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访谈录

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 赵周贤

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刘光明

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徐志栋

    记者:10月2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习总书记对弘扬中国革命精神尤其是长征精神一直非常重视,在不同场合多次对弘扬长征精神作出重要论述。习总书记为什么如此重视长征和长征精神,“10·21”重要讲话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赵周贤: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内容。一是回顾了长征的时代背景和伟大历程,二是阐明了长征的伟大意义,三是论述长征的历史地位,四是阐释了长征精神的内涵,五是提出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弘扬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的要求。习总书记之所以对长征和长征精神如此重视,就是因为长征在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长征精神对走好今天的长征路至关重要。

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习总书记用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这“四个伟大远征”,强调了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同时也阐明了长征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长征的胜利,靠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以及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靠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以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真理;靠的是植根于人民,联系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靠的是我们党表现出的无所畏惧的伟大实践精神、浴火重生的伟大创造精神,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

习总书记还明确强调,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对于如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他用了“六个必须”、“六个矢志奋斗”。即: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崇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斗;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胜利而矢志奋斗;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必须把握方向、统揽大局、统筹全局,为实现我们的总任务、总布局、总目标而矢志奋斗;必须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而矢志奋斗;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矢志奋斗。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指出,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其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是我们党首次对长征重大意义的定位,您是怎么理解的?

徐志栋:这一定位,突出强调的是长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正如习总书记在讲话开头指出的,红军长征的年代,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境地,社会危机四伏,日寇野蛮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围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到了危急关头,中国革命到了危急关头,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关头。在此大厦将倾、狂澜既倒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以对国家的深刻忧患、对民族的责任担当,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联系在一起,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长征的胜利,实现了我们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宣传了党的主张,播撒了革命火种,锻炼了革命力量,造就了无坚不摧的队伍,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长征的胜利,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新的落脚点,找到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为抗战的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成为中国革命的奠基礼。中国革命后来取得的一切胜利,无不凝结着长征的不朽功勋。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实质性地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征程。所以,习总书记强调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记者:习总书记在讲话中鲜明强调:“长征的胜利,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力量”。请问,长征的胜利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之间有何必然联系?

刘光明:我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是取得长征胜利的首要条件,是长征精神的核心内容。长征前夕,红军总政治部明确强调,“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号召全党和红军将士“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长征途中,红军将士始终抱定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政治信念,在饥饿、寒冷、疾病和死亡面前保持革命乐观主义,宁愿丢掉性命也不愿掉队离队,这是听党话、跟党走的生动体现;各路红军自觉坚持以党的事业为第一生命,虽然独立实行战略转移,但始终坚持在大局下行动,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做到“形散神不散”,这又是听党话、跟党走的生动体现;红一、四方面军广大将士坚决抵制张国焘的阴谋分裂活动,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贯彻执行中央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正确方针,这同样是听党话、跟党走的生动体现。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长征中红军将士的所有政治活动和军事行动,都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长征途中,广大红军官兵坚决做到不拿沿途群众的一针一线,留下了许多秋毫无犯的佳话。长征途中,大部分路程经过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长征中红军总部专门成立了少数民族委员会,制定贯彻有关民族政策,红军将士无论走到哪个少数民族地区,都充分尊重该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长征途中,红军将士还把完成战略转移任务与打土豪、分田地结合起来,与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为沿途人民群众谋解放、谋权益、谋实惠。红军爱护群众,群众拥护红军。从红军将士的行动中,各族群众深切感受到他们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因而自觉自愿地做红军队伍的向导,为红军筹款筹粮、烧水送饭、收集情报、救护伤员,不少民众还直接参加了红军队伍。整个长征过程中,红军各部队共筹集了上万吨粮食,补充了约2万人的兵员。长征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红军将士以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必然结果。

   记者: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世界范围内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和研究层出不穷”,国际社会是怎么认识和评价长征的?

赵周贤:作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故事在世界上广为流传,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根据资料,1935年的7月,苏联的《真理报》就发表了系列报道红军长征的文章,称长征是“真正革命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大无畏气概的卓越范例”。1937年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首次向西方世界全面报道了红军长征的经过。他在书中描述道:“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1985年,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部长达30万字的著作中,称长征是“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件”,“是一曲人类求生的凯歌”。还有人说:与长征相比,犹太人从埃及出走,希腊人从波斯向黑海撤退,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拿破仑进军莫斯科,这些人类历史上荡气回肠的远征都黯然失色。1999年,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编辑的《人类1000年》一书,邀请了世界百名自然和人文科学家,评选出从公元1000年至公元2000年之间,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件重要事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毫无悬念地入选。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红军长征是20世纪最能影响世界前途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迸发出的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跨越时空,跨越民族,是人类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史诗。”

 记者: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阐释了长征精神。我们应当如何把握长征精神的内涵?

赵周贤:长征精神概括的五个方面,即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高度认可,这个概括全面准确科学,不会轻易更改,也没必要更改。今天,我们纪念长征、弘扬长征精神,最重要的是结合新的实际,在新的长征路上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继续奋勇前进。这体现的是继承和弘扬的关系。

长征精神的这五个方面内涵,如果用比较简短的词语来概括,我认为就是:理想如炬、信念如钢,迎难而上、坚韧顽强,独立自主、实事求是,顾全大局、紧密团结,依靠人民、患难与共。今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 “人民要论”刊发了我们撰写的文章《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结合长征的历史对这五个方面作了较详实的阐发,可以作为深入领会习总书记“10·21”重要讲话关于长征精神论述的参考。

记者:习总书记强调:“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其中,“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是对长征精神定位的新表述,对此您怎么理解?

刘光明:新形势下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我们要充分利用长征精神这一重要资源,使之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我认为长征精神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长征精神是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内涵的精神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单从字面上看,与长征精神没有直接联系。然而,必须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化最深沉、最本质的东西,它决定着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与方向。这个最深沉、最本质的东西,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具有多个本源,其中包括历史上我们党的革命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很显然,长征精神,就是我们党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征精神确实是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内涵的精神源泉。新形势下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本源的理解,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根脉的认识。

第二,长征精神是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的精神基石。在长征这场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红军将士通过顽强斗争铸就了长征精神,同时也指明了斗争实践这一培育崇高精神的主要途径。新形势下,我们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是多方位、立体式的,包括理论武装、道德教育等等,其中特别重要的一条就是斗争。习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的伟大斗争,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以敢于斗争的担当精神和善于斗争的科学方略,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这是当代中国由大向强发展新阶段的基本实践,也是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路径。与长征中的革命斗争相比,新的伟大斗争在斗争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很大变化,但斗争作为培育路径则是不可更替的。

第三,长征精神是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的精神航标。人民的力量只有在正确的统一领导下才能汇聚成强大合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长征中的红军将士无条件地以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使全党全军凝铸为一块整钢。当前和未来一段历史时期,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突破强国跃升面临的各种瓶颈和藩篱,亟须进一步凝聚起披荆斩棘、闯关夺隘的中国力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是同质同向的,有利于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集起中华民族向世界舞台中心挺进的磅礴伟力。

记者:近年来,一些人打着“解密历史”“还原真相”等幌子,以历史虚无主义为武器,随意甚至恶意、肆意解构长征历史、戏说长征历史、消费长征历史、杜撰长征历史,企图抹黑长征丰碑,诋毁长征英雄。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正本清源,有力澄清了在长征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对人们的影响。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赵周贤:对于那些误读长征历史、诋毁长征英雄的错误观点,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理直气壮地予以批驳,要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理解长征历史。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对红军面临的艰难环境,对红军将士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进行了多次阐述,这有力澄清了那种否定我们党和红军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错误看法。在长征这场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红军将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演绎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战争奇观。

历史虚无主义者对长征英雄及其英雄精神的否定,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进一步的成长,害莫大焉!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苏联正是在一阵阵毁灭英雄的恶潮中轰然坍塌。

习主席在讲话中指出“自知者英,自胜者雄。”今天,我们弘扬长征精神,不仅要确保基本历史事实不被歪曲、英雄不被诋毁诬蔑,更重要的是把长征精神贯彻在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实际行动中。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必须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特别要勇于继承和弘扬长征英雄身上彰显的伟大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关于备战打仗、改革强军的一系列决策指示,清醒面对忘战懈怠这个最大危险,坚决摒弃和平积习和骄娇二气,继承和涵养长征英雄那种赴汤蹈火的胆气、一往无前的士气、所向披靡的锐气,努力把部队锻造成为国家之剑的寒锋利刃,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使命任务。总之,我感到,当好红军传人,传承红色基因,既是对长征精神的最好弘扬,也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最好反击!

    记者: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提到“新长征”,什么是新的长征?

徐志栋: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告诫我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从那时起,“长征”已然被赋予多重意义。长征,从一段具体的路程,升华为现实与理想交织的远征,成为中国人民最熟悉的比喻之一。而对于用血肉之躯铺就二万五千里征程的政党和军队来说,长征精神更是已经永远融入了生命。长征之后,历史翻开了一页又一页。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到拉开改革开放的帷幕,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长征”一次次被赋予全新的内涵。红军长征胜利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波澜壮阔的伟大长征,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的: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要达到理想的彼岸,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总书记强调,我们这一代人新长征,同当年的红军长征相比,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走过的新长征之路相比,虽然在环境、条件、任务、力量等方面有一些差异甚至有很大不同,但都是具有开创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事业。当今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面对的严峻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道路广阔而风险犹在,前景壮丽而充满艰辛。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在新长征的征途上,我们一定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努力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记者:习总书记在阐述新的长征路时,强调要“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进展,夺取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成效,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这是首次将“三个伟大”并列提出,其中新的伟大斗争主要是指什么?

赵周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郑重宣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理解,这一庄严宣示,是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安邦实践的政治定位,集中表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攻坚克难精神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意志和信念。在社会主义中国由大向强迈进的历史阶段,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就是要立足新的更高起点,以敢于斗争的革命胆略和善于斗争的科学方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排除障碍和干扰,化解危机和风险,增强动力和后劲。当今世界,由于受国际国内诸多特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国梦不可能轻轻松松地实现,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特别要看到,当代中国发展已处于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公里”,我们日益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也日益靠近“世界擂台”的中心,决胜征程绝不会一帆风顺。在这个关键跃升和聚力冲刺阶段,奋力一跃,梦想成真;放弃斗争,功亏一篑。

我们还必须看到,这场伟大斗争的艰巨程度世所罕见,由此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的严峻考验也世所罕见。它所触及的诸多矛盾问题,往往是盘根错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互为因果,甚至是矛盾之中还有矛盾、问题背后还有问题。面对错综复杂的斗争,如何做到既防止顾此失彼,又分清轻重缓急,既抓住矛盾的要害,又拧住问题的症结,准确把握斗争的时度效,能动驾驭斗争的主动权,将始终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破解的难题。

记者:习总书记在讲话中,非常鲜明地指出,“长征是人民军队的光荣,光荣的人民军队必须永远继承红军长征的伟大精神和优良作风。”作为一名军人,您是怎么理解的?

徐志栋: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长征锻炼了人民军队,长征磨练了人民军队,长征成就了人民军队,长征开启了人民军队发展的新起点。”在新的形势下,“坚持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深入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是我军进行的新长征。现在,我军已发展成为诸军兵种合成、加快向信息化迈进的强大军队。但军队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发展和安全需求相比,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前进路上一系列难题需要破解。我们必须像当年的红军将士那样,万众一心,奋力前行,在新的长征路上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要紧紧扭住政治建军不放松。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的立军之本。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是无比宏伟的事业,其间充满艰巨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对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复杂变化,军队政治工作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挑战和考验。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永远做红军的传人,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努力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

要紧紧扭住改革强军不放松。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涉及国防和军队深层次利益关系和体制结构,深刻性、复杂性前所未有,难度也前所未有。面对难啃的“硬骨头”,必须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抓好改革决策部署的落实。要正确对待利益关系调整,面对机构调整变化、岗位地位变化和进退去留,站在党、国家和军队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高度思考问题、对待得失,展现当代中国军人的崇高价值追求和责任担当,在改革大考中交出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要紧紧扭住依法治军不放松。长征路上,红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不进民宅,不违禁令,公平买卖,救死扶伤,是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走向胜利的。作为新型人民军队,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用严格的法规、严明的纪律建军治军,积累和创造了许多宝贵经验。新形势下,我军正以强军目标为引领,加快战略转型,打造世界一流的现代化人民军队。军队现代化水平与军队的法治化是一致的。我们必须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在坚持和弘扬我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推动实现治军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

要紧紧扭住备战打仗不放松。军队是为打仗而存在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中,武器简陋的红军官兵常常处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追击、堵截、合围中,平均三天一次激烈战斗。血与火的洗礼,熔铸出不可战胜的人民军队。当前,我国安全和发展的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周边热点增多、燃点降低,海上安全威胁凸显,家门口生乱生战的可能性增大。能战方能止战。我们必须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强化官兵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思想,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坚持一切建设和工作向能打胜仗聚焦,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记者:习总书记强调“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把握方向、统揽大局、统筹全局,为实现我们的总任务、总布局、总目标而矢志奋斗。” 总任务、总布局、总目标指的是?三者是什么关系?

刘光明:总任务指的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也就是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总布局指的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也叫总体布局,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也就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至于总目标,习主席“10·21”重要讲话中没有明确,但从上下文来看,似应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我理解,总任务、总布局、总目标的关系十分紧密。总任务与总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总任务,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二者是同一。实现总任务和总目标,必须进一步坚持和拓展总布局。我们党曾先后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党的十八大又将其拓展为“五位一体”。可以预见,为了实现总任务、总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还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记者:习主席在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这“三个最”,是习主席在讲话中首次并列在一起提出,这有何意蕴?

赵周贤:这“三个最”并列在一起,表明我们党将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这个保证更坚强、这个特征更鲜明、这个优势更突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习主席在今年“七一”重要讲话中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次“10·21”重要讲话将“三个最”并列到一起,虽然每个最都不是首次提出来的,但“三个最”并列到一起则是首次,凸显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视和强大决心。

为什么习总书记这么重视党的领导呢?从历史上看,我国实现由乱到治,靠的是党的领导。从1840年至1949年的100多年间,既是中华民族遭遇列强欺凌的屈辱史,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寻求由乱到治的奋斗史。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终于实现了由乱到治的伟大历史转折。完全可以说,党的领导是近代以来中国实现由乱到治转变的决定性因素。

从现实看,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政党关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在政权运作方式上,坚持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在协调利益关系上,坚持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照顾同盟者的具体利益;在民主形式上,坚持充分协商、广泛参与。这样的政党制度和领导体制,保证了党的领导是坚强的而不是软弱的,保证了党的大政方针能够在集思广益基础上达成最广泛共识,确保全中国成为“一盘棋”而不是“一盘散沙”。这是把“百国之和”凝聚成“一块整钢”、创造“中国奇迹”的奥秘所在。

面向未来,也只有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中华号”巨轮才有 “压舱石”,才能闯过深化改革攻坚期、深水区的险滩,驶向“潮平两岸阔”的新境界。

现在敌对势力最希望的就是我们放弃党的领导,用力最多的就是千方百计企图颠覆我们党的领导。必须看到,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颜色革命”、“和平演变”就必然在国内发生,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进程可能被打断,甚至连国家稳定、社会安定都无法保证。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清醒,保持强大战略定力和政治定力。

长征档案,留住人类珍贵的历史记忆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震惊世界的英雄壮举,被称为“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百折不挠的象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真实地记载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长征是在极端艰险条件下的战略大转移,前后跨越中国十几个省,总行程达数万里,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档案能保存至今,弥足珍贵,对研究中国革命史极具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在抢救、收藏、保护长征档案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长征档案主要有哪些内容?如何认识长征档案的重大意义?就此,记者日前专访了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李明华。

长征档案收藏主体在中央档案馆

记者:近年来,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在抢救、收藏、保护长征档案等方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李明华:长征档案从档案形成的角度来讲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我们党和红军形成的档案,大都在中央档案馆,主要是我们党在长征过程中形成的会议记录,发出的电报、指示。这些档案在长征路上形成,并带到延安,又从延安带到西柏坡,直至最后带到了北京。另一部分是当年国民党围追堵截红军队伍时所产生的档案,主要存留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云南、贵州等省级档案馆。

2003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文献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国家档案局从2002年以来,先后评审了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长征档案是第二批列入其中的。我们一直从入选项目中,选择具有世界意义的项目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对于长征档案以及所有馆藏档案,中央档案馆和省级档案馆都有专门的标准化库房加以保管,库房的温度、湿度都是有标准要求的,保持相对稳定的湿度和温度可以防止纸张发霉、变脆。同时还采取“八防”措施,包括防火、防光、防鼠、防有害气体等,确保档案不受到任何损害。

“长征档案内容以‘电报’为主”

记者:中央档案馆馆藏的长征档案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李明华:长征档案的内容主要包括长征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的会议记录、发出的文件和电报,这些档案的原件除个别的在战争年代有损失外,主体都完好保存了下来。比如,当时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1935年5月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出的第一次提出“长征”的布告。

整体来说,长征档案内容以“电报”为主。1935年10月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张浩(林育英)从共产国际带回了密电码,恢复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一直到1936年11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这段时间所形成的电报文件,都较为完整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绝大部分已对外公布。

 对人类珍贵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的保护

记者:请您选取馆藏长征档案的例子,讲讲其背后的故事。

李明华:在长征时期,有些档案因战争没有保存下来。特别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意义的遵义会议,由于当时情况危急,未能留下会议记录等原始档案文献。所以长期以来,虽然对遵义会议的主要情况是清楚的,有的回忆文章也介绍了一些情况,然而由于时间久远,对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参会人员、解决问题的过程等,讲得不是很准确。

关于会议召开的时间,很长时间都是以会议决议标明的通过时间1935年1月8日为依据,前推两天,认为是1935年1月6日至8日召开的。1984年9月,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依据中央档案馆馆藏1935年1月13日24时以“恩来”名义致李卓然、刘少奇的电报:“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来遵义城”,认定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月15日至17日。

关于会议的内容,因为没有会议记录,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关会议组织变动的文献记载,同样是长期以来不得其详。1957年1月,中央档案馆接收了苏共中央移交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其中有一件《(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着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目的、参会人员和作出的决议,但究竟是谁写的、什么时间写的,都不清楚。1982年4月23日,中央档案馆把这份提纲的复印件报送给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邓小平、陈云、聂荣臻、杨尚昆、伍修权(时任翻译)同志,请他们审阅,看看是谁写的。除陈云同志外,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很快回复说不是自己写的。陈云同志仔细辨认了这份提纲复印件,委托秘书转告中央档案馆:“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是我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时间大约是在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为进一步确认,陈云同志还调阅了原件。他说:“原稿用的纸不是好纸,一看就是‘拍纸簿’上撕下来的,这种本子那时在遵义是能够买到的。”

据手稿记载,在解决组织问题上,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会议还决定,决议发出以后由常委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达会议精神。提纲就是由此而来的。

红军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战略大转移,历尽千辛万苦,大半指战员牺牲在征途,在每个亲历者心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留下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忆、争取援助,1936年8月5日,毛泽东亲自起草致各部队首长的电报和一封致参加长征同志的信,为出版《长征记》征稿:“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又向各部队发出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至1936年10月底,共征集到稿件200余件,50多万字,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从中选定110篇,30余万字,以《二万五千里》为书名,1942年刊印。

1942年11月20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红军长征记》“出版的话”写道:“《红军长征记》一书(原名《二万五千里》),从1937年2月22日编好直到现在,已经5年半以上了,其间因编辑的同志离开延安,而伟大的抗日战争又使我们忙于其它的工作,无暇校正,以致久未付印……本书的写作,系在1936年,编成于1937年2月,当许多作者在回忆这些历史事实时,仍处于国内战争的前线,因此,在写作时所用的语句,在今天看来自然有些不妥。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参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来面目,一字未改”“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字的人们,他们的文字技术均是绝对在水平线以下,但他们能以粗糙质朴写出他们的伟大生活、伟大现实和世界之谜的神话,这里粗糙质朴不但是可爱,而且必然是可贵”。

 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记者:请您结合现实,谈谈长征档案的意义有哪些?

李明华: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高举抗日救亡旗帜,粉碎上百万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长征,创造了中外历史的奇迹,成为举世闻名的伟大事件,被称为“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埃德加·斯诺),“是一次体现出坚忍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蒙哥马利)。长征不仅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而且形成了举世钦佩的长征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百折不挠的象征,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象征,它还超越时空走向世界,在人类活动史上树立了一座无与伦比的丰碑,成为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

红军长征是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实施的战略大转移,前后跨越中国十几个省,总行程达数万里。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档案真实记载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以惊人的毅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艰难险阻,经受饥饿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的分裂危机,最终取得胜利的历程。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主要成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都参加了长征,并都在长征中形成了档案文献。上个世纪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的将领,很多是经过长征考验的。通过长征档案可以看到,红军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彰显了红军在长征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

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军长征胜利,充分展现了革命理想的伟大精神力量。现在,时代变了,条件变了,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我们要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万众一心、顽强拼搏、奋勇前进。”我们要继承和弘扬好伟大的长征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决心有恒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长征永远在路上。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要缅怀先烈、不忘初心,走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路,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浩气永存中华魂 英雄永在后辈心——访左权将军之女左太北

1952年“六一”儿童节,毛主席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八一学校学生左太北(左三)等七名少先队员代表,接受了优秀作业献礼,并勉励同学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做革命的下一代。(中红网红色图库)

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包括左太北在内的北京八一学校少先队员们。右二为左太北。(中红网红色图库)

毛主席和左太北亲切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毛主席为左权将军题词:“为左权同志报仇”。(中红网红色图库)

王政柱作战科长(右1)和左权副参谋长(右3)1941年5月摄于山西武军寺八路军总部。(中红网红色图库)

王政柱和罗健在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总部的结婚照。1943年5月30日,天气已经热了,可他们还穿着棉袄。(中红网红色图库)

王政柱(左3)和夫人罗健(左4)与左太北(左2)一起在邯郸华北烈士陵园为左权将军扫墓。(中红网红色图库)

王政柱与罗健登上十字岭祭拜左权。(中红网红色图库)

中红网一行采访左太北。自左至右:江山、王延、左太北、丁一心。(陈俞静摄)

左权将军的佩枪——德国造3号左轮手枪。现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军博)军械馆中长年展出。(中红网红色图库)

    中红网北京2017年6月12日电(江山、陈俞静、布铁威)六月北京,阳光灿烂。带着对抗日英雄与烈士左权将军无比崇敬的心情,中红网一行在老红军王政柱少将之子王延、丁秋生中将之女丁一心夫妇的带领下,来到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探访住在这里休养的左权将军之女左太北。只见她坐在轮椅上,慈眉善目,年近八旬,精神尚好,说起父亲的故事,显得神采奕奕,可以看出她内心对父亲的无比崇拜,透出的是满满的自豪感。

“我父亲牺牲的时候,彭德怀在山下,我父亲在山上”

王  延:太北大姐,你好!今天我们来看望你,同时也是采访你,这是中红网的几位记者。
左太北:好啊,欢迎你们来。
 江  山:太北大姐好!
左太北:我和王延啊,是扯不断的关系。我父亲牺牲的时候,彭德怀在山下,我父亲在山上,带了好多机要人员,大多数是些女同志。当时,天上飞机轰炸,对面山上又有枪击。这些女同志走不动,又没有战斗经验,因为她们大多是机要人员。后来,我父亲就指挥她们,让她们快点走,她们走不动,我父亲就一个个地拽。
王  延:拽的其中一个女同志就是我母亲,叫罗健。
左太北:是吧,拽的是你母亲。那我说的一点也不假,一点也没说错。
王  延:是的。
左太北:王延,我再问你,你父亲是不是也和我父亲在一起?
王  延:对啊,我父亲叫王政柱,左权将军的老部下。
左太北:我父亲牺牲的时候,他们在一起?
王  延:对!我妈是机要科的,我爸是作战科科长。那是1942年5月25号上午,日本鬼子不是把他们包围了吗?左权、彭德怀、罗瑞卿、杨立三四个首长,决定分三路突围。这时,彭德怀不肯走,他要和大家在一起,左权就命令我父亲,带一排人先把彭德怀送出去。彭德怀不走,左权对彭德怀说,你是大局,你在八路军就在,就这样把彭德怀推上马走的。当时只有一个连的部队了,司令部就一个警卫连,那个警卫团干什么去了呢?到北边黎城,去黄崖洞保卫那里的兵工厂去了,他这儿没什么兵了。所以,左权将军在十子岭牺牲的时候,身边就没有部队了,都给派去掩护大家撤退了嘛。
所以,彭德怀先走了以后,左权就带着司令部的和北方局向十字岭方向突围。当时他拉着我母亲,我母亲当时只有18岁多点儿,还不到19岁,有先天性心脏病,她是跑不动的,左权将军就拉着她,机要科有六七个女机要员,左权拉着我妈走,其他人就跟着一块走。左权就是先保护这些机要员,不能落到日本鬼子手里,如果密码一丢失,那就是灭顶之灾了。
我母亲跑着跑着,一滑掉沟里了,警卫员就下到沟里,把她给推上来。当时左权身边有两个警卫员。我母亲对左权说:“14号,你先走,你先带领大部队突围,不要因为我影响大家。”左权参谋长就对我母亲说:“你原地不动,不要往山上跑,也不要往小路跑。”到了十字岭山下的时候,左权又让司令部的一个同志,把我妈给拖上山了。我妈到十字岭山上,看见左权,在还有20多米的时候,她就迎上去报到,话还没出口,又一轮炮弹袭来了。
这是我妈几次接受采访的原话,我妈说,这是第三轮炮弹,前二轮的时候,左权参谋长命令大家卧倒。那个时候山上非战斗人员比较少,卧倒都没有事。这一轮炮弹,北方局学员都上去了,炮弹袭来了。这个时候左权大喊命令大家卧倒,他却站着,他不能自己先卧倒,他自己先卧倒怎么指挥啊!他让大家都卧倒,没有顾得自己,等到大家都卧倒的时候,炮弹袭来了,就慢了半拍,这是我妈的原话,我妈就看见左权的后脑袋给削掉了,当时就壮烈牺牲了,我妈哭了三天三夜。当时,组织上要求保密,不让往外讲。年长的警卫员老郭被左权派去回原路找丢失的文件包不在身边,就由那个年轻的警卫员小张和3个北方局的学员,四个人把左权掩埋了。他们把左权的遗物和佩枪带上,傍晚的时候,过清漳河到小南庄那个地方,找到我父亲,我父亲就向彭德怀报告了,把佩枪交给彭德怀。当时,彭德怀面向窗户,背对大家,悲极无语,潸然泪下,他就把这个枪推给我父亲,我父亲就一直留着这个枪,成为他的佩枪,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给军博了。
我父亲说,这一生极少看到彭德怀流泪,他是出名的硬汉,但这次他真的哭了。现在电视剧里演的那个彭德怀,动不动就流眼泪,那不是彭德怀,这一点演的不像。
左太北:王延,我问你今年有多大了?
王  延:我是1944年4月15日生日,我比你小四岁。父亲生前总跟我们说:没有左权将军,你妈就突围不出去,就没有你们三个孩子,爸妈总给我们讲,老惦记这个事。
左太北:在他脑海里,留下了印象深刻。
王  延(哽咽):非常深刻啊!我爸妈常说,左权伟大在什么地方?他的伟大在,上救彭德怀,下救我母亲这样的机要员,在十字岭上让大家卧倒,掩护大家,全然不顾个人安危。我爸爸还给我们讲,由于王明对左权伯伯迫害,他当时还带着留党查看处分没撤销,受这么大的委屈,工作还照样做,没有影响他干工作。他不计较个人得失,顾全大局,把自己的一切和生命,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抗日战争胜利。我爸爸一提到左权就流泪。他对我爸爸个人而言,是恩师,教我爸爸提高文化和写作水平。左权从苏联学习回来,制定了很多的战斗条例条令。我父亲在战争年代和解放后,把这些东西都用到了工作中,使他成了一名优秀的部队指挥员,所以,我们永远的怀念,永远的学习左伯伯。现在,我在井冈山和延安讲课,每一次讲课都要说,我们要永远学习左权伯伯,永远纪念左权伯伯。
左太北:所以,我们现在的解放军保卫祖国,应该有个精神,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精神。
王  延:现在缺的就是这个,要是有这个精神,就不会出这么多腐败。真的,如果他们心里想着左权将军,发扬他的精神,就不会出现这些事情。
左太北:谁会想左权,有的人早忘了。
王  延: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江  山: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是不会忘记的。

“毛主席对我们这些烈士子女一直很关心”

江  山:太北大姐,我刚才看到你的房间里,有毛主席和你的合影,这是哪一年的事儿啊?
左太北:这是1952年“六一”儿童节,在中南海里,毛主席亲切接见了北京八一学校的学生。你看这张合影上面,左三是我,我后面那个高个儿是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左边第一个是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毛主席左边的是宋任穷的女儿宋勤。
江  山:毛主席当时跟你们说了些什么话吗?
左太北:毛主席当时勉励我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做革命的下一代。当时,毛主席知道我是左权的女儿,就把我单独拉出来照了一张。
王  延:我记得太北大姐以前告诉过我,当时毛主席专门问了你们的名字,问到太北大姐时,知道你是左权的女儿,还问起了你妈妈刘志兰现在怎么样了,很关心你们呢!
江  山:我从网上看到,左权将军牺牲后,毛主席亲笔题词:“为左权同志报仇。”1952年11月1日,左权将军殉国10周年之际,毛主席在视察南方的归途中,专程在邯郸下车,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缅怀了左权将军。
王  延:我也知道这个事,当时太北大姐曾经告诉过我,毛主席到邯郸烈士陵园去的时候,还向你爸的墓,脱帽致敬,向有关人员打听太北大姐和你妈妈的情况。
左太北:是这样的,毛主席对我们这些烈士子女一直很关心,非常关心我们烈士后代的成长。

“彭德怀伯伯把我当做自己的女儿来养了”

江  山:请问太北大姐,周总理、朱老总接见过你吗?
左太北:没有。最近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彭德怀》,你们看了吗?我给你们讲,彭德怀那个电视剧,我看了二遍,好多地方拍得还挺真实的。
王  延:是啊,电视剧确实拍得不错,演左权伯伯的那个演员,也演的比较好。
左太北:就是左权老穿那个大衣这一点,我觉得不真实,他从来没有穿过日本大衣,那是国民党大衣吧?
王  延:那是日本鬼子的大衣,1938年平型关大捷缴获的,我爸爸也有,还有皮帽子,都是缴获的,左权确实有个大衣,这都是考证过的。
左太北:那看来是真的了!你们知道吗?我的名字还是彭德怀取的。不知你们知不知道,我生的时候是一个外国专家接生的。
王  延:那个外国专家叫什么,还记得吗?是不是柯棣华?
左太北:不是,那个时候柯棣华还没去。
王  延:您是在延安出生的吧?
左太北:不是,就是在太行山生的,你看这张照片(指着左权和夫人刘志兰抱着左太北),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当时我刚生下来三个月,还抱着呢。我母亲是延安的学生,还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要回延安上学了,临走前照了一张像,这张照片就是最好的历史证明。
你们知道吗?我爸妈是彭德怀介绍的。有一年,彭德怀回延安,延安到处都是前来参加抗日和学习的女学生,她们学习之余就在延安操场里打篮球,朱德、彭德怀就在那里看打篮球。浦安修是北京的学生,上海人,长得比较漂亮,很显眼,虽然她的篮球打得不好。她们那时候哪有几个真正会打篮球的?朱德就给他们介绍,彭德怀一眼就看上浦安修了,彭德怀和浦安修就这么认识了,后来结婚了。
 江  山:篮球场上的婚姻。
左太北:是的。因为我母亲和浦安修关系比较好,他们就把我妈介绍给我爸了。我父亲那个时候一直在太行山,没回延安。后来我母亲就去太行山,找我爸去了。我妈去太行山的时候,浦安修已经到了太行山,她比我母亲先去。
所以,电视剧里演的,我一天到晚看的,还都是真事。我就出生在太行山的北边,当时已经到武乡了,在那里一个八路军的小医院生的。彭德怀跟我父亲,整天俩个不分彼此。彭德怀就说,这姑娘就叫太北吧。因为那个太行山就在武乡那边,是太行山的北边,我的名字,就这么定下来了,是彭德怀给取的名字。这都是历史的瞬间了。要是没有这张照片,我还是不是左家人,都不一定有人相信了,是吧?现在这里就有一个证明,挺难得的。后来,我也挺奇怪的,我觉得所有的事,都是应该发生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就在彭德怀家里生活,可以说是彭德怀养大的,就在他们家里长大的。因为我父亲跟他一块儿打仗,他下了山,我父亲在山上牺牲了,所以,我觉得彭德怀伯伯把我当做自己的女儿来养了。当时他家里还有他一个从湖南老家来的侄女,叫彭钢。那时候,彭德怀住在中南海,我们都跟着他在那儿住。我们俩住东屋,中间一个过道,她住一间,我住一间,我们俩在那儿住了好长时间。
江  山:那是五十年代吧!
左太北:是啊,那都是在上中学。彭德怀确实就把我当他女儿了,说实在的,我父亲牺牲那次,他下山了,我父亲还在山上,他就觉得他有义务管我,就一直把我养大。我呢,那时候上中学不太懂事,我就觉得,他好像就是我父亲。所以,在中南海,他说我不锻炼,就带着我跑步,后来,工作就在航天部,还有那个哈军工,电视里演了。
王  延:都演了,太北姐有个特型演员,演得还可以。
左太北:喔,记不清了。还有个事,抗美援朝时候,彭德怀伯伯一直在朝鲜,浦安修一直在西北兰州工作,彭德怀伯伯之前也是在西北工作,跟习仲勋关系一直挺好。后来,抗美援朝的时候,彭德怀伯伯去朝鲜,浦安修去朝鲜看彭德怀伯伯,习仲勋还陪着她去的。
江  山:习仲勋也去过朝鲜?
王  延:对,有这个事,习仲勋带着慰问团去的,他借这个机会,把浦安修带到朝鲜去的,那个电视剧里,彭德怀说让她赶快回去,前方打仗不要影响打仗。
左太北:其实彭德怀和习仲勋早就认识了。他们都在西北,彭德怀解放战争的时候。
王  延:对,解放西北全境了。
江  山:那他们是老同志,老战友了。
 左太北:习仲勋一直在西北,他搞革命一直在西北,这一段电视上都讲了。
王  延:《彭德怀》的电视里面有这么一个镜头,习仲勋受毛主席的委派去报到,正好彭德怀和我父亲在商量作战计划,习仲勋就说我来报到了,彭德怀就介绍说,这是王政柱副参谋长,我父亲也是那一天,才认识习仲勋的,才真正有接触的。
左太北:你爸爸的镜头,我在电视里也看到了,就那个彭德怀的电视里。
 王  延:对,后来我父亲一直跟彭总当副参谋长,帮助他谋划。
江  山:网上传说后来彭德怀和浦安修离婚了,有这回事吗?
左太北:没有,浦安修不是到师范大学当党委书记嘛,当时因为工作忙,她就住到学校里去住了。
王  延:她要是离婚的话,那么三中全会以后,不可能确定她是彭德怀夫人的地位。当时迫于压力,她要求离婚,但没有得到批准。这个问题得谅解她,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决定的。

“我父亲就是为国家的江山面牺牲的”

江山:太北大姐,我看到过这样一段文字。百团大战前夕,你父亲一直忙于战斗准备和部署工作,但仍抽空去看望了你母亲和你。你母亲抱怨你父亲长时间不来看望,你父亲便自己拿起炕头上的脏尿布到河边洗干净、晾好,又端起碗给你喂米汤。待你母亲气消后,你父亲才耐心地解释目前的时局和前线情况,使你母亲破涕为笑。你父亲为你母亲安排好去延安的事宜后,便又很快地返回了前线。此后,在百忙当中,你父亲经常给你母亲写信,对自己未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职责,请求你母亲原谅。你母亲在你父亲牺牲后,曾带着深情写道:“想到你那眷眷的难忘的心,使我负疚更深。”从这里可以看出,你父亲对你母亲和你的深情,这位戎马一生的铁血将军鲜为人知又动人心魄的侠骨柔肠。听说你父亲给你母亲一共写了11封家书,你还专门出了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书。我们可以看一下吗?
左太北:是的,叫《左权家书》。你们如果要的话,可以买。
江山:好的,我们中红网今天来了三个人,每人买一本(马上把钱掏了出来)。
王延:我买四本吧(也把钱掏了出来)。
江  山:太北大姐,这些信的原件现在放在什么地方?
左太北:原件在卢沟桥抗日战争博物馆。
江  山:请太北大姐在书上给我们签个名吧(把名片递了过去)。
左太北:你叫江山,这个名字很好啊!我父亲就是为了国家的江山而牺牲的。
江  山:太北大姐,我早就看过这本书,在社会上影响挺大的。我们中红网的同志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本《左权家书》,继承左权将军的精神。
左太北:这本书呢,老红军王定国的丈夫谢觉哉,当时是内政部部长,邯郸父亲陵园修墓上的那个匾,就是谢觉哉用毛笔字写的。我母亲很有心,把父亲写的信,都保存下来了。在抗日战争时期,能保存这些信,很不简单啊!有我父亲写的信这个实物,这个假不了,所以后来又出了书。
丁一心:王延,你经常到井冈山、延安去讲课,以后去时可以带上太北大姐签名的书,代表大姐给朋友们送去,让他们永远记住左权伯伯。
左太北:不是记住我,也不是记住我爸爸,是记住抗日战争和抗日精神。我现在啊,住在养老院里,不看别的,就光看这些相片,看这本书,就很有历史意义了。
 王  延:是的,我们要永远纪住无数的革命先烈,让一代一代的青少年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得来的,真是来之不易啊!
左太北:就是,咱们和平幸福的生活,来得很不容易,希望年轻人多努力啊!我看电视,日本军国主义现在还老找茬。
王  延:是啊,日本军国主义现在还老找茬,我们要时刻头脑清醒,保持警惕。
左太北:你根正苗红,是不会忘记的。
王  延:是的,我爸爸妈妈不会忘记,我也永远不会忘记。
江  山:太北大姐,后来您妈妈活了多大年纪?
左太北:我母亲啊,不记得了,我母亲后来跟着我继父,在包钢工作。
王  延:是在九十年代初走的。
丁一心:我们合个影吧!
江  山:祝太北大姐身体健康!
左太北:谢谢!

链接一:左权将军简介

左权(1905年3月15日-1942年5月25日),字孳麟,号叔仁,湖南醴陵县新阳乡黄茅岭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将领。1925年,左权加入中国共产党,赴苏联学习;1934年,参加长征;1936年,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左权历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等职务,协助指挥八路军取得百团大战等战役的胜利。1939年,与刘志兰结婚。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左权负责断后,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5月25日,在山西辽县(现左权县)的十字岭突围战斗中被炮弹击中头部,不幸壮烈殉国,年仅37岁。公葬左权的仪式在涉县举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亲笔撰写并手书了《左权同志碑铭》。1946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在河北省邯郸市为左权修建晋冀鲁豫烈士陵园;1950年10月21日,左权灵柩被安葬于晋冀鲁豫烈士陵园。1939年,至1941年,左权撰写了《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战术问题》、《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40多篇文章。1942年,左权与刘伯承合译的《苏联工农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被第十八集团军(即第八路军)总司令部列为步兵战术教育的基本教材。

链接二:领袖称赞左权将军

左权是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八路军最高将领。他驰骋疆场、战功赫赫,深得毛主席的信任和重用。左权短暂而光荣的一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长征时期,毛泽东称赞左权是“神枪手”。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左权军事文选》里说:“左权他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这个人硬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左权将军牺牲后,毛主席亲笔题词:“为左权同志报仇。”1952年11月1日,左权殉国10周年,毛泽东在视察南方的归途中,专程在邯郸下车,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缅怀左权。

长征时期,朱德称左权是“模范军人”,是“钢铁般坚强、狮虎般勇猛”的优秀将领。朱德还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周恩来于1942年6月21日在《新华日报》撰文说:“左权足以为党之模范”。 周恩来还曾称他是“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

为了纪念左权将军,他牺牲所在地山西省辽县改名叫左权县。

左权陵墓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内。左权墓用青石建造,两侧翠柏掩映,墓前高大的碑楼里竖着墓碑,墓碑正面是周恩来手书“左权将军之墓”,背面是周恩来在1942年6月写的《左权同志精神不死》悼文的节录。墓东面石碑刻朱德《吊左权同志》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西面石碑刻贺龙悼词。并建有纪念馆,陈列着左权将军照片及有关资料。

左权纪念雕塑于1988年经中央批准,在家乡湖南醴陵仙山公园建立了左权将军塑像,邓小平同志题写了“左权将军纪念碑”七个大字。

链接三:左权将军家书(共11封,这里选载4封)

第一封信(1940年11月12日)

志兰:
接何延英同志上月二十六日电,知道你们已平安的到达延安。带着太北小鬼长途跋涉真是辛苦你了。当你们离开时,首先是担心着你们通过封锁线的困难,更怕意外的遭遇。你们到达洛阳、西安后,当时反共潮流恰趋严重,又担心着由西安到延安途中的反共分子的留难与可能的危险。今竟安然的到达了老家——延安。我对你及太北在征途中的一切悬念当然也就冰释了。现在念着的就是不知道你在征途中及“长征”结束后,身体怎样?太北身体好吗?没有病吗?长大些了没有?更活泼些了没有?有便时请一一告我。
你们走后,确感寂寞,幸不久即开始了北局高干会议,开会人员极多,热闹了十多天,寂寞的生活也就少感觉了。现在一切都好,身体也好,希勿担心。
你们走时正是百团大战第一阶段胜利开展之时,不久结束第一阶段又开始了第二阶段,也获得了预定之战果,连克了数十个据点,尤以辽县以西直至榆社一带据点全部克服,缴获极多。缴获的食品吃了很久的时候,可惜你不在没尝到了。在晋察冀方面收复了涞源、灵丘周围不少据点,战果也是很美满的。其他各线也有不少战绩,恕不详摆,想在延安方面也能知道。但是大战发展到第三阶段就有些老火了。敌寇为加强诱降阴谋,以其军事行动配合其政治阴谋,向我各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连续扫荡,因此扫荡与反扫荡便构成了“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全部。这次扫荡首先是以晋东南及平西为目标。经上月六月开始向晋东南进攻,连续来了三次扫荡,每次均以七八天为期,每次扫荡均打到砖壁周围,我们也连续的跑了三次,直至今日大体已经结束,我们也离开砖壁。敌人这几次的连续扫荡,虽一般的在意料之中,但还没有估计得这样严重。一次与另一次的期间这样短促。在反扫荡中虽是分别给了敌人一些打击,尤其是关家垴(石门附近)歼灭敌人一个大队的打击,但我根据地遭受敌寇之摧残是空前的。敌人的政策是企图变我根据地为一片焦土,见人便杀,见屋便烧,见粮食便毁,见牲畜便打,虽僻野山沟都遭受了损失,整个太北除冀西一角较好外,统均烧毁,其状极惨。但砖壁尚依然如故,其他如上河、东田、韩壁等烧得片瓦无存,烟口石门均遭烧毁过。在几次的反扫荡中,敌人打到砖壁附近时我们才离开,因直属机关之笨重,行动实在麻烦,虽没有吃亏,但有些单位有些个人吃苦确不少。尤以最后一次移动时下大雨翻大山,彻夜摸黑,天气骤冷,不少的人变成了泥鬼,真是有点恼火。小宋小吴,汪明唐苏,抱着小孩跑反,颇称狼狈与可怜,假使你还没走的话,不免又要多辛苦一场呢!
此间反扫荡刚结束,敌寇对晋察冀之大扫荡又开始了,估计敌寇对该区的扫荡将更残苦(酷)。总之在国内投降妥协危机更加严重发展,日寇对华北我军的进攻必更加严重,以遂其反共阴谋,今后华北之严重局势也就大大的加重了。过去虽然艰苦,但一般的还不太严重,生活一般的还是安静的,今后恐怕就不然了,跑反逃难的事将愈来愈多,这将是无疑的了。生活愈来愈困难,没饭吃,没钱用,也是不可免的。当然,这也只是战争发展一定时期内之必然过程,渡过了这个时期就会好的。不管这种形式在一定时期内如何严重的发展,对我个人说来是没有什么的,你总可以放心。
志兰:你到达延安后,应即把太北送到托儿所去,你能很快的进学校,这是我的愿望,想你也同感。太北到托儿所后不一定有亲自养育的好,但想来也不会坏的,你应放手些。你是爱求进步也能进步的人,应趁此难得的机会进学校学习一期。
志林对现有工作不甚愿意,曾向我要求调换工作或到延安学习,我已安慰了他,也就没有什么了。他的一切我当关心,我不时叫他到我这边玩,他与一般同志也搞得很好,身体也不坏,你可放心。
志兰:有不少的同志很惊奇我俩真能够分别,你真的去延安了。本来分别是痛苦的,但为了工作,为了进步,为了于党有益,分别也就没有什么了。回想我俩相处一年多以来,是很好的,感情是深厚的,分别后不免同相怀念着。聪明活泼的太北小家伙很远的离开,长久的不能看到她,当然更增加我的悬念。我只希望你一方面照顾着太北,同时又能很好安心的学习,有便时多写几封信给我。志兰亲爱的,最近的期间内恐难见面的,相互努力工作与学习吧!不写了。
志兰亲爱的,祝你安心学习。希望太北建康!
叔仁
十一月十二晚

第二封信(1940年12月23日)

志兰:
托向前同志带给你的信想已收到了。今定义同志去延安再带几个字给你。自敌连续三次向我太北扫荡结束后,我们口口又安然的住下了。经过一度紧张的战斗生活后,现又恢复了如故的安然生活,我的一切均很好勿念。不几天后,一九四零年又过去了,时间真是过得快,你走后四个月了,到延后想一切都好。小儿送托儿所没有?你及小狗的身体都好吗?你进学校没有?有便时望告我。
怪得很,记得去年今日已经很冷了,但今年今日还不见雪,比去年暖得多,农民已担心明年的旱灾,这确是可怕的事。如不幸明年来个旱灾,那敌后抗战事业的困难必更大增。现在各个根据地的工作经过最近许多党的行政的会议,各方面的努力,特别是各种政策之确立与力行,已有不少的进步,一般的更有秩序有条理,更走上正规了。由于国际形势之巨变,日寇之南进北进(扫荡华北)或西进(指向重庆)均有可能,但我们不管他怎样,在目前在本身工作上努力根据地之巩固军队的强大,随时准备着对付敌之北进。
延安的天气,想来一定很冷了。记得太北小家伙似很怕冷的,在砖壁那几天下雨起风天气较冷时,小家伙不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能吃吗?现在怎样?半岁了,较前大了一些,总该好些了吧!希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你的学生黄倜同志无缘无故失踪了,真是一场怪事,现仍在追索中。
你走后,前方的女同志也逐渐减少了。伯钊筱甫及小吴继你之后去延安,唐苏及赵品之夫妇这次又去,剩下就无几了,来者则不见如前之多。
前方一切情形请问去延安各同志,不多述。
我的一切仍然如故,惟食量较前增加,这是好事,但身体并未胖。因为想读点书的关系,夜间睡得较前晚一些,其他都没有变。
亲爱的志兰!以后再谈吧!
祝你努力学习。
叔仁
十二月二十三晚

第三封信(1941年5月20日)

志兰,亲爱的!
一月二十七日与三月七日两信均于最近期内收到。
前托郭述申同志带给你的一包东西:有几件衣服几张花布一封信,听说过封锁线时都丢掉了,可惜那几张布还不坏,也还好看,想着你替小太北做成衣服后,满可给小家伙漂亮一下,都掉了,这怪不得做爸爸的,只是小家伙运气太不好了。
时间真过得快,去年的现在你已进医院了,那时你还怕着这样,顾虑着那样,我也在担心着,但总在鼓你的勇气不要怕,几天后五月二十八日(大概是二十八日我记不准确了)太北就很顺畅的出世了。不久后我才把我去太南时你给我的信交还给你,证明你过多顾虑之非,不是么?到现在,今年的五月二十八差不几天就整整的一年了,太北也就一岁了,这个小宝贝小天使我真是喜欢她。现在长得更大更强壮更活泼更漂亮,又能喊爸爸妈妈,又乖巧不顽皮,真是给我极多的想念与高兴。可惜天各一方不能看到她抱抱她。哪里会忘记呢?在工作之余总是想着有你和她和我在一块,但今天的事实不是这样的。默念之余只得把眼睛盯到挂在我的书桌旁边的那张你抱着她照的像片上去,看了一阵后也就给我很大的安慰了。
牡丹虽好,绿叶扶持,这是句老话。小太北能长得这样强壮活泼可爱,是由于有你的妥善养育,虽说你受累不少,主要的是耽搁了一些时间,但这也是件大事,不是白费的。你要我作出公平的结论,我想这结论你已经作了,就是说“我占了优势你吃了亏”。不管适合程度如何,我同意这个结论。
两信均给我一些感动与感想,你回延后不能如我们过去所想像的能迅速处理小儿马上进到学校,反而增加了更多的烦恼,度着不舒服的日子、不快乐的生活。我很同情你,不厌你的牢骚。当看到你的一月二十七日信时,我很后悔,早知如此,当时不应同意你回延的处置,因为同意你回延主要的是为了你学习,既不能入学,小儿又不能脱身,在前方或许还方便一些。后来看到你的三月七日信,已找到保姆,小儿可以脱身,你可于四月初入学,我也就安心了。
你已经入学了,一定很快乐的努力的在学习着,达到了你的目的也达到我的愿望。我的一切你不要担心,也总可放心。自去年反扫荡结束后,我们搬住一个大庙里,到现在已半年了,环境很平静,生活也很安定。建了一些新房子,种了不少菜,植了很多花,有牡丹、芍药、月季、玉簪以及桃李杏和菊花等。花园就在住室的门口,如去年住的小庙一样,不过这个规模大些。二十一号及王政柱、志林等同志都住在一起,很热闹,特别是花园很漂亮,桃李梨等已经结实了,不久就可以吃果实。牡丹花开得很漂亮,不久才完了。现在芍药花与月季正在开着,比牡丹还漂亮。满院的香味比去年我们驻院的花好得多了。我本来不爱这些的,现在也觉很好,有些爱花的心理了。在我那张看花的照片上你可以看到一些,可是这只是花园的一角呢!你看好不好?你爱不爱?来吧,有花看还有果子吃呢!住地的周围与附近也是很好的。满川的数目结了不少的核桃、柿子、花椒以及其他等等。还有一条碧绿的水流着,真是太幸福了。我依然如故,身体也好,工作之余可以打球,未牙痛有些增加口(缺约36个字)。
志林身体也好,较前似胖了一些,惟没有长高。工作安心,与同志关系也好,有些进步,现在除工作上课外在看《鲁迅全集》。他的一切我当照顾,不必担心。到适当时期他可以而且必须再学习,我已考虑到了。现在的工作于他是适合的,也是个锻炼。
志林看到你一月廿七日信后说:“五姐的性情还是那样的急躁。”我很同意这句话。生太北后你确实受累不少,耽搁了一些学习与工作,但这不是说就全无学习、全无进步,就落后就向后转了,这都不是事实。力求进步不愿后人还是好的,也是必须的。但以为有了太北就“毁灭了自己”,就加上了“重重的枷锁”,我不同意。因为这样的想法只是造成更多的不必要的烦恼与痛苦,造成“情绪很坏”,可能求得进步的机会也将抛弃。太北这样活泼可爱的宝贝不要打她,“打也无济于事”,想来你爱她之心与我是一样的,或许“打她一顿”的话是向我发牢骚的,不是事实。希望这仅只是发牢骚,不是事实,那太北就幸福了。
三月七日的信提到了一些我俩共同生活上以及你回延时的一些问题,你提这些问题的心情我是了解的,我不作任何意外的猜想,但是在别人表面的看来可能作出不同的了解。我俩的感情是深厚的,一切当不致发生问题,虽说你估计我可能愈走愈远,我也不能肯定的回答,如一旦有必要须要我走远或走近时,我是毫不犹豫的担当的,但不管走到哪里去,离开你有多么远,只要我俩的心情紧紧的靠拢在一起,一切就没问题了。我没忘记你,也不会忘记你,兰,相信我吧!
关于共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你感到有些相异之处,有些是事实。部队生活有些枯燥,加上我素性沉默好静,不爱多言,也不常言说,文字拙劣,真诚热情不善表露,一切伪装做作更作不出来,也不是我所愿,对人只有一片直平坦白的真诚,你当能了解。看到共同生活中这些之处而作适当的调剂,使之在生活上更加接近与充实,也有其意义的,我总觉得这只是次要的问题,如果把问题提到原则一些,共同生活更久一些,多习惯一些,那一切也就没问题了。志兰,你认为如何?对不对?
在砖壁时是你极感痛苦的时候,我能了解。现在还时刻想着你带小儿那段生活及回延时,口口口口有许多的事情口口(缺约26个字),是不妥善的,非(口口)事实的,不只是“太感情”,“神经过敏”,“太口口”,而简直是不应该,太欠考虑,太少原则性了。亲爱的志兰,我的终身情侣!我原谅你在苦闷的生活中写出这段话来。我本不愿提起这些,现在还不愿向你作应有的批评,免增你的不愉快,但见面时是需要说明白的,因为刺激我太深了。
我同意你回延主要是为了你的学习,因为在我们结婚起你就不断的提起想回延学习的问题。生太北后因小孩关系看到你不能很好的工作又不能更多的学习,以为回延后能迅速的处理小孩,能迅速的进校读书,当然是很好的。所以就毫不犹豫同意了你的提议,其实在你未提出回延问题以前我已有念头了。你走后有人说左权是个傻子,把老婆送到延安去。因他们不了解同意你回延主要是为了你的学习,我也就不去理会他。而今你亦似不解似的,以“讨厌”等见责,给我难以理解了。我想你的这种了解是不应该的。
志兰,亲爱的,你走后我常感生活孤单,常望着有安慰的人在,你当同感。常有同志对我说,把刘志兰接回来吧。我也很同意这些同志的好意,有时竟想提议你能早些返前方,但一念及你求智欲之高,向上心之强,总想求进步,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为不延误你这些,又不得不把我的望之切念之殷勤打消而忍耐着。另一个问题就是顾及返前方后免不了又怀孕,将增加你的更多苦恼,所以心理总是矛盾着,直到现在还是矛盾。
你屡次要我对你多提出意见,在过去的一段生活上,我回忆,一般的我都觉得都很好。但我去太南时你给我的信以及三月七日的信给我印象颇深,两信中之共同缺点,就是顾生活问题(不是物质生活)过多,有些冲动,有些问题考虑不周。有的同志说你有些自负自大,只能为人之上,说话有些过于尖刻,这些我感觉你还不深,即有此反应,值得注意。
你如已入学则一切都好了,你可安心学习,有暇照顾口口活泼可爱的孩子,我们的小宝贝。口口口口口口兰!你是我终身的伴侣。
战局又有了新的发展,晋南鄂西打得很厉害,敌机到处轰炸。我们亦在紧张进行着我们应作的事。敌寇的造谣挑拨,亲日派顽固派的污蔑是劳而无功的。
你的身体不好,希多多注意修养,莫给我过多担心。
托人买了两套热天的小衣服给太北还没送来,冬天衣服做好后送你,红毛线裤去冬托人打过了一次寄你。如太北的衣服够穿,你可留用,随你处理。我的问题容易解决。另寄呢衣一件、军衣一件、裤两条及几件日用品统希收用,牛奶饼干七盒是自造的,还很好,另法币廿元,这是最近翻译了一点东西的稿费,希留用。
照片几张,均是最近照的,一并寄你,希安好。
不多写了,时刻望着你的信。
祝你快乐,努力学习。
你的时刻想念着的人,太北的爸爸
五月廿晚
感谢叶群,慕林同志的时候,请代致谢。

第十一封家书(1942年5月22日)

志兰:
就江明同志回延安之便,再带给你几个字。
乔迁同志那批过路的人,在几天前已安全通过敌之封锁线了,很快可以到达延安,想不久你可看到我的信。
希特勒“春季攻势”作战已爆发,这将影响日寇行动及我国国内局势。国内局势将如何变迁,不久或可明朗化了。
我担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好的恢复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极需人照顾的。
此间一切正常,唯生活则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则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姜,还有廿棵西红柿,长的还不坏。今年没有种花,也很少打球。每日除照常工作外,休息时玩玩扑克与斗牛。志林很爱玩排(牌),晚饭后经常找我去打扑克。他的身体很好,工作也不坏。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她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能经常去看她,来信时希多报道太北的一切。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
重复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的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廿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顿三风下各自努力力求进步吧!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不多谈了,祝你
好!
叔仁
五月廿二日晚
有便多写信给我。
敌人又自本区开始扫荡,明日准备搬家了。拟托孙仪之同志带之信未交出,一同付你。

执著,承载人生——访《习仲勋传》作者贾巨川

执著是心志的攀登,虽重负亦可承载;执著是意念的坚定,纵百折而不挠;执著是生命的倔强,临艰辛而不言休。执著又恰似一条小溪,既定朝向,默不作声,穿越河沟,不避山石,汇入江河,奔向大海。我的执著人生是在脱下军装的日子里,把自己融化于静寂而艰辛的中共历史研究之中,专注于一部能经得起广大读者检验的传记作品,矢志不渝,砥砺前行。
——贾巨川

案头一部被中央党校列为学员“读百本书”五年计划、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传》,闻知是出自我市合阳籍学者贾巨川的手笔。

网上一番搜索,方对这部传记及其作者有了较多的了解。《新华文摘》《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文汇读书周报》、新华网、人民网、中青网等主流报刊和官方网站都对《习仲勋传》和作者本人评价颇佳,亦有整版的专访见诸报端,近期又与《毛泽东传》《邓小平年谱》一起被列为庆祝十八大优秀图书在京城图书大厦和王府井书店等热销,于是更多了采访这位传记作者的念头。恰好他受聘渭南师范学院教授,近在咫尺。

带着对《习仲勋传》作者是如何从军人转身为一名党史专家,是如何从事中共历史人物研究,又是怎样写作完成百万字的《习仲勋传》等诸多疑问和好奇,记者叩响了渭南师范学院一所专家公寓大门。

初次相见,贾巨川略带歉意地说:“半年前学校就说市报记者要来采访,还真的有点‘怯’。一是也没有做出什么说给媒体的事情;二是当时刚好接受了一个经中宣部领导批准学习出版社承担的出书选题,这个30万字‘活’儿,签约要求在两月内完成,任务紧迫。但生于斯,长于斯,总对脚下这方土地总是心存感念之情,还是很乐意与家乡的媒体交流。”一句直言,一席释语,虽值隆冬,尤感如春。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这是一位集学者谦和、军人坚毅气息于一身的关中汉子,眉宇间庄重眼神和严谨的谈吐透露出他对中共历史研究和习仲勋传记写作的浓情厚意。“《习仲勋传》是中央办公厅批示由陕西省委牵头,甘、宁、青、新、广东省委、中央档案馆协作承担的一个重要课题。省委把我从渭南地委调去专事此项工作。1996年开始征集资料、查阅档案,调查采访、起草提纲,2004年上卷完稿送审,2008年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目前已经第五次印刷。2010年初下卷完稿征求各方意见并作了两次修改后,报送有关方面审查通过。”他还特别说到下卷的写作和修改是在华山脚下完成的。

三十勤勉韶华留

出生于我市合阳县的贾巨川,也是从家乡走进部队,有着18年军旅锻炼和考验的人生经历,而后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担任过中共渭南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在承担《习仲勋传》研究和写作之前,他参加了省、地12项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在省级以上报刊图书发表论文、研究文章、专题综述、人物传记等13篇,计10万字。其中获省级二等奖1篇。独立执笔完成了24万字《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渭南地区大事记》一书的撰稿工作,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为纪念毛泽东百岁诞辰,他主持编著了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仰之弥高,钻之弥深》论文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他撰稿并编导了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和渭南市委合拍的43分钟的《雄兵东渡》电视专题片,再现了八路军总部及其主力师在陕西云阳、富平一带誓师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重要历史场景。

中共党史属于历史学科范畴,从事党史研究没有深厚的知识积累和专业修养是难以胜任的。“但这正是我的先天不足,特别是要承担为老一辈革命家写传。”说到这里,贾巨川话头一转,回忆起一段砥砺前行,渴求知识的往事。

他动情地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在学龄时期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作为一位经历过‘文革’,学业荒废的‘老三界’,在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三年的正规学习补上了知识基础课。从军人到学生生活的三个春秋是艰苦而充实的,那时对知识追求更有一种‘饥渴感’、紧迫感。改革开放后,部队亟须培养一批文化人才,自己也长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所以顺利通过考试被选送到渭南师院中文系上学。像在校学生一样住架子床,吃学生灶,一样课堂提问,一样期末考试。一起早出操晚自习,一起做值日搞卫生。星月如昨,书香犹在。”

“能够进入一所大学接受正规系统的教育学习,是幼时曾经的梦想,对有正规的上学机遇就分外珍惜。因而在校攻读中国语言文学期间,还强迫自己挤压出精力和时间参加了全国高等自学考试。通过了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党政干部专业、法律专业自学考试,并开始了法律本科的学习。我在三年后走出学校的时候,已经拿到了3个文凭。也就是在学校里集中精力读了许多书,写了不少笔记和文章。”他还讲了自己深夜苦读的趣事,那时一个宿舍住六个人,是架子床,到了晚上十点就要熄灯。为了不干扰别人休息,他就备了个四节电池手电筒用以照明看书学习,有时滚落在床下的手电筒还亮着,人却睡着了。每天晚上从教室里走出来最后几个人总有他的身影。此间,他参加了两个学科40多门课程的全国自学考试,不少监考老师都记住了他的名字和考试时的情景,开玩笑说,都成了考试专业户了。

刻苦学习,勤于笔耕,把知识的积淀运用于专业研究,从而使知识能量得到升华,浇灌了心血的地方收获丰饶的果实。贾巨川在部队长期从事宣传工作,采访、摄影、写新闻稿。他说:“与文字有关的特殊经历,也为我后来从事专业工作打下了基础。此间,我还参与了一部长达150万字的《史记系列大辞典?人物卷》的撰稿工作,这是一次难得的向古籍经典学习的机会,弥补了历史学科专业知识的‘缺口’。遗憾的是20年过去了,这部书因故还未能出版。”

贾巨川的孜孜不倦、顿学累功精神以及在党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领导机关的肯定和社会同仁的认可。1990年,他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主流媒体联合评为“全国自学成才先进个人”,其事迹收入聂荣臻元帅题词的“水滴穿石,绳锯木断”的《全国自学成才先进人物》一书。1996年7月,贾巨川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表彰大会,受到了胡锦涛、尉健行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或许正是这些成绩和荣誉,促使他被调到省委党史研究室专门从事《习仲勋传》的研究和写作工作。

潜心《习传》苦泛舟

《习仲勋传》是中央办公厅下达的重点课题,当时确定要编三本书,一本是《习仲勋文集》,即习仲勋的文章、讲话编选成集。一本是《习仲勋革命生涯》,内容是辑录对习仲勋的回忆文章。再就是《习仲勋传》,由陕西省委牵头,具体参与单位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广东6个省和中央档案馆。

接受研究和撰写《习仲勋传》任务后,贾巨川开始多方搜集资料,梳理征集线索,联系有关单位个人,确定采访名单,拟定编写纲目。贾巨川说:“我初去时,‘习传’才搭架子,当时组织了一个传记组,七八个人分头采写,在后来的工作中队伍越来越小。领导给我谈话说,谁谁不弄了,你就给咱担起来吧!最后剩了我一个人。”

当年冬,贾巨川就见到了在南方休息的习仲勋,而且了解到习仲勋党性原则非常强,未退出领导岗位时,他就严格遵守“活不立传”的纪律,后来对个人事也很淡然,对贾巨川说,还写什么传呢?”贾巨川说:“当时习老夫人齐心大姐对我比较认可,因为我比较年轻,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大姐笑着说我是抓来的一个‘壮丁’。但困难也多,一是习老健康状况不允许有较多的交流,但鲜活的生动的东西都存在他的记忆中。二是习老留下文字资料很少,比如个人日记、工作笔记等,这样只能在浩瀚的材料里,在众多的馆藏文件、讲话中探寻他的心路历程,领略他思想精神世界,感悟他的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有时候真有种山穷水尽之感,疑问路在何方?”

“但是,面对这样一个任务,我还是有信心的。回顾个人学习工作走过的路子,心里有底气,觉得能把这个传写好。特别是和习老相处了一段时间即有所见,翻阅了不同馆藏资料有所思,研读了多种人物传记有所悟,更有了做成做好这件事的信心。”

“习仲勋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年纪很轻时就当了共产党的‘大官’。而且在不同层次的领导岗位上,他的年龄都比其他同级别的人小那么几岁,比刘志丹小10岁,比高岗小8岁,比彭德怀小15岁。在西北局当书记是32岁,当中宣部长是39岁。到1978年他才65岁,再进书记处的时候,书记处的老一辈已经退完了,一直有着年龄优势。再是他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是从我们关中农民家庭走出来的,非常熟悉底层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所以他想问题,定政策,能够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因而就能够密切联系群众。”

如何将《习仲勋传》写成精品?目标在那里?贾巨川盯准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周恩来传》《朱德传》和与之相关的《彭德怀传》等优秀作品。在前期准备工作中,他看了大量的中外名人传记。“我把当时出版的十大元帅传记买齐了,都看了。国内外的毛、周、朱等人物传记,都买地看。把不同人物的标题、语言,以及精彩段落都分门别类摘录整理,悉心研究。”

贾巨川认为,写书人要为自己定个高标准,攀高品位,求高水平。“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凡事没有高的目标,就不会朝着高的方向努力。把《习仲勋传》写成一部精品传记,是我的初衷,是我的梦想,也是和传主家属及出版单位形成的共识。”

搜尽奇峰打腹稿

记者看到,在这所公寓客厅墙壁上挂着一幅齐心老人倾听贾巨川说话的合影照。贾巨川告诉说:“这是2000年6月,我陪大姐回访革命老区时在甘肃省环县的河连湾照的,这里是陕甘宁省委旧址。1936年秋,习仲勋由环县县委书记调回党中央驻地保安(今志丹)县时,省委书记李富春就是在这里跟他谈的话。”

“这次陪齐大姐到陕西、甘肃等地走了一个多月时间。这年初,大姐在深圳当面交代说,她要代表习仲勋回访陕甘革命老区。让我做一个详细规划和日程安排。我按照她的要求做了,并引导她回访了陕甘两个省、6市、73县103个革命旧址,看望了老区的人民群众,行程1万公里。我们翻山越岭,一个点一个点地走,车到不了的就徒步行走。记得到了甘肃省华池县南梁,当时陕甘边区政府所在地寨子湾地处深山老林之中,车进不去,大姐就与我们一起步行十来里,考察那里的地形,绘制地形地貌图,做采访笔记,了解当时的红军是如何生活的,怎么样战斗的,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地点,每一个人名,对每一件事,包括当时的计量单位、乡风民俗以及地名演变都作了反复考证,详细记录。我把河流走向、山岭势态、树木花草等都拍摄成照片,有的还随手绘成图表,以感悟历史的变迁。”

“比如,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领导于1935年夏曾在南梁的闫家洼子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这个会议有一个重要的缺点,就是被老同志称之为陕北错误肃反的前奏。”大姐执意要到这个村子看一看。我们一起身临会议旧址感受早已散去的历史风云。再比如说,习仲勋在自己的文章中记述了一个历史细节,即他在不同地方先后与谢子长和刘志丹会面,按照习老的记忆,我们和大姐步行到了习老与谢子长见面的杨柳坪,又考察了距杨柳坪以北十多里的金刚庙。习仲勋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刘志丹,并听取了刘志丹关于正确对待胜与败的谈话。”

回访结束后,贾巨川为齐心起草了给陕西省委和甘肃省委的报告,写出了《追寻流逝的岁月》一文(4万字),2001年在全国政协主办的《纵横》杂志第9、10期连载。

贾巨川说:“习老受诬蒙冤16年,先后两到洛阳。1965年下放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经历8年审查,1975年又第二次监护在洛阳耐火材料厂。我在这两个厂做了一个星期的调查访问,找厂里的老领导、老工人调查了解,实地察看习老当时住过的房间,吃饭的餐厅,散步走过的小路,与农民交谈的果园,翻看厂史厂志、档案资料,收集习老留下的书信材料。习老当时在洛阳住的一个小单元房还没有拆,我找到当时的一位邻居工人一起来到房间,听他仔细介绍当年主人是在哪间屋子睡觉,在哪间屋子做饭,切身感受老人家在这里生活的情景。”在这里他了解到一个细节,工人师傅告诉说,当时窗外安着一个高音喇叭,整天响个不停,习老后来的听力不好,就与这个高音喇叭有关,因为习老就此给厂里提过意见。

“一部严肃的传记作品,连传主在哪里住的,内外环境是个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写出来的东西能真实吗?”贾巨川笑着抖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艰辛考察、广征博采,使许多散乱的碎片得以接拼,使时间的尘埃拂拭而去,使史事的真伪得以明辨,留给探索者更多的是历史的还原,是有灵有肉、生动可信人物的再现,从而也为传记作者提供了更多的研究和表述空间。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占有,是历史人物研究的基础,也是作者进入深层研究的前提。贾巨川说:“有了这个基础和前提,才能自如地把传主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置于人民群众斗争的历史洪流中,置于不同时期的领导集体中,去考察、去研究、去评述,从而客观真实地再现他们的业绩和精神风貌。”

情到深处无怨尤

历史研究,尤其是对执政党历史及其相关人物的研究,不能只在现成的宣传报道中找答案,对值得记载的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时间地点,每一个关键细节,都要有追根溯源、科学梳理、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精神,有疑问的还须反复考证,去伪存真,不搞孤证立资。

历史研究和传记写作,离不开大量的特别是馆藏档案资料。贾巨川说:“查阅档案是一件非常枯燥的活儿。如果没有耐性,倘若不能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那发黄破烂的纸页,难以辨析的字迹,连接不通的句子,勾勾画画,涂涂抹抹,看不了几页,就心灰意冷,无心浏览。习老基本不谈自己,而且留下的个人手记极少,许多事情都是在别人的书里或材料中找有关他的资料。因此,传记资料准备是工作的最大困难。”

贾巨川初到省委,住在楼梯旁一间办公室兼宿舍仅15平方米的耳房内,他形象地说:“一张桌,一把椅,一沓稿纸面朝西。”忙碌紧张的工作仿佛让他忘记了个人生活工作的条件需求。他索性把自己找来的有关习老的资料和从单位档案室借来的资料都放在椅子上。一天看一沓子,然后把一些疑问记录下来,归类集成“习仲勋传疑问录”,然后一一查寻,一一释疑。贾巨川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倒查法”,即不漫天寻访,而是带着问题有目的地查资料。手边的资料看完了,贾巨川决定沉下身子泡省档案馆,此时是1997年。当时他还没有从渭南搬来。周一天不明坐班车,一下车直奔位于建国路的省档案馆。在这里,他一蹲就是40多天。这里没有专门的客饭食堂,也没有查阅人休息的地方,中午他就在外面简单吃点东西,铺上一张报纸坐在档案馆门口,一边看抄录的资料,一边等着下午档案馆开门的时间。

中央档案馆、中组部档案室、广东档案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贾巨川也去过多次。单在中央档案馆就待了四五个月,有两次都值隆冬季节,贾巨川住在城内招待所,档案馆在城西四五十里外郊区,每天天不明,他就在夜色中迎着寒风,有时踏着积雪去赶馆里的通勤班车。馆里有严格的规定,有一盯一的专人监查,所查内容要经过批准,不许拍照,不许复印,不许把包、水杯带入室内,抄录要用专用笔纸。摘抄前后,都要经过审查批准,通不过抄了或不能带走,或被剪除。他一本一本,一张一张地翻阅,涉及到习仲勋的有关资料,哪怕是一个片段,一句话,一个细微之处也不放过。“我觉得不让复印也好,就大量地阅读心记,增添感性认识。在中央档案馆查阅了400余卷近300万字的资料,也在允许下作了必要的摘录整理,阅览了相关的书籍和报刊百余种。”

他查阅时间久,有耐心,抄录资料一笔一画,一丝不苟。档案管理员说:“哎,还没有像你这样查档案的,一来就是几个月,抄录又是那么工工整整。”

“查阅档案,就是一个心写的过程,梳理思路,构思归类的过程,能帮助记忆,加深理解,及时地释疑解惑。”贾巨川回答。

按照档案馆的规定,许多有用资料得靠手抄,贾巨川写字又特正规。长时间一个姿势的抄录,一天偶然发现右手背上长出了两个疙瘩,疼痛时不能写字了。他心中疑惑起来:是不是患上了肿瘤?他说:“当时心里的确有点怕,心想如果真的是癌,这个任务是完不成了。”

年轻的档案管理员看到了说:“没事,这是腱鞘炎,不行时做个小手术取掉就行了,我爸就得过这个病。”他回到城里时齐心大姐也说,就是腱鞘炎,属于常见病。只是写字时间长了,要注意调整姿势。

记者当面看了他右手腕上还有的两个包块,亲眼见证了一位学者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说:“做好一件事,不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必然有一个克艰攻难的过程,务必得下一番工夫,经一番磨炼。学术研究,要有勇于创新,独立思考,直面困难,搏击前行的精神,也要善于关注学科前沿,开阔视野,开掘新领域,发现新成果,向书本学习,向专家学习,向实践学习,交流探讨,协同作战,解决工作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贾巨川还参与审读修改了《习仲勋革命生涯》《怀念习仲勋》等书稿,参加了习仲勋治丧活动,并执笔撰写了新华社播发的习仲勋同志生平和《习仲勋碑文》,使他对传主更深层次的认识和传记写作的水平提高大有裨益。

有一次,贾巨川和齐心交谈时提到了鲁迅诗句中“我以我血荐轩辕”时,也很动情地说:“我是我以血撰‘习传’。大姐听了后点头称道说,十年真的很不容易啊!”

历练,坚持,积累,升华……
他完成了从军转干部到党史专家的优美转身。
勤奋探索,笔耕不辍……
他的中共历史人物研究之路有了一个长足跨越。

随着百万字《习仲勋传》上卷的出版及下卷在他手中脱稿,对《习仲勋传》的评论和贾巨川的名字即见诸各大媒体和网络,同时也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和广大读者的肯定。新华社2008年4月21日专门播发电讯通稿。该书参加了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图书博览会和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荣获陕西省人民政府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和全国十七大以来党史优秀图书一等奖。《青海湖·视野》等多家的报刊连载或选载该书内容。全国权威核心社会科学期刊《新华文摘》刊载了中央党校教授李东朗《〈习仲勋传〉的五大看点》长篇书评;《光明日报》刊发中央党校教授祝彦《生动再现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评〈习仲勋传〉》说:“由贾巨川执笔撰写的《习仲勋传》,是近年来关于陕甘宁边区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优秀成果之一。”陕西教育出版社编审张祥初评论说:“丰富翔实的史料,严谨的治学态度,朴实清新的写作风格以及精雕细刻的文字锻造,使历史人物走出历史。使传主的生平事迹、理想追求、精神风貌和鲜明个性跃然纸上,给人以深刻启迪。”西南大学教授余纪撰写书评:“值得称道的是史家的笔墨纵横捭阖,以历史的原本为纲,将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勾勒得清晰可见,同时又不放弃历史的细节和相关的人物刻画,构成一幅由无数历史人物和事件构成的‘清明上河图’。”陕西新闻出版局一位领导读后让转告作者:“文品如人品,人品出精品。”

真实:党史人的道德遵从

贾巨川说:“凡真正历史研究者,心中都有一个太阳,这就是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司马迁是我的‘近邻’,司马祠离我的家乡不过二三十里远,小时候我就去司马祠朝过‘史圣’。接受了写传任务后,又多次来到了这里,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德史识给我以深刻教益。今天我们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也要传承优秀的历史道德。景仰历史,更应敬畏历史。传记作者的笔下,应当把一个可经历史检验,可资世人评说,可慰传主安息的信史告诉读者。”

《习仲勋传》出版后,新华社有位记者采访贾巨川时问道:这本书的突出特点是什么?他回答:“要说最大特点,就是我没有把传主推向神坛,而是作为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有个性,有特点的常人来记述。他是一位农民的儿子,在半个多世纪革命斗争实践中,凭着个人信念的坚定不移和艰苦奋斗,加之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戴,领导集体相互配合和战友们的帮扶,党组织的领导和领袖栽培,一步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有着客观的内在发展规律性。这个规律性就为传主作了科学准确的历史定位。如果当作一个神童,一个超人,事事处处都有先见之明,都有过人之处,既坚持原则,又正确决策,老抵制错误。世界哪有这样的人,如果写出是一个高大全,就离开了传记作者的道德遵从。”

打开《习仲勋传》上卷第一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首古诗《悯农》。贾巨川说:“这个细节是习仲勋的女儿给我讲的,她说,爸爸吃饭的时候总是教育我们珍惜粮食,怕孩子们浪费饭菜,就和娃娃一起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当时我想这不正就是老一辈革命家最宝贵的品质?正是他与劳动人民这种最本质、最天然、最亲密的关系,才砥砺了他一生最优秀的品质,这不正是写传最好的切入点吗?于是习仲勋的近90年人生就从这里起笔……”

“全书一以贯之地使传主没有离开人民群众,没有离开领导集体,没有离开不同时期的客观环境。他既是一位运筹帷幄的领导者,也是一位身处复杂生活中的普通人,不可能超越现实,不可能天生神明。这就是对传主的历史定位,是唯物论的观点。”

“比如说,延安时期发生的抢救运动,我们的传记充分记述了习仲勋在这一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包括在运动后期给党中央、西北局提建议,作为绥德地委书记较快较好地纠正抢救运动的错误,为被错误‘抢救’了的人道歉平反。在抢救运动开始发动以至发展到甚嚣尘上之时,虽然是康生搞的,但毛泽东表了态,作为一级地委,不可能不‘抢救’,不可能不执行,那也讲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我看过一些资料,也有许多当事人的回忆。许多领导同志也是开大会做动员,积极宣传‘抢救’的重要性。当时的所谓‘抢救’失足者,就是抢救出来的‘失足’者越多成绩越大,这与当时的大气候有关。延安运动闹得最严重,其次就是绥德地区。习仲勋当时是绥德地委书记,抢救弄得那么热火朝天,书记怎么可能不承担责任?我们的传记还是客观地记述了这一历史过程,包括习老由不认识到认识,从开始的组织发动到后来的积极纠正过程。现在有人说习老当时抵制了康生、高岗的‘抢救’运动,并且因此得罪了康生等等。我认真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并专门采访了一些重要当事人,没有看到可以得出这样结论的资料。我对史料的考证和利用有一个原则,就是没有见诸历史文献的,自己没有亲身查阅和考证并认定为准确的资料,即不予采信。一些口述的、传来的材料,要与相关的文献和多种资料对证无误后,再予取舍。”

“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贾巨川说《文史通义·史德》中的这句古训,就是自己治史写传的座右铭。

坚守 为了那一份责任——一家人和一座烈士墓的故事

黔江革命烈士陵园纪念碑前,程祖全整理扫墓者敬献的花圈。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杨敏摄

程绍光全家福。(受访者供图)

程绍光(右一)生前给小学生介绍革命历史(2006年9月9日摄)。

2006年9月14日,程祖全(左)和父亲程绍光打理红军烈士墓。

程祖全在擦拭红军烈士墓碑。

程祖全和妻子带着孙女打扫和整理文物陈列室。

    核心提示

4月6日,本报在一版刊登了《父子接力69年为烈士守墓》的新闻,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记者近日又赴黔江,采访了69年来,程祖全一家接力守墓的感人故事:丈夫参战妻子守墓、父亲去世儿子守墓、父母忙碌女儿守墓……

4月9日,清明节虽已过,但仍有不少市民来到黔江区烈士陵园敬献花圈,缅怀革命先烈。

“请不要喧哗嬉笑!这里是庄严肃穆的地方。”程祖全严肃得不容商量,现场顿时安静了下来。程祖全站在烈士碑前,指着碑后的陵墓,又一次讲起了先烈的故事,“22位先烈绝大多数都没有名字,很多人牺牲时不到20岁……”

从1949年起,程祖全的父亲程绍光就为这22位先烈守墓58年。2007年程绍光去世后,程祖全牢记父亲遗嘱,和妻女守护烈士陵园也有11年了。

程祖全说,他会像父亲一样,守候烈士墓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然后再完全交给自己的下一代。

程家与这22位先烈,有着怎样的情缘?为啥他们甘守清贫,也要坚持接力守墓。4月9日下午,重庆日报记者前往黔江区,对程祖全一家接力守墓的故事进行了深入采访——

 孤儿当上守墓人

站在三元宫,可以俯瞰整个黔江新城。1949年,这里还是一片荆棘丛生的茅草地,26岁的程绍光就住在三元宫半山腰,与山顶相距不到100米。

当年11月,黔江县解放后,县里把在全县各地牺牲的22位烈士陆续迁到三元宫集中安葬,并建起了烈士墓地,安排程绍光义务看管,每月2元补助。他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当时就觉得住在附近,看管方便,也没觉得责任有多重大。”多年后,程绍光告诉儿女们,接到这个任务时,他觉得很平常,以为就是扫扫地、垒垒土。他说,这些烈士都没得姓名,好多人牺牲时还不到20岁,之前安葬时连棺材和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让他诧异的是,这些烈士搬迁到三元宫下葬时,当地老人们竟然纷纷捐出了自己的棺材,很多村民自发挖坑埋土、运送遗骸,就像安葬自己亲人那样卖力。

贺龙曾四次到过黔江水市镇水车坪,率领红三军在马喇湖、大路坝等地战斗过,解放黔江时,湾塘之战异常激烈,好多解放军战士在此牺牲。在守墓的过程中,程绍光先后走访了这些地方,拜访了那些经历过战斗的军人和群众。

“了解越多越钦佩、敬仰他们!”程绍光告诉家人,红军战士为了革命,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奉献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眼看战争就要结束,美好生活就要到来,他们却倒下了。在他眼里,这些陵墓再不是孤独、清冷的石头、土堆,“他们是我们穷苦百姓的亲人、恩人呐!”

对旧社会和新中国的生活,程绍光是有深切体会的。他8岁时,父母就先后去世,作为孤儿,程绍光饱尝了旧社会的苦难,也在对比中感受到新中国的温暖。

“做人要懂得感恩。”程绍光说,自己一个孤儿,能结婚生子、安居乐业,在旧社会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新中国,这一切变成了现实。他说,这些都是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现在,他们长眠于此,自己就要好好地为他们守墓。

先烈教他上战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新生的中国再次面临战争威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时成为热血青年的选择。

后来,程绍光的妻子罗素香告诉儿女们,那段时间,程绍光总是听广播,没事的时候他就呆在烈士墓大半天,有时深更半夜还在那里转悠。

程绍光向妻子说出了自己想报名参加志愿军的念头。那时,夫妻俩已经有了大女儿、大儿子。一年多来,罗素香跟着丈夫在烈士墓打理,越来越明白战争的残酷,何况听说美国人的飞机、大炮厉害得很。她问丈夫:“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你不要我们娘仨了?”

是啊,程绍光一个孤儿活了27岁,还娶了老婆、有了孩子,分了田地、有了饭吃,这日子越来越好过、越来越有盼头,他何尝舍得这个家啊!

“侵略者可不让我们好好过呢。”程绍光指着冰冷的陵墓开导妻子,是这些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新中国,换来的新生活,如果大家都不站出来保家卫国,刚刚到手的一切又会被战火夺走,到时,更多的家庭将流离失所,“这些年轻的生命,什么都没留下,连名字都没一个。相比他们,我还有你和孩子们!”

罗素香没想到,大字不识一个的丈夫,守墓一年多却能讲出这么多大道理,虽然心中不舍,她还是被丈夫的一席话说动了。1951年,程绍光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把看管烈士墓的任务交给了妻子。

程绍光走后,罗素香带着两个孩子接过了守墓的担子。大女儿程祖媛说,母亲带着他们去墓地除草,时常碰到大蛇出没,很吓人,最提心吊胆的是,看着这些坟墓,他们就会不由自主想到前线的程绍光,“母亲经常在烈士墓前发呆,好几次看到她悄悄抽泣、抹泪。”

“谁不想老婆、想孩子啊!”多少年后,程绍光回忆起当初决心赴朝作战的往事时说,守墓一年多,寻访先烈足迹,他们的英雄事迹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国哪有家?有了国就要保护她!是先烈们教我上战场!”

一辈子守护英雄

1956年,程绍光带着军功章从部队回到老家,一边耕种田地,一边继续守候烈士的陵墓。到1969年,夫妻俩已先后育有7个孩子,程祖全是最小的儿子。

黔江区城东街道下坝社区党委书记田昌银回忆,程绍光每天早上都要带着扫把到烈士墓打扫清洁,晚上又要去转一转,树叶掉了清扫走,坟头的石头滚落又搬回去。遇上雨天,他就披上蓑衣、戴上斗笠、扛上锄头去挖沟排水,雨过天晴又忙着将滑塌的坟头重新修缮。程祖全回忆,每到此时,父亲就一边安排他们搬石头、除杂草,一边给他们讲述先烈们的故事。

程绍光告诉孩子们,他年少的时候就有一手理发技艺,到了部队就被安排给战友理发。白天理发,晚上就去“摸夜螺丝(抓美国兵)”。

“你们……知道这双手……送走多少……战友吗?”每到此时,程绍光就不由得颤抖地伸出双手,低垂着双眼,看了又看,然后出神地望着前方,好像不远处就是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还有他为战友理发的场景,然后泪水从双眼夺眶而出,“好多战友……今天理发,明天就……牺牲了……”

以前,程祖全和家人都抱怨过父亲,立了功,还拒绝分配的工作,非要执意回到老家守烈士墓,让一家老小过紧巴巴的日子。

“他总说,活着就好。”程祖全称,从讲述22位先烈的故事,到上战场亲历生离死别,全家人开始理解、敬重父亲。

除了平常的维护,每年的春节、清明节和八一建军节,程绍光最忙,他至少要提前半个月打扫清洁。到了节日那天,他又当起义务讲解员,向前来祭奠的人们宣扬先烈的英勇故事。

1982年,黔江革命烈士陵园在原址建成,新设了革命历史文物陈列室、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馆和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后来,为方便市民参观,看管陵园,程绍光干脆搬到陵园日夜守候。

 儿子接力守墓

2006年时,程绍光已83岁了,有时只能指挥小孙女扫扫地、拔拔草。当年3月,老人把在外干活的程祖全叫了回来,让他打扫烈士陵园,迎接清明祭扫活动。

“我时日不多了,守墓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民政部门那儿已经同意了。”那天,程绍光郑重地对程祖全说,“不要嫌看护陵园的补贴少,我们守护和传承的是爱国精神。”

到了70岁后,程绍光的守墓补贴涨到了每月300元。那时程祖全在外做工每月收入有4000多元。从小在烈士墓长大,程祖全早已对先烈怀着敬仰之情,他欣然接受了父亲的重托。

一年后,程绍光去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每次程祖全打扫烈士陵园,他就坐在一旁,看着儿子搬石头、扫垃圾、为纪念碑的字补漆等。

“你要好好守墓。”弥留之际,程绍光紧握住程祖全的手交办了三件事,一是保护好陵园的物品,宁愿家里丢东西,也不能把这些宝贝给丢了;二是要保护好陵园的一草一木,不能让人来割草、放牛;三是不能只是开门、关门、打扫清洁,要向大家讲述先烈故事,传扬英雄精神。最后老人叮嘱,“把我埋在对面的炭行(土地名)吧,死了我也要看着烈士墓。”

父亲走了,程祖全与妻子曾贤平共同担起了守护陵园的责任。每天早晨出门前,程祖全留给妻子的那句话总是“莫忘了打扫陵园”;晚上收工,人没回家先到陵园转一圈,遇到落叶、垃圾又清扫一遍;下雨了,就像父亲一样去挖沟排水、堆码坟头垮塌的石头。

每年的春节、清明节和建军节,程祖全就提前半个月不外出干活,带着妻子对烈士陵园进行大扫除,准备用于宣讲的英雄事迹材料。曾贤平就准备好茶叶、烧好开水,还帮着丈夫维持现场秩序。

“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已蔚然成风。”黔江区城东街道宣传委员陈国和介绍,今年清明节,烈士陵园接待前来祭奠先烈的市民达80余批次6000多人,最小的只有3岁,最年长的有80多岁。

程祖全已接力守墓11年了,他和妻子抽不开身时,女儿也担起了守墓的责任。采访结束时,程祖全的女儿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如果父亲老了,她一样会继续下去,守护好这22名烈士的墓。

回顾外交家厉声教的历史贡献及评价

图1:外交家厉声教(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2017年的8月6日,我国著名外交家、新中国国际法泰斗厉声教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厉声教同志自1956年投身中国外交事业,在50余年的外交生涯中,代表新中国参与了中缅、中印、中朝、中苏等边界谈判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等重大国际谈判,被公认为国际海洋法和中国边界与海洋事务权威专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文本的主要起草人与定稿人之一,并参与了英文本的起草与定稿工作。其研究成果曾受到毛主席与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他为国家的外交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肯定与两次接见。在外交部的政治运动中,厉声教虽遭受冲击,但面对逆境,他仍坚持原则,始终拥护周恩来总理,终生不渝。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周恩来侄女周秉德特为其敬献了花圈。

厉声教同志去世前曾给家人留下三大遗愿:第一,身后事一切从简,不给国家和亲友增加负担;第二,遗体捐出,用于医学研究;第三,丧葬费用全部捐出,一部分用于老年疾病的研究,帮助更多老年人,另一部分捐给母校南京大学和上海市西中学。据其家人回忆,厉声教一生两袖清风,甘贫乐道。他生活上始终艰苦朴素,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骑了一辈子。

2018年,厉声教同志被评为2017年逝世的十位国家脊梁人物之一。

主要贡献

    一、起草联合国公约,维护国家主权

图2:《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图片来源:互联网)

厉声教是地位仅次于《联合国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文本的主要起草人与定稿人之一,并参与了英文本的起草与定稿工作。其1973年10月就中国领海宽度问题向周恩来总理的重要建言,获得了周恩来的肯定与支持,使得中国坚持了12海里而非200海里领海宽度的主张,并最终于1982年以既定12海里领海宽度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该公约是中国历史上首次通过参与国际法的立法活动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和利益,在中国国际法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对中国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本国海洋权益,保证管辖海域得到有效控制和充分开发利用以及解决南海问题等影响深远。中国最终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主要签字国家之一,周恩来、厉声教等人的努力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维护国家主权,争取中国及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海洋权益,以及对该公约的产生和顺利通过都作出了贡献。

二、参与周边外交,维护边疆稳定

图3:1960年5月,赴云南卡瓦山区勘察中缅边界时的厉声教与云南省军区为其配备的护卫小分队合影(前排左一为厉声教)。(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厉声教代表新中国参与了中缅、中印、中朝、中苏等边界谈判,并在国家官方地图上的国界线标绘、解决大陆边界纠纷与岛屿矛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维护中国边疆稳定,更好地开展周边外交工作作出了贡献,也为今日继续搞好同邻国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三、推进中外合作,传播中华文化

图4:1987年,中国驻巴巴多斯代理大使厉声教(右)与西印度杰出政治家、巴巴多斯“独立之父”、首任总理兼时任总理巴罗(Errol Barrow)在中国大使馆。(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在担任中国驻巴巴多斯代理大使期间,厉声教积极推进中巴两国在各领域的友好合作,巩固了双边关系,为今日的中巴两国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在担任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副总领事期间,在保护侨胞的合法权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为推动加拿大华侨华人社会积极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向加拿大主流社会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致力文化外交,发展国家软实力

厉声教参与、组织了一系列国内外重要学术活动,为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学术声誉作出了贡献。他还在通过西方知名媒体向世界更好地介绍和说明中国的同时,发挥自身外交外事经验丰富,人脉高端广博等优势,致力于文化外交,注重对外民间友好交往,促进了中西方更好地沟通和交流,为提升国家文化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配合整体外交工作大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五、首位在西方知名媒体开设专栏的中国外交家

图5:《赫芬顿邮报》为厉声教开辟的个人英文专栏(图片来源:互联网)

厉声教是一位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外交家,是首位受邀在西方多家知名媒体开设个人专栏的中国外交家。厉声教余生一直在为争取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不懈努力。他凭借自身在西方主流社会的影响力与公信力以及地道的英语,积极地向世界说明中国,为国家的外宣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六、培养高端人才,提携后进青年

厉声教为国家的外交和国际法等方面的人才培养竭尽心力,培育出了一批高端人才。他甘为人梯,积极提携后进青年。他还曾兼任多所知名学府、智库的客座教授与名誉顾问,将自己平生所学倾囊传授给新一代的有志青年,同时为国家的外交、外宣及教育事业的发展建言献策。其所讲授的课程内容包括外交实务、国际法、中美关系、跨文化沟通、外交史、国际传播等。

七、潜心文史,精研国学

厉声教在繁忙的外交工作之余,还曾致力于文史和外交史等方面的研究,有“诗人外交家”和“外交活字典”之称,被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其在国学文史方面造诣颇深,同时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有“当代诗词名家”之美誉。他的作品影响深远,其中《望海潮•悼周恩来总理》和《癸丑年九月怀周总理》被公认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诗词当中的经典之作。

人物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对于厉声教同志有着较高的评价,称其“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外交路线,努力开展外交活动,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退休后仍然十分关心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衷心拥护党中央的领导”。同时评价其“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工作勤奋,尽职尽责,默默奉献,廉洁奉公,艰苦朴素,诚恳待人,作风正派”。并对其一生进行了总结,称厉声教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把毕生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他是一位好党员、好同志、好干部。他的优秀品质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在政治运动中,厉声教同志虽遭受冲击,多次被下放劳动改造,但面对逆境,他仍坚持原则,始终拥护周恩来总理,依然坚信党和组织,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

光明网:“厉声教为国家的外交、外宣与教育事业尽瘁毕生,为维护国家主权和边疆稳定,争取中国在国际上的海洋权益,以及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和国家软实力等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正义网:“厉声教是身兼政治家、学者、教育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杰出外交家,在多个领域均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原驻俄罗斯大使武韬:“声教同志,敦厚勤勉,谦谦君子,风范长存。”

中共第十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英语翻译唐闻生:“声教同志英语很好,是一位钻研业务的学者型干部,在外交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极左。”

著名国际法学家周鲠生对厉声教十分欣赏,对其在波兰领土变迁和德波边界寇松线问题等领土边界问题方面的研究赞誉有加。

图6:1973年12月,厉声教代表中国出席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一期会议。(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中国外交部原翻译室主任、中国原驻卢森堡大使、著名外交家吴建民夫人施燕华:“我和建民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曾和声教同事一段时间并建立友谊,特别是他们俩曾一起参加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工作,经常互相切磋。声教对工作的细致认真令人钦佩,对一些问题都能把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建民生前也经常和我谈起他,称赞他为人正派,事业心强。退休后我多次在外交部与他同桌吃饭,发现他仍为外交部国际法方面的人才培养殚精竭虑。”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外交部条法司原司长黄惠康:“厉老对国家的外交条法事业贡献良多,海内外条法人将永远铭记在心。厉老对司里的工作十分关心,特别是为整理司史竭尽心力。现在悬挂在司会议室的条法司简史就凝聚了他老人家的智慧和奉献。”
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欧阳玉靖:“厉老是我国从事边界与海洋事务工作的外交官中硕果仅存的老专家,他的逝世令人痛惜。厉老是我们为数不多的老同行、老前辈之一,在历届条法司同事中都很有口碑,我们都非常敬重他。厉老高风亮节,淡泊名利,一生为人坦诚,默默奉献,为国家的条法与边海事业作出了大量的贡献。特别是退休后,仍继续积极地为国家边海事业发挥余热。这种忘我的精神必将激励我们在新的时期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王颖:“厉声教是一个很出色的外交家,他英语非常好,专业也很扎实。他一辈子兢兢业业,不求名,不求利,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学者型外交官。厉声教对周恩来总理主持外交大政与成就,是钦佩、信服与忠诚执行的。可以说,他遵守我国外交工作的原则与作风,终生不渝。他忠贞爱国,且很有情趣,思想境界也很高。作为外交官,他宣扬了国家,团结了人民。”

弘扬抗战精神,我们义不容辞”——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志愿者群体

“小朋友,你心目中的英雄是谁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以下简称“抗战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问随父母来参观的小男孩。

“奥特曼!”小男孩脱口而出。

老奶奶笑语盈盈,拉着小男孩的手走到一旁的展区。“今天奶奶再给你讲一位英雄,她的名字里也有一个‘曼’字,她叫赵一曼。赵一曼是一位英雄,也是一位妈妈……”

这位老人叫王秀花,是抗战馆的一名志愿讲解员。她声情并茂的讲解,让闻声而来的游客逐渐围成一圈,听到赵一曼给孩子写完绝笔信英勇就义时,有的游客已泪眼婆娑。

永定河畔、卢沟桥边,每天到抗战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在这里讲解展陈文物和抗战故事的,除了18位专业讲解员,更多的是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志愿讲解队伍。他们是退休职工、是学生、是社会工作者,但穿上志愿者马甲,他们都是抗战馆志愿者。

“记得是2007年,我在报纸上看到抗战馆招聘社会志愿者的信息。我看到之后很激动,马上就报名了。”十几年前报名参加志愿者的经历仍然历历在目,王秀花告诉记者:“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是听这些英雄烈士的故事长大的。我觉得英烈精神激励了我们这一代,肯定也会激励下一代,这样的传承不能断代。”

“那些经历就像一幕幕电影画面,经常出现在脑海里。”志愿者王宜凡退休前是一名中学老师,在北京市怀柔区支教期间,他曾数次实地走访抗战遗迹。“多少英雄为了国家独立而英勇战斗,如今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已经牺牲或者去世,我们要是再不讲,知道这些历史的人就更少了。”为此,王宜凡坚定了要把听过的抗战故事讲给孩子们听的信念。

“要英勇冲锋,歼灭敌寇……”4月4日,在“清明节的铭记——尊崇英雄烈士 厚植家国情怀”主题教育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这首《新四军军歌》再次响彻抗战馆。合唱队伍里的林汉京背着军号,唱得格外卖力。林汉京是抗战馆几个管乐团和合唱团的组织者之一。

“弘扬抗战精神,我们义不容辞!这不只是一句简单的口号。”退休前从事国防工作的林汉京说起这话中气十足,“我们一定要让青年人了解过去的历史,让他们知道‘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抗战馆做一名志愿者,并不轻松。抗战馆的馆址位于北京市西南部,很多志愿者来服务的车程都在一个小时以上,很多老年志愿者为了避开早高峰,每天一早就戴上志愿证、穿上志愿服装、背着水壶出发了。“志愿者与讲解员相比时间上更自由。”林汉京说,讲解员通常要在一个小时内完成讲解工作,而志愿者则可以延伸讲解历史故事、历史人物,讲解的时间往往超过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英雄烈士也是活生生的人,雕像、文物虽然是冰冷的,但英雄的精神是有温度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大家从戏说、恶搞那里拉回来,让年轻人认识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王秀花对记者说。

近几年,王宜凡健康状况不好,来抗战馆也从一周五次变成了一周三次、一周一次,但他始终坚持着这份志愿服务。“也有人对我当志愿者不理解,说‘好不容易退休了,不到处旅旅游、看看孙子,受这份累干什么’。但我每次讲完,看到观众们深受感动的眼神,我就知道这些付出是有意义的。”王宜凡说。

一套革命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长城银行货币(组图)

长城银行是东北解放区货币,于1948年2月成立,最早设在辽宁朝阳西南方向宁城县烧锅地,今归内蒙管辖区域,行长史立德,币面标明为冀察热辽地方流通卷,流通于冀察热辽解放区,共发行有;壹佰圓,贰佰圓、伍佰圓、壹仟圓、伍仟圓五种面值,其中伍佰元印有毛泽东主席头像,是我国最早印有毛主席头像的纸币之一,1949年1月,东北银行接管了长城银行,长城银行货币只流通了11个月,留存下来的十分稀少,是研究当时冀察热辽解放区经济的重要参考资料!

红色收藏稀罕藏品——华国锋伟人油画

这张华国锋伟人油画是在1992年拆除核工业部华东地磡局262大队礼堂时发现的,并收藏至今。

华国锋(本名苏铸,1921年2月16日-2008年8月20日),中国山西省交城县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曾经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至今唯一同时出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的领导人。因华国锋主席执政时间不长,伟人油画稀少,能至今保存完好的更是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