整理《黄帝内经》的唐代启玄子王冰,职业是看天象的道士;

隋朝杨上善,《太素》的作者,他一直是朝廷命官官至太子文学;

《伤寒论》作者,医生张仲景,老人家可是长沙太守,业余学医行医;

宋代大医家朱肱,也是进士和朝廷命官;同是宋代的许叔微,他可是翰林学士;

滑寿,中医也是他众多爱好中的一种;

明代张景岳,如此有地位和贡献,人家可以军队的将军;

针灸聚英的作者高武,他也是将军;

清代陈修园,医学大家,可老人家的职业却是县太爷。

太多太多了,都是业余爱好,都是业余郎中……

可笑的是我们今天的医学体制,今天竟然没有一条自学成才的通道。没有师承(师承也必须是跟体制内的师),没有医师推荐,没有医学文凭,很难哟。看来,古代的中医还是挺幸运的,他们只要临床水平高,都可以成为一代名医,而现在却要看和临床没有一点关系的证,无怪乎中医在中国要走向衰退呢!

只要你认识中国字,只要你能听懂中国话,只要你生活在中国的环境,只要你有救济苍生传承医学的心,您就完全可以自学中医。

到底是谁策划了消灭中医的阴谋?

中医无言,品格自现!

 

中医保护了中华民族 5000年!中医呵护下,中华历史上从未出现过长时期的传染病;

 

而欧洲历史上却出现过猖獗了 3个世纪的鼠疫,由于西医的无能,在长达 3个世纪里大面积的欧洲人死亡!

 

而在中国,即便在「非典」猖獗的时期,由于中医的诊治与防治,及时的控制了「非典」在中国的蔓延,并且,大多数中国人在当时都是喝药预防的!中医功高盖世!美国人忌讳中医的「安全、有效、廉价」影响西医竞争力,对中医实现「西化」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在 1927年策划的旨在消灭中医,进而以美国的西医实现垄断中国医药行业的一个资本阴谋,即打着「科学」的旗号,行消灭中医之实。

 

这个阴谋在今天可以说就要实现了。如果让美国洛克菲勒财团消灭中医这个阴谋在中国实现,中国文化将失去最后的阵地。

 

1中医胸有宇宙,西医目无全人。凭什么要让中医去做西医理论体系的「洋奴」?

 

中医源于道,医道同参,相互为用。中医的理论体系源于《易经》,中医把人体同天地万物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离开《易经》、离开道家去解释、发展中医理论都是缘木求鱼的做法。为什么中医理论近千年没有太大的发展,一方面,中医理论体系在固有的理论体系内是成熟的,没必要按照你西医的理论体系去重新解释!另一方面,中医理论的停滞,是在佛教传入中国、道教衰落才开始出现的,要发展中医理论,我窃以为相应的须普及《易经》理论并相应发扬道家文化!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不须由别的文化来推导或证明,历史上,中医从未以自己为标准去抨击其它医学(尽管这样,历史上与中医学同时期的其他几支医学文化都早已堙没!唯有中医学能长盛不衰!)每个民族都有为了自己文化的存在而排斥外来文化的本能,而为了自己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又都有了解和研究外来文化的欲望。这是一个辩证的统一。

 

力求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是目的,研究外来文化,吸收其优秀部分则是手段。研究外来文化必须坚持自己的特点,用自己的尺度去寻找那些适合自己特点。那种「反客为主」,热衷于被外来文化研究,沾沾自喜于被外来文化证明,是举手投降的典型洋奴做法!

 

否定中医的小丑们蛊惑人心说:中医是「纯巫术」,不仅是医学家的专业判断,也是建国前普通知识分子的主流观点。而事实是什么呢,只要有一定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早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医便已经公然宣告与鬼神治病决裂了。《黄帝内经》明确指出:「道无鬼神,独来独往。」(自然之道客观存在,不是鬼神的作用)。医学史中明白记载中医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就摆脱了巫术的控制,采取汤液、针灸、按蹻、推拿、丸散、膏、丹等科学方法治疗疾病!

 

而同时代的西医,这时正在津津有味的「跳大神」呢!公元前五世纪,当中医公然宣告与鬼神治病决裂的时候,西医的鼻祖希波克拉底,同样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他正在爱琴海科斯岛梧桐树下对鬼神发誓:「医神阿波罗、埃斯克雷彼斯及天地诸神啊!我要检点自己的行为举止!不做诱奸女病人或病人眷属的缺德事!」(详见真实的史料《希波克拉底誓言》)

 

一切科学都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基础!否定中医的小丑们,你们说,到底谁更像「跳大神」的巫术呢?迷信鬼神的西医的鼻祖希波克拉底,如果当时来到中国,他连跟中国同行谈论医学的资格都不够!因为早在公元前五世纪《黄帝内经》就教导:「拘于鬼神者,不可于言至德。」(对于笃信鬼神的人,不可与他谈医学的大道!)

 

所以,即使是被西医尊为鼻祖的希波克拉底,如果来到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华,也仅仅是个「跳大神」的三流巫师而已。有什么样的祖师就有什么样的后代!直到今天,从临床效果上看,西医也只是二三流医学而已,虽然它「霸权」的自封为主流!西医自古就有「跳大神」的传统,难怪欧洲历史上鼠疫能够猖獗达 3个世纪之久呢?!

 

 

2考察一下历史事实,中医与西医哪个更值得信赖?

 

评价一种医学,必须要以「实际见效」为基础,而不能以理论的解释为基础!病人看病,首先得考察一下「医生」以往的治疗经历,一切都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基础!

 

1公元前五世纪,当中医公然宣告与鬼神治病决裂,西医在「跳大神」。西医自古有迷信的传统,过去迷信「大神」,现在迷信「有局限的所谓科学」;

 

2欧洲历史上,由于西医的无能,鼠疫能够猖獗达 3个世纪之久;而有中医呵护的中华,从未出现过长时期防治不了传染病;

 

3中药大多都经过了上千年的检验,而能够使用超过一百年的西药有几种?(风油精,德国和美国都在做,鹰牌风油精是德国的,其实是中国的东西,现在都知道外国一注册都成为外国的了。这样有一千多种中药被外国注册走了,西方人一方面限制中医,一方面「偷盗」中药,西方人真够阴险的?!

 

4在历史上,与中医学同时期的其他几支医学文化都早以堙没,唯有中医学能长盛不衰,因为作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骨架与基础的阴阳学说是「数之可千,推之可万」而总括了宇宙间的一切的。

 

5西医只有设备,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西医学」,二十世纪西方医学界的进步首先是在诊断手段上。然而,严格地说,这种诊断手段的进步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而不是医学的进步。例如,小肠镜是一粒类似感冒胶囊的东西,实际上是一架自带光源的微型摄像机,能够把小肠内部的情况拍摄下来,并通过无线电波传递到身体外的接收器上,再将接收到的信号输入计算机进行处理。

 

这是医学的进步吗?还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大医院最先进的诊断设备,如 CT 、彩色 B超、核磁共振等等,全都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当然,光机电技术不仅应用于诊断,还应用于治疗。发明 X光、CT、肠镜、胃镜的人,我相信都不懂得人体的复杂性,都只把人体看成一架由无数零部件构成的机器。

 

中红网:100多位民间中医对中医发展提出多条建议

一.中医管理体的问题

 

1.长期以来,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对抵制中医的行为和法规采取消极和纵容态度,未能有效保护中医按自身规律继承和发展。

2.国家多部委交叉管理,使中医管理多头无序,多部委普遍缺乏中医管理经验和中医知识,造成中医管理混乱。

3.盲目照搬西医《执业医师法》,硬性规定本科以上学历才具备中医师的考试资格,人为中断了延续了千年的中医师承模式。

4.盲目照搬美国西药标准进行中药鉴定,从根本上动摇了延续千年的中药地位,变相否定了中药的药性和疗效。

5.盲目照搬西医教学方法,重理论轻实践,忽视望闻问切、针刺、艾灸、正骨等中医诊治方法,使高校学生对中医理解偏离正常轨道,毕业后难以行医。

6.盲目取消临床配药这一中医师特有的技术,束缚了中医师治病的手脚,使中医师成为非法行医和销售假药的违法者。

7.盲目取消民间中医师行医资格,枉顾中医发展规律和民族感情及民众治病习惯和就医疗效,使师承中医成为打击对象或流失海外。
8.盲目设定诊所面积和注册资金门槛,变相抬高中医诊所的诊疗费用,倒逼中医诊所以攫取钱财为首要目的。

9.盲目定性中医为吃中药,迫使中医纯正的针刺、艾灸、正骨、推拿、按摩、拔罐、练功、刮痧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频临失传和边缘化。

10.盲目鼓励西医一支独大,中医院几乎全部西医化,中医成了西医的附属品。
11.盲目创新、漠视继承违背了中医自身的发展规律,破坏了中医的原汁原味,使中医不伦不类。

 

二.100多位民间中医建议
1.将卫计委中医司和中医药管理局合并,成立中医继承和发展委员会(下称中医委),使中医独立管理中医。
2.成立由名老中医组成的中医委监督小组,负责监督中医委的工作,防止偏离中医正常的发展轨道。
3.废除以西医标准管理中医师的法规,由中医委按照中医自身的规律评定中医师职称和设置临床机构。
4.废除以美国医药标准为中医药标准的规定,由中医委制定符合中药自身继承和发展的鉴定标准。
5.中医法颁布后,由中医委细化和补充各项中医法律和规章制度,现行的医药法规只适用于西医药。
6.将中医的教育权从教育部移交给中医委,鉴于中医药只是中医的一个组成部分,将全国的中医药大学更名为中医大学。
7.试点成立纯正的中医院校,设立纯中医临床专业、剔除中医院校的无关专业(如营销等),在中医院校和民间恢复师承制,将有中医特色的师承制申遗。
8.改革中医院校的招生办法,将文化课和中医知识同时用于高招考试,降低师承者和民间自学者的入学门槛,加大中医院校招生力度,弱化或取消英语晋级考试。
9.汲取日韩的经验,成立针刺、艾灸、正骨等细分专业或中医学校,对合格的针灸师、艾灸师、正骨师等其他理疗师颁发证书,并准许行医。
10.建立纯正的中医医院和诊所,借鉴韩国中医发展经验,取消中医院混用西医输液等疗法,为纯正中医院和院校提供经费保障。
11.恢复民间中医的行医权利有两名以上的中医师推荐的民间中医可以注册诊所行医,评价中医师合格与否要兼顾疗效和医德。
为继承老一辈中医先哲的遗愿,停止一切以欧美医学标准为中医标准的错误做法,防止以中医现代化为幌子削弱和消灭中医,使中医走上有中国特色的自我传承、发展和复兴之路,100多位民间中医经过充分讨论提出如上建议。

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对中医药给予高度评价在国内外推广中医药

2016年12月6日,国务院发表《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医药事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中医药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又在人民健康事业中发挥独特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都对中医药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国内外推广中医药。

 

◆要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016年8月19日,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时的讲话

 

◆双方同意深化金融、核能、中医药、航空运输、产业园区合作,构建全方位互联互通。

——2016年3月29日,习近平同捷克总统泽曼举行会谈

 

◆双方同意进一步支持中国传统医学在捷克共和国和中东欧地区的传播、推广和应用,支持中捷中医中心的不断建设和发展。

——2016年3月29日,习近平同捷克总统泽曼举行会谈

 

◆小康提速,康也包括健康,要全民健康。中医药发展这条路,你们走对了。江西把中医药作为发展的一个着力点,是正确的,也是很有前景的。

——2016年2月3日,习近平到江西考察江中药谷制造基地时指出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瑰宝,是5000多年文明的结晶,在全民健康中应该更好发挥作用。

——2016年2月3日,习近平到江西考察江中药谷制造基地时指出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增强民族自信,勇攀医学高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2015年12月22日,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

 

◆开设中医科、中药房很全面,现在发展中医药,很多患者喜欢看中医,因为副作用小,疗效好,中草药价格相对便宜。像我们自己也喜欢看中医。

——2015年2月15日,习近平在考察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街道二O五所社区中医馆时说

 

◆中方重视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作用,愿继续加强双方合作,促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在海外发展,推动更多中国生产的医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共同帮助非洲国家开展疾病防治和卫生体系建设,为促进全球卫生事业、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2013年8月20日,习近平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时表示

 

◆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2010年6月20日,习近平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出席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时说

 

◆中医孔子学院把传统和现代中医药科学同汉语教学相融合,必将为澳大利亚民众开启一扇了解中国文化新的窗口,为加强两国人民心灵沟通、增进传统友好搭起一座新的桥梁。

——2010年6月20日,习近平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出席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时说

 

(张岩)

 

毛泽东的中医情结称其为中国对世界贡献之首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瑰宝,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与自然灾害和疾病作斗争中反复实践、总结而逐步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和方法。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相信和重视发展中医药,都是他的一贯主张。没有专门学过医的毛泽东,在学习历史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中医药学辩证思想和中医药学思维方式,他倡导的中医药发展思想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

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是用中医治疗,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他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容200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

 

中医药以它不可低估的药用价值,挽救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帮助红军度过了艰难岁月。

 

在延安时,由于环境条件恶劣,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一次,开明绅士、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

毛泽东则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

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这一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出发,提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此说似乎不无戏言成分,但他把中医摆在“三大贡献”之首,表明了其对中医的情结。

1954年,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于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并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他还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批示,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延安时期,针对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毛泽东指出: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有关中西医结合发展创新的思想,毛泽东早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提出了要“用中西两法治疗”。在延安时,毛泽东对名中医李鼎铭说:“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进步。”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很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在学习方法上,毛泽东曾认为中医带徒的方法也很好,一面教读医书学理论,一面带他看病,使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种教学方法很先进,带一个出一个,很少出“废品”,所谓“名师出高徒”不是一句空话,因为他们让学生从一开始就懂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

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的演讲中谈道:针对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100多万文盲,2000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新医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来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

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医务界在延安最先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许多西医虚心拜中医为师。例如,鲁之俊、朱琏等就曾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了任作田与鲁之俊团结中西医的成绩,并授予他们特等模范奖。

1949年9月,在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和各大军区卫生部部长作了明确的指示:你们的西医只有一两万,力量薄弱,你们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一题词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卫生工作方针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1955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关于中医工作的讲话中说:中国6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人数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国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要建立机构研究中医药,应按对待少数民族政策那样对待他们,各机构中应有他们的成员。对有本事的中医要当专家看待,按专家的待遇对待。

1954年,毛泽东发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要抽调100名至200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而学习就应当抱着虚心的态度。西医学习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教育、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真正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

1955年12月,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同时,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从全国调来76名有经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从1955年底到1956年初,卫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从全国范围内抽调部分医学院校毕业生及有一定临床经验的西医参加,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两年半。参加学习的共有300多人。1955年9月间,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等地的中医学院相继成立。

1958年10月11日,卫生部党组向中央写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毛泽东作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批示。在这一批示中,毛泽东还指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人至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毛泽东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西医学习中医的积极性。据1960年全国西学中经验交流会时统计的资料,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有37个,学员2300余人,在职学习中医的有36000余人。高、中级医药院校,也大多开设了中医学课程,培养了一大批西学中人员。其中,大多数成为以后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技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为今天中医药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认为:“学习各国的东西,是为了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西方的医学和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学、化学、解剖学等,这些近代的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习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中药,以便使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在这里,毛泽东最先指出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内涵。

针对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

 

近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歧视、消灭中医的沉痛教训。

 

尽管中医药教育长期以来以“祖传师承”、“开办学校”两种方式在民间延续着,但在1922年北洋政府时期颁布施行教育系列方案时,中医药学就被排斥于正规教育体系之外,此举曾引起中医界的抗争,引发了近代中医抗争运动。国民党政府在1929年曾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方针;1936年又提出“国医在科学上无根据”,一律不许执业的谬论。国民党当局始终也没有同意中医办教育。随着西学东渐,特别是抗生素等药物的产生和应用,西医急性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的诊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传统的中医药学临床应用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如何认识中医药,怎样利用中医药,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在充分肯定中医药学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医药学的历史局限性,即缺少现代科学的解释,应加以提高。他说:“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我们对中医必须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必须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保存和发扬”。

新中国成立初,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一是有些人对中医抱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说中医“不科学”,中药“不卫生”。二是在中医界内部,有些人把中医神秘化,认为中医“百病皆治”、“完美无缺”,不需要用现代科学、也不能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加以整理和研究。因此,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里,卫生部门领导也一直没有认真执行。

1951年,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公开发表文章,称中医为“封建医”,把中医中药知识看作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被消灭。这一错误观点流传很广,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成为有些卫生行政部门的干部实行排挤和逐步消灭中医的理论依据,从而引起广大的中医和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1951年5月1日卫生部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与1952年10月4日公布的《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均规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和过于苛刻的办法,使大多数中医不能合法执业。在国家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中,中医药治疗费用不能报销,中医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1951年12月,卫生部发出的《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通知》,尽管目的是组织中医进修业务,但讲授的大都是西医课程。对中医的提高和改造要求过高过急,不是从保持中医传统的理论和医疗特色出发来发展中医,而是错误地认为中医必将被西医代替,由城市到乡村,由乡村走向自然淘汰。

当时,由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的中医师资格审查,仅就华北地区68个县来讲,竟有90%以上的中医师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对中医师的考试,由于多为西医内容,使得大多数中医师被淘汰。如在天津中医师考试中,其结果仅有1/10的中医师通过。在高等教育中没有中医药这一学科,使得中医药人才的培养问题没有着落。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医不科学而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在1954年就及时纠正说:“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他又说:“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1955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又严肃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为了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卫生部于1955年2月2日发出《关于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对中医行医的限制。1956年11月27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通令》称:本部在1951年5月1日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与党的中医政策精神相违背,使中医工作受到严重损害,特此宣布废除。

1954年下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医院,开始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并设置中医门诊和中医病床,公费医疗也明确规定中医看病吃药准予报销。据1958年统计,当时全国已建立了300多家中医医院。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指引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吸收中医参加领导工作并设置中医管理机构,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医的政治地位。

 

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

 

毛泽东不仅关心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而且还与许多名医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甚至与他们亲切长谈。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1955年,上海名中医章次公先生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药治好了林伯渠。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了……”接着又将林老案例讲给毛泽东听。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了许多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了一句:“难得之高士也。”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间,毛泽东到海水浴场游泳时,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不好。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后,便推荐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给毛泽东看病。因为刘惠民大夫开起药方来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担心,不同意毛泽东吃。刘惠民也因事关重大而心有顾忌,一再表示:“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舒同当即表示:“刘大夫治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他要求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负责。”

最后,征求毛泽东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虽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

于是,舒同的夫人石澜便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担当起了为毛泽东抓药、煎药的特殊任务。

3天后,毛泽东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渐好起来。毛泽东感到特别高兴。

毛泽东问起刘大夫的药方里有一味“酸枣仁”是起什么作用的,为什么要“生、熟合起来捣”。

舒同夫人石澜回答:“药用的酸枣仁,数陕北的最好。当年在延安,主席您住过的那个杨家岭满山都是酸枣树。我们常去摘一些酸枣回来,放在衣兜里当水果吃。酸枣仁这东西,生吃能提神,炒熟了吃能安神。生、熟捣碎入药,就能同时发挥两种作用,平衡中枢神经。所以您不仅感冒好了,睡眠也好了。这正是刘大夫的高明之处呀!”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对坐在一旁的舒同说:“看看,你的夫人讲得多细,将来可以改行当医生了!”11月,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刘惠民被指定为保健医生,随同毛泽东前往。

1959年冬,刘惠民为毛泽东诊治感冒。在开处方时,毛泽东忽然提了个问题,问刘惠民民间常说的“上火”怎样解释。刘惠民用中医理论解释后,毛泽东笑着说:你讲的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么办?刘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说:“西医学了中医,再用中医的话讲出来,主席就懂了。”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站起来,说:“对喽,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毛泽东接受中医治疗最精彩的一幕是针拨治疗白内障。1974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毛泽东知道后,欣然同意做手术。

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示意播放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

做了白内障手术后,需要休息几天,但毛泽东只隔一天就忙着看起书来,唐由之劝阻不住。毛泽东看了一会儿,果然感到眼睛不舒服,便停下来说:“唐由之啊,我们的争论,你胜利啦!”他还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个“V”字形手势。唐由之说:“主席,您亦胜利了,因为您要我们用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今天给主席做的白内障手术,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毛泽东听后会意地笑了。

 

毛泽东:“祝针灸万岁!”

 

中国的针灸,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针灸的起源,可能比药引还要早,是我国最宝贵的医学遗产之一。针灸疗法以操作简单、应用广泛、疗效迅速、安全经济等特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针灸疗法在中国人民对疾病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促进了我国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但是,自西医传入中国以来,由于崇洋媚外思想的影响,有一些人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对针灸治病的实际需要,一味地说中医针灸“落后”、“不科学”,是“土东西”,全盘加以否定。

毛泽东熟读史书,对历史上针灸的治疗作用非常了解。他在读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时就知道,约在公元前5世纪的扁鹊,用针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尸蹶”病人苏醒过来,经过其他综合治疗,使病人完全康复,被誉为“起死回生”的妙术。《后汉书·华佗传》里,也记载有华佗用针灸治曹操顽固的“头风”。毛泽东在读《旧唐书》时,熟悉名医甄权的传记,当时鲁州刺史库狄苦于“风痛”,两手无法拉弓射箭,虽经不少医生治疗均未奏效,后请甄权诊视。甄权认为只需针刺一次即能痊愈。果然在针刺“肩髁”穴后,两手即能引弓而射。《宋史·许希传》里也讲到宋仁宗的病被许希用针刺医好。这些史书所述,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世纪以后,清政府对针灸疗法蛮横地加以排斥和打击,并于1822年下令永远停止在“太医院”中施行针灸疗法。从此针灸被当成“土东西”而被忽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对包括针灸术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吸收继承。他认为:“针灸是中医里的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发展前途很广。”

1955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道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3月23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什么祝酒词呢?

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他打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接着说道:“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朱琏著的《新针灸学》被译成数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在毛泽东“针灸是科学的”正确思想指引下,中国的针灸疗法获得了飞跃发展。针灸不仅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和应用,满足了人民群众医疗上的需要,而且不断走出国门,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和信赖。

1971年7月,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詹姆斯·雷斯顿来华访问。《纽约时报》是美国的一份大型传统日报,以及时、准确、权威而著称。该报十分重视选择头版要闻,对于较长的文章,经常是第一段登在头版,其余部分则登在后面。詹姆斯是美国资深记者,擅长时政报道,获过多次新闻大奖。这年7月,詹姆斯被派往中国采访,在北京参观了很多单位,包括到中医院参观针灸治疗。他在访问中不幸患上阑尾炎,在北京一家医院接受阑尾切除手术治疗。当时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手术做好,千万不能感染。术中使用的是常规药物麻醉。术后他感到腹部不适,便接受了针灸治疗。回美国后,詹姆斯于7月26日在《纽约时报》头版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手术》,头版只登了一小段,而文章的主要部分登在第6版上,正题为《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切除手术》,文章占了将近一整版,并配有作者访问北京一家中医院针灸诊疗室的照片。詹姆斯当时已经62岁,由于他的不平凡的经历和《纽约时报》在新闻界中的地位,在一般美国人心中,像这样的记者写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极高的。动手术可用小小的银针来麻醉,病人不觉疼痛,还可治疗好多病,没有毒副作用,这在西方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神奇事。当时又正值白宫刚刚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华,美国公众对东方大国——中国有一种神秘感,从而使针灸医术的神奇疗效在美国民众中引发了浓厚兴趣。

1972年,尼克松首次率团访华,参观了中国的“针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术,神经外科做颅脑肿瘤的切除手术,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开胸、开颅等大型手术,感到十分惊奇,难以理解。在向尼克松赠送的礼品中,还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针刺麻醉》一书。代表团返美后纷纷宣传“针刺麻醉”的神奇,再一次引起美国民众的浓厚兴趣,特别是美国医务界对中国针灸医术开始有学习的愿望。中医针灸也随之传入美国,并在世界上产生了“中医热”和“针灸热”。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中医药机构,中医药正逐步走向国际化,实现了毛泽东的夙愿。(游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