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特稿精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对党史学习有许多重要论述。下面选登他在各种场合有关党史学习教育讲话的十段金句，以飨读者。

一、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

二、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要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既不能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误而否定成就。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三、心有所信，方能行远。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更需要坚定理想信念，矢志拼搏奋斗。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四、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是我们党的根脉。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这个比喻很形象，我看这里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不懈。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党也好，最难得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激励着我们党永远坚守，砥砺着我们党坚毅前行。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正是由于始终坚守这个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才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才能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忘记初心和使命，我们党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

六、各级领导干部还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七、全党同志要做的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八、学习党史、国史，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我们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

九、会讲故事、讲好故事十分重要，思政课就要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改革开放的故事，特别要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十、要围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加强思想舆论引导，坚定广大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一步激发全体人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

作者：王元慎

 

    概 述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由于党内政见的分歧、恶劣的生存环境及其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等原因，出席中共“一大”的十三位代表分别走过了不同的人生之路：有的一直坚持革命到底，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的血洒疆场，为了崇高的信仰英勇牺牲；有的离开革命队伍，选择了其他的道路；有的叛变革命，投入蒋介石的怀抱，甚至成为追随汪精卫的大汉奸…

应该说，他们当初参加革命时都有着共同的起点，但结局迥异。

一、共同的起点

共同起点之一

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优秀知识分子。从学历来看，十三位代表中拥有大学学历的8人（其中4人留学日本，3人北京大学），中师学历4人，中学学历1人。在20世纪初，就其社会成分而言，十三位代表均属知识分子，且都是学贯中西的优秀知识分子。

共同起点之二

他们都有“救亡图存”的初心。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纲领》，第一条，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条，“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为止”；第三条，“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等。以上由与会代表们举手表决通过的党纲，每一条都代表了他们救亡图存的初心。

共同起点之三

在风起云涌的思潮动荡中，与会的十三位代表都接触到了新思想，都认同马克思主义。

十三位代表原本同为积极探索救国救民和寻求革命真理的党的创始人，在错综复杂不断深入的革命斗争中，他们有的人坚守信仰，有的人壮烈牺牲，有的人离队，有的人叛变，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终点。

一、不忘初心，践约信念，奋斗终身的 3人：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
二、坚守初心，视死如归，英勇献身的 3人：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
三、不改初心，性格倔强，身离心仪的 2人：李达、李汉俊。
四、动摇初心，误入歧途，迷途知返的 2人：刘仁静、包惠僧。
五、背叛初心，叛党投敌，下场可悲的 3人：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

三、十三位代表迥异人生简介及启示：

一）毛泽东

毛泽东：中共“一大”湖南代表

    毛泽东在参加中共“一大”时是个书记员，与周佛海一起担任会议记录。会议上他很少发言，主要是倾听别人的意见。毛泽东一生信仰坚定，他曾多次被同志误解，屡次挨批，四次被撤职，有四年时间在党内没有发言权（其中一次被撤销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误传被开除党籍）。但他从不怨天尤人，每次身处低谷时，他一边养病；一边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或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他还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时刻关注着党和红军的命运。当前线战事吃紧遇到挫折，向他求援时，颇有战略眼光和军事指挥天才的他立即应邀前往出谋划策化险为夷。中共建党前后，许多青年才俊选择了去西方留学或去苏俄取经，毛泽东则选择留在国内，潜心研究中国革命的规律。他深知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大国，因此十分重视农民问题。他经过深入调研，撰写了著名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在广州、武昌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他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率部上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他领导中央苏区军民，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以少胜多，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围剿…

在极其丰富的革命实践基础上，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理论建设上也有卓越的建树，比如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等等。

遵义会议之前的14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右三“左”的曲折道路，六次更换最高领导人。

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强烈对比，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遵义会议之后的14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历尽艰辛，披荆斩棘，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毛泽东的成功经历告诉我们，成就伟大事业，首先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既定的崇高目标迈进；第二要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第三要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和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第四要有博大的胸怀，战略的眼光、正确的谋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1949年，开国大典时的毛泽东

    二）董必武

董必武：中共“一大”湖北代表

    董必武是一位秀才，后来去日本攻读法律，见到孙中山后，加入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组为国民党）。在日本，他结识了李汉俊，李借给他《资本论入门》，从此董必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帮助下，1920年8月，董必武与陈潭秋等成立了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在武汉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妇女读书会、青年读书会，传播新思想，并派得力同志到工人中去，举办夜校、识字班，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

1928年，党组织派他到苏联学习。他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的学生。他的同学之中，有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叶剑英等。此后，他又转入列宁学院学习。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他，以“老学生”的姿态孜孜于学习之中。

1932年3月，董必武离开莫斯科，秘密回国。经过长途跋涉，他于中秋节到达江西“红都”瑞金。从此，他一直与毛泽东共事。在瑞金，他担任了中央党校校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兼最高法院院长。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年近半百之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董必武一度成为新闻人物：

1945年4月，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了中国代表团，飞往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

董必武是十三位代表中唯一跟随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董必武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担任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七至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64年4月5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来南湖视察，他验证了南湖红船的模型之后，心潮澎湃，不禁赋诗一首：“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濛访旧踪。”

董必武的革命经历告诉我们，选对路，跟对人非常重要。

董必武与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

    三）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

1、陈潭秋

1919年五四运动中，陈潭秋是武汉学生中的积极分子。1920年8月，他与刘伯垂和董必武等组建了“共产党武汉支部”。他先后出席了中共三大、五大、六大。1927年，京汉铁路爆发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时，陈潭秋是领导者之一。1927年至1930年，他先后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满洲省委书记、福建省委书记。红军长征时，他奉命留守江西。在战斗中，他的右耳被子弹打掉，脑子也受到剧烈震荡。身负重伤的他，被送到上海医治。1935年8月，他奉命与陈云、杨之华等一起前往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此后，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常驻莫斯科。

1936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他撰写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发表在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此文是关于中共“一大”的不可多得的文献之一。

1939年5月，陈潭秋奉调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当新疆军阀盛世才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后，他同盛世才进行了机智的斗争。1942年9月17日，他被盛世才监禁，在狱中坚贞不屈。

1943年9月27日，一个阴森森的夜里，陈潭秋被盛世才下令秘密处决于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因怕枪声会惊动四周，他是被用绳索活活的勒死的，与他同样被处死的还有毛泽民和林基路。

陈潭秋：中共“一大”湖北代表

    2、何叔衡

何叔衡留着八字胡，人称“何胡子”。何叔衡也是一位秀才，早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毛泽东的密友。1920年夏，何叔衡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先后介绍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及赴苏留学。 1920年冬，他与毛泽东共同发起成立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共“一大”时，他是十三位代表中最年长的，当年45岁。出席“一大”归来，他与毛泽东一起在湖南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出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委员。1924年出任中共影响下的湘江学校校长。

1927年湖南军阀何健、许克祥制造“马日事变”，形势徒然紧张。何叔衡转入地下工作，来到上海，出任聚成印刷公司经理。这家印刷公司的广告牌上写着“承印账册、商标”，暗中印刷中国共产党内部文件及刊物。公司的“同仁”，有谢觉哉、恽代英、毛泽民、熊瑾玎等。

1928年6月，何叔衡受中共指派，经哈尔滨去莫斯科，出席了在那里召开的中共“六大”，9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编在特别班学习。

何叔衡：中共“一大”湖南代表

    1930年7月，何叔衡从苏联回到上海。几个月之后，进入江西红区瑞金，在那里，何叔衡出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代理内务人民委员、最高法院院长。

1933年冬，王明“左”倾路线猖獗，何叔衡受到了当时“左”倾路线的排斥，被撤销全部领导职务。如同中央苏区中央局刊物《斗争》1933年第17期《火力向着右倾机会主义》一文所指名道姓的“批判”一样，即何叔衡右倾。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经受了严峻的生死考验。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时壮烈牺牲，实践了“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时年59岁。

何叔衡1876年-1935年2月24日

    3、邓恩铭

邓恩铭系贵州荔波人，水族，是中共“一大”中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邓恩铭从小说水族话，唱水族山歌。他祖母是水族歌手，教会他一支又一支的水族山歌：

“砍柴一刀刀，担柴一挑挑。谁知一餐饭，多少眼泪抛。”

他出生在医生之家。祖父邓锦庭、父亲邓国琮都行医。他6岁进入私塾，16岁时入荔泉书院。识字知书后，他喜欢写山歌，其中一首写道：

“种田之人吃不饱，纺纱之人穿不好，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

1920年秋，他与王尽美组织了“励新学会”。王尽美被推举为《励新》杂志编辑部负责人，邓恩铭出任学会庶务。不久，王尽美和邓恩铭组织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这时的邓恩铭不过20岁，而王尽美也只有23岁。参加完中共“一大”之后，邓恩铭写了一首明志诗《决心》：

“读书济世闻鸡舞，革命决心放胆尝。为国牺牲殇是福，在山樗栎寿嫌长。”

邓恩铭：中共“一大”山东代表

    1922年1月，邓恩铭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5年领导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1927年出席中共“五大”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秋在济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31年4月5日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30岁。

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三人都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壮志未酬，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们的革命经历告诉我们，成就任何事业都会有风险，而为革命理想和伟大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人民会永远铭记，英名流芳百世，人生无憾矣。

邓恩铭1901年1月-1931年4月5日

    四）王尽美

已是酷暑时节，地处海滨的青岛也炎热难挡。青岛医院里，一位极度消瘦的青年已病入膏肓，不时口吐鲜血。他已无力握笔，用微弱的声音口授遗嘱。坐在病床之侧的有他的母亲，笔录者则是中共青岛市委的负责人。

“希望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他看罢笔录的遗嘱，在纸末按上了自己的手印。

1925年8月19日，这位青年因严重的肺病病逝于青岛医院，年仅27岁！他，便是王尽美，在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中，他是第一个离开人世的。

王尽美原名王瑞俊，他是在出席中共“一大”时才改名王尽美的。他在一首诗里，表达自己改名之意：

“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

中共“一大”之后，王尽美出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后来，中共山东支部扩大为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他仍任书记。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结第一次代表大会。王尽美作为中共代表出席会议。在苏俄学习、参观了半年之后，王尽美回国，出席了中共“二大”。会后，他出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副主任，罗章龙为主任。从此，他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组织者。

王尽美：中共“一大”山东代表

    王尽美曾参加领导了京奉铁路山海关钢铁厂工人的罢工、秦皇岛码头工人的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他虽然年纪轻，但在工人中却享有很高的威信。

王尽美多才多艺：他是一位富有鼓动力的宣传家。在组织罢工的时候，他站在长条凳上，即席发表演说，把革命的道理说得一清二楚。他擅长绘画。在一次纪念马克思诞辰时，他花了一夜的功夫，使用炭笔画出一米多高的马克思头像，翌日高悬于会场中央。他的书法也很有造诣，写得一手好字，写标语、写游行横幅，颇为拿手。他会演奏各种乐器，包括琵琶、二胡、三弦，笛、箫、唢呐等。在苏俄期间，他的一曲琵琶，使苏俄朋友为之倾倒。

1925年1月，王尽美去上海出席中共“四大”后，已经病重，但他仍在青岛坚持工作。在青岛医院，他在中国青岛市委负责人面前，口授遗嘱，交代了未竟之业，永别人世。

王尽美的革命经历告诉我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搞革命，干事业，需要炼就一副健康的体魄，否则，即使有再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没有一副硬朗的身体也是无法实现的。

王尽美遗嘱

    五）、李达、李汉俊

李达与李汉俊两人，有许多共同之处：

1、他们年龄相同，地域相近。他们都出生于1890年，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湖北人，他们青少年时期受同一种文化，即湖湘文化的熏陶。湖湘文化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重实学”、“重经世致用”。在近代中国被列强瓜分的民族危机下，湖湘文化的经世传统，又突出地表现为强烈的爱国热情。

2、他们都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继陈独秀之后，李汉俊和李达先后担任代理书记。他们都是中共“一大”上海代表，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主要成员，他们并肩战斗，共同组织筹备了中共“一大”。。

3、他们都曾留学日本，是学者型人物，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吸引，成为中共第一代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传播者。

4、他们都是中共主要创始人，同时也是中共“一大”代表中继陈公博1922年脱党之后，两名较早脱党的人。李汉俊1923年5月脱党，李达1923年秋脱党。他们脱党的原因各异，其中不堪忍受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是重要原因之一。

5、他们都是组织上脱离党组织，但在思想上并没有离开党，仍力尽所能积极为党而工作。

李达

李汉俊

中共“一大”上海代表

    1、李达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李达是建党的元老之一。中共“一大”，便是李达在李汉俊的积极配合下筹备召开的。李达在中共“一大”被选入领导核心，担任了中央局宣传主任。中共“二大”是在他家召开的…

李达在中共“二大”上，声言不再担任中央宣传局主任，他与陈独秀的矛盾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他与毛泽东甚为默契。中共“二大”前夕，他应毛泽东之邀，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列主义。中共“二大”之后，他索性和妻子王会悟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回到湖南，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清水塘，李达担任了湖南自修大学校长。

1923年秋，李达正式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据李达自述，主要原因有三：

1、立志专心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愿分心于他务。他自认为专做理论研究与传播，即是对党的贡献。
2、对中共“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求建立各民主阶级统一战线的方针“想不通”，“不愿做国民党员”。
3、不堪忍受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和张国焘的阴谋诡计的伎俩。

李达脱离中国共产党，是他一生中的憾事。不过，他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原因，与陈公博、周佛海截然不同。

李达：中共“一大”上海代表

    李达是学者型人物。他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在湖南大学担任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26年6月，他的哲学专著《现代社会学》出版。1927年3月，李达又受毛泽东之邀，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1930年夏，李达在上海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他致力于著述，写出三部重要理论著作，即《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这三本书，毛泽东都仔细读过，其中《社会学大纲》读了10遍！

李达在著书、教书中，度过那漫长、孤寂、艰辛的岁月。他称这些日子中，他在“守寡”。1948年初，李达突然收到中共华南局转交的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使他激动不已。那是一封用暗语写成的来信：

“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

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李达于1949年5月14日抵达北平，毛泽东派人在车站迎候他的光临。5月18日，毛泽东在香山家中与李达长谈，称他为“鹤鸣”兄。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等作为历史证明人，李达于1949年12月经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结束了“守寡”的日子。李达仍希望从事教育工作。这样，他先是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后来调往武汉大学任校长。

    2、李汉俊

李汉俊是中共创立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东渡日本求学，留日期间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他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十分勤奋地学习马克思原著，并用以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李汉俊参加编辑的《新青年》、《星期评论》和《共产党》月刊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最重要刊物。他与陈独秀一起创办了《劳动界》，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常识，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与劳动大众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灌输。1920年8月，李汉俊与陈独秀共同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首任书记陈独秀当年12月受聘为广东教育厅厅长后，李汉俊任代理书记至1921年2月。他还发起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李汉俊支持武汉等多地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介绍包括茅盾在内的多位青年才俊加入共产党。他与李达一起筹备组织中共“一大”的召开，并将会址安排在其兄李书城家，遇到密探袭扰之后，他沉着应对，化险为夷。

李汉俊：中共“一大”上海代表

    1923年2月7日，李汉俊参与组织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由于李汉俊、詹大悲二人在《新华日报》《楚光日报》上多次揭露蒋介石的卑劣行为，1927年12月17日，林云圣带着一批军警，将李、詹住所包围，并将二人抓走，当日即被枪决。

关于李汉俊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经过，各种说法不一。《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对这一问题作如下解释：

“我们认为大致经过是这样的：1922年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一，实际上离开了党中央工作岗位，回到武汉。党的‘二’大时，他向党中央写过一份意见书。从蔡和森提供的资料来看，其主要内容是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主张党的组织原则采用苏维埃联邦宪法，不赞成民主集中制。陈独秀曾致电请他参加‘二大’，但他托人将意见书从河南带至大会；自己却‘始终没有到会’，随后便和‘玄庐、望道等退出党’。党曾做过他的工作，根据 马林建议，党的‘三大’在他未出席的情况下，仍选他为五名候补委员之一。1924年，鉴于他自动脱党，中共中央便正式将其‘开除’。根据蔡和森的回忆，当时‘大部分同志认为李汉俊等退党是陈独秀同志的专横，使汉俊等消极’。同时他的被开除与张国焘的打击也不无关系”。

李汉俊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曾任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教授等职。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他曾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然而，国民党右翼仍不放过他，1927年12月17日遭捕后当天就被处决。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给李汉俊家属颁发由毛泽东签署的烈士证书，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

纵观李达和李汉俊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所作的杰出贡献，他们称得上是继陈独秀、李大钊之后另两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他们二人脱党，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重大损失，对他们个人来说，更是遗憾终身的事情。

他们先创建后离开共产党的经历告诉我们：

一、对领导个人有意见，对组织上制定的方针政策有不同看法，应采取正确的方式，通过正常渠道进行解决，切不可因此而放弃伟大事业。如果随心所欲，意气用事，就会因小失大，对党的事业和自己的发展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二、每个有崇高理想和追求的人必然要加入一定的组织或团体，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正确处理好个人与组织或团体的关系。在这个世界上，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有组织就有纪律，只有步调一致组织才会有力量，也只有团结才能使自己和组织从事的事业取得成功。

六）刘仁静、包惠僧

1、刘仁静

刘仁静参加中共“一大”时只有19岁，是十三位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代表。1987年，他因一场车祸丧生，是“一大”代表中最后一个离世的。

1922年1月15日，刘仁静与邓中夏创办并主编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杂志。

1922年11月，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陈独秀一起赴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四大”。刘仁静在会上作了发言。就在这次会上，刘仁静结识了托洛斯基。1923年，刘仁静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主编《政治生活》。他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发表了近百篇文章。后来，他与施存统意见不合，离开了团中央。

1926年，刘仁静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参加了托洛斯基派的活动。1929年8月回国后组织托派“十月社”，1929年因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

刘仁静：中共“一大”北京代表

    1935年，刘仁静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7年出狱。1948年发表反共文章《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上海解放后，刘仁静自知今后的日子不好过，便给上海军管会写信，要求处理。不久，他来到北京，中组部要他写一份材料，承认错误。刘少奇找他谈话，要他好好认识错误，并表示在他认错之后会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让他能够生活下去。1950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刘仁静的声明》。他写道：“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随后，刘仁静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参加土改。后来，他被调往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等著作。1979年之后，刘仁静成了唯一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许多党史研究者不断来访，给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几分工作的欢乐。不过，回首往事，他常常恍如隔世。刘仁静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

1986年底，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

刘仁静（前排中）与家人

    2、包惠僧

1919年，包惠僧于北京大学文学系肄业，同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他参加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武昌组织共产党临时支部，任支部书记。

1921年7月，包惠僧受陈独秀委派与陈公博代表广州区出席了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后最初几年，包惠僧先是在上海参加编辑《劳动周刊》。自1922年起，他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兼支部主任、中共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1924年，他奉中国共产党之命加入国民党，随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校长蒋介石共事。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包惠僧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他先是在上海卖文为生，办《现代中国》杂志，度过了三年半。1931年，包惠僧借助于与蒋介石有过共事关系，当上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包惠僧为军委秘书，兼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1936年，包惠僧由武官转为文官，任内政部参事。陈独秀去世前，包惠僧曾去四川江津看望他，那时他在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做事。1944年起，包惠僧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局长。1948年，蒋介石政府风雨飘摇，从南京撤往广州，包惠僧申请遣散，带着家眷到了澳门。

包惠僧：陈独秀委派的代表

    包惠僧面临着抉择：去台湾？去北平？还是留在澳门？他终于下了决心，回到当年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中去。他给北平打了电报，表明自己的态度。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

“约一个星期，接到中国共产党复电，叫我回来。我于1949年11月回到北京。回北京第二天，董老（即董必武）请我吃饭。他对我说，‘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同年12月25日，周总理请我到中南海吃饭。他同我见面之后，对我还是以老朋友相待，我们作了长谈。周总理给我的礼遇和温暖，我几乎感激得流出泪来。1950年，我在革大（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简称）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12月初毕业后即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1957年4月29日，周恩来总理任命包惠僧为国务院参事。

包惠僧晚年的主要贡献，是为后人写下了近百万字的回忆录。他当过记者，又参加过中共“一大”，而且参与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前的一些重要活动，因此他的回忆录具有史料价值。尤其是关于中共“一大”，他和张国焘两人是留下的回忆文字最多的。虽然因事隔多年，包惠僧的回忆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而且又明显地回避了某些问题，但他毕竟还是尽力做好这项工作（这是毛泽东关照中宣部让他做的工作）。在“文革”中，包惠僧受到了冲击。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扫“四旧”的风声正紧，包惠僧怕惹麻烦，让子女把陈独秀写给他的100多封信，付之一炬！他原本是非常珍惜这些信件的，曾一一裱糊，装订成册，封面上题《陈仲甫先生遗墨》，还特地写了前言，以作永久保存。在极度的痛苦中，这些信化成了灰烬…

刘仁静和包惠僧的经历告诉我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伟大的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必须承受惊涛骇浪的考验，才能成就非凡的人生。迷途知返，则会有较好的人生结局。

七）张国焘

张国焘上半场的人生可以说是非常精彩的。他1916年入北京大学读书，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1920年10月，他与李大钊、张申府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因组织协调能力较强，被推选为大会执行主席，后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

会后，张国焘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领导工人运动。1927年7月，张国焘任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曾赴南昌阻止发动南昌起义。1928年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1931年初回国，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后，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10月，张国焘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自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自封为主席，并宣称“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即张闻天）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张国焘：中共“一大”北京代表

    1935年12月底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作说服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工作。张浩是辗转从苏联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的。张浩愉快地接受了中央交给的重要任务，迅即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经过张浩睿智的说服工作，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张国焘南下不得，西进失败，不得不于1936年10月率部北上，与毛泽东所率中央红军主力会合。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原则的错误”，批判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张国焘也写了题为《我的错误》的检讨。

鉴于张国焘承认了错误，中共中央仍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张国焘对解除他的军职心怀不满，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月17日，张国焘在武汉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4月18日，中共中央开除了他的党籍。不久，张国焘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从事反共特务活动。1948年6月，张国焘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同年11月带全家逃往台北。此时的他，已经“贬值”，“军统”已经冷落了他。台北无法落脚，于是他在1949年冬迁往香港，在那里办杂志，维持生计。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看中了他。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连续出席中共“一大”至“六大”的人。他的经历能成为美国教授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史料，于是约他写回忆录。张国焘写下了百万言的《我的回忆》。这部回忆录的收入，使他和妻子杨子烈几年生活费有了着落。用光了这笔钱后，张国焘的生活拮据，跑到加拿大，靠写回忆录赚取微薄的稿费度日。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因毛毯掉在地上无力捡起，被活活冻死。

张国焘的人生经历和结局告诉我们，当自己在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时，切不可忘乎所以，更不能将它作为向党讨价还价的资本。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有改正错误的诚心和勇气。倘若私欲太重，一意孤行，甚至背叛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之前的所有努力都会付之东流。

 八）陈公博、周佛海

1、陈公博

1892年，陈公博出身于一个官宦之家，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1920年10月20日，他联络同学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广东群报》，由他任主编。在出席中共“一大”之后，回到广州。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陈公博还写文章“拥陈反孙”，受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批评。中共中央决定给予留党查看处分。陈公博干脆宣布脱离共产党，最终他被开除党籍。1922年，陈公博在汪精卫的资助下前往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1924年，他完成了那篇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虽然那时他早已脱离中国共产党，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提出种种质疑，不过，他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倒是写下了一段颇有见地的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话：

“一句话，远东古老的土地上现在充满了激进主义。如果在中国的压迫不停止，那么大概在不远的将来，一个中国的新制度就要麻烦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一页，来叙述苏维埃主义的进一步胜利。”

陈公博：中共“一大”广东代表

    他参与过建立中国共产党，又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他能说出这样预见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话。然而，恰恰又因为他背离中国共产党，背离马克思学说，因此他后来走过的人生之路，则是逆着他自己所说过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行。

1925年4月，陈公博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回到广州，立即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随后，他加入了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党部书记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长。

1927年之后，他紧紧追随汪精卫。当汪精卫1932年出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时，他出任实业部长。1939年，汪精卫叛国投敌，陈公博与他狼狈为奸，担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公博大为恐慌，他向蒋介石和汪精卫建议“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

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担任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市长。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逝。离世前，他指定陈公博为继承人。这样，陈公博便成为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成为继汪精卫之后的头号汉奸。

陈公博在面临覆灭之际，亡命日本，但在全国人民严惩汉奸的呼声中，被押回国。1946年4月5日下午，陈公博在苏州受到公审，起诉书列举了他十大罪状，包括“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收编伪军，祸国殃民”等。6月3日上午，在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对陈公博执行枪决。

陈公博（1892年10月19日－1946年6月3日）

    2、周佛海

1917年初夏，周佛海东渡日本，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周佛海在日本学习时，开始信仰共产主义。1921年7月，他出席中共“一大”，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参会的海外“一大”代表。

1922年3月，周佛海考入东京都帝国大学，此时周佛海动摇了信仰，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1924年9月正式脱党并获批准。周佛海一脱党，就走向了反共的道路。他开始追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借助于戴的力荐，得到蒋介石的垂青，1927年，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931年后，又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

在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后，周佛海又日渐与汪精卫接近，成为汪精卫叛国投敌的主要策划者，暗中与日本侵略者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1940年3月30日，周佛海出任汪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要职。

周佛海：中共“一大”旅日代表

    周佛海此人，精于政治投机。1944年，眼看日本大势已去，汪伪政权危在旦夕，他又与蒋介石暗中联系，表示愿为重庆方面“效劳”，气得他的“老朋友”陈公博骂他“卖友求荣”。1945年8月20日，周佛海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周佛海兴高采烈，一下子从大汉奸摇身一变，变成国民党大员。

但周佛海毕竟早已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才当了一个月的“总队司令”，在强烈的舆论谴责下，不得不由戴笠出面，把他暂且软禁于重庆，后又移交南京监狱。在陈公博被枪决之后，周佛海也被推上历史审判台。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不服，请律师辩护，声称他当年为重庆方面做了大量“地下工作”。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发布《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认为周佛海确实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周佛海终于保住了性命。不过，他刚松了一口气，却因心脏病日益严重，1948年2月28日，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终年51岁。

陈公博和周佛海可以说是抗日战争时期继汪精卫之后的第二、三号大汉奸。如果说，陈公博是汪精卫的左膀，周佛海则就是汪精卫的右臂。他们二人走过了相似的道路，即共产党—国民党—大汉奸。

何谓汉奸？背叛祖国、出卖国家利益的人。笔者认为，陈公博与周佛海比张国焘走得更远。如果说张国焘主要是叛党，而陈公博、周佛海则主要是卖国。

周佛海（1897年5月29日-1948年2月28日）

    陈公博和周佛海的人生经历和结局告诉我们：面对恶势力，投降变成了他们心中的“曲线救国”。在他们眼里，也许只有跪着妥协，才能获得侵略者的宽恕。关于日本人收买汉奸的手段，英国侨民科尔斯基感到惊讶：“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汪精卫资助陈公博去美国留学，周佛海被国民党和汪伪政权的高官厚禄所吸引便是明证。

抗日战争期间，移居马来西亚的商人陈嘉庚向重庆国民政府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个提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被邹韬奋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原本能够青史留名，流芳百世，最后却导致众人唾弃，遗臭万年。这说明如果带着投机心理入党，不加强党性修养与锻炼，背叛初心与使命，必然导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面蜕变。

追寻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的迥异人生，正如鲁迅先生精辟指出的那样：“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落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纯粹、愈精锐了。”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

我党隐蔽战线的奠基人及卓越领导人周恩来与夫人邓颖超在大革命时期合影。

当年任中央特科情报科负责人，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陈庚。

李克农

钱壮飞

胡底

    我党隐蔽战线的前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

熊向晖

陈忠经

申健

    我党隐蔽战线的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

在中国共产党艰苦而漫长的斗争历程中，相对于与敌人面对面作战的公开战场，有一条为夺取革命胜利起过重要作用的隐蔽战线。这条秘密战线斗争的成败胜负，直接影响到革命的每一步进程。周恩来，就是我党隐蔽战线的主要创始人与卓越领导者。党的隐蔽战线包括情报、保卫、机要、通讯等工作。我党的隐蔽战线与情报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公开战场，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生存与发展，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出了极为特殊的贡献。

在纪念周恩来同志逝世45周年的时候，笔者想重点回顾一下周恩来在领导我党隐蔽战线及情报工作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一、中共情报工作的奠基人

情报工作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专业。年青时代的周恩来从未接触过情报工作，更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然而周恩来不但具有杰出的组织能力，博闻强记，而且办事精细、缜密，头脑灵活，考虑问题周详，反应机敏，这些都是从事情报工作的优良条件。加上周恩来坚强的党性和出类拔萃的才华，当革命事业需要时，周恩来便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付重担，并取得了十分卓越的成就。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国共第一次合作陷入破裂。在白色恐怖之下，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至武汉。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步蒋介石后尘，大搞“清共”，中共中央机关不得不于同年九月迁回上海。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政策之下，各地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人遭到杀害。著名的共产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等，先后倒在国民党的枪弹之下，中共党员从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减到1万余人，共产党的队伍被打散，其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面对敌人的大破坏、大捕杀，中共中央要想在上海站稳脚跟、生存下去，就必须有一套适应新的残酷环境的对策。这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是瞿秋白，他是在“八七会议”上取代陈独秀新上台的第二任总书记。记者出身的瞿秋白缺乏对敌斗争的实际经验。中共中央于是想到了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

南昌起义在广州潮汕遭到失败后，身患重病的周恩来由叶挺、聂荣臻护送，乘坐一只小舟，在大海上同风浪搏斗两天一夜后抵达香港，被中共广东省委组织安置下来治病。10月下旬，周恩来接中央通知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11月9日的重要会议上，周恩来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时是中共最困难的日子。周恩来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然而，摆在他面前最迫切的问题却是，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之下，如何有效地预防与阻止敌人的破坏，坚定党内外群众的信心，使中共中央能在敌人的严密统治下开展工作，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痛切地认识到，要在强大敌人的心脏地带开展革命活动，首先必须有自己的情报特工组织，以便保卫自己的安全。其次，要建立一套与地下斗争相适应的严密制度与组织纪律、工作方式。

 二、组建中共情报特工组织：中央特科

在组织机构方面，周恩来设立了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由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该委员会由中共第三任总书记向忠发、周恩来和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组成，周恩来是主要领导者。中央特科负责人为顾顺章，下设四个科：第一科是总务科，负责计划与后勤事务；第二科是情报科，负责情报的搜集工作，包括派遣特工打进国民党组织内，建立起自己的情报网；第三科是特务科，负责中共中央的保卫工作以及锄奸、营救被捕的同志、打击敌方的特工人员；第四科是交通科，负责中共中央与全国各地的秘密交通联络。

（一）情报科

情报科成立于1928年4月，是中央特科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周恩来一向注重情报工作。及时掌握敌情，是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和外国列强严密统治下的上海安全而成功地开展工作的前提条件。情报科的第一任负责人，便是黄埔军校一期学员，曾营救过蒋介石，威震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大将陈赓。1926年，陈赓与顾顺章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业务，次年回国后，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后，陈赓被分配到中央特科工作。当时陈赓只有25岁，化名王庸。他机智、勇敢、老练，经常出入外国租界的巡捕房与国民党特务集中的场所，与敌探警特周旋，混得很熟，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使这些整天搜捕共产党的敌特都以为陈赓是他们中的一员，而亲切地称他为“老王”。周恩来与陈赓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成功地将共产党员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中统”，掌握了敌人的核心机密；又成功地在国民党的谍报机关安插了“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杨登瀛，“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四号政治密查员宋再生这样的反间谍人员，使周恩来及时地了解敌方所获取的情报和己方出现的叛徒，在中共中央多次面临重大破环的危急关头，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从而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二）特务科（红队）

特务科是一支短小精悍的武装力量，又称红队。主要任务是为中共中央提供安全保卫，镇压打击叛徒奸细，其负责人是顾顺章。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这支队伍机动灵活、神出鬼没，又冷酷无情，打击准确，威震十里洋场，令那些投敌卖友的中共叛徒闻风丧胆，惶惶不可终日。特务科使用的武器，小至手枪、手榴弹，大至机枪、炸弹，还有特制的催泪化学手榴弹；交通工具多用自行车、汽车、摩托车，常常化妆成各种小贩、佣工及职业人士，无孔不入，令敌人防不胜防。特务科的打击行动事先经过周密的侦察，详细的部署，出手突然，几分钟内解决问题，然后一哄而散，汇入人群之中，甚少失手。

顾顺章系上海宝山人，“五卅”运动时参加工人罢工，成为烟厂工人领袖。他对摆弄刀枪、打架斗殴甚感兴趣，他能够双手打枪，百发百中，打击叛徒、工贼、流氓，他都参加。由于表现勇敢，于1925年被吸收加入中共。他曾担任上海总工会纠察部部长兼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是组织指挥者之一。

然而，此人生活浪漫，自幼也沾染了一些流氓习气，爱搞旁门左道，会耍魔术，曾以“化广奇”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公开表演。

三、制定工作方针及政策原则，全面提高特科工作人员的素质。

中央特科成立之后，为卓有成效地侦获情报和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周恩来在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套使特科屡创战绩的秘密工作方法。如他明确了情报与保卫二者关系，使中央特科的情报科与特务科

（红队）既有不同侧重，又密切配合。秘密工作中，他强调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精、单线联系；在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份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等等。这些，为党的隐蔽战线和情报保卫工作奠定了正确的思路。

此外，周恩来还强调，特科工作必须置于中共的领导之下，为中共的政治目的服务，而不至沦为单纯的恐怖活动。

为了不断提高特科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思想水平和斗争能力，周恩来还想方设法举办培训班。周恩来及恽代英等中共高层领导人经常为训练班学员作政治报告或上政治课。训练班还教授化妆技术、侦查及反侦查、密码破译、密写技术、跟踪及反跟踪、了解上海市区街道和居民住宅情况等。由于上海居民密集，空旷地少，训练班便组织学员乘船到海上进行射击训练。中央特科能够成为一只红色的铁拳头，与这些政治与技术上的训练是分不开的。

四、周恩来：成为国民党搜捕的主要目标之一

鉴于周恩来是中共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又领导着中共的情报系统，自然成为国民党搜捕的主要目标之一。由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很多人认识他，因此他的处境就更加险恶。正因为如此，就需要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周恩来与夫人邓颖超和岳母杨振德一家经常转换居住地方，每个地方少则半个月，多则两三个月便搬迁。这种不断变更居住地点，是重要的安全措施之一。周恩来每更换一个居住地点，便使用一个新名字，而知道他住处的人，也限制在两三个人的范围之内。由于认识他的人太多，为避免不必要的危险，周恩来外出的时间严格限制在清晨五点至七点和晚上七点以后，除有特殊情况，其余时间不外出。外出时不搭电车或公共汽车，也不到公共场合。他对上海的街道地图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尽量熟悉各地的交通道路情况，外出时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他的衣着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头戴礼帽。那是上海最时兴的也是最普通的商人打扮。后来他又蓄起大胡子，党内的同志便戏称为“胡公”。周恩来在上海工作战斗了整整4年，期间发生多次因叛徒出卖而形成的重大危机，并且有那么多中共主要领导人被捕，而周恩来的名声要比他们大得多，却能安然无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与他处事严谨精细、组织纪律性强有很大的关系。

五、钱壮飞：打入敌人心脏，任“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秘书

中央特科的一个杰作，是派遣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宝贵情报。后来周恩来赞三人为“三剑客”。三人中以钱壮飞为最，成功地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浙江省湖州人，1925年加入中共。他多才多艺，自幼聪明，天赋很高，除了行医外，还擅长书法、绘画、文学、电影以及无线电技术。

1928年夏，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到上海招办无线电训练班。在周恩来指示下，经陈赓多方奔走，钱壮飞考试合格，得以进入这个训练班。钱壮飞进入培训班后，勤奋好学，常常熬到深夜也不休息，一心钻研无线电业务，进步很快。日子一长，引起了徐恩曾对他的重视。钱壮飞又多才多艺，善于交际，在训练班中广得人缘，加上与徐恩曾是同乡，于是徐恩曾开始对钱壮飞另眼相看。不久，徐恩曾被委任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钱壮飞这位同乡便被任命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秘书。1929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由针对异己力量变为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务组织，负责侦探、搜捕、审讯，徐恩曾被任命为调查科主任，到南京走马上任，而钱壮飞也就跟着进入了这个国民党最高特务组织的核心。

在新的战斗岗位上，钱壮飞工作更加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徐恩曾对他的信任与日俱增。各地来的电文和重要情报，先由钱壮飞审阅并加以处理，徐恩曾只在上面签个字就算完事。钱壮飞等于代替徐恩曾，掌握了这个特务组织的全盘秘密。

1930年至1931年，蒋介石对红色根据地发动多次围剿，钱壮飞都事先得到许多准确的军事情报，及时地由上海中共中央转发江西，对于保卫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例如蒋介石1930年底至1931年初对江西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中共中央早在两三个月前便获悉了这方面的情报。周恩来于1930年10月28日就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通告第92号》指出：“国民党军阀最近在湘鄂赣三省调动了将近20个师的兵力，准备实施他们的围剿计划”。从而使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有所准备，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厉兵秣马，结果龙岗一役便消灭了张辉瓒部，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不久，经过中央特科的同意，钱壮飞还帮助李克农打入了国民党在上海的情报机关无线电管理局，并取得了徐恩曾的赏识与重用，成为这个组织的负责人。而胡底则打入了国民党在南京的情报机关“民智通讯社”（后来又转到天津的“长城通讯社”），三个人密切配合，并肩战斗。

中央特科还成功地将另一位共产党员宋再生打入国民党上海淞沪警备区司令部，任第四号政治密查员。宋再生将企图出卖李立三和李维汉的两位叛徒的情报及时报告中央特科，两名叛徒被立即处决，李立三和李维汉安然无恙。

六、顾顺章叛变事件始末

1931年4月，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在返回武汉时被叛徒指认被捕，顾旋即叛变。他首先供出共产党在武汉的地下交通机关和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致使10多人被捕牺牲。然后顾主动要求面见蒋介石，出卖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和主要领导人。这个重要的情报被打入国民党中统机关任机要秘书的钱壮飞获悉，连夜报告特科负责人李克农，再转报中央。周恩来在陈云的协助下，采取果断措施，立即安排中央机关和人员安全转移。4月27日，顾顺章被押到南京，蒋介石亲自接见。顾除出卖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里的恽代英外，还率领国民党特务在香港抓捕了著名共产党人蔡和森。蔡和森在狱中坚不吐实，遭到酷刑毒打。最后，国民党特务把他用铁钉钉在墙上，蔡和森仍不屈不挠，直至刺刀刺进他的胸膛，鲜血喷涌而亡。

顾顺章还于6月22日在上海抓捕了工人出身的、整日无所事事，追求生活安逸的草包总书记向忠发。当周恩来得知向忠发被捕后迅速准备组织人员营救，但没有想到他很快就叛变了，不仅供出了周恩来、陈绍禹和博古的住处，还带着敌人前去捉人，连审讯他的敌人都感到很意外。6月24日，向忠发被国民政府枪杀于上海，终年51岁。

顾顺章还将中共中央机关和重要负责人的地址全部出卖给国民党。国民党随之进行大搜捕。由于中共中央和主要人员已事先转移，国民党一网打尽中共领导人的计划落空。

钱壮飞以自己过人的胆识与智慧，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将一场扑向党中央的腥风血雨化为无形。在顾顺章叛变事件中幸免于难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叶剑英、李维汉等。

5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永远开除顾顺章的党籍。由于顾顺章的一些亲属在中共特科工作，熟知中央机密，认识许多中共的负责人，如果顾顺章的阴谋得逞，会给中共造成极大损失。于是周恩来在陈云等人协助下，采取断然措施，下令顾顺章的副手、三科另一负责人王世德，率领红队将顾顺章一家8口以及一干亲戚，全部杀掉，以为叛变者戒。此后，顾顺章加入国民党法西斯组织蓝衣社，1935年遭国民党中统嫉恨而被枪毙。

七、熊向晖：毛泽东曾称赞他：“一个人可以顶几个师”

熊向晖1936年11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服务”，从事秘密工作。胡当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熊向晖于1939年3月在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西安分校）第14期毕业后，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期间，胡宗南集结10倍于我的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熊向晖这位周恩来若干年前在胡身边布下的“闲棋冷子”便将蒋介石密电胡闪击延安的时间、作战意图、进攻路线、兵力部署等一举一动均事先报告了中情部。党中央向外界及时揭露了这个阴谋，使之破产。

毛主席转战陕北，能料事如神，随心所欲地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依靠了这些迅速准确的情报。后来，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1947年7月，熊向晖被胡宗南派赴美国留学。之后不久，胡宗南知道了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气得暴跳如雷。

1949年11月，熊向晖接到周恩来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走进勤政殿时，看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在场。这些人见熊向晖走进来，亲切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大家坐定后，周恩来指向熊向晖，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说完，周恩来爽朗地大笑。众人大为惊讶。国民党前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

八、在隐蔽战线上牺牲和去世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我党的隐蔽战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中，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主要奠基者、领导者。在他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领导和具体过问下，经过长期斗争实践，党的情报工作在政治、业务、组织建设上有了创造性的构思，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行之有效的办法，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工作的极大威力。在战争年代，周恩来曾这样说过：党不能为情报保卫部门到处宣扬，这是一个长期埋头的艰苦工作。将来革命成功了，党史要写上去。可以相信，周恩来对党的隐蔽战线的杰出贡献，无数曾在这条战线上不为名利、任劳任怨、抛洒热血、奋斗终身的无名英雄们的辉煌业绩将越来越多地为世人所知。它们将永载青史，也将永远留在后辈的记忆中。

（作者简介：王元慎 ，男，汉族，1951年6月出生，湖北武汉人，中共党员，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曾有在军事院校学习，西藏边防连队戍边和在北京市属企业工作的经历。1978年8月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被选调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历任局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中央国家机关后勤干部培训中心副主任、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酷爱阅读与研究党史书籍、观看反映中国革命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影视作品以及参观著名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故居、革命遗址及相关展览。亲自采访、撰写过许多重要党史人物，并于2011年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39万字的个人专著《往事追踪—党史轶闻与人物专访》。现为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友会理事，中红网专栏作者。）

照片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笔者与王定国在她家中合影。

照片二，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笔者与王定国在她家中合影。

照片三，2005年9月22日笔者（右一）和同事（李芬丽）与王定国（中）在贵州巧遇时合影。

照片四，2007年12月6日，笔者（右一）陪同师兄李宝铎（左三）等采访王定国时，与王定国（中）及其小儿子谢亚旭（左一）在王老家中合影。

照片五，2011年5月28日，在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舞蹈史》发行式时，笔者（右一）与王定国（中）及其大儿媳徐兰田合影。

    中红网北京2020年9月7日电（王元慎）

今年6月9日，惊闻107岁的老红军、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去世的噩耗，我心中十分悲痛。我与老人家相识了40年，交往不下20次，许多往事像过电影般闪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我与王老相识于1980年前后，当时她住在东皇城根一所普通的院子里。一年秋末，我与几位机关干部来到王定国家，为她家抬煤，准备过冬取暖，当时她还不足七十岁，只见身材瘦小的她跑前跑后，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热情地招呼大家喝茶。出于对谢老及这位三过草地老红军的敬重及对党史研究的浓厚兴趣，1983年初，我对她进行了采访。

当年2月11日，《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我撰写的《勤学、守己、能群—谢觉哉留给青年的话》一文。这是我在省部级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千字左右的文章，该文被《文汇报》等刊物转载，这令我兴奋无比，利用休息日和业余时间采写老一辈革命家及其夫人的欲望一发不可收拾。

1983年6月25日，沈阳一家在全国发行、影响力比较大的《卫生与生活报》，又刊登了一篇我与周炜先生合作采写的另一篇专访文章：《担起继往开来的重任—访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当时她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古稀之年的她，精力充沛，除了整理谢老的文集之外，社会活动也颇为频繁。

在采访王定国的时候，除了想了解她本人的传奇经历外，我还试图通过她老人家多挖掘一些有关谢老的重要史料。因为谢觉哉是延安著名的“五老”之一。五老即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徐特立。他们五位在党内外享有很高的声望，深受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敬重。经过采访王定国和与谢老共事多年的原内务部参事刘子谷及跟随谢老30年的工作人员高世文，我又撰写了三篇有关谢老的文章，即：1、《大兴植树之风  人力改造自然—记谢觉哉关心祖国绿化二三事》（原载1983年3月17日《人民日报》）；2、《奋斗终身为人民—纪念谢觉哉诞辰一百周年》（原载1983年4月25日《工人日报》）；3、《谢觉哉二三事》（原载1983年9月12日《工人日报》），上述三篇文章均收到很好的社会反响。

经过多次交往，我们成了“忘年交”。我成为这位老前辈家的一位“常客”：有时是给她送去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她或谢老的文章，有时是携家人或应同事、同学的请求前去看望他们所崇敬的这位革命前辈。每次去，王老都非常高兴，热情接待，并将她的新作签名相赠。

人与人之间要是有了缘分，往往会在偌大地球的某一个点不期而遇。2005年9月中下旬，我和两位同事去宁陕黔三省进行调研考察。22日下午4；40，我们一行三人在解放贵州先烈纪念碑前向先烈祭拜时，居然巧遇92岁高龄的王定国。只见她精神矍铄、步履稳健，由四子谢云和小儿子谢亚旭及工作人员阳琼仙陪同也来这里祭拜。大家均感意外，寒暄之后，我们与王老亲切地合影留念。

2007年12月初，我还协助我的师兄李宝铎等人顺利完成了一次对王定国的采访任务。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是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六五班学员。宝铎是六二班的学员，我们俩很谈得来。他曾于1994年至2004年任舞蹈系副主任。200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舞蹈史》被批准为国家艺术科学“十五”课题。舞蹈系主任刘敏将舞蹈史的编写这项光荣任务交给了已退居二线的李宝铎。其中红军时期所编排舞蹈的情况需要请当事人予以介绍。宝铎希望在我的帮助下，找到当年任红四方面军剧团服装股股长的王定国进行了解。经与谢亚旭联系，我于2007年12月6日下午驾车接上宝铎兄及他的三位助手,带上花篮等前往王定国家。

王定国对送给她的谢觉哉、吴玉章、徐特立、王维舟等老前辈于1966年5月初在京西宾馆观看军艺演出的照片颇感兴趣。她说：“那天我也去看演出了，后来上台照相的时候我就没上去。”对于记载她在演员剧团经历的文字材料中提到的许多名字，她还都记得。那天她谈兴甚浓，提到李伯钊（杨尚昆夫人）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到红四方面军参与建立随军剧社，并带领他们排练“打骑兵舞”的情况。她称赞李伯钊很有领导能力和艺术天赋。兴奋之余，她还激动地唱起了流行于红军时期的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啊，张灯又结彩呀啊，光辉灿烂现出新世界。亲爱的工友们呀啊，亲爱的农友们呀啊，唱一曲国际歌庆祝苏维埃。”唱毕，她深情地回忆：“当时，我们还将这首歌编排成了舞蹈动作。我们化妆后，穿着演出服装，腰上系着绸子，手握绸带边唱边跳，有些动作比较难，像下腰等，大家围成圈一起下腰，很整齐。”此外，王定国还讲述了设法营救被马步芳关押的刘瑞龙（国务院原副总理刘延东之父）和魏传统（原军艺院长）的一些情节。她说：“刘延东同志在百忙中每年都过来看我，她还曾风趣地说：‘王妈妈，如果当年不是您通过谢老把我父亲营救出来，就没有我啦！’”

临别时，王定国送给我们每人两本书。一本是谢觉哉的《一得集》，一本是她本人的《偶得集》，她逐一在每本书上签了字。

2011年5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舞蹈史》一书的发行仪式在钓鱼台宾馆隆重举行。王定国和我均被列为受邀者。刘敏请我一定邀请王老出席发行仪式并希望我亲自把老人家接来。仪式前，我带军艺舞蹈系文化教研室的朱红梅女士给王老送去请柬。王老得知此活动后十分爽快地应允：“我去！”那天，她还欣然挥毫，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舞蹈史》的发行写下了：“军旅舞蹈生涯”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我也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请老人家留下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墨宝。朱红梅则喜得“大展宏图”的墨宝。告别王老之后，朱红梅对“超额”完成任务兴奋异常，她十分感慨地对我说：“王老之所以长寿，与她为人谦和有关。”

5月28日那天上午，我开车接王老及其陪同她的大儿媳徐兰田等准时来到会场。发行仪式办得很隆重。军艺副院长张方主持了发布会，介绍了与会的领导、嘉宾及新闻媒体等单位。随后，刘敏介绍了舞蹈史编纂过程及相关情况。其中，她特别提到了王定国和另外两位老大姐对编纂舞蹈史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这时，天真活泼的军艺舞蹈系的孩子们向王老等敬献鲜花并行军礼致敬。军艺政委李永龙宣读了王刚、孙家正等领导的贺信，军艺院长张继钢、总政治部副主任杜金才等讲了话。发行仪式结束后，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见到王定国后，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与老人家亲切握手，并行军礼致敬。在送王定国回家途中，老人家情绪非常好，靠近车窗一路观赏路边景色，她边指着景物和路牌，边喃喃地说：“树”，“高楼”，“月坛”等。我拿出我曾写的《谁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一文，她看后说：“送给我吧”。我说：“请您指正。”与王老告别时，她热情地挽留我：“你就在这儿吃饭吧。”我说：“谢谢，不用了，我还有事。”我倒车时，只见王老一直望着我，直到我离开她的视线。

最后一次看望王定国是2017年国庆节前夕。我邀请花园村党支部书记周晋亮一起去看望王老，给她送去“福寿”牌匾及大寿桃、玫瑰香葡萄和月饼等食品。王老见到福寿牌匾后不禁微笑着伸出了大拇指。她还非常有兴致地翻看笔者赠送她的书籍中有关谢老和她的文章，并十分高兴地与我们合影留念。王老还不停地用手摆弄麻将，经常将四个同样的牌摆在一起。谈起年逾百岁的王定国目前的生活状态，照顾王老日常生活已经二十多年的阳琼仙说：“王妈妈一般八九点钟起床，饭食都是将饭菜打成糊糊。她比较爱吃肉。上午十点左右，我用轮椅推她出楼门转转，晒晒太阳。上午她有时也会会客人，但讲话不多了。午饭后再睡一会儿，下午我再推她出去晒晒太阳、透透气。晚饭后她看看电视，一般八九点钟上床睡觉。晚上我陪她在一个屋里睡。她很少起夜，肾比较好，一般也不吃药，很少感冒。”

那天，我还荣幸地得到一本由王老签名，谢文杰著的《九趾红军王定国》一书，周晋亮则喜获一本王老的书画册。回来之后，周晋亮怀着十分激动和崇敬的心情，很快精心编辑了一个非常精美的音乐相册。该音乐相册将我们那天会面的温馨场景尽显其中，而王老家中悬挂的三张习近平总书记与王老亲切合影的照片更是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笔者将音乐相册收藏，时常欣赏，每次都激起对老人家的无尽思念。

去年11月21日，王定国因病在北京医院住院。笔者几次与阳琼仙联系，一是问候老人家的病情及治疗情况，二是表达拟去探望之意。医院出于对王老健康负责，一直未准予探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之后，管控就更严了，致使我未能见上王老最后一面，成为终身憾事。

今年春节前后，王定国从电视上得知发生了新冠病毒肺炎疫情。

“王妈妈一直很忧心，尤其挂念武汉人民。”阳琼仙说，只要身体情况允许，老人家都会专门拿出时间收看新闻，关注全国各地特别是湖北武汉的疫情防控进展情况。今年3月，王定国委托小儿子谢亚旭向她所在党支部交纳了特殊党费，意在为全国人民的抗疫斗争尽一份力。“母亲由衷地希望武汉人民、湖北人民平安健康，希望全国人民平安健康。”谢亚旭说。

因疫情的缘故，今年7月2日，笔者对谢觉哉与王定国的长子，81岁的谢飘进行了电话采访。

“母亲非常关心扶贫工作。五六年前，她就将我叫到跟前，叮嘱我要特别关注对两种特殊群体的扶助：一是现在处于贫困状态的老一辈革命家后代（如受十年动乱影响，当时只拿1300余元退休金的邓子恢之子邓瑞生以及生活拮据的党的“一大”代表何叔衡的孙子等）和散落在西北的原西路军老红军；二是革命老区的贫困乡亲。”

“后来，我们通过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饮水思源专项基金对邓瑞生等进行了救助，还救助了千余名西路军老红军，他们都非常激动，纷纷写来感谢信或送来锦旗。2018年11月7日，王定国扶贫基金会在革命老区山西临县正式成立，母亲给我写了委托书，让我担任理事长。近年来我们陆续开展了消费扶贫、教育扶贫和文化扶贫等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一定要把母亲的遗愿落实好，把扶贫工作做好做扎实，帮助乡亲们尽快过上好日子。”

耄耋之年的老人，大多赋闲在家，颐养天年，而我眼中的王定国却是位充满激情和活力，不知疲倦的老人。77岁时，她担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她是该委员会成立的倡导者之一；85岁左右的时候，她每年去外地考察的时间超过100天；；91岁时，她重走长征路；94岁时，她考察黄河生态；99岁时，她还参加植树造林活动。

“王妈妈为革命吃过大苦、流过血，她的很多战友都牺牲了，她心里有一种使命，有很多牵挂，她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些事。”阳琼仙这样理解这位革命老人。

201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七十华诞。一向了解老人心思的阳琼仙，专门带了两面国旗到病房里。阅兵开始后，满头银发的王定国半躺在病床上，一手拿着一面旗，随着军乐的节奏来回挥舞，累了，歇一下，又接着挥，仿佛自己也置身于天安门广场热情欢呼的人群中。

“王妈妈走了，但她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阳琼仙的声音有些哽咽。“她的红色故事，我们会一直讲下去；她的长征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2020年8月30日，是个星期天，家人拟到京郊秋游。根据我的提议，我们前去瞻仰了闻名遐迩的双清别墅和来青轩等革命旧址。

双清别墅，位于香山公园南麓半山腰，环境优雅，以其苍翠的竹林、遮天蔽日的银杏、挺拔的松柏、古朴的建筑引人入胜，又因院内一座石壁下淌出的两眼泉水而得名。这里原是清代皇家园林香山静宜园“松坞山庄”旧址，乾隆御题的香山28景之一。

然而，真正使这个地方闻名天下的并不是它的秀丽风光，而是因为这里曾是中共中央进京“赶考”第一站，曾是毛泽东主席居住过的地方，曾是中共中央的指挥中心，曾发生过扭转中国命运、决定中国前途的大事。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大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顺利到达北平，进驻香山，毛泽东同志住进双清别墅，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四大书记则住进离双清别墅不远的来青轩。

毛泽东喜欢水，距毛泽东下榻处不远处便有绿树掩映的一池碧水，数群金鱼欢快游动。池旁有一处凉亭，可供主人歇息观景。距池水不远处，有一株猕猴桃树，淡褐色的串串猕猴桃果悬挂于枝头，象征着秋天的到来。

踏进《毛泽东同志在香山》纪念馆，里面有毛主席简朴的卧室和会客室。纪念馆内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彰显毛主席亲情的几幅照片：“毛泽东与江青、毛岸英、刘思齐、李讷在香山”；“毛泽东与毛岸英在双清别墅”；“毛泽东在香山给李敏、李讷、毛远新讲故事”；“毛泽东与女儿李敏在双清别墅”；“毛泽东与女儿李讷游香山寺”。

当然，双清别墅的价值意义在于这里曾是中共中央的指挥中心，它见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程。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撰写了多篇雄文：《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毛泽东还在这里与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何香凝、柳亚子等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

双清别墅的东侧平房旧址为清代静宜园上鹿园，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后，此处为中央警卫处和司机班办公居住地。在新中国即将诞生，蒋介石安插的敌特分子千方百计地图谋暗杀中共领袖的情况下，中央警卫处的同志们为保卫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赤胆忠心、恪尽职守，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劳动，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

警卫处处长：汪东兴；警卫排排长：闫长林；警卫班副班长：武象廷。警卫员：马武义、李连山、马尚志、常连锁、李家骥、赵鹤桐、王振海、李德华、李凤华。他们都居住在一间间非常简陋的小平房里，有两个人一间的，有四个人一间的。

院内还摆放着一辆“威利斯吉普车”。文字说明牌上写道：“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同志乘坐威利斯吉普车在西苑机场阅兵，阅兵结束后乘车进驻香山双清别墅。此车为2019年征集的同款车型。”

来到双清别墅，来青轩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

来青轩始建于明代，依山势而建，明万历皇帝御题“来青轩”。清康熙皇帝在轩内御题“普照乾坤”，乾隆皇帝多次游幸此地，重题“来青轩”，并将此定为静宜园28景之一。1860年，静宜园遭英法联军焚毁。1926年3月香山慈幼院部分学生迁居此处。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香山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四大书记居住和办公于此。

刘少奇同志的办公居住地在一层，由办公室、会客室、卧室、餐厅、卫生间等组成，共计6间。1949年3月25日入住香山后，刘少奇同志主抓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在香山召开财政经济工作会议。4月至5月，他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天津调研，指导经济建设工作。6月至8月，率团秘密访问苏联。9月，迁居中南海西楼。文字说明牌上有刘少奇单人像及刘少奇与夫人王光美的合影照。

朱德同志的办公居住地位于二层，由办公室、会客室、卧室、工作人员住房、餐厅、卫生间等组成，共计6间。1949年3月25日入住香山后，朱德与毛泽东共同指挥了渡江战役，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6月15日起，朱德同志在香山、中南海两地办公，9月入住中南海含和堂。文字说明牌上有朱德单人像及朱德与夫人康克清的合影照。

任弼时同志的办公居住地也在二层，由办公室、会客室、卧室、工作人员住房、餐厅、卫生间等组成，共计6间。1949年3月25日入住香山后，任弼时同志在此指导筹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4月18日，他因身体原因，经中央书记处决定，离开香山，前往玉泉山疗养。文字说明牌上有任弼时单人像及任弼时与夫人陈琮英的合影照。

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居住地位于地形最高处，由办公室、会客室、卧室、邓颖超办公室、工作人员住房、餐厅、卫生间等组成，共计8间。1949年入住香山后，周恩来同志指导筹备国共和谈，在香山会见国民党和谈代表。为便于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等相关工作，5月，周恩来同志入住中南海。之后，因工作需要，往返于香山和中南海办公。10月初，正式入住中南海西花厅。文字说明牌上有周恩来单人像及周恩来与夫人邓颖超的合影照。

2019年9月12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曾来到双清别墅和来青轩，瞻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的办公居住地，参观了《为新中国奠基—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主题展览，与王沪宁等同行人员一起缅怀老一辈革命家当年在香山工作生活的情况。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这里是我们党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是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习近平强调，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到底精神，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使“中国号”这艘巨轮继续破浪前进、扬帆远航。

习近平指出，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革命情怀，始终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紧紧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习近平指出，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

习近平强调，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展望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无限美好。

邯郸市里的学步桥与邯郸学步雕塑。

王元慎在邯郸市里学步桥与邯郸学步雕塑。

娲皇宫与女娲雕像。

娲皇宫与女娲雕像。

王元慎在129师陈列馆。

刘邓和他的战友们（群雕）。

将军岭。

京娘湖美景。

京娘湖美景。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内的烈士纪念塔。

左权将军纪念馆。

左权纪念馆内的部分照片：左权将军。

左权纪念馆内的部分照片：毛主席和左权将军之女左太北合影。

    中红网北京2020年11月11日电（王元慎）

邯郸，系战国七雄之一赵国的都城。第一次知道邯郸这个地方，我还是数十年前从少年读物“邯郸学步”这个成语典故中得知的。一直想光顾此地，但始终未能如愿。今年九月中旬，为完成北京作家协会一个课题，与作协几位朋友到邯郸一游，方知邯郸是集名胜古迹、革命遗址和秀美山水为一体的旅游胜地。由于只有两三天的时间，如何能够既经济，又快捷地观赏邯郸主要名胜？考虑了几个方案，如坐大巴，太浪费时间；如打车，又太贵；经与同行朋友商议，最终采取了包车的方式，从而取得了最佳性价比，倍感不虚此行。

踏访学步桥

上午乘坐高铁抵达邯郸已近下午两点，吃罢口感甚好的“磁州焖子”和筋斗无比的“磁州卤面”等邯郸美食，稍事休息，便前往“邯郸学步”景点。据酒店前台工作人员介绍，学步桥位于邯郸市主城区串城街（邯郸道），距我们下榻处区区几里，遂结伴步行前往。

据史料记载，学步桥原为木桥结构，因常遭水冲，于明代万历45年（1617年）改建为拱券型石桥。桥身长32米，面宽9米，高8米，两旁各有19块拦板和18根望柱，均雕有历史人物故事和精美的狮子、猴子等动物。桥下设有三个大桥孔。桥的规模虽不大，但结构坚固、造型美观，具有民族桥梁建筑的艺术风格。昔日河水荡漾，夹岸杨柳成荫，为邯郸古城一大景观。古桥旁边座落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一对步履优雅的男女后爬行的石雕，它逼真地描绘了“邯郸学步”这一典故，这座桥从此而得名。

古代邯郸学步桥因种种原因被损毁，解放后重建，已非过去学步桥之真面目。如今的学步桥于1995年10月6日被邯郸市政府批准为邯郸市文物保护单位。桥旁新建有一座雕塑，前面一年轻男士领着一位侧身状的优雅女士行走，后面一位男士呈右手前驱，左手后摆，右脚弓步，左脚抬起的状态，亦步亦趋，紧紧相随。笔者一时兴起，也请同来者照此姿势摆拍了一张颇有搞笑意味的照片。

来到学步桥，自然想起“邯郸学步”这一知名典故。

相传在两千年前，燕国寿陵地方有一位少年，不愁吃，不愁穿，论长相也算得上中上等，可他就是缺乏自信心，经常无缘无故地感到事事不如人，低人一等。衣服是人家的好，饭菜是人家的香，站相、坐相也是人家高雅。他见什么学什么，不知道自己该是什么模样。有一天，他在路上碰到几个人说说笑笑，只听得有人说邯郸人走路姿势非常之美，急忙上去打听，没想到，那几个人看见他，一阵大笑之后扬长而去。由于他怎么也想不出来邯郸人走路有多美，便成了他的心病。于是他瞒着家人，跑到遥远的邯郸学走路去了。一到邯郸，他感到处处新鲜，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看到小孩走路活泼可爱，学！看见老人走路比较稳重，学！看到妇女走路，摇摆多姿，学！不过半月光景，他连走路也不会了，路费也花光了，只好爬着回去了。

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留下“寿陵失本步，笑煞邯郸人”的诗句。

邯郸学步的故事告诉我们：他国、他人的长处固然要学，但不应生搬硬套、盲目效仿，否则别人的长处没学到，反而丧失了原本的自我。

邯郸堪称中国成语典故之都。据考证，直接出自邯郸的成语典故多达200余条。其中脍炙人口的有：邯郸学步、完璧归赵、围魏救赵、黄粱美梦、毛遂自荐、负荆请罪、胡服骑射、纸上谈兵、一言九鼎等。

娲皇宫—奉祀天神女娲之地

娲皇宫，位于邯郸市涉县中皇山上，距邯郸市中心105公里左右。这里是神话传说中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之地，是我国建筑规模最大、肇建时间最早的祀奉人类始祖女娲的古代建筑群。娲皇宫始建于北齐时期，初为北齐文宣帝高洋所建离宫，初开三石室，雕数尊神像，后经历代修葺续建，娲皇宫现今占地面积76万平方米。如今建筑多为明清时期，而北齐遗迹，仅留石窟与摩崖刻经，共6部，是中国现存摩崖刻经中最早、字数最多的一处。

每年农历三月初至三月十八，为当地庙会、女娲祭奠之日。是时全国多地的人以及海外华侨前来祭拜华夏族人文先祖，故此地被誉为“华夏祖庙”，为全国祭祖圣地之一。1996年娲皇宫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10月15日被评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作为年逾花甲的老人来说，前往娲皇宫，以上山坐缆车，下山徒步行为最佳选项。缆车为封闭型双人座，运行20分钟，人均消费40元。据工作人员介绍，为保护古迹，缆车不直接抵达娲皇宫，而是停靠在临近的山顶。随后再步行四五十分钟。因基本上是走平路，无需登高，亦有小亭可以歇息，故也不觉疲倦。步行途中可见“补天台”。补天台下牌匾的文字介绍说：“往古之时，水神共工与颛顼为争帝位而战。共工不胜，他怒触不周山，于是天柱折、地维绝、四极废、九州裂，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火熞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一派水深火热、生灵涂炭之惨象。女娲为拯民于水火，在此筑起七阶溶石台，造起三级飞天降，她借来太阳神火，历时七七四十九天，辛勤炼就36500块五彩神石，一举补住了天上的窟窿，为苍生造就了一穹升平世界。”

山顶上的阁楼分三层：底层最高，悬挂着“华夏始祖”的牌匾；第二层为造化阁；最高一层为补天阁。每层阁檐下都悬挂着四个大红灯笼。周身皆白的女娲雕像伫立在阁楼的山下，凝目注视着前方，姿态优雅，栩栩如生。

参观129师纪念馆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民族大业，共御外侮，中共中央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即115师、120师、129师。陈列馆内悬挂着一幅《八路军总部领导（1937.8）》的大幅照片。照片显示，八路军总部领导成员如下：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

初创时八路军三个师的领导成员如下：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肖华。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参谋长周师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注：1938年1月恢复政委建制）。

129师由红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和十五军团一部组成，刘伯承任师长，张浩、邓小平先后任政治委员，副师长是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辖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和教导团等，共1.3万余人。展览图表显示，129师所辖的晋冀鲁豫边区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拥有人口2551万人，从1937年10月至1945年9月的八年中，正规军由9000余人发展到3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40余万人，全区收复县城198座，歼灭日伪军42万余人。

在八年抗战期间，129师成为歼灭日伪军人数最多的一个师。在日寇最猖獗，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晋冀鲁豫边区，129师先后打造出一批能征善战之将，如陈赓、王宏坤、陈再道、王近山、陈锡联、周希汉、李聚奎、还有牺牲的叶成焕等将领都是129师的主将。129师麾下的386旅在旅长陈赓的领导下，成为八路军战斗力最强，对日军威胁最大，歼灭敌军人数最多的一支王牌劲旅。

展览中，还展出了129师在抗战中的几次杰作。一是“夜袭阳明堡”。1937年10月19日夜，129师385旅769团在团长陈锡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指挥下，于山西代县阳明堡焚毁侵华日军飞机24架，歼敌百余人。夜袭阳明堡的胜利，是八路军第129师出师华北抗战取得的一个重要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二是围歼日军战地参观团。1943年10月，太岳军分区司令员王近山（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的原型）率16团设伏于洪洞县韩略村，围歼日军战地观战团120余人，缴获重机枪3挺、掷弹筒3具、步枪80余支，焚毁汽车13辆。

三是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战。1938年2月21日，129师下属的769团、771团、772团在长生口，3月16日在神头岭，769团、772团于3月31日在响堂铺伏击日军，也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其中在神头岭一战歼灭日军1500余人，俘虏8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击毙与缴获骡马600余匹。

当然，129师在抗战时期最大的战绩是作为主力部队参加在彭德怀、左权指挥下的百团大战。《129师“百团大战”战果统计表》显示，129师参加大小战斗529次，毙伤日伪军7500余名，俘虏日伪军489余名，收复县城9座。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和反扫荡战役，以破袭战为主，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它打出了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抗战胜利信心。

日本投降后，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0日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下辖冀南、冀鲁豫、太行、太岳4个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上党战役，是1945年9月10日，我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山西上党地区（今晋东南），对国民党军进行的自卫反击作战，其主战场位于今长治境内，发生于重庆谈判期间，以作为配合谈判的重要军事动作。上党战役，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共两党发生的首次军事冲突，歼灭进攻晋东南解放区的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部队（即阎锡山部）3.5万余人，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上党战役的胜利，为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与蒋介石的谈判占据了极为有利的地位。上党战役是1945年国共冲突的一部分，成为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序曲。

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的“刘邓大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神来之笔是千里跃进大别山。1947年6月，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战略布局下，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向国民党统治地区大别山实施了一次战略性进攻行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渡过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其战略目的是彻底打破蒋介石在全国的战略部署，把战火烧到蒋介石占领区，进而减轻陕甘宁边区、山东解放区的压力，并威胁蒋介石在全国的统治中心南京及武汉。

在一张《挺进大别山路线图》下刊登了毛泽东对千里跃进大别山重要历史作用的一段精辟论述：“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人民军队的辉煌战果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

毛泽东有句名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展览中，还展出了解放区的乡亲们为八路军战士洗衣服，妇女做军鞋、做军衣等图片。其中一位圆圆的脸庞，笑容满面，戴着毛线帽的妇女图片格外醒目。她就是八路军母亲李才清。李才清系河北涉县庄子岭人。1942年在反“扫荡”中，她掩护了50余名八路军伤病员，保存了八路军的32驮冀南银行钞票、8大箱银器及许多被服和药品。1983年，李才清被涉县县委、县政府授予“八路军母亲”的光荣称号。

展览中的实物包括八路军使用过的军帽、水壶、挎包、手枪套等。

京娘湖：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的凄美传说

京娘湖位于邯郸武安市境内，距邯郸市区近60余公里。这是一处雄奇灵秀的山水佳境，素有“华北天池”、“太行三峡”之美誉。景区总面积18.5平方公里，水上游览面积178.2万平方米，平均水深40米，属典型的峡谷峰林地貌。湖面呈倒“人”字型，分东西两支，长短各三公里。这里山水环绕，群峰竞秀，层峦叠嶂，川谷深幽，赤壁丹崖，色彩斑斓，林木茂盛，波光粼粼，风景秀美，造化神奇。

乘坐包车前往京娘湖，一个多小时便抵达景点附近。随后转乘“小火车”绕山盘十几分钟便抵近京娘湖。上船后，穿上橘黄色的救生衣，乘船半个小时，秋风拂面，心旷神怡，京娘湖美景尽收眼底，好不惬意！

饱览湖光山色之时，一位年轻靓丽的女导游将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的凄美故事向我们娓娓道来：

话说宋太祖赵匡胤本是河北涿州人氏，自幼武艺高强，性情豪爽，行侠仗义，乐游好施，以此广交四方人杰。唐末某年某月，匡胤来到邯郸西部的武安县，与当地故交把酒言欢后出城踏青。兴犹未尽而步入深山，见天色已晚便借宿于口上村附近的道观。夜深，忽闻女子嘤嘤戚戚之声。唤来道士盘问方知，此女名唤赵京娘，年方17岁，乃山西永济人氏，随父来此地上香还愿，附近山贼头目闻其貌美而下山杀害其父掠之。因贼人头目有二，京娘属谁争执不下，故且将其寄存道观，待再去掠得另一美女便一起回山，同做压寨夫人。匡胤闻后大怒，打杀贼人而解救了京娘，并欲亲送京娘返乡。由于此地离京娘家乡有千里之遥，一路行去，孤男寡女多有不便，就请道观道士作证，结为兄妹。且说那京娘，不仅貌美绝伦，而且知书明理。一路走来，通过交谈和相互间的扶持，早已认定赵匡胤是有情有义有志向，可托付终身之人。匡胤对京娘的学识、见识和胸怀也是敬佩有加。到家之后，京娘兄嫂窥知京娘心意，遂向匡胤禀明欲将京娘嫁与之意。匡胤极韫：“尚如此，我与那二贼何异？”断不肯从，以致京娘兄嫂恶语相加：你与京娘同行数日，谅虽无夫妻之名，或有夫妻之实，你必须对公众舆论负责…云云。重名节且一根筋的匡胤更为愤怒，与京娘兄嫂反目并佛袖而去。

赵匡胤始料未及他这一走使得京娘多么窘迫：先有贼人杀父劫掠，后有匡胤千里同行，当时的封建礼教和乡间草舍的流言蜚语使京娘及其兄嫂的社会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刚烈的京娘凛然孤身千里，再到河北武安寻访赵匡胤，决意无论如何也要追随他一生。孰料京娘再次来到获救的道观，不但没有赵匡胤的影子，连相关线索也丝毫不见。京娘百般无奈，便从容打理以出嫁规模的盛装并留言：“生不能为匡胤之人，死亦作匡胤之鬼！”随后，在口上村附近投涧自尽。此举影响甚大，民间流传甚远，终于惊动了赵匡胤在武安的故交，当然也惊动了赵匡胤。此时的赵匡胤已黄袍加身，作了宋太祖，闻后追悔不已，不尽扼腕：“我救京娘，我亦害京娘！”遂追封赵京娘为“贞义夫人”，建祠塑像以示纪念。

瞻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位于晋冀鲁豫四省的交界城市-河北省邯郸市。该园是按照中共七大精神，为纪念牺牲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八路军总部前方司令部、政治部、129师及晋冀鲁豫军区的革命烈士，1946年3月由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决议修建，于1950年10月21日落成的。该园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共和国首座宏大革命纪念建筑，是我国建设较早，规模较大，建筑艺术较高，环境较美，党和国家领导人题词和碑文最多的全国著名革命烈士纪念地，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全国百家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分南北两院，总占地面积320亩。

陵园北院以园林建筑为主。独具民族特色的雄伟建筑群，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主门门楣横额上镶嵌有朱德题写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八个大字，大门两侧镌刻着毛泽东主席手书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园内有烈士纪念塔、人民英雄纪念墓、陈列馆、四.八烈士阁、烈士纪念堂、左权将军墓、左权将军纪念馆等纪念建筑。

陵园南院为“晋冀鲁豫军区人民解放军烈士公墓”，这里安葬着八路军前方总部、129师及晋冀鲁豫军区团以上干部和边区的著名杀敌英雄、战斗英雄近200名。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建设与发展，始终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解放战争时期，朱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董必武、杨秀峰等“往来邯郸道，数度谒陵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江泽民、李鹏、万里、聂荣臻、邓颖超等曾先后来园参谒，亲笔题词，并对陵园的建设作了重要指示。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视察我国南方的归途中，在邯郸站下车，专程到陵园缅怀烈士。汽车停在陵园门外，毛主席和滕代远、罗瑞卿一行人徒步走进来，沿“烈士纪念塔”环绕一周，经“陈列馆”、“人民英雄纪念墓”，来到左权将军墓前，脱帽致哀，默立良久。望着陵园的青松翠柏，毛主席深情地说：“他们应该有一块安息之地啊！”

1959年6月4日下午5时，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等一行30余人前来谒陵。当时陵园的大门和纪念馆都已关闭，人们打开，周总理摆了摆手，示意让汽车停在门外，自己步行走进来。这时“烈士纪念塔”正在维修，四周都被芦席围着，但总理仍环绕一周，细心听取陵园工作人员的介绍，然后依次参观了纪念建筑和陈列展览，并作了重要指示。根据周总理的意见，烈士陵园对人民英雄纪念墓、四.八烈士阁等纪念建筑进行了修缮，并调整和充实了烈士纪念堂的陈列内容。

怀着对逝去革命先烈的景仰，笔者将参谒烈士陵园作为邯郸之行的一项重要内容。缓步走进青松绿柏掩映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北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巍然耸立，雄伟壮观的烈士纪念塔。该塔圆形台基直径23米，塔高24米，整体呈方锥体。塔上镌刻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题词，塔两侧石碑上刻有彭德怀、陈毅、林伯渠、董必武、任弼时、杨立三的题词。毛泽东的题词的上款是“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中间是“无尚光荣”四个烫金大字。

陵园的左侧有一座陈列馆，馆名是由刘伯承元帅题写的，里面以“走向胜利”为主题，陈列了晋冀鲁豫边区革命史。资料显示，晋冀鲁豫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三大边区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里面悬挂了历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照片，即：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1936.4—1937.11）；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1937.11—1942.8）；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彭德怀（1942.8—1943.10）；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1943.10—1945.8）。

一张八路军129师一部破击正太铁路的珍贵照片的文字介绍说明：“八路军总部先后调动了105个团的兵力，对华北敌之主要交通线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性破击战，共进行大小战斗180余次，歼日军2万余人，伪军2.3万余人。

最令人瞩目的当属由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先生题写馆名的“左权将军纪念馆”及左权将军墓。1950年10月21日，左权殉国8年之后，灵柩由涉县迁至河北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纪念馆是一座呈长方形，有着五拱门的建筑。纪念馆的正前方，数位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老一辈革命家为左权将军题词，充分表达了对左权将军的敬重和怀念：

周恩来：“左权同志已作先驱了，万千个左权同志的化身将继着起来，千万的人民和军队将踏着他的血迹前进。”

朱德：“十余年来，左权同志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在枪林弹雨间，出生入死，奋不顾身，从事武装斗争，成为我八路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贺龙在“左权同志移葬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落成纪念”时题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奔驰疆场，数十年如一日，流尽最后一滴血，这种共产党人的革命英雄气概与高贵品质，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树立了光荣的楷模，烈士功绩永垂不朽！”

叶剑英于1942年“七七事变”那一天，为左权深情赋词一首《满江红.悼左权同志》：“敌后坚持，捍卫着，自由中国。试看那，搀枪满地，汉家旗帜。胜水残山客我主，穿沟破垒标奇迹。问伊谁，百万好男儿，投有北。崦嵫日，垂垂没；先击败，希特勒。会雄师，踏上长白山雪。风气云飞怀战友，屋梁月落疑颜色。最伤心，河畔依清漳，埋忠骨。”

纪念馆四周湖水涟漪，荷花盛开，令人心旷神怡。

左权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1924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留学，1930年回国。曾任红一军团参谋长、代军团长、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等职。1935年1月至4月，作为红一军团参谋长的他参与指挥红一军团强渡乌江，两次攻占遵义，抢占娄山关，四渡赤水，立下了赫赫战功。1942年5月25日，左权为掩护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壮烈殉国，时年37岁。左权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中牺牲的最高的军事将领。

纪念馆中一张朱德、彭德怀、左权三位八路军高级将领的合影照的说明写道：“在抗日战争中，‘朱、彭、左’成了八路军总部的代称。他们就像3只最合套的齿轮，把华北反侵略战争这架复杂的机器运转得十分灵活。”展览中有一身左权将军在长征中穿过的军服，其中裤子是打了补丁的，还有一件左权将军曾穿过的褐色呢子军大衣，是缴获日军的战利品。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左权这位功勋卓著的高级将领。1950年儿童节，毛主席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1959年6月4日，周恩来总理亲莅陵园追缅左权将军。1988年，左权将军被中央军委确定为我军33位军事家之一。1942年9月，山西人民为纪念1942年5月25日在辽县殉国的左权将军，将辽县更名为左权县。

今年5月25日，在左权将军壮烈殉国78周年之际，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隆重举行悼念活动，左权将军的外孙沙峰与陵园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了此次活动。

两湖（湖北湖南两省）是中国红色文化旅游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发挥了非常关键的决定作用。深入传承、弘扬和研究“两湖”红色文化，对提升和扩大“两湖”影响力，发展红色旅游，加快文化强省建设步伐，营造推进跨越式发展的强大气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具有鲜明特色的湖北红色文化旅游资源

湖北红色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区域特色，在中国红色文化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革命首创地位。100多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推翻了清王朝腐朽的反动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湖北的革命党人和无数仁人志士敢为天下先，前赴后继、不怕牺牲，为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献出了宝贵生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历史功绩彪炳史册，谱写了红色文化的光辉篇章。孙中山先生曾指出：“武汉军兴，建立民国。义声所播，天下响应。”因此，武昌作为辛亥革命首举义旗的发祥之地，其红色文化的首创地位显而易见。

（二）战略支点作用。湖北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战略支点作用，是与湖北在中国版图中的战略地位（特别是在近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相联系的。在辛亥革命中，湖北是南方革命势力和北方清王朝势力武装对峙的前沿阵地，武汉三镇作为首举义旗的革命战场，是全国关注的焦点，其战略支点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北是南方革命和北洋军阀势力对峙的战略支点，北伐革命军占领了湖北和武汉，就意味着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武汉曾一度成为大革命中心和国民政府所在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长江局及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都曾发挥了战略支点的重要作用。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指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像一把尖刀插进国民党统治区心脏，从而拉开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序幕，湖北仍是重要的战略支点。

（三）中流砥柱力量。湖北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还表现出具有中流砥柱般革命力量的特色。党的一大12名代表中有5位是湖北人（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湖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发祥地，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诞生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是造就治党、治国、治军杰出人才的重要基地，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写下了辉煌篇章。中国革命的几次重要转折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在湖北。湖北红安县是中国著名的将军县，其革命斗争史有“大别雄风，将军摇篮”之美誉。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诞生于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是仅次于中央红军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武装力量。长征之后中央红军损失惨重，而红四方面军在人数上则多于中央红军，在装备上优于中央红军和兄弟部队，许多敢打硬仗、恶仗的勇猛之将也出自红四方面军，如徐海东、韩先楚、王树声、许世友等，在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绝对是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力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徐海东、程子华等领导的红二十五军最先到达陕北（后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为党中央确定长征目的地、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奠定了根据地基础。而且，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经济十分困难，曾写信向红十五军团借2500大洋，徐海东当即从军团筹集到的7000大洋军费中拿出5000大洋交给中央。后来彭德怀见到徐海东时说：“那些钱真是雪中送炭，应多多感谢你这位财神爷。”毛泽东也曾多次称赞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湖北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的中流砥柱力量作用。

具有独特优势的湖南红色文化旅游资源

湖南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策源地之一，也是一片拥有悠久革命历史的红色热土。作为红色文化资源大省，湖南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探索湖南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独特优势与发展策略，不仅能助力新湖南的崛起，更有利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使红色文化走向世界。

湖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阵地之一，革命历史悠久，红色文化内涵丰富、表现形式多样，既有以韶山毛泽东故居、长沙烈士陵园为代表的红色物质文化，也有《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为代表的红色精神文化，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代表的红色制度文化。

（一）湖南红色文化旅游的表现形式。湖南红色文化旅游是湖南人民在党的带领下通过长期革命与建设所形成的先进文化，以红色文化遗址等物质资源为载体，蕴含着深厚的革命精神与时代内涵。作为一种地方性红色资源，湖南红色文化旅游资源除具有全国红色文化共性之外，还兼具自身独特的湖湘文化内涵，即心怀天下的爱国情怀、敢闯敢为的革命情怀及兼容并蓄的开放胸怀。湖南红色文化形式丰富，包括物质、制度及精神三个层面。其中，红色物质文化包括党领导下的湖南人民杂湖南地区所遗留与保存的名人故居、旧址、战争遗迹、纪念馆、烈士陵园等。例如，韶山毛泽东故居、长沙烈士陵园、湘南起义纪念馆等。红色制度文化包括党领导下的湖南人民在湖南地区所制定的革命方针、政策及文献作品，例如，毛泽东在沙田镇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红色精神文化包括党领导下的湖南人民在湖南地区所形成及发展的自强精神与民族情怀。例如，红色歌谣《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谢家祠堂、濠头乡红军标语楼等红色标语。

（二）湖南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独特优势。

1.红色遗址数量丰富分布广泛。湖南省拥有数量丰富的红色文化遗址资源，在其下辖的12个地级市及1个自治州（湘西自治州）中，都有数量庞大且极具特色的红色遗址，远超其他省份的同类文化资源。湖南省建有20多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包括湖南省博物馆、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何长工纪念馆、陈树湘生平事迹陈列室、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等。除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外，还设有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谭嗣同故居、岳麓山等多个红色教育基地，以及湖南省境内的重大战役遗址基地，仅在抗日战争期间，湖南就经历过长沙会战、湘西会战、衡阳会战等6次重大战役。

2.红色资源内涵丰富形式多样。除物质资源之外，湖南省红色资源的精神内涵也较为丰富，主要包括影像资料、文献史料、文学作品等。例如，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文集、诗选为代表的文献史料，贺龙、徐特立等人的革命故事，《恰同学少年》《血色湘西》等影视作品，以及《浏阳河》《十送红军》等音乐作品。并且，各类红色事迹中还蕴含着深刻的革命精神与民族情怀。例如，贺龙、刘少奇等革命志士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毛泽东、彭德怀等革命家无私奉献的民族情怀。

3.红色文化代表人物众多。湖南是红色旅游资源大省，被誉为“革命摇篮，伟人故里”。近代以来，这块热土上发生了秋收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义等重大革命历史事件，诞生了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红色景点应接不暇，“红色故事”传唱不息。1955年人民解放军中被授衔的湖南籍元帅4人（共10人）、湖南籍大将6人（共10人）、湖南籍上将19人（共55人）、湖南籍中将45人（共177人），他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岸英、罗盛教、刘一志等战斗英雄，以及高建成、谭守文等建设英雄都代表着湖南红色文化与红色精神的继承与延续。

（作者简介：刘亚典，两湖（湖北湖南两省）中红网一红色文化旅游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