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豆腐池胡同的爱情时光

毛泽东在京居住地豆腐池胡同

    杨昌济故居位于东城区豆腐池胡同15号(原9号)。就是在这里,毛泽东“遇上并爱上了杨开慧”,两人牵手走到了一起。

杨昌济故居为一座两进院落,大门开在东南角,院子全长约30米、宽12米。前院有南北房各3间,靠东墙有一株枣树;后院有北房4间,皆为硬山合瓦顶。1918年6月,杨昌济(怀忠)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全家从湖南迁往北京,居住在此。1918年8月,毛泽东赴法勤工俭学从湖南首次来京,曾与蔡和森住在南房靠院门的单间里。

1918年6月,随着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时间临近,毛泽东等人面临着道路选择。恰在这时,刚应聘到北京大学的老师杨昌济从北京来信,传回重要消息:法国政府来中国招募工人,曾在法国留过学的吴玉章、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提出“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智识”的口号,倡导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并组织华法教育会主办此事。

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接到信后,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并派蔡和森先期赴北京筹备。6月23日,蔡和森离开长沙。到北京后,他连续给毛泽东写信,告知在京接洽情况,希望毛泽东尽快赴京。

8月15日,毛泽东与萧子升、张昆弟、罗学瓒、罗章龙等25名青年,在长沙登船北上,16日到达汉口。随即改乘火车,途中因铁路被洪水冲断,在河南郾城漯河站停留一夜。第二天,水退路通,再次乘北上的列车。8月19日,毛泽东一行人抵达北京。

刚到北京,毛泽东即前往位于豆腐池胡同9号的“板仓杨寓”,拜访杨昌济先生。杨昌济希望毛泽东要么到法国去,要么留在北京大学读书,并挽留毛泽东、蔡和森暂时住在家里。

对毛泽东的到来,杨昌济一家感到十分快慰,热情帮助安排其在京的生活。不久,在杨昌济的推荐下,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工作人员。后来,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租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与杨昌济家相距也不远,师生之间来往十分频繁。

毛泽东与杨开慧(油画)明信片

    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在毛泽东刚进湖南一师读书时,还只是一个小女孩,与毛泽东本来就熟悉。而这次在京相见,杨开慧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他乡遇故知,情窦初开。毛泽东经常把进步书报及自己写的日记、学习笔记给她阅读。两人一起阅读进步书刊,探讨问题,点评时事。在这些交往中,他们增进了彼此了解。不知不觉中,一对年轻人双双坠入爱河。

女儿心中的秘密自然难逃脱父母的视线。杨昌济夫妇开始对杨开慧与毛泽东的交往是赞同的,但要招毛泽东为婿,也不是没有顾虑,毕竟毛泽东比杨开慧大8岁。后来见两人爱得越来越深,特别是杨开慧向母亲表白:“我是为母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非常开明的杨昌济夫妇也就打消了顾虑,默许了女儿的选择。

这样,毛泽东和杨开慧建立了恋爱关系。他们形影相随,经常一同漫步在故宫河畔和北海公园,再一起走回到鼓楼,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还有倒垂湖面的杨柳枝头悬挂着的冰柱。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也就是在这里,我遇上并爱上了杨开慧。”

1919年春天,毛泽东要回湖南,原因是母亲病重,他“不得不赶回服侍”。再则,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准备启程出洋。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途中转道上海送别蔡和森、萧子升等赴法青年。

面对心爱的人分别而去,杨开慧满怀难以言传的离别情愁,她亲自送别毛泽东,希望他随时来信。毛泽东回到长沙,就接到杨开慧的来信,信中的称呼已是一个字:“润”(毛泽东字润之),而毛泽东在给杨开慧的回信中,称呼也是一个字:“霞”(杨开慧号霞)。

时隔不久,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代表团再次来到北京。这时,杨昌济由于病情加剧,住进了北京德国医院。杨开慧终日守在父亲的病榻前,悉心照顾。到北京安顿下来后,毛泽东就急匆匆赶到病房看望老师。杨昌济明显消瘦了许多,但精神还好,见到钟爱的学生,憔悴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毛泽东和杨开慧这一对恋人在分别大半年后重逢在北京,其中的情愫难以用语言表达,压抑在两人心头的爱情火花一下子迸发出来。

一天,杨开慧发现毛泽东晒在竹竿上的一件白衬衣破了,便取下来为他缝补。不料被母亲向振熙看到了,便把此事看作他们“定情”的标志,高兴地告诉杨昌济:“开慧帮毛润之补衬衣了,她还从来没补过衣服呢。”深受病魔折磨的杨昌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就这样,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婚事就在杨家定了下来。

自知不久于人世的杨昌济,有一天将毛泽东叫到床边,用颤抖地手从身上掏出一块怀表,递给毛泽东,说:“润之,这块表跟我多年,送给你作个纪念吧。你和开慧的事我全知道,我就把她托付给你……开慧年轻幼稚,你要多照顾她……”

“老师、师母,请放心!”毛泽东强忍悲痛,站起身来,坚定地答应着,并向恩师和师母深深地一鞠躬。

1920年7月,毛泽东经上海回到长沙,受陈独秀的委托,开始秘密筹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立即赶到福湘女中,在选修班教室旁找到了已回长沙读书的杨开慧。离别后的重逢,使两人格外高兴。

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斗争,使杨开慧和毛泽东走到了一起。当爱情到来时,两位年轻人的心并不平静。秋冬之际的一个夜晚,毛泽东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思念着杨开慧,感情的烈火正炙烤着他的心。于是,诗意大发,挥笔疾书,写下了《虞美人》: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晚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杨开慧收到这首充满爱意的词后,非常激动。这年冬天,杨开慧夹着一包书,来到毛泽东所在的教员宿舍——妙高峰下的青山祠,不坐花轿,不备嫁妆,不布新房,不用媒妁之言,自由地与毛泽东结了婚。当天,他们办了一桌简单的饭菜,招待长沙的几位挚友。

一对亲密战友,终于结成革命伴侣。毛泽东和杨开慧以其惊世骇俗的结合,在周围人中引起很大的反响,两人的婚姻也被誉为“理想的罗曼蒂克”。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原载:《支部生活》

并蒂莲花,暗香盈世——甘祖昌将军和夫人龚全珍的故事

清明时节的江西莲花玉壶山,白雾弥漫,气温微凉。

甘祖昌老将军的墓前,一位头发花白的古稀老人,颤抖着身体,刻满褶皱的脸庞上,淌下两行泪。

老人叫龚全珍,曾陪伴甘祖昌老将军走过33载人生路。如今,这对革命伉俪已天人相隔31年。

泪水里,写满了怀念与哀思,写满了风雨和故事……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起点。

他,1905年出生在赣西边陲一个叫沿背的小山村。上了一年半的私塾后,他不得不辍学回家,放牛、打草,挑着担子来回走几十里山路,挣几毛钱脚力费维持全家生计。

她,1923年出生在山东烟台一个唤作平安里的巷弄。争气的她顺利初中毕业,并考上了市立女中上高中。

这是两份不约而同的革命情怀。

他参加农民协会,在1927年8月入了党。化名李伟民的特派员方志敏1927年来到莲花,召开群众大会,更加点燃了他心中的革命之火。

在县里当交通员、土改委员会主任、独立团军需处长,跟随红军参加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井冈山下的乡村起步,他的革命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到达了地处西北的新疆军区。

她瞒着母亲辍学,在19岁的时候剪短头发参加革命,成为了一名流亡学生。

一路流亡抵达陕西,1945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她也被西北大学教育系录取。新中国成立那一年,大学毕业的她参了军、入了党,响应号召来到边疆,在新疆军区八一子弟学校当了一名老师。

这是两位相互依偎的同志伴侣。

一位是新疆军区后勤部长的甘祖昌,一位是八一子弟学校的老师龚全珍。从赣西农村到胶东半岛再到天山脚下,两条相隔千里的生命轨迹,竟然神奇地交织在了一起。

1953年,两位饱受战火和岁月磨难的战友,以革命为媒,终于成为了将相守一生的同志伴侣。

天有不测风云。1951年,甘祖昌乘坐的吉普车从一座被敌特分子锯断的木桥上栽下,他的上唇裂成三瓣,下巴脱落。

彼时,他落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脑部内还留存着大块的淤血。只要稍微一用脑,甘祖昌就会头晕头痛,甚至昏倒。

眼看着没法再在领导岗位上工作,甘祖昌给组织写了申请,请求回江西农村。

申请交了两次,组织最终同意了。

作为妻子的龚全珍,虽然心中有疑问、有犹豫,但依然选择跟着丈夫回到江西莲花的小山村。

将军当农民?!这件事情在各方引起了轰动。

没有作任何解释,甘祖昌于1957年8月,带着全家大小12人回到了阔别30多年的沿背村。

“甘将军真的当农民了。”村民们每天见到的甘祖昌,光着脚丫子,身穿粗布衣,腰系白汗巾,手拿旱烟杆,一副典型的老农形象。大家亲切地称他为“祖昌兄弟”“祖昌伯伯”。

从将军到农民,对甘祖昌来说,是身份和心灵的回归。

当年,他为了解放劳苦大众,告别母亲和家乡,走上革命道路。长征路上,同村战友约好,革命成功后,一起回家搞建设,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如今,革命取得成功,几名乡友只剩他一人。曾经相约的誓言让心中的乡愁越酿越浓,那颗思乡的赤子之心不停地在胸膛跳动——他终于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闻到了那熟悉的泥土味。

怀揣着宏伟抱负,甘祖昌开始在家乡大展身手。

他亲自下田,用双手一抔一抔捞烂泥,带领乡亲们把200多亩冬水田改造成了良田;他跟工友吃住在工地,和年轻人一起挑水泥、运材料,修建起了江山陂;面对荒山,他动员大家撒石灰、盐巴,烧茅草、烟叶秆,再堆上烟囱里的黑灰,出工钱、出材料,改变土壤酸碱性,把“光头山”变成了丰收岭……

修水陂、建桥梁、办企业……半个世纪过去,甘祖昌当年留下的一项项利民工程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村民们常常回忆道:“当年我们沿背村就是莲花县的‘华西村’。”

让村民们慢慢地富裕起来——甘祖昌的理想得以成为现实,这位农民将军,在服务农民中,实现了人生最大的价值。

对于龚全珍来说,她无法在农业上帮到丈夫,但通过教书育人的方式,和丈夫一样实现了为乡亲服务的愿望。

在学校里,面对山村里的孩子,龚全珍是既当老师,又当妈妈;既要教他们读书,还要带他们劳动。

几十年下来,龚全珍早就记不清,她劝回过多少辍学的孩子,又为多少学生交了学费。

1986年,甘祖昌老将军永远地离开了。弥留之际,他交待老伴:“领了工资,买了化肥农药,送给……贫困户……支援农业建设……”

除了这句遗言,甘祖昌并没有给家人留下什么,他几乎所有的钱,都用在了农村建设上。

龚全珍深深地知道,农村有丈夫未竟的事业:“老伴,你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还要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我的征程。”

她成立“龚全珍工作室”,带着整理的资料,到社区、部队、学校,言传身教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谁家有人生病看不起、谁家孩子大学缺学费,她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一家一家把慰问金送到人家手中。孤寡老人过冬缺衣少服她会记得,留守儿童缺乏关爱她会关心。

生命不息,奉献不止。前行的道路上,龚全珍一直把丈夫当作榜样。站在墓前,龚全珍喃喃自语:“祖昌,我们一定按照你的教诲,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

携手同行六十余载 爱国情怀矢志不渝——纪念民建上海市委汪熙董幼娴伉俪

2011年1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届监事董幼娴过世。

近6年后的2016年12月,上海市政协原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原常委汪熙教授也离开了我们。

这对民建伉俪相濡以沫,携手走过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他们的经历值得人们铭记、他们的品格值得人们敬佩、他们的贡献值得人们称颂……

    生于乱世追求光明

董幼娴与汪熙是同龄人,出生于1920年。正如汪熙后来所总结的那样,他们是“生于乱世,长于日寇蹂躏、国家山河破碎之时”的一代人。

汪熙出生于安徽休宁,高中毕业后,他考入四川大学经济学系。也正是在大学期间,他认识了同校的董幼娴。

董幼娴出生于四川宜宾。九一八事变后,正在读初中的她与同学一起上街演出爱国话剧《棠棣之花》,被舅父痛骂并关起来,她决定离开这个家。高中毕业后,她考取了四川大学,并依靠在峨嵋县立中学教书的微薄薪金完成了学业。

大学毕业后,董幼娴不愿做国民党的税吏,而是进入了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工作。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爱国热潮中,受时任研究处处长施复亮的影响,董幼娴陆续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开始参加民主运动,她参加了“星期五聚餐会”,聆听了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作的报告,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罗叔章。在罗叔章的影响下,董幼娴逐渐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

1945年夏季开始,董幼娴参与了酝酿成立民主建国会的活动。当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成立,董幼娴作为最年轻的监事,亲身经历了“沧白堂事件”和“校场口事件”,在现场勇敢地与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和周旋,增长了斗争经验和才干。

  赴美留学报效祖国

1944年12月,汪熙考取了赴美留学的资格。去美国后,他读的是经济,但对历史充满兴趣,一直选修历史学的课程,经济史学得很好,这为他之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他先后就读于贝洛特学院、芝加哥大学。1947年9月,汪熙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当时,因国民党在重庆镇压民主运动,实行白色恐怖,罗叔章被迫离开重庆赴上海,施复亮被四川省银行劝离,董幼娴在省银行也无法立足,不得不于1946年随汪熙赴美国留学。

1947年,汪熙与董幼娴在美国结婚。婚后不久,董幼娴作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之一,心系饱受苦难的祖国,决心冲破黑暗,向着光明前行。

1948年,他们双双回到祖国。正如汪熙所说:“我们是自费考取美国大学的,但却抱着回国报效祖国的信念。当年我们如果留在美国,也能很好地‘混饭吃’,但祖国快要解放了,我们一定要回国做些事情。”

1950年,上海解放不久。董幼娴进入上海财经委员会工作。当时她的主要工作是了解上海财经和工商界的思想动态,向财经委的领导许涤新等同志汇报,再打印成文,直接报送周恩来总理和中共上海市委,为党制定工商政策提供素材。

解放伊始,工作条件很艰苦,董幼娴往往白天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晚上挑灯夜战,伏案写报告至深夜。1956年,董幼娴因熟悉工商界的情况,被调入民建上海市委会工作,积极参与组织民建会员和著名工商业者的家属学习工商政策,开展思想工作,稳定社会,安定人心。

汪熙回国后,先后在上海和成银行、民禾公司任职,其间兼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1950年,在董幼娴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1956年10月转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此后至“文革”前“十年磨一剑”,与留美回国、“文革”后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张仲礼先生牵头,集体整理编辑了资料书《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共四辑)。

 老骥伏枥矢志不渝

“文革”期间,董幼娴和汪熙都受到很大冲击,历经磨难。虽身处逆境,但他们从未动摇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和对国家的热爱。“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正值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之际,董幼娴和汪熙虽已近花甲之年,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古训鼓舞着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董幼娴回到工作岗位。1980年1月,董幼娴任民建上海市委副秘书长。1984年4月起任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在担任民建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期间,董幼娴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她积极拓展民建在高校的组织建设工作;她利用自己在台湾和海外有广泛社会联系的优势,向在台湾和海外的亲友宣传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各项成就,宣传“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她长期关心民建中央及民建上海市委妇女委员会的工作,曾担任民建中央妇委会副主任,民建上海市委妇委会主任、顾问等职务,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她高度重视民建志书的编纂工作,在她的领导下,《上海民建50年》、民建市委组织史资料等各类志书相继编纂成册,为后辈留下了宝贵资料。

董幼娴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期间,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责,每年都提出一些有分量的提案,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