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市上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代烈属祭扫活动

 

    中红网浙江绍兴2020年4月17日电(赵林)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入朝作战70周年。“清明节”是一个缅怀先烈,祭扫英烈的传统节日。在当前正值疫情期间,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为缅怀革命先烈,弘扬英烈精神传,绍兴市上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八家单位联合开展了“致敬·2020清明祭英烈”网上祭扫和清扫陵园,代为擦拭墓碑、鞠躬献花等活动。

4月1日上午,上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全体工作人员来到区龙山革命烈士陵园,举行现场代祭仪式,表达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对新时代幸福生活的珍惜之情。在陵园墓区内,全体党员干部蹲在烈士墓前,细致地擦净烈士墓碑,开展代为烈属祭扫活动、献鲜花,向革命烈士行三鞠躬礼,深切缅怀缅怀英烈、学习英烈、守护英烈,争做烈士精神的传承者,替不能到场的革命烈士亲属完成祭扫心愿。在祭扫现场,该局相关负责人视频连线了朱厚祥、连德生烈士家属,代因疫情不能前来祭奠的亲人擦拭墓碑、敬献鲜花、鞠躬默哀,每个步骤都代表着社会各界以及烈士亲属向英雄烈士表达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

第一届振兴中医座谈会在京举行

2020年7月1日上午,第一届振兴中医药座谈会在北京万寿阳光老年公寓十层会议室举行,图为会场情景。(中红网金梅摄)

座谈会开始,全体起立,高唱国歌,并为在抗疫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们默哀。(中红网金梅摄)

中国萧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华老子研究会会长、中国萧军研究会华夏道医委员会原会长萧鸣主持座谈会并致开幕词。(中红网金梅摄)

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长、解放军炮兵学院院长、陆军导弹学院院长、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第一副院长,少将胡永丰在座谈会上致辞。(中红网金梅摄)

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俄罗斯东欧中亚分会副会长、中国萧军研究会华夏道医委员会副会长、北京泽正堂中医药研究院院长张惠云(右)致辞。(中红网金梅摄)

北京大卫中医医院院长、中医专家张占宗致辞。(中红网金梅摄)

北京辛氏传承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辛氏传承)董事长靳晓玲致辞。(中红网金梅摄)

北京孟林蜂疗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云浩致辞。(中红网金梅摄)

环慈(北京)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军致辞(中红网金梅摄)

北京久大康美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钧现场展示阜生堂开络液

北京乐善堂中医药研究院院长、补元气攻克心脑血管病发明人崔海金现场与大家交流心脑血管疾病的经验。(中红网金梅摄)

北京仙栖谷养老院总经理杨罡(左)发言。(中红网金梅摄)

中华人体脊柱筋骨平衡手法创始人、泽正堂专家张玉和现场展示三椎五法手法。(中红网金梅摄)

薛氏修复刮骨正骨疗法第四代传人、中国中医科学院技术合作中心客座教授、泽正堂专家张守彬讲述了正骨疗法。(中红网金梅摄)

萧鸣会长(左一)、中红网总编辑江山(中)、闫庆华董事长在亲切交谈。(中红网金梅摄)

嘉宾参观中医按摩妙招(中红网金梅摄)

第一届振兴中医药座谈会嘉宾部分合影留念。(中红网金梅摄)

    中红网北京2020年7月1日电(江山、霍金梅、陈胜)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九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在抗疫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之际,有关方面领导、中医专家、企业家代表等,今天上午在北京万寿阳光老年公寓举行了第一届振兴中医座谈会,认真学习毛主席、习总书记有关发展中医药学的指示,充分交流和研讨中医在治疗疾病保障健康方面包括这次抗击新型肺炎中的经验体会,全面落实国家“中西医并重”的方针,使其更好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座谈会开始,大家起立高唱国歌,并为在抗疫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们默哀。

中组部原部长、全国党建研究会原会长张全景,毛泽东主席儿媳、毛岸英烈士妻子刘思齐等担任座谈会荣誉指导。中国萧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华老子研究会会长、中国萧军研究会华夏道医委员会原会长萧鸣主持了座谈会。由于处于疫情之中,在座谈会上,北京领导致辞实行现场直播,外地代表致辞实行视频录播。萧鸣会长在开幕词中指出,本次论坛的目的,就是要认真学习贯彻毛主席、习总书记关于发展中医药学的指示,全面落实国家“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充分交流和研讨中医在治疗疾病保障健康方面包括这次抗击新型肺炎中的经验体会,积极探讨中医当年面临的困境,即中医思维弱化、中医评价西化、中医学术异化、中医技术退化、中医特色优势淡化,以及如何尽快走出困境的举措建议,抓住历史机遇,掌握未来中医药发展的主导权,并借助“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搭建中医国际传播和发展新平台,大力推进中医事业实行产业化、产品化和世界化,尽快让中医药学瑰宝重焕光彩。

在热烈的掌声中,解放军原总参谋部某部正军职领导胡永丰少将首先致辞。他说,今天是伟大共产党99周岁生日华诞。应邀参加第一届《振兴中医座谈会》并第一个发言,心情无比激动,感慨良多。作为少年跟党,奋战70余年的老党员、老战士,从旧社会、从战火中走过的老同志,深深感受,振兴中医的使命感(极其重要)紧迫感(秒速时代)奋战感(青春依在),油然而生。诗曰:

七月流火,跟党操戈。当代华佗,血战恶魔。
生命至上,辉映山河。百载不老,万岁凯歌。

首先,我们要对这次抗击新冠肺炎战斗在第一线牺牲的烈士,表示深切的哀悼!对发展中医作出贡献的同志,表示由衷地感谢!对此次会议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地祝贺!

一、【振兴中医】会议的重要性。振兴中医,是振兴中华的重要组成部份,是我们当代人神圣的历史使命。中医是我们智慧、勤劳、勇敢的祖先,几千年来创造、发明的伟大的医学科学奇迹。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与贡献,在新时代依然闪闪发光。我们应世世代代地传承与发展下去。新冠病毒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是一场全人类与病毒的战争。这场防控阻击战,中医在国内外的大量广泛运用,凸显中医的神奇威力与作用。千年中医瑰宝,新时代闪射灿烂光茫芒。其受众面的疗效性,不可代替的独特性,命运与共的国际性,医药资源的丰富性,科学文化的闪光性,是其它医疗方法无可比拟的。萧会长、江山总编主持的这次会议,是新时代引领振兴中医,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必将为传承和发展中医伟大事业,产生积极的影响,作出创新性的重大历史贡献!

二、【振兴中医】的战略意义。毛主席说:“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他把中医提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是我们祖先几千年来创造的医学科学奇迹。《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从整体观论述医学,呈现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识。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是中国影响极大的一部医学著作,被称为医之始祖。中医是具有中国原创性的医学,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最悠久、理论与实践体系保留最完整的世界传统医药学,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已被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所认可,被世人称为中国奇迹,为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近百年来,中医受到国内外反对势力的影响,发展是艰苦而缓慢,有时是危机四伏。中医面临的困境,思维弱化、评价西化、学术异化、技术退化、特色优势淡化。然而,中医毕竟是中国医学的瑰宝,充满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何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突破困境,复兴中医药,让中医药造福人类健康,既是国策,也是民意,更是中医人的心声,也是我们当代人的历史使命。

三、【振兴中医】的八点建议。如何振兴,需解决八个关键问题,形成系统的整体力量,推进振兴中医。

1、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振兴中医的核心力量,传承与发展中医的生命所在。这次抗疫能取得神奇般的成果,就在于有党的坚强领导和习主席的亲自指挥。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是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比拟的。从思想政治上、体制上、文教上、经济上加大对振兴中医的改革和投入的力度。

2、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中医来自人民,为人民是目的。依靠群众力量,打人民战争。靠少数人,只能冷冷清清,是无生命的。

3、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中医的现代化,是发展的重要路径和模式。运用大数据、数学模型、区块链、人工职能、模拟实验等先进技术和设备。引领传统中医的转型与升级。建立中医数据库、建立数学模型、建立专家系统,建立实验室,进行模拟。

4、加快中西结合的步伐。中西医各有优势和短板。深度融合,扬长补短,就能发挥整体优势,形成强大的医治力量。现状是西强中弱,差异大,不平衡。首先从领导、体制、人才和投入四个方面加强。

5、宏扬灿烂的中医文化。中医从一开始就是以人为核心,以自然为基础而建立的一门学科。提倡救死扶伤、防病养生;养老长寿,美容健身;健康旅游,扶贫脱困;科学研究;文化传播,修身养性。几千年来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添充、完善,形成磅礴宏大、独树一帜的理论体系。

6、大力发展中医产业。中医事业,离不开产业,经济是基础。中医产业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大贡献,是新的经济增长极。抗击新冠肺炎,发展中医产业,有着广阔的前景。

7、发挥典型的先锋力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抓人才、医医院及民间的典型。要大力宣传90岁的屠呦呦,喏贝尔奖获得者,还有张伯礼院士,北京中医院刘清泉院长等。

8、创建振兴中医的数字新闻媒体。党的软实力平台。江山领导的中红网是传媒的楷模。其特点是四红:红色内容、红色人物、红色声音、红色团队。四声:党的声音、人民的声音、正义的声音、战斗的声音。坚决反对媒体的商业化、娱乐化、低俗化、自由化的思潮。建议成为振兴中医的媒体平台。

胡永丰少将最后说,振兴中医是我们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不忘初心,勇挑重担,把这件事做实做大做强。组织与会志愿者平台。建议领军人物是萧会长和江山老师。团结奋战,为推进中医振兴贡献力量。祝会议成功!祝与会者身心健康、事业有成、家庭幸福!

随后,全国政协常委、《当代中医药生命动力学》作者、北京化工大学学术委原主任金日光教授在致辞(座谈会上代读)中谈到,在钱学森老先生在世時,钱老看到金日光用量子化学、第四统計学、催化反应动力学、当代胚胎发生学來解读《黄帝内经》及其中医学原理之后,钱老对中医学下了这样的定义:中医是(超)前科学、地地道道的尖端科学、顶级的生命科学,医学的未來是中医,而不是西医,西医要向中医学习!钱老还说,《黄帝内经》及其中医学早就在喜马拉雅山顶上,但是当代中医界还不大知道这样的高尚境界,他们都是很低调,只有像我这样的外行,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医的真正功效与作用。金日光说,至于我本人,一直为中医的高端科学性大喊大叫,特别是对此次抗疫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三方三药的科学性作了详细的解读,建议各位参照和多多宣传!

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俄罗斯东欧中亚分会副会长、华夏道医委员副会长、北京泽正堂中医药研究院院长张惠云在讲话中指出,振兴中医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谈论了好多年了,我们的国家,我们需要健康的人民,我们历代中医人为之而奋斗了好多年,也企盼了太多年了。中医能不能振兴,怎样才能真正振兴,我们呼吁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能振兴?原因究竟在哪里?只有找到原因,再有自上而下得力措施和共同努力,才能真正解决“中医振兴”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医医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优秀的中医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振兴中医是我们的深深使命和责任。特别是在这场与来势凶猛的新冠病毒的瘟疫激战中,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医中药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也就是说全人类都需要中医,十四亿人口都期望中医振兴,只有振兴中医才能解决全民的健康问题。

张惠云说,振兴中医:必须提高中医中药的医学地位。多年来,由于中医在国内不是主流医学,中医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中医市场萎缩,业务很难开展,中医从业人员生存都困难,所以在任何一家医院中医都不会比西医受重视,就是中医院也在逐步西化,一些中医绝技精湛也难登大雅之堂。中医人本身也失去了信心,民众对中医的认识不足、众多民间高手生存困难,他们的后代看到父辈在中医界的地位和行医的艰辛,不愿做中医,拒绝学中医绝技,中医出现了传承危机,独门绝技濒临失传。民众对其失去信任和理解,使得中医的发展步履维艰,被边缘化了。几十年来,为什么一年不如一年,到了现在,已经遭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人抛弃。国人得了病,都是首先选择西医,只有到了用西医久治无果之后,一些人才考虑选择中医。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只有一个,中医地位太低了,在岗的中医不被重视,有真本事的中医被挡在门外,医院里没几个人看病先选中医的,中医在中国已经衰落到什么地步了。好多学有所成、身怀绝技的中医人无奈跑到国外发展,造成大量的中医人才流失,有的给外国人看病,有的给老外培养人才,仅有少数人受到重用,有的成了美国、加拿大中医局的领导层或首席顾问。有些流失在国外的老中医不无感慨地说“中医起源于中国、却发展于外国”那么,中医在国外是什么状况呢?

张惠云指出,如今,中医已被世界各国所认可,有的国家逐渐步入主流,有的把中医针灸纳入了世界医学的体系。特别是中医的非药物疗法在防病治病方面的优势,更是吸引了许多国家的中医爱好者,纷纷来中国学中医,学非药物疗法。特别是欧美国家已越来越普遍的使用针灸,并已纳入医疗报销体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曾亲自任命中医专家为美国医学顾问,美国议员联名提议推广中医药,认同中医与西医同为独立科学体系。在美国全军普及中医针灸、并列为军医工作的一部分。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全球171个国家和地区,已有9万多个中医诊所,海外中医药从业人员已达30多万。我们国家也越来越重视中医的发展,号召中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但是,中医姓“中’,无论走到哪个国家,中医永远“姓中”,中国人有责任让中医振兴,发展壮大起来!中医要用自己的行动让国家和人民相信中医一定能维护国人健康,是我国中医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中医的神奇魅力无处不在,在国内,为国分忧,为民解痛,为国人健康服务;在国外,为国争光,凸显神奇疗效,成了带动中医与世界各国合作的切入点。中医要用自己的真材实力征服病魔,让国人看到中医独特疗效和显著优势,要想振兴中医,要想改变中医的命运,必须提高中医的医学地位和战略地位,中医必须得到国家的支持和社会的认可。

北京乐善堂中医药研究院院长、补元气攻克心脑血管病发明人崔海金在讲话中认为,振兴中医需要一场立身之战。他说,中医在中国没有地位,有太多的怨恨和不理解。就像新中国成立之后,仍然被西方瞧不起。是朝鲜战争这个立国之战,让中国人真正在世界上站了起来,赢得了尊重。报怨没有用,中医需要一场立身之战来证明自己的伟大。

崔海金院长表示,北京乐善堂现在要发起一场中医的立身之战。他说,振兴中医如同中国和西方医学领域的一场战争。中国的医学领域实际上早已成为西方医学文化的殖民地。中医是一个被殖民者。振兴中医实际上是一场反对殖民统制的文化战爭。我认为,在振兴中医的战场上,不可四面出击,因该应用毛主席的战略,那就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集中兵力攻战医学第一制高点。占领了医学第一制高点,西方医学才会在学术上臣服于中医,中医和西医才有可能平等发展。二十年来,北京乐善堂一直在研发可以攻占医学第一制高点–心脑血管病的中药产品。这个产品我们研发成功了,并且已经在市场上检验了19年。这个产品的名字叫黄太利德正合丸。

据崔海金介绍,黄太利德的功效如下:

1、 可以承诺百分之八十的冠心病患者不做心脏支架、搭桥和起搏器手术。实际上,十九年来我们的失败率仍然为零。

2、 可以让心脏衰竭,等待死亡的病人迅速起死回生。我们已经挽救了无数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的心衰病人。

3、 可以让脑梗、脑出血后遗症患者迅速得到康复。

4.、可以有效预防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我们可以郑重宣布,黄太利德正合丸已经成功攻克了心脑血管病。

黄太利德攻克心脑血管病的社会意义如下:

1. 黄太利德已经在心脑血管病领域从理论和实践上完全颠覆了西方医学。

2 .心脑血管病占据着世界医药市场百分之三十的份额,攻克心脑血管病,意味着,中国将收复世界医药市场三分天下。中国将会再次领航世界医学。

3 . 战胜了心脑血管病,人类的寿命会增加二十年以上,本产品首先在中国得到推广,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第一长寿大国。

4. 一位心脑血管病患者服用黄太利德的年平均费用是一万八千元,中国有三亿心脑血管病患者,全部用上黄太利德,将是5.4万亿的销售额。因此我说,黄太利德将会为中国催生出若干个世界级的独角兽企业。

5. 华为5G占了百分之二十七的专利,每年六千多亿的营业额,已经让美国感到恐慌,并举国家之力打压华为。而黄太利德有百分之百的专利,将会产生数万亿甚至数十万亿的营业额,会对美国产生怎样的震撼,大家可以想像而知。

黄海金充满信心地说,黄太利德一定会为中国经济腾飞插上翅膀,让我们早日实现健康梦,长寿梦,强国梦。也就是习主席为我们制定的中国梦!

在座谈会致辞的还有:环慈(北京)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军、北京大卫中医医院院长张占宗,北京中医世家辛氏传承公司董事长靳晓玲,北京久大康美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钧,北京孟林蜂疗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云浩,北京仙栖谷养老院总经理杨罡,北京万寿阳光老年公寓董事长闫庆华,北京泽正堂中医药研究院非药物疗效法专家、中华人体脊柱筋骨平衡手法创始人张玉和,北京泽正堂中医药研究院非药物疗效法专家、薛氏修复刮骨正骨疗法第四代传人、中国中医科学院技术合作中心客座教授张守彬,中红网总编辑江山等。

大家在发言中谈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是具有中国原创性的医学,是中国对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发明之一,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最悠久、理论与实践体系保留最完整的世界传统医药学,既是中国的国粹,也是世界医药宝库中的瑰宝,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已被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所认可,被世人称为中国奇迹,为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近百年来,不少国人在“全盘西化”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排挤和打压中医。民间中医在夹缝中艰难生存,民间独门绝技更是寸步为艰。好在事实胜于雄辩,在今年抗击新型冠状肺炎中,中医再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中医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如何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突破困境,复兴中医药,让中医药造福人类健康,既是国策,也是民意,更是中医的心声。

参加今天座谈会的还有:北京传统推拿治疗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吕东升,北京岐黄草堂医疗科技中心主任吕施达,北京孟林蜂疗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邢爱军,环慈(北京)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军,武汉虹烨生物电经络保健养生中心总经理刘钇宏等。

外地代表因疫情没有来北京,而用视频形式参加了今天座谈会的嘉宾有:湖北省中医大学教授程方平,江苏省江阴市著名民间中医郑军,河北清竹集团公司董事长郭竹清,河南省汝州市寄料镇民间中医李春江,浙江温州泰顺祖传中医等施云龙等。

第一届振兴中医座谈会的主办单位是中国萧军研究会,承办单位是中红网-中国红色文化旅游网,协办单位是中国萧军研究会华夏道医委员会、北京市西城区社区文明推进协会、北京泽正堂中医药研究院、北京万寿阳光老年公寓、北京大卫中医专科医院、北京久大康美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乐善堂中医药研究院、北京中医世家辛氏传承公司、北京孟林蜂疗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仙栖谷养老院、北京传统推拿治疗研究会、河北清竹集团公司、辽宁省企业家北京商会等。

毛主席和他信赖的一中队

中红网北京2020年7月13日电(侯文忠)

 (一)信任与关怀

毛主席对二十多年来一直专门负责保卫他的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一中队,是非常信任的。这种信任充分的表现在:他非常高兴地吃一中队送给他的一些水果、蔬菜等食品,也送食品给一中队的同志们吃;他是一中队学文化的名誉校长,他从一点一滴关心一中队队员的成长进步;他经常安排一中队的队员搞社会调查,参加社会活动,为他做决策提供他认为更真实的参考依据;他经常会问起:外边站哨的是谁?只要告诉他是一中队的,他总会轻松地点点头,有时还会说:“是一中队的我就放心了”。有时看到一中队的哨兵,还会问“带没带枪,有没有子弹”;冬天里问战士冷不冷,夏天里问哨兵热不热。他经常走进一中队的宿舍,关心战士们的生活,冷暖,到了南方关切地问宿舍里有没有蚊子等等,时时处处表现出对一中队的关怀与信任。

自从1949年7月毛主席入住中南海,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 “1953年5月,公安部第九局以中央警卫师一团为基础,组建中央警卫团。中央警卫师一团的前身是延安时期的中央警备团的底子,干部比较老。按照编制由1000多名干部战士组成,经报总参按照编制序列,中央警卫团的代号为8341部队。” *

按照中央警卫团的安排,新成立的一大队一中队就担负起毛主席的住地警卫和外出随卫的任务,成了他的警卫中队。无论他走到那里,最贴身的一道警卫必定是一中队的。

一中队最初只有近80人,根据毛主席对调查工作的要求和警卫工作的需要,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逐步增加到4个区队、16个分队200多人。

一中队的人员虽然一批一批地更换,部队的番号也进行过变更,但是,毛主席走到那里一中队就跟到那里的警卫任务始终没变,主席对一中队的信任程度始终没变,一中队从上至下对主席生活的关心和对警卫工作尽职尽责的责任心始终没变,领袖与警卫战士之间相互信任的程度在逐步加深。

正如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所讲的:“一中队的同志天天跟毛主席在一起,他们敬仰毛主席,热爱毛主席,与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

毛主席对一中队的信任,与一中队历任领导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如中队长陈长江,1946 年8 月参加新四军,1950年被选调北京中央警卫团,1951年开始进入中南海直接担任毛主席警卫,从一中队的队员、分队长、区队长、中队长到担任一大队副大队长,在主席身边工作25年。他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一心一意做好对主席的警卫工作,是建国后担任毛主席警卫时间最长的警卫队长。

指导员李连庆这位多年负责主席警卫的专家,1951年应征入伍,就在他服役期满前夕,被选拔到中央警卫团。在毛主席身边做警卫19年。毛主席昵称李连庆叫“小广东!” 1971年成为主席唯一的一名负责警卫工作的卫士。之后,马全发、徐龙才担任指导员、中队长,一任接一任领导的言传身教,使得一批批来到一中队的战士,经过了一段时间和毛主席的接触、了解,也逐步由对主席盲目的崇拜之情,转变成真挚的、可信的、对家长敬仰式的深厚感情。从而也习惯了默默无闻、踏踏实实地站好每一班哨,做好为主席服务的每一项工作。

五十年代,毛主席几次把一中队的干部、队员约到丰泽园,给他们讲警卫工作的重要性,规定保密纪律,要求学文化,安排社会调查任务等。为了搞好社会调查,还专门从全国抽调骨干力量充实一中队,非常细致地为一中队制定了干部、队员回家搞调查的具体任务,具体方法、具体要求、时间安排和人员安排等。每次回家搞调查的干部、队员回来,主席亲自接见,逐个听取汇报,看书面汇报材料,还帮助队员修改调查报告中的错白字,教大家写调查报告的方法,和参加汇报的同志一同进餐,言谈之间,主席既像一位和蔼的师长,又像一位慈祥的长辈,与我们警卫战士亲密无间,和睦相处。

对于一中队干部、战士调查研究所反映的情况,主席及时批复给有关部门落实。为中央深入地、及时地了解全国农村、城市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从而作出正确的决策提供了有益地依据。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多批次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参加“六厂两校”的“三支两军”, 通过他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1968年2月,根据主席的提议,一中队抽调了包括一中队副指导员杨启东在内的12名干部、战士去越南,参加了“抗美援越”的战斗,在战斗中落实与越南“同志加兄弟”的友谊。直至 1968年3月,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和国际尤其是中国抗美援越的压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开始“逐步降级”,继而越美两国政府在巴黎开始和平谈判,11月美军停止轰炸越南北方。中国援越部队于1969年4月底陆续凯旋回国。抗美援越战争的胜利,结束了越南上百年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为越南的独立解放作出了贡献,为东南亚和中国的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文革”时期,毛主席有针对性地派干部了解农村的情况,1967年5月和1969年7月他两次指派我们中队长陈长江、指导员李连庆回江苏、广东老家,了解农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产情况和分社、合社的群众反映,并相应的做出了政策的调整。

在社会调查的过程中,毛主席对这支既是自己的贴身警卫,又是十分便捷、非常可靠的调查队伍的一中队,更加信赖有加。

由于我们一中队四区队和主席同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主席多次散步时走进我们的宿舍,与我们战士聊天拉家常。1968 年5月20 日,主席散步走进游泳池区队战士的宿舍,看望战士们,了解官兵关系,政治学习,军事训练,伙食标准等方面的情况。看到我们整洁的内务时,他风趣的问战士们身上有没有虱子。问干部打不打战士。又到警卫战士种的菜地等处视察并做了很多的指示。

为了纪念毛主席对我们警卫战士的关怀,每年的5月20日,一中队都要重温主席历次对我们警卫战士的教导和关怀,进一步学习毛主席的伟大实践,开展做毛主席的忠诚卫士,做好警卫、服务工作的座谈讨论。

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一中队四区队的干部、战士,由于和主席相处的时间长了,彼此之间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知道主席喜好什么,厌恶什么,所以,很少有各种形式主义性质地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个人崇拜活动,也不呼“万岁”、“万寿无疆”,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死记硬背,而是着重于对理论的领会贯通,一切从实际出发,很少走过场,搞形式主义。

领袖与警卫、工作人员之间,就好像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家长和自己的子女一样,相互尊重、相互爱护,充满了无产阶级革命大家庭的信任与欢乐。而我们则把对主席的爱戴之情,贯彻到我们平时的一言一行之中,把一心想着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作为我们言行的准则。

主席的卧室位于室内游泳池的东南角,主席卧室的窗下就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公路,由于主席住房的窗子就是一般的窗子,没有很好的隔音效果,主席又容易失眠,经常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所以,我们在游泳池工作的所有人员,无论是上下哨路过还是我们列队路过主席的窗前,都是自觉地绕道走距离主席卧室远一点的土路,而不走紧挨主席卧室的笔直公路。每当路过主席的窗下,大家都十分小心的静悄悄走过去,唯恐走路的声音影响到主席的工作或休息。

主席窗前的哨兵平时站在土路东边的松树林边,防止不慎弄出响声打扰了主席。平时,哨兵偶尔咳嗽一声,都是自觉地用袖口捂住嘴咳嗽。只有外宾来时,这个哨兵才站在公路西侧室内游泳池中间的大门口,换上呢子军装、黑皮鞋显示出警卫战士的仪表。

冬天,有时房顶的雪化了,雪水顺着房顶的排水管滴下,发出叮咚的声响,为了不影响主席的休息,哨兵会毫不犹豫地摘下自己的棉手套放在滴水处。

中南海里各种鸟雀比较多,为此,哨位上经常放一根绑有布条的长竹竿,每当主席睡觉的时候,几个哨位的警卫战士都会不约而同的拿起竹竿,赶走主席房子附近树上的小鸟。

干部、战士穿的鞋子,一律不穿硬底鞋,更不钉铁鞋掌。一言一行都是为主席着想,让只有吃安眠药才能入睡的主席不被吵醒。

中队的一名战士曾怀着对主席深深地感情,写了一首小诗:

同志,
请你别吵,别跑,
我们的领袖睡觉了,
他昨夜开会,
一直到了拂晓。
风啊,
请你轻些,再轻些,
让领袖安静地歇一歇,
你看他前天办公到现在,
已有两天两夜。
小鸟,
请你别唱,别叫,
让领袖舒舒服服睡个觉,
下午他要接见先进工作者,
晚上还要作报告。

一首小诗,表达了警卫战士对毛主席满腔的情和爱。在我们的心里,只要是对主席的安全、健康和工作有利的,都会自觉地做好。

整个游泳池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绿化也是由四区队的战士负责打扫和管理,这些都是在主席不睡觉或外出时悄悄地进行。有一次主席到人民大会堂去了,留在家里的人立即组织打扫主席花园里的卫生。一般情况下,主席都是夜里回来,谁知这次下午就回来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回避就被“堵”在花园里了。主席下了车从花园门口进来,看到我们在搞卫生,他非常地高兴,站在花园里给我们聊起了家常。问每个人的名字、年龄、入伍时间等等。主席和这边战士正说着话,负责给主席烧锅炉的两名战士,从西边的夹道里跑过来。他们并不知道主席回来了,只是想过来看我们搞卫生的。正赶上主席在这里和战士们谈话,既然撞上了,也就不回避了(这是当时的规定,因为主席不喜欢见了他就躲)。这时候中队长陈长江指着这两个人说;“他们是后来的,是烧锅炉的”。意思是告诉主席,还没有问这两个人的名字。主席扭过脸笑着对他们说:“烧锅炉也是革命工作嘛!革命自有后来人,后来人就是你们喽”。逗的在场的人一片开心的笑声。

尽管主席见到我们年轻的警卫战士很高兴,但毕竟主席考虑的问题太多,工作太忙了,我们能回避时还是尽量地回避。

虽然毛主席居住的游泳池内卧室不多,卧室的面积也不大,但整体面积比较大,搞卫生只靠两、三个工作人员搞不过来,经常都是我们警卫战士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共同打扫。打扫主席房间的卫生,要特别注意主席的学习和生活规律不能打乱,比如说主席看过的书,无论是在书房还是在沙发的茶几上,甚至在卫生间里(由于主席便秘,有时大便时也看书),所放的位置和翻看的页数一律不准变更。因为主席记忆力特别好,虽然多处摆放着他翻看的书,如果任何一处有人翻动,他都能知道,而且还提出意见:“你们打扫卫生,别动我的书”。所以,打扫卫生时要小心翼翼,既要打扫的干干净净,又要把主席常用的物品放回原处,适应他老人家的日常习惯。

同时,我们还协助有关人员整理主席的书房;协助施工人员改造室内游泳池、改造主席的厨房、建空调室、修建主席房间至怀仁堂花园防空洞的地下通道、抽人帮助专职工人师傅烧锅炉,开空调机等等。

记得是1973年9月的一天,领导安排我们去给主席的锅炉房拉煤,像这种公差遇到的很少,这一天早晨我就感到肚子疼,但是正好领导安排到了我,我总感到碰到苦活累活请假不好,也没吭声就去了,等拉煤回来卸完了车,已经疼得受不了了,赶紧到团卫生队,后又转到305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阑尾炎,当时就住院动了手术。

总之,凡是我们自己能做的工作就尽量自己做,一是有利于警卫工作和保密;二是可以适应主席的习惯,尽最大努力为主席创造一个安全、安静的环境。

为了改善主席的生活,我们还根据主席的习惯爱好,想法给主席抓野兔、逮斑鸠、掏麻雀,捞小虾、养小狗。我们在游泳池院子里种的香梨、葡萄、桑椹、海棠果熟了的时候,总要选一些好的、大的先给主席送去,让主席尝尝鲜,每一次主席都是非常高兴地接受,还说:“一中队送的,我吃”。并和工作人员一起品尝。实际上,国内外送给主席的水果,主席不一定都吃,并不是说主席对送的水果不信任,而是主席没有吃零食的习惯。主席吃我们送的水果,实际上是对我们警卫战士的一种特殊感情。我们在主席花园里和游泳池的空地上种的各种蔬菜,主席的厨师随用随摘,尽量给主席吃新鲜的、合口味的蔬菜。

同时,主席也把别人送给他的蔬菜、水果经常送给我们吃。主席一般不接受送给他个人的礼品,多数礼品都交给礼宾司或有关部门,尤其是国内送的礼品。因特殊原因也只收一些无法保存的水果。每当外宾或国内有人给主席送来水果,主席有时不留,有时留下少量自己品尝,多数就送给别人了,而且送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一中队。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中队的同志们辛苦,送给一中队的同志们吃”。

有时主席的厨师把主席吃不完的兔子肉,鱼肉等肉食、冬天里多余的青菜,也送到我们四区队的食堂里。1972年,主席在有了一台彩电以后,还把他的电视机送给了我们四区队,那时很多单位还没有电视机,我们晚上有时就可以看电视了。

总之,我们警卫战士尽量为主席的饮食爱好提供帮助,主席也非常关心我们,真正体现了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那时,能吃到主席送的水果的人是很少的,有的单位和部门收到主席送的芒果舍不得吃而放在特殊药水浸泡的瓶子里“供”起来,全国各大报纸也作为特大新闻连篇累牍的报道。实际上主席送给水果,只能说他心里想着你,只要你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行了,主席并不喜欢这种虚伪的大肆宣传,实际上我们吃主席送的东西最多,而从来没有搞过什么庆祝活动,也不对外进行宣传,更不喊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大口号,只是在分队学习讨论时讲一下,感谢主席对我们的关心,而更重要的是做好保卫毛主席的本职工作,为毛主席服好务。

* ——摘自:张耀祠回忆

中海洋集团向海图强打造海南国际海洋命运共同体助力自由贸易港建设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 加快海洋强国建设。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为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海洋强国战略思想,加强金融对海洋经济的支撑作用。依据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海洋经济强国”的宏伟目标。如何对海洋强国的内涵再认识、再定位,坚持“以海兴国”的民族史观,使中国崛起于21世纪的海洋,是事关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繁荣与进步、强盛与衰弱的重大战略问题。实现由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的历史跨越,是时代的召唤,也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201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央12号文件)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起点发展海洋经济,积极推进南海天然气水合物、海底矿物商业化开采,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南海资源开发,加快培育海洋生物、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洋工程装备研发与应用等新兴产业,支持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要求海南深度融入海洋强国战略,面向深海探测、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等战略性领域,建设国家深海基地南方中心。

202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多处涉海! 提出“完善海洋服务基础设施,积极发展海洋物流、海洋旅游、海洋信息服务、海洋工程咨询、涉海金融、涉海商务等,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洋服务体系。”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总体实现稳步增长,规模持续扩大,2019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8.9万亿,十年间翻了一番。

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要求精神,加快建设高水平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深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据中海洋能源集团富朝阳主席介绍,海南作为占有全国海洋面积三分之二的大省,海洋资源独具特色。近期中海洋能源集团携手海南中鼎集团、国内外权威科研机构、涉海实力企业等团队联合为海南自贸港“国际海洋产业示范区”项目组建了一支强而有力的智囊团,将群策群力建设海南国际海洋产业基地,其中涵盖海洋牧场、远洋捕捞、发展水产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贸易、海洋科技、国际教育、海上休闲旅游、康养等多产融合为一体的国际海洋特色小镇。实现海南海洋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坚持保护生态底色。

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

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

朱冬生

电影《永不消近的电波》1958年上演,作为一部红色经典,60多年来一直在部队放映。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师以上机关礼堂里,在团以下部队的操场上,在大山、海岛洞库的水泥幕墙前,定期的都能见到党的地下工作者李侠的英雄形象。这部电影跟《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铁道游击队》一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军人。军人知道电波是不会永存的,而共产党人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发出的红色电波却是永不消逝的。英雄的李侠虽然牺牲了,但他的精神却激励了千千万万的军人。在这部电影中,广大干部战士看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

 这部电影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为了加强上海地下党的工作,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投降派,把延安最优秀的电台通讯战士李侠派往上海,让他与共产党员何兰芬假扮成夫妻,保证延安与上海地下党秘密电台的联络。李侠与何兰芬在上海展开工作不久,由于日军加强了对电台的反侦听,李侠同志不幸被捕。不过日军怀疑他是重庆国民党方面派往上海的情报人员,可加以利用,便将他释放了。出狱后,国民党上海地下情报系统也误以为李侠是重庆国民党派往上海的潜伏者,便威逼利诱李侠为上海国民党地下情报系统服务。李侠面对日伪蒋的包围,在险恶的环境中巧妙的与敌人周旋,不断地截获重要情报,每一次都准确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投降派。抗战结束后,上海的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搜捕共产党的地下电台,李侠奉命转移。恰在此时,上海地下党获取了敌人的重要情报,必须立即发往延安。李侠中止了自己的撤离,立即向延安发报。当他镇静地向延安发出了最后的告别信号时,他已身陷敌人的包围。

在这部电影中,人们从李侠身上看到了革命者宁死不屈的英雄形象。自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中国,豺狼当道,汉奸横行,生灵涂炭,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一批又一批共产党人发出了最后的吼声,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革命和新中国的到来,顽强作战,勇于献身。也正因为此,英特纳雄耐尔才更加光芒万丈。

李侠来自于一个有信仰的党,来自于一个有理想的人民军队,他甘于为共产主义而牺牲。从电影的人物设计中知道,李侠是个老革命,在反“围剿”斗争中,他既能英勇作战于百里井冈;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也能应对阴谋诡谲上海的十里洋场,真正的战士永远浴血奋战在最前方。他与二小放牛郎、狼牙山五壮士一样,无论敌人怎么猖狂,他们总能从容不迫,不惧生死,坚守信念。这些革命先烈英勇献身时的平均年龄也就是20多岁,他们人生青春的花朵才刚刚绽放,竟能无惧无畏,这更彰显了共产党人信念的高尚。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主人公李侠,人物原型李白。四十年前知道李白名字的人并不太多,知道他英雄事迹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作为早期隐蔽战线上的一个革命战士,身处敌人的巢穴,朝不保夕,这是要有一种操守、一种信仰、一种力量才能坚持斗争的。为了革命的信念方能舍身和忘死,为了人民的利益方能无私和奉献,为了新中国的到来方能英勇和无畏。《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结局是李侠为了革命的胜利,勇敢地走向了敌人的刑场。正因为有这样一批甘于牺牲的共产党人,我们伟大的事业才能成功,新中国才能得以建立,人民的幸福才得以到来。共产党宣言,在李侠身上,得到了最生动最实际的印证。

我对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也有一份军人的执着。1980年5月,我在整理稿件时,看到了一篇署名老红军周维的手稿《红色电波》。凭借党史军史研究工作的经验,以及所看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给我留下来的深刻印象,我立即意识到周维回忆录记述的老红军李白与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李侠应该是同一个人。于是,我认真地编辑了这篇文章,并改名为《永不消逝的电波》。

为准确的回顾历史,为敬畏革命先烈,文章编好后,我用了十多天的时间在资料室里查阅档案,在数万篇回忆录里寻找与《永不消逝的电波》相关的机要通信工作历史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既查到了老红军周维的人物经历,也找到了散见在许多资料里李白烈士的基本情况。在上万件历史资料中找到周维很不容易,十多天内我竟找到了6个叫周维、周伟、周为的老红军、老八路。这些来自于回忆和记录战争历史的资料,准确的说明了周维《红色电波》文章中的李白就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

周维,江西南昌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红军时期曾任无线电台报务员,中央军委无线电总队报务主任,红五军团无线电分队队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第三科(机要通信)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军事电信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

李白,湖南浏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参加长征。曾任无线电台台长、红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1937年受党中央派遣到上海从事秘密电台的机要通信工作。1942年、1945年和1948年曾三次被捕,在狱中经受各种酷刑,始终坚贞不屈。1949年在上海浦东牺牲。

周维在《红色电波》里是这样回忆李白的:我在红五军团无线电分队当队长。在我们分队里,有一个好的带头人,他就是我们队的政委李白同志。部队刚过彝族地区,就钻进了深山老林。我发了一夜高烧,身子更虚了,勉强喝下半碗糊糊,拄根树棍就随着队伍出发了。李白同志让指导员带队,自己却又来照顾我。许多战士想背着我走,那怎么行呢?几百斤重的机器已经压弯了他们的腰,电台比人重要,我决不能拖累他们。“电台重要,人也重要!”他叫两个战士把我抬到担架上,他和另一个战士抬起担架就走。昏昏沉沉不知过了多久,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军团部的医生和李白同志坐在床边,我一把抓住李白同志的手,望着他微笑的脸,李白同志轻轻地替我揩掉不知是什么时候涌出来的两颗泪珠。长征胜利结束,到了延安。李白同志后来奉党的命令,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党失去了一个坚强的战士,我失去了一个可尊敬的战友……

为了证实这一情况,我还询问了周维和李白的老战友、毛主席的机要秘书、红军时期就开始跟随毛主席做电台保障工作、1955年授少将衔的黄有凤。黄有凤、周维和李白曾是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战友,也同为这一时期中央军委电台通信部门的领导。我见黄有凤的时候,他刚从中央保密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他对李白从延安派往上海,后来又在上海牺牲了的情况全知道。他肯定地告诉我,《永不消逝的电波》讲述的就是我的战友李白的故事。

黄有凤、周维、李白的革命经历是相同的,他们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初期的战斗经历是重合的。周维、黄有凤和李白在长征路上和到延安以后都在军委电台机要部门从事领导工作。李白的资历比较老,1925年的党员,当时在延安都是职务比较高的领导干部。把李白这样的老党员派往上海,可见中央对上海斗争的重视。把李白从延安派往上海这一最高机密,知道的人肯定不多。而作为军委电台的实际负责人周维和黄有凤是知道的,而来自于上海地下党的电报也都是由周维或黄有凤亲自译电并直送中央有关部门的。

李白即为《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电影主人公李侠的原型。随后《星火燎原》杂志(1980年8月创刊号)即以《永不消逝的电波》为题发表了这篇文章。我在周维文章的结尾处加了一段话:“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描绘的可能不是李白同志,但他是千千万万个李白同志的缩影,他就是一个‘永不消逝的电波’”。同时加了一个编后附记:“作者周维同志系红军老战士,曾任国防部某研究院副院长,已去世。此文是作者一九五七年撰写。”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全国许多报纸都作了转载。有些报纸就开始把文章中的李白和电影中的李侠说成是同一个人了。

我不知道《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电影,是不是就是在周维同志1957年撰写《红色电波》文章的基础上加以改编的。这已经不重要了,但电影和这篇文章密不可分的联系就这样存续下来了。

后来北京邮电大学在校园里建立了由陈云同志题写的“李白烈士”的塑像,邓颖超同志并为塑像题词。李白、黄有凤、周维这些电台工作者是当时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一分钟也离不开的人。但凡发给中央和中央发出去的电报,需要中央领导传阅的,都是由他们亲送。由于职业习惯,他们从不和人主动搭话,但当时的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没有一个不认识他们的。由此可以看出,李白烈士的纪念碑,由两位德高望重的中央领导给他题词,可见李白与这些中央领导同志的革命感情有多深。

上海邮电管理局为塑像撰写了碑文。他们都是依照周维的文章作为根据的。在此之前,这些单位辗转找到了我,跟我核实了李白烈士的相关历史,并将碑文送我审定。为示慎重,我也找出了李白烈士的经历资料,跟他们做了认真的比对。

现将邓颖超同志的题词和李白烈士的碑文铭记如下:

邓颖超同志的题词是:“象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所写的原型李白同志,为了党的利益,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碑文为:“李白,湖南浏阳人,1910年5月1日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参加长征,曾任班长、无线电台台长、红军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等职。1937年受党中央派遣到上海从事与中央的秘密通信工作,出色的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在1942年、1945年和1948年曾三次被捕,在狱中经受各种酷刑,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在上海解放前夕1949年5月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浦东,时年39岁。李白烈士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和老红军周维所写的《红色电波》也都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但电影和文章所讲述的红色故事正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不忘来时的路”所要传颂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就像一束“永不消逝的电波”,永远光辉灿烂,光照历史,光照今天,光照未来!

 

李春明少将:《台湾等不回!》(外一首)

(远航)

真心和统释善意,

善意总被恶意欺。

台海分裂七十年,

恶狼挡道恨未已!

 

越闹越凶是台独,

越打越狠是美鬼。

越败越弱国民党,

越跑越远是民意。

 

香港回归有先例,

二十多年难治理。

国安立法岀铁拳,

斩断黑手太平回。

 

克岛普京敢收复,

台湾等待永难归!

毛称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欺中国!

 

注:抗美援朝时

毛主席讲过: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美国内乱,

机不可失。

武统台湾,

更待何时?!

(7月7日 北京)

 

李春明少将: 《历史要公道》

(远航)

 

美国抗议掀怒潮,

总统雕像被推倒。

看似无理却有理,

历史要有大公道。

 

北美主人印地安,

数百年前遇海盗。

血腥屠杀大驱赶,

几千万人灭绝了!

 

販卖黑奴如狩猎,

百年血泪债未了!

种族压迫如病毒,

平等自由哪里找?

 

旧恨新仇一起算,

今日霸权更残暴!

一部殖民血泪史,

独立日里认前朝!

 

注: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在新冠疫情面前,美国的民主丶独立丶自由丶平等丶人权,又在哪里?

 

俞梅荪:悼曹志首长

1984年起,我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事立法的规划工作,向各有关部门征求意见,曹志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对经济立法很支持,与我多有书信往来。他为人热情豪爽,对我们的工作多有支持。

 

1988年起,国务院副秘书长兼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主任顾明,担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他是我的老领导,我从此担任他的秘书,当时曹志也新任全国人大副秘书长,成了同事。

 

由于曹志原在国家计委工作,是顾明的老部下,年轻9岁,他俩很熟悉,经常一起开会讨论立法问题,他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

 

他的去世,使我回想其音容笑貌,近日,我不断对朋友和家人叙述曹志对立法工作极大支持的往事。

 

由于疫情,我未能前往八宝山送别。愿他一路走好。

 

回想2016年,我前往八宝山送别老领导万里、乔石、汪东兴、张震、尉健行、安志文、陈锦华、杜润生、李洪林等等,打过交道的老同志。

 

这一年,我竟然到八宝山去了10-11次;每去一次,都痛心疾首,都是告别那个激情燃烧的大时代啊。

 

曹志简介:

曹志,(1928年5月-2020年7月1日),男,汉族,山东安丘人,1947 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10月参加工作,大专文化,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1946年至1949年  任松江省政府教育厅干事,阿城县委土改工作队组长、队长,《阿城通讯》社社长,阿城县红旗区委书记、红石区委书记。

1949年至1960年 任松江省阿城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松江省委宣传部副科长、副处长,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处长。

1960年至1966年 任黑龙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第一书记秘书。

1966年至1968年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

1968年至1970年 任黑龙江省合江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1970年至1977年 任黑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7年至1978年 任国家计委负责人。

1978年至1983年 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室主任。

1983年至1987年 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87年至1988年 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

1988年4月至1993年3月 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副秘书长。

1993年3月 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后任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

1995年1月 当选为中国人大制度新闻协会名誉会长。

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 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98年5月 任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

2020年7月1日14时3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俞梅荪:五十年风烟往事——追忆到陈寅恪家拜年

1960年代,陈寅恪全家福。

 

【导 语 】2020年7月3日,是陈寅恪先生130周年诞辰日。我找出2019年10月7日,陈寅恪50周年忌日时撰写的回忆文章,修订重发,供参阅。

 

追忆到陈寅恪家拜年

 

1970年初,我从上海长宁区安化(路)第二中学69届初中毕业,到江西省南城县新丰公社(镇)农村插队,年底回上海江苏路480弄76号家中过年。

 

1971年1月28日大年初二上午,17岁的我突然收到朋友赠的车票,当晚要从上海西站出发,到杭州换乘27次火车前往广州,再转车回江西农村去。

 

那天上午,正好我的朋友高兄来访,其父是旅行家且有藏书,那十年,这些历史知识的普通书籍都属“破四旧”的禁书。书店没有卖,如家中有,要送废品回收站卖废纸处理。高兄家的藏书大都已送废品回收站了,还剩一点,其父母看得紧,不许外借,以免招事。高兄争取拿出来借给我。

 

午饭后,高兄又来我家,书未拿来,却告知其母有事找我。我从未去过他家,只好前往。我俩沿着安化路走到底,到定西路他家。

 

其母潘阿姨是和平中学教师,让我在里屋坐下。她说:“广州有我的亲戚陈寅恪,很久没有音讯,很惦念。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被打倒,被审查,你前往看看他的情况怎样。捎上一包茶叶(似一斤),还有一小瓶茶叶(约一两)给你路上喝。”

 

高兄之父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当时受冲击,挨整。家父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我是被打压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子女,处处被歧视,谨小慎微。头一次到广州,可玩两天,好高兴啊!却要顶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前往探险,心里害怕,却又无法推辞。

 

高兄送我出来时,悄然把广州旅游小册子借给我,似未经其母同意。

 

当晚10时多,江苏路市三中学初一学生14岁弟弟送我到愚园路乘20路电车,抵中山公园终点站,拿着行李往前走了一站地,到凯旋路的上海西站客运小站(1916年建,2000年拆除)。零时半,弟弟把我送上前往杭州的列车。回家已无公交车,我那十四岁的弟弟只能摸黑独自步行四站地回家,上海滩的春节很潮湿寒冷,使我很过意不去。

 

上海西站始建于1916年的客运小站,因离家不远,我从小就常到那里转悠,很熟悉。1980年风靡的港片《上海滩》在此拍摄;2000年,为建轨道线被拆除。

 

午夜,在奔驰的列车上,我喝着热茶,清香甘甜,头一次品茶。我琢磨陈寅恪到底是什么人?犯了什么罪?怎么会杳无音信?竟要我千里迢迢勇往直前去打探。

 

抵广州的次日,大年初五(1月31日),我拉着在广州的同学一起前往陈家拜年。

 

我俩乘公交车,出市区,过珠江大桥,就是中山大学。刚进大门,只见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似没有树木,没有绿化,不像广州市里绿油葱葱,春意盎然。我不断向路人打探陈家怎么走?人们均用怪怪的眼光打量我,不愿搭话,有的欲言又止,有的充满敌意,一路向六七位路人打探,仍不得要领。

 

看来陈寅恪的问题严重了,我很害怕,硬着头皮朝前走。最后,一位工人指了大致方向。我按潘阿姨给的地址“东南区一号楼二层一单元”,一路寻找,终于来到陈家。我观望四周,似无人,沿着露天楼梯来到二楼,轻轻叩门,生怕被人看到。

 

1971年1月31日大年初五上午,俞梅荪到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二层一单元(右侧第一家)陈寅恪家拜年,两层楼里似住着十来户教师。此楼1911年建,1953年夏,陈寅恪一家搬到这里居住达16年。

 

开门的是20多岁大姐姐,似电影《青春之歌》的林道静,她很美,脸色苍白,很忧郁。得知我从上海来向陈寅恪拜年,她很震惊,慌忙把我俩让进门,迅即关门,没让我俩进屋,站在厨房匆匆对话。

 

她说:“父亲在一年前去世了,母亲也去世了,我在英德(离广州约100公里)干校劳动,现回家过年,这两天就回英德农村去。”

 

我把潘阿姨的信和茶叶交给她,匆匆告辞,约五分钟就出来了。我和同伴战战兢兢,生怕被中山大学的保卫人员发现,被盘查。我俩连走带跑,很快溜出学校大门,走在马路上,才松了口气。

 

2009年11月,陈寅恪故居开放仪式,左起陈长女陈流求、陈三女陈美延(1971年接待俞梅荪)

 

1960年暑假,陈寅恪夫妇在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二层一单元家中的起居室。

 

1960年代,陈寅恪全家福。

 

我拉着一起前往陈寅恪家壮胆的老同学周兄,其父周自新在1929年赴德国柏林大学测量系学习,1935年回国创办民国政府的炮兵瞄准仪兵工厂为厂长,被誉为我国炮兵瞄准仪之父;1949年后,任上海光学仪器厂高工,曾受陈毅、邓小平的表扬并多有交往。1966年文革,他被打成敌特分子,关押多年,杳无音信。故周兄更是“黑五类”子女,更怕出事。他作诗四句,记录此事,我记得两句:“望宇宙万里无人烟,跨大地四处尘飞扬……”(周兄之父后来死在狱中,1979年平反;如今,四川邓小平老家纪念馆有邓小平动员周自新留下,建设新中国的介绍。)

 

2008年,时年79岁的汪廷奎(广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山大学历史系学生反右受难者)对我谈起:“1956年,我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陈寅恪被内部批判,被边缘化,选读其课程的学生越来越少,最后不到十人,我们在他家里上课,后来只好停课了。1957年,我27岁被打成右派分子,被长期劳改,1979年被改正,恢复公职。”一位懂气候的广州朋友说,中山大学与广州隔着珠江,气候反差很大,故当年我在校园遇到的尘土飞扬的场景是成立的。

 

1957年,陈寅恪在家中作课堂,向选修《元白诗证史》的学生讲课,右2学生汪廷奎。

 

70年代,像陈寅恪这样的死难者很多,我常年在农村劳动,时间一长,就淡忘了。

 

陈寅恪夫妇之死,归葬庐山。

 

据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书中叙述:

 

“1969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二楼已住了16年的家。责令陈氏搬家是在生活上的一种迫害。陈寅恪被迫搬家的直接后果,便是加速了他的死亡。”(俞梅荪注:我却在他去世后,到其原址的家,莫非其去世后,女儿又搬回?存疑。)

 

“1969年10月7日晨五时许,陈寅恪走完了他79年的人生历程,因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而含冤去世。”

 

“45天之后,1969年11月21日晚8时许,陈寅恪的贤妻唐筼追随九泉下的丈夫去了。按一般的说法,唐筼死于心脏病、脑出血。”(见《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三联书店出版,2013年再版)

 

2003年6月,陈寅恪、唐筼夫妇归葬庐山植物园。1970年代,我在江西农村插队,曾四上庐山,为引种树苗,两次住在庐山植物园学习,对那里很熟悉,很向往,这是满山的巨大松柏衫树为主的广阔园林。

 

2003年6月,陈寅恪、唐筼夫妇归葬庐山植物园的墓碑落成仪式,陈长女陈流求致词。

 

2000年以来,有关陈寅恪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使我深为感动,仔细琢磨,我似在30年前到过他家,询问高兄得以确认。

 

光孝寺里的大工厂

 

我和同伴拜访陈家之后,按旅游书上的地址找到越秀区光孝路109号的光孝寺(两千年历史,规模雄伟,为岭南之冠),竟是大工厂,被门卫拦住。我拿着旅游书,要进去参观,门卫很茫然,竟不知光孝寺,使我惊讶。我坚持要进去看看,门卫允许进去走一下就出来。只见大雄宝殿等各大殿里都是一排排的机器轰鸣,工人正在忙碌的生产,似加工业。

 

为写本文,我查百度:“1949年起,华南文艺学院进驻光孝寺,僧侣全被遣散。接着‘平整土地’,把寺里所有台阶填平,把天王殿的四大天王泥塑和大殿中的如来佛祖的金身砸了……1974年,全面复建和修葺。”光孝寺已关闭22年,难怪门卫不知其为何物了。

 

我按书又找到苏东坡提字“六榕”的花塔六榕寺,大门紧锁,未能进入。

 

故地重游,物是人非。

 

2007年秋,我到广州出差,中山大学法学院杨院长夫妇邀我前往,晚饭后带我前往陈寅恪家。

 

一别37年,重访故地,激动不已,可惜陈宅已成名人故居,不见当年的苍凉萧条。尽管夜深,在路灯的强光下,看到房子还是那栋房,路还是那条路,但是周边方圆数百米的道路宽敞讲究,草地修葺整齐,成为中山大学的热点参观区域。我大失所望,感觉全无,痛心疾首,只想大哭。历史往往被后人随意装扮嘲弄,以示后人,再复示后人也。

 

据悉,2009年,为中山大学85周年校庆,重修陈寅恪故居,耗资200万元。这是两层楼房,1971年我到此,住着十来户教师,陈家在二层第一单元,现整楼被清空。当年通往二层陈家的楼梯在室外露天,现在底层中央开了大门,增设了通往二楼陈寅恪卧室的木制老式楼梯,名为修旧复旧,实为改变结构。

 

2014年,我在央视《陈寅恪》电视专题片看到陈长女陈流求访谈,陈家共三女,当年接待我的是老三陈美延,约长我十岁,现约75岁。

 

2018年春节,我在上海定西路高兄家中聊起往事。他说:“1980年代,我遇陈美延专程从广州来,感谢家母曾托人前往探访。那天,70多岁的家母坐在床上,聊得很高兴。”

 

高兄说:“家母潘家德(1914-2006)是长宁区和平中学英语教师,1942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英美文学系毕业,陈寅恪是老师,又是长辈亲戚,究竟是什么亲戚关系,我说不清,要问陈美延啦。”

 

2009年修缮的陈寅恪故居和铜像。

 

2019年10月7日,陈寅恪50周年忌日拍摄的陈寅恪故居,陈家原住在二楼头两间房。

 

2009年修缮的陈寅恪故居。

 

大门右侧是楼内新增通向二层陈寅恪起居室的楼梯(陈寅恪生前的楼梯在室外)

 

俞颂华、俞庆棠兄妹与陈寅恪。

 

近年,我读祖父俞颂华的传记和史料,在上海寻访老建筑及其背后的历史,得知俞颂华(1893-1947)和陈寅恪(1890-1969)在上海市长宁区华山路1626号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现为复旦中学)是同窗好友,毕业后多有合作。

 

俞颂华写到:“1909年,当我考进复旦公学时,分六个年级,我插在第五班,要五年毕业,陈寅恪和钱经宇均比我高一班,在第四班。那几年的复旦教务长一直是李登辉老师,但校长却时有更迭,都是当时的名人。我初进复旦时,严复为校长,其后高梦旦、夏剑丞、马相伯诸先生先后来为复旦的校长。”(原载《俞颂华:悲忆钱经宇先生》,原载《东方杂志》1947年4月号;《俞颂华传》莽萍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228页)

 

1910年代华山路复旦公学的校门(现为复旦中学)

 

2005年华山路1626号复旦中学建校百年之际,重建原复旦公学时的校门。该校离江苏路我家仅两站,44路公交车直达。当年祖父曾到母校散步,我和弟弟从小就经常路过,还进校玩耍。

 

1928年起,陈寅恪的两位老同学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社,钱经宇任总编辑,俞颂华任编辑;1932年起,俞颂华创办《申报月刊》担任总编辑,常向陈寅恪约稿,为其发稿。

 

1920年,我祖父俞颂华的胞妹俞庆棠(1897-1949)在美国留学期间,与陈寅恪多有交往。据吴宓日记载,8月25日,吴宓与俞大维同访俞庆棠,俞庆棠提出想见陈君寅恪,“于是陈君、俞君及宓,于27日夕,共请俞女士于波士顿城红龙楼吃中国饭一次”。“9月1日,俞庆棠离波士顿西行,陈寅恪又与吴宓、俞大维相偕送站。”(《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

 

俞庆棠此际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深造,后成为与陶行知齐名的民众教育的先驱,有“民众教育的保姆”之誉,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委员,被邓颖超题词纪念为“人民教育家俞庆棠”。

 

1938年在庐山妇女座谈会,前排右1俞庆棠,后排左4邓颖超,右3宋美龄。

 

陈寅恪的母亲俞明诗之兄俞明震(1860-1918)在1895年担任台湾布政使。俞颂华之父俞棣云(1856-1918)先于俞明震,于1887年在台湾主持铺设海峡两岸的海底通讯电缆工程并创办台湾电报局,追随李鸿章和盛宣怀致力于洋务运动,与俞明震应多有交往。

 

陈寅恪的表弟和妹夫俞大维与俞颂华、俞庆棠兄妹关系密切。

 

随着我的年龄增长和阅读量增加,发现陈老先生与我祖父,甚至再上一代,两家之间都有交集。于是我想,五十年前受托前往广州给陈老拜年,真乃冥冥中之缘也。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出处。

 

陈寅恪的格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为王国维(1877-1927)纪念碑撰写的碑铭,两位大师倡导的学术精神,使我深为感动。可望不可及,迄今为止,只好望洋叹啊!

 

1929年,陈寅恪撰写碑铭:“……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静安(国维)纪念碑,陈寅恪撰写碑铭:“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1957年,王国维的次子王仲闻(1901-1969)和其两儿子分别在各自的单位被打成“右派分子”。王仲闻在中华书局编辑《全唐诗》、《全宋词》、《元诗选》,对宋朝典故如数家珍,成果卓著,得王国维真传,被同事称为“宋朝人”。1969年,他被多次批斗、抄家,曾两次到颐和园当年王国维投湖处,悲哀欲绝。因游客太多,只好回家于11月12日服“敌敌畏”自尽,即陈寅恪去世第36天。之后,其妻相继去世。

 

1996年12月,我即将出狱之际,读《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刘梦溪,《中华读书报》1996年12月18日),其中提到:王国维把学术和国家的存亡联系起来并写到:“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这使我深为感动。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在历次的改革与变法之中不断被杀,但因苍天没有灭中国,故没有灭中国的知识分子,使之不断涌现,前赴后继。同理,苍天没有灭我,使我冤狱要出狱了。

 

梁启超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王国维说:“提倡最高之学术,国家最大之名誉也。”陈寅恪说:学术之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张之洞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见刘梦溪文)

 

2008年,我结识王仲闻之子王庆山,即王国维之孙,他长我15岁,成良师益友忘年交。

 

现年84岁的王庆山,1957年在武汉测绘学院被打成学生右派分子,被遣送新疆劳改20余年。2017年6月2日,王国维90周年忌日,他被央视请到北京,在颐和园王国维投湖殉难之处访谈拍片。他触景生情,忽然想到自己的一生磨难,一事无成,懊丧不已,悲愤交加,厌世之极,要像祖父王国维那样投湖自尽,却因不愿连累采访人员,只好作罢。

 

因诸多的苦难,他较悲观,与朋友交谈时,常有绝望和自杀情结,被北大生物系的老校友张强华解释为“自杀有遗传”,使他愤怒。

 

王庆山把这个情况讲给我听,我感同身受。1957年,家父俞彪文在财政部座谈会上,按照胡立教副部长的热情邀请,提出改进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业务工作的建议,却被打成右-派-分-子,被批斗,愤而自杀身亡,在跳楼的天台上写下“不自由,毋宁死”。当时我4岁,弟弟1岁,“十年”文-革-中,我和弟弟成“黑五类”子女,被歧视,被欺辱,挨打,弟弟自杀被抢救,患了短暂的精神抑郁症,之后正常上班20多年;又因我的冤狱,弟弟受惊吓,旧病复发住院,病好出院后,成为孤寡残疾人,倍受歧视和欺辱,又多次自杀被抢救。家父的冤案,祸及家人的劫难,没完没了,持续至今,只能默默承受。自杀是对苦难的抗争,被说成“遗传”也无妨。王庆山觉有理,歇怒了,并与87岁的北大生物学系53级反右受难者张强华同学,言归于好啦。

 

王国维的投湖自尽,那时人们还没有革命性的“觉悟”,没有人在报刊上说王国维是“自绝于人民!”但是,王国维之子王仲闻和家父,以及许多自尽罹难者都成了畏罪自杀,罪加一等,祸及家人后代。

 

2018年7月,王国维之孙王庆山和俞梅荪讨论王国维的自杀问题。王庆山的祖父和父亲,自杀身亡;俞梅荪的父亲和姑姑即姐弟俩,自杀身亡,弟弟多次自杀被抢救。王庆山和俞梅荪同病相怜,见面聊自杀,成了永远的话题。

 

陈寅恪重申王国维语:“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这使我对家父的自杀(1979年平反)多有理解。

 

五十年风烟往事,回味起来令人惆怅不己!人间公义,社会良知,何其姗姗来迟?!

 

纪念陈寅恪逝世50周年研讨会。

 

2019年10月12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北京三联书店主办“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学术与思想”研讨会,史学、哲学、文学、思想史等领域百余位学者到会,从不同视野探讨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中国思想文化绵延不绝的影响。陈美延等家属代表专程从美国赶来。

 

会议认为:陈寅恪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家,是现代思想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研究者、传承者和实践者。他的学术思想贡献和他的人格力量影响一代代学人。

 

刘梦溪(中央文史馆馆员)发言认为,陈寅恪的历史研究没有抽离出历史流变中的兴亡之感,在《柳如是别传》中“就事论事”和“就事论史”,用古典寄托他的哀思,他的身世流离和家国兴亡。这可能受到他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的影响,让人们对陈寅恪心中的痛史有更深切的理解。

 

2019年10月12日,陈寅恪之女陈美延在研讨会发言,左为刘梦溪。

 

陈寅恪之女陈美延(右3)和部分与会者。

 

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

 

《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著,三联书店,2010年版。《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著,三联书店,2014年版。

 

《陈寅恪集》14册,三联书店版。

 

树立在清华大学的上世纪清华国学院四导师雕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1909年,17岁的俞颂华考入清华学堂,后转入复旦公学。)

 

俞家三兄妹青少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起步。

 

俞家三兄妹:俞凤宾、俞颂华、俞庆棠,被称为近现代史上的江苏太仓藉“俞氏三杰”。

 

1879年创办的圣约翰书院,后为大学,1900年代在上海万航渡路1575号学校大门。1951年起,成为华东政法学院,在我家向西的两站地,我和弟弟有时路过,进去散步。(复旦中学在我家向南两站地)

 

圣约翰大学格致楼1899年建。怀施堂1895年建,纪念该校创始人施约瑟;1951年更名韬奋楼,纪念1921年文学院毕业邹韬奋(年长10来岁的俞凤宾和俞颂华兄弟对邹韬奋多有关照,邹韬奋曾撰文回忆住在俞家治好眼病)

 

1908年,我祖父俞颂华的胞兄24岁俞凤宾在上海中山公园北门对面的圣约翰大学毕业,为医学博士(1915年创办中华医学会和《中华医学杂志》传承至今)。

 

当时就读北外滩澄衷中学15岁的俞颂华常到圣约翰大学的俞凤宾处小住,感受大学风貌,看到各种报刊,很新奇且着迷,影响其日后投身新闻事业。(1914年,俞颂华从复旦公学政治经济学系毕业,留学东京法政大学社会学系;1919年初,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任主编,投身五四运动,与陈独秀的讨论在《新青年》杂志刊载;1920年10月,他和瞿秋白前往苏俄采访,成为我国头一次走出国门的记者,后常驻德国,发回大量报道,使国人及时了解外部世界;1932年,创办《申报月刊》任总编辑,1935年任《申报》总主笔即总编等,与陈寅恪多有合作。抗战胜利后,贫病交加的俞颂华回到上海,时任国立教育学院新闻系主任,1947年5月,全国“反内战”学潮,不少学生被开除,重病中的俞颂华找校长据理力争,抗议开除学生,悲愤交加,当场吐血,旧病发作而去世,年仅54岁;学生因此都未被开除。)

 

2008年,俞梅荪、俞颂荪兄弟在汉口路309号《申报馆》旧址,缅怀祖父俞颂华在这个楼里,1932至1937年担任《申报月刊》后为《申报周刊》总编辑,其中1935年兼任《申报》总主笔即总编辑。

 

俞庆棠(1897-1949),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上海,当时在圣玛利亚女校(其校舍在圣约翰大学思丁堂,现为华东政法大学东风楼;1940年代搬至江苏路为上海市三女中)上学并担任学生会主席的俞庆棠和各校学生代表集中在海格路(今华山路)复旦公学,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决议罢课游行,上街演讲。(之后,留学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她积极投身民众教育事业,以改造社会;1930年代,在江苏省创办1341所民众学校,在上海创办140所民众学校,被誉为“民众教育的保姆”;1947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1949年5月,应邀回国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被周总理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1949年12月,操劳过度而去世,年仅52岁,周总理等前往送别。)

 

上海胶州路601号静安区业余大学草坪俞庆棠铜像和纪念馆。

 

1946年,俞颂华夫妇和家父俞彪文入住江苏路480弄76号3楼顶层单间,俞庆棠多次前来看望病中的胞兄俞颂华。1960年代起,祖母常带我和弟弟前往交通大学宿舍,看望俞庆棠的丈夫唐庆诒教授。唐庆诒之父唐文治曾任清廷农工商部尚书,后为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达14年,政绩卓著。我的弟弟俞颂荪就读上海市三中学为74届毕业生(文革时男女同校,现为女中),其前身是俞庆棠的母校。如今,上海市三女中的校史馆有俞庆棠和宋氏三姐妹校友的展牌,上海胶州路601号静安区职工大学草坪有俞庆棠铜像和纪念馆,有邓颖超、郭沫若题词。

 

1946年,贫病交加的祖父俞颂华和家父俞彪文回到上海,租住江苏路480弄76号3楼顶层的单间,在楼下合影。

 

上海愚园路1065号《历史名人墙》,2018年,街道办事处为纪念愚园路建成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编撰《口述历史》视频和书,在大屏幕显示:右俞梅荪在江苏路480弄76号3楼顶层家中的阳台,即“俞颂华旧居”,讲述爷爷俞颂华和家父以及自己和弟弟俞颂荪在身后的这个屋子里长大的往事。

 

上海愚园路1065号《历史名人墙》,俞梅荪讲解祖父俞颂华的往事,这里有李鸿章、康有为、陈独秀、蔡元培、黄炎培、瞿秋白、俞颂华、恽代英、张爱玲、傅雷、施蛰存、钱学森等曾在本社区的40位民国人物的展牌,俞颂华与这十余位均有交往。

 

文中人物简介:

陈寅恪(1890.7.3-1969.10.7),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出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哈佛大学,是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吴宓(1894-1978),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吴宓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

俞大维(1897-1993),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预科、南洋公学、圣约翰大学。后赴哈佛大学、柏林大学深造。1929年回国任军政部参事,1933年出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陆军中将军衔。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中国军队提供重要装备支撑,被誉为中国的“兵工之父”。

 

后记: 2019年10月重阳节,赶上陈寅恪50周年忌日,因我家所在地——上海《中山公园周到》网刊的编辑热情邀我撰写老上海的本地人文轶事。本文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和不少留言,使我深为感动,有感而发,沉浸其中,不断补充,夹议夹叙多年来的心路历程,竟达上万字。

承蒙《重说近代史》编辑的热情改版并推送,深为感谢。

于2020年7月3日陈寅恪130周年诞辰日

 

师友读后感言

 

▲ 90岁冯志轩(原国家机械工业部离休干部):

读此文及老照片,叙事细节清晰,引发我对历史的苍桑之感!那些清末民初的学者文人,真是一批璀燦明星,文化传人!我肃然起敬。可惜大部分未离故国,意外凋零了!广州中山大学有陈寅恪故居,铜像;上海《愚园路历史名人墙》的四十位大师展版,证明人类总是公义长存,良知永在,正气长虹!作者小俞应该进一步发掘俞家史料,留给后人。

 

▲ 88岁张启承(上海记协原副主席、《文汇报》原党委书记兼总编)

三代交往,深情难忘,可贵!日前看了小俞“忆陈寅恪”的简短前文,现在又有了增补版,就是完整版了,史料大为丰富,真不容易。

 

▲ 84岁宋科(党史学家)、李建华夫妇:

陈寅恪(1890-1969)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1969年10月7日晨五时许,含冤去世。在非常时期,作者小俞能冒风险前往探望“有政治问题的人物”陈寅恪,可见其品德高尚。

 

▲福林先生:

信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陈寅恪与坚持“立德立言,不党不群”的俞颂华,他们都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

 

▲白鸥先生:

沧海桑田东逝水

物是人非西飞鹤   哲人千古

 

▲徐伟志先生: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骨气的知识分子!

 

▲陈志峰先生:

国庆假期,我到广州旅游,在陈寅恪逝世50周年之际,专程前往中山大学瞻仰陈寅恪故居,对其文人风骨深表敬意!缅怀陈老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荣金先生:

我赞同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判断:殉清兼殉道(文化)。想到那一时期一些文化人士的自杀,那既无殉国也无殉道之由了,那是心理奔溃和人生绝望,所以更惨,简直就是惨无人道。

 

▲李炜(北大校友):

求知做人济世,君家门风承继数代,深深敬佩!

我大学时,恰逢陈寅恪弟子王永兴执教隋唐史课程,跟读了一年通鉴及寅恪历史文集,对陈先生景仰不已。

文中谈到王静安之殉道自杀,犹有寅恪撰碑。而后历次运动反右文革士人自杀者,不知凡几,但有痛惜而已。

法人涂尔干之《自杀论》,为社会学开山作,若见中国文人二十世纪自杀史,不知做何感想。

澄衷中学,似胡适也在读过。(注:该校史馆记载:胡适与俞颂华和竺可桢等同学。《胡适日记》也提到。)

 

▲双庆先生:

读此文的口述历史,娓娓道来每个人的认识和观念,都来自他所知的历史,他所历见的现实(其实,那些现实也与历史相钩连),由此两者推至明天和未来。因此,匡正历史好像该是第一要务。这也是历史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所在。

 

【编后语】

在陈寅恪先生130周年诞辰日时,读到俞梅荪先生的回忆文章。在历史的极细微处,也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读完这篇回忆长文,我很感动。多年前,读到一篇谈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印象至深之处是先生当年的抉择,最终先生决定留下来,可是后面的遭遇不禁让人唏嘘不已。今天读这篇回忆长文,重新温习先生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更感先生人格高大。知识分子如果没有独立思想,没有自由精神,就很难成为社会的脊梁和良心。在今天先生的诞辰纪念日,再次深切缅怀陈寅恪先生!

中红头条-晋元声:科学技术的进步将加速资本主义走向灭亡

中红医养网北京2020年7月7日电(晋元声)

2020年,一场突发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病毒,给人类的生命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危害,给全球经济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但不仅如此,疫情对现行的不同国家治理模式体系的冲击,好像比给人类生命健康和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更大。疫情把遮在某些国家脸上的面纱突然揭去,其极其丑陋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垄断资本主义所推崇的新自由经济和所谓的民主政治,遇到了空前的挑战,社会群体出现了严重撕裂。笔者认为,疫情面前所暴露的一切,显示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开足马力向其灭亡驶去。

让我们将时间拉回到440年前,也就是一五七九年。这一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爱将——航海家和海盗弗朗西斯·德克雷,在南美厄瓜多尔海域,劫掠了西班牙载运珍宝的战舰,抢获了大批金银财宝,包括36公斤黄金、26000公斤白银和大量的珍珠宝石,按照现在的市值计算,其价值近5亿英镑。英国用这笔不义之财不仅偿还了所有国债,还将其余的投资海外。先是在地中海以东地区,之后又扩展到印度。这一投资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由此奠下了大英帝国称霸世界的基业。

资本从此粉墨登场,并在其坚船利炮的护卫下到处攻城掠地,赚取绝对的超额利润。英国宏观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将此事件视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并预测资本主义会有450年的寿命。即从一五八零年始,到二零三零年终。

与凯恩斯完全不同的是美国的日裔学者、政治学博士弗朗西斯·福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他向世界宣布了他的研究成果——“历史终结论”。福山断定,冷战结束,历史终结。他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模式,构成了历史的终结。

现在是二零二零年,历史不但没有终结,反而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首先被历史碾得粉碎。福山认为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陷入了空前危机(新冠病毒疫情又出乎意料的加剧了这种危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是一枝独秀,焕发出勃勃生机。福山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历史没有终结。在其《政治秩序新起源》中,福山指出,美国今天对自己制度优越性的迷思,造成制度惰性和思想僵化,无法应付变化了的环境所提出的挑战。他还在媒体上强调,如果政府内部的分裂无法弥合,国家治理无力,那么美国模式就无法被世人看好。与福山相比,凯恩斯对历史和发展的认知显然要高出一筹,起码他没有把资本主义绝对化,他认为资本主义不会超过500年。凯恩斯的预测到底准不准,需时间来证明,但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给人们的感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灭亡,比其执政者们认为的时间大概要快得多。他们现在处理国内外事务时表现出的那种烦躁、抓狂,甚至不惜流氓化,都是其内外困境无力纾解的突出表现。因为一个蒸蒸日上的国家的执政团队,绝不会流氓化。只有步入穷途末路的国家和政府才会流氓化。笔者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灭亡速度在加快,这当中决定因素很多,但科技进步的速度,科技对资本主义灭亡助推的因素,可能比传统学者预测的比重要大的多。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累积到不可调和之时,就是资本主义的灭亡之日。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否就像凯恩斯预测的那样,还有10年的时间就达到彻底无法调和的地步,这有待时间和实践来证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现在是越来越严重,自由经济秩序面临的挑战是越来越巨大,这其中既有固有的老矛盾,也有科学技术催生的新矛盾。笔者认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加剧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烈程度,助推了其灭亡的进程。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就是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高度垄断,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都聚集到了各行各业的寡头和大亨手中,这其中就包括对科学技术及其衍生品的垄断。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尖端技术的发明不再是普通劳动者人人都可从事或参与的事情了。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和工业革命之初,或者说在人工智能之前的工农业等生产活动中,技术的发明,可能、也可以是每个劳动者的劳动范围或劳动内容。但是,人类的技术进步到了智能时代,技术发明离普通劳动者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这是因为,如果不借助一定的技术平台,离开了相当专业的实验室,高水平、高质量的技术发明就无从谈起。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高水平、高质量的技术平台,专业化的实验室,是普通劳动者不可能拥有的,这一资源完全被垄断资本占有了。据统计,2018年,全球范围内(不含中国)获得专利最多的是日本的佳能集团,达24004项;位居第二的是韩国的三星集团,达21836项;位居第三的是日本的三菱公司,达15277项;位居第四的是美国的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达14972项。2020年,世界范围专利排名前十的公司分别为:三星、IBM、佳能、通用电气、微软、博世、松下、西门子、英特尔、LG。这些集团或公司,无一例外都隶属于垄断资本集团。

其次,技术研发的成本越来越高。由于技术发明借助的仪器设备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技术发明的难度越来越大,其所投入的经费也越来越多。仅以2018年世界主要国家研发经费投入为例, 美国5730亿美元、日本1866亿美元、德国1165亿美元、韩国882亿美元、法国641亿美元、英国476亿美元。单项技术研发投入十几甚至几十亿美元的为数不少。由此导致技术成果转让的门槛也越来越高。普通的企业、小资本家的公司,根本没有实力获得市场前景看好的技术成果,这一成果也只有垄断资本才能获得。

第三,技术所获取的利益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垄断资本家的手里。技术的发明权、技术专利的转让权、技术成果的运用权,全部被垄断资本占有了,那么到了利益获取阶段,也就无可争辩了。由新技术所带来的大量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垄断资本家手里。社会呈现出的景象就是,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蛋糕做得越来越大,分给穷人的份额却越来越小。法国《世界报》网站2020年5月14日报道,美联储数据显示,在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中,有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的临时开支。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最近撰文指出,美国普通家庭的债务2020年达到12.6万亿之多,是十年来的最高点。同时他指出,美国政府现任部长中,身价几十亿的大有人在。特朗普政府的17位初始内阁成员的总资产,超过了全国三分之一人口的资产总和,这还不包括特朗普本人的资产。也就是说,美国政府17位内阁成员的总资产,相当于近一亿普通美国人口的总资产。

上述几个方面,是现代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走向和路径,反映了垄断资本对科技及衍生品的高度垄断。这当中,他们在获取巨额财富的同时,把科学技术与劳动者的关系也推向了与以往越来越不同的境地。科学技术把劳动者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了,劳动生产效率得以大幅提升,而且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可由机器人完成的工作越来越多。但在科技的不断创新中,普通劳动者却逐渐沦落为既无工作可干,也无利益可获的绝对贫困阶层。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以牺牲工人利益来实现的,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同资本积累相对应的是工人贫困的积累”(马恩全集第23卷P707_708)。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制度到底能维持多久,有待时日见证。但资本贪婪的本性,决定了其社会矛盾会越来越严重。现在有些国家的一片乱象,就是这种矛盾到了不可调和地步的征象,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死结,其自身无力解开,其必然灭亡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因为,人类的经济活动不可能持久地为少部分人服务,人类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价值也不可能永久被少部分人攫取。人类的经济活动,最终必须要为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服务,一切经济活动必须从属于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核心价值是追求人的生命和安全首先有保障。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这次疫情得出的基本结论。疫情还昭示,国家对一切社会活动必须实施有力、有效的引导、强制和干预,科学的治理模式不容许自由资本信马由缰。任由自由资本不管不顾普通人的生命和安全去获取高额利润,绝不是人类社会应有的治理模式。人与人之间在经济社会中缩短差距,建立更加公平、更加平等的关系,既是这次疫情的昭示,更是历史的必然。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生产方式的不断改变,必然会加速这种社会变革的速度。

由此,我们也就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的优越性。对此,我们却不可妄自菲薄,一定要对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保持高度的自信和自觉。要沿着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的方向努力前行,为全人类的幸福贡献中国智慧,拿出中国方案。

红军妈妈永远活在心中——深切悼念杰出的女革命元戎王定国

匡国济世女英杰
红军妈妈靓国色

胡永丰率全家向红军老妈妈
感恩、学习、致敬!

    中红网北京2020年6月19日电(胡永丰少将)

得知革命老妈妈王定国逝世的消息,无限悲痛,彻夜无眠,思绪万千。我与老妈妈八十多年特殊革命情结,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她老人家是导师,是革命引路人,每当历史的转折时期,象指路明灯照耀我们前进。岁月流逝,对妈妈的情义,依然那样浓郁,闪射青新的光芒。半个多世纪以来,屡次与老妈妈相见的情景,历历在目。妈妈的光辉形象,完美人生,永远活在我心中。

百年妈妈   党的瑰宝

红军妈妈,是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女性代表。她是我最崇敬、最爱戴、最感恩的老妈妈。是无产阶级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典范。她出生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三座大山压迫下最底层的女性,有着悲惨的童年。参加革命后,在党领导下,经历了极其艰难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血火中成长为党的第一代杰出的女性领导、指挥员。在十分残酷的以弱胜强的历次革命军事斗争中,浴血奋战,战功卓著。建国后的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新世纪新时代,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苦难百年、奋战百年、奉献百年。老妈妈身受灾难最深、奋战时间最长、一生贡献最大、言传身教最好。高度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与培育,我从孩提时代就在她的熏陶教育下,健康成长起来。她教育影响了跨世纪的五代人。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堪为模范师表。她与延安五老之一的爱人谢觉哉无产阶级革命家,严格成功的家庭教育,鲜为人知,红色世家代代相传。数个优秀后裔,献身人民,感人至深。

红孩儿、 要听党的话

首次见王妈妈,是1949年冬,四川刚解放,在成都军管会的望江宾馆。我大哥和嫂子(是党地下工作当时已转至解放军空军)告诉我要领我去见家乡一个红军老妈妈,是带兵打仗的女战斗英雄。一见妈妈,名不虚传。乌黑短发,身着双排扣列宁服装,飒爽的英姿,神奕清秀的面庞,侠奇的目光。好威风呵!更惹人耀眼的是,一把小左轮抡逼在腰间。那时她34岁。我给她敬了个军礼,她见我是个娃娃兵,身穿小号军装,打上绑腿。那时我十三岁,在贺龙领导的西南军区当侦察兵。她可喜欢我,一把将我拉到她身边座下。本来我很紧张,作为偏僻山区穷家小孩的我,那见过这么大的红军女首长。然而,她的慈祥朴实、和谒可亲。让我感受到她那份对穷人孩子的酷爱火热之情,是那么温暖。她说“红军中的小鬼,人小志气大,你也是个红孩子。要象他们一样”。接着她说了四句话,印象特别深刻。要听党的话;要能吃大苦;要有杀敌本领;要感恩老百姓。启蒙教诲,打下深刻烙印。

兄嫂介绍了我的身世,我二岁父亲逝世。家六个孩子,我最小。是母亲佃两亩多菜地,养猪种菜生计。母亲原是小脚,为了劳动养家糊口,摆脱封建拁锁,放开裹脚,把我们养大。把子女推上革命征程,四个参加了解放军。王妈妈很感慨地说:你妈妈也很伟大!我们都是穷根生、同命运。有机会一定去看你妈妈。 成都的冬天,没有暖气,屋里是阴冷的。然而,妈妈的爱,对穷孩子的情深意长的关怀,她身上散发出党的灿烂阳光,温暖了我幼小的心灵,鼓舞我前进。每当想起来,心中总是暖洋洋的。

永跟党走、做红色接班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从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胜利归来。1954年,在北京中南海参加庆功会后,邓颖超妈妈把我领去见王妈妈,几年不见,她一眼就把我认出,真像对自已孩子一样,把我拉至身边,深情地对我说“小娃儿,你长得这么大了,让我好好看看,还是连长啊!你们在朝鲜,不容易呀,一把炒面一把雪。打败了头号美帝国主义和十六国联军。打得好呵!打出了军威国威。 “你的老乡黄继光在朝鲜,放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振惊世界。我知道你是和英雄一个县,黄妈妈(实叫邓芳芝)与你妈邓慧芝是一家人,此时邓颖超妈妈,听到我妈和黄继光妈妈,都是姓邓。非常有趣又意味深长地插话说:“邓家出英雄母亲,你们都是我们邓家的后代呵!”。王妈妈还鼓励我说:“我们四川人是能打仗的,红军很多是四川人。这次抗美援朝四川又出黄继光等众多英雄。”“天下是不会太平的。和平是打出来的“。“帝国主义,是人民的天敌。不会让新中国强大起来。战火把你们培育成能打仗基层指挥员。还要努力,担当大任,你们是未来,中高级领导要从你们这代人出。“妈妈的教诲与鼓励,是嘱咐我们这些少年指挥员,立志担负更大使命,艰苦磨厉,百炼成钢“。

职务越高、越不能忘本

1991年建党70周年在人大会堂参加纪念活动。此时,我已在军委总部机关,担任部级领导。多年未见妈妈的面了。她已年过花甲。但记忆惊人。见我就认出。妈妈见我身着85式将服,红色大盖帽,金黄色的金衔闪闪发光。她兴致勃勃又十分幽默地说:娃娃连长,你个子长得好高呵!将军服一穿,好标致威武的四川人。官也当大了,进步很快嘛,是我们四川人的驕傲。我说都是党的培育结果,是您们革命前辈教诲和传帮带的结果。

紧接着他十分严峻地对我说。“现在社会上向钱看的资产阶级思潮泛滥。你是军队高层领导,正值盛年。脑壳(四川话头脑)要很清楚呀“。糖衣炮弹很利害,比你们那个炮弹威力大得多“(我长期在炮兵工作)。接着她讲了三个意思:“警惕糖衣炮弹,与不拿枪敌人斗,艰苦奋斗不能丢“。妈妈形象、深刻的话语,一针见血指出和平时期,反资产阶级侵蚀,与不拿抡敌人作斗争的重要性。当时社会上一切向前钱看的逆流盛行。军队内部也受到很大影响,不讲艰苦奋斗,追求物质享受。不踏踏实实抓炼兵打仗,估名钓誉,追求升官发财。有的贪污腐化,违纪违法,成为历史罪人。王妈妈的教诲,非常重要和及时,新形势下,给我们敲警钟。是对我们政治上的极大关怀,关系政治生命。我以妈妈的教诲为座佑铭,努力改造自已,鞭策自已。不谋私利,不贪不腐。几十年来,不论在位还是退下,都这样做。不辜负妈妈在关键时刻的警示与教诲。

老兵不老  永葆革命青春

2011年纪念建党90周年在南戴河公益会上。会前我去拜望老妈妈。那时她已百岁,可是头脑依然清晰,行动依然健逸。谈起半个多世纪往事,妈妈依然那样的激情满怀。此时、我已年逾古稀。她询问我退休后,做什么事。我说在潜心做红色公益事业。此次,就是我支持主办方公益企业做的。会上,我做主诣报告,并写了一首诗。她十分高兴赞许说:人至晚年,更要多为人民做有益的事,活着就要干事。

当我向她报告,我继续在钻研和运用大数据、无人机,机器人等现代科技。她特别兴奋、兴致勃勃说:“科学技术很重要,我国一百多年来,贫穷落后,关键就是科技与教育的落后。战争年代付出的代价太惨重呵!我知你已是很有名的数字化专家。现在跟上时代,学习引领新科技。她连说抓科技好得很、好得很。老妈妈百岁,仍站在时代前列,洞察世界前进的动力,十年前就鼓励后辈把科技放在极重要位置。其前瞻性、科学性、创新性,多么令人佩服。

逝世前,我去看老妈妈,她特别嘱咐我们老同志,要模范带头支持和听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挥,要做好样子,要永葆革命青春,要在新的长征中立新功。

妈妈,放心吧!您永远活在我心中,我虽至耄耋,一定以您为光辉榜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生命不息,跟统帅习主席新长征不止。

2020年6月15日于北京海淀离职干休所

2010年纪念党的九十周年和王定国老妈妈在南戴河

    (作者简介:胡永丰,少将,北京海淀第二离职干休所,写于2020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