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外交家厉声教的历史贡献及评价

图1:外交家厉声教(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2017年的8月6日,我国著名外交家、新中国国际法泰斗厉声教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厉声教同志自1956年投身中国外交事业,在50余年的外交生涯中,代表新中国参与了中缅、中印、中朝、中苏等边界谈判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等重大国际谈判,被公认为国际海洋法和中国边界与海洋事务权威专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文本的主要起草人与定稿人之一,并参与了英文本的起草与定稿工作。其研究成果曾受到毛主席与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他为国家的外交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肯定与两次接见。在外交部的政治运动中,厉声教虽遭受冲击,但面对逆境,他仍坚持原则,始终拥护周恩来总理,终生不渝。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周恩来侄女周秉德特为其敬献了花圈。

厉声教同志去世前曾给家人留下三大遗愿:第一,身后事一切从简,不给国家和亲友增加负担;第二,遗体捐出,用于医学研究;第三,丧葬费用全部捐出,一部分用于老年疾病的研究,帮助更多老年人,另一部分捐给母校南京大学和上海市西中学。据其家人回忆,厉声教一生两袖清风,甘贫乐道。他生活上始终艰苦朴素,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骑了一辈子。

2018年,厉声教同志被评为2017年逝世的十位国家脊梁人物之一。

主要贡献

    一、起草联合国公约,维护国家主权

图2:《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图片来源:互联网)

厉声教是地位仅次于《联合国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文本的主要起草人与定稿人之一,并参与了英文本的起草与定稿工作。其1973年10月就中国领海宽度问题向周恩来总理的重要建言,获得了周恩来的肯定与支持,使得中国坚持了12海里而非200海里领海宽度的主张,并最终于1982年以既定12海里领海宽度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该公约是中国历史上首次通过参与国际法的立法活动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和利益,在中国国际法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对中国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本国海洋权益,保证管辖海域得到有效控制和充分开发利用以及解决南海问题等影响深远。中国最终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主要签字国家之一,周恩来、厉声教等人的努力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维护国家主权,争取中国及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海洋权益,以及对该公约的产生和顺利通过都作出了贡献。

二、参与周边外交,维护边疆稳定

图3:1960年5月,赴云南卡瓦山区勘察中缅边界时的厉声教与云南省军区为其配备的护卫小分队合影(前排左一为厉声教)。(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厉声教代表新中国参与了中缅、中印、中朝、中苏等边界谈判,并在国家官方地图上的国界线标绘、解决大陆边界纠纷与岛屿矛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维护中国边疆稳定,更好地开展周边外交工作作出了贡献,也为今日继续搞好同邻国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三、推进中外合作,传播中华文化

图4:1987年,中国驻巴巴多斯代理大使厉声教(右)与西印度杰出政治家、巴巴多斯“独立之父”、首任总理兼时任总理巴罗(Errol Barrow)在中国大使馆。(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在担任中国驻巴巴多斯代理大使期间,厉声教积极推进中巴两国在各领域的友好合作,巩固了双边关系,为今日的中巴两国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在担任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副总领事期间,在保护侨胞的合法权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为推动加拿大华侨华人社会积极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向加拿大主流社会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致力文化外交,发展国家软实力

厉声教参与、组织了一系列国内外重要学术活动,为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学术声誉作出了贡献。他还在通过西方知名媒体向世界更好地介绍和说明中国的同时,发挥自身外交外事经验丰富,人脉高端广博等优势,致力于文化外交,注重对外民间友好交往,促进了中西方更好地沟通和交流,为提升国家文化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配合整体外交工作大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五、首位在西方知名媒体开设专栏的中国外交家

图5:《赫芬顿邮报》为厉声教开辟的个人英文专栏(图片来源:互联网)

厉声教是一位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外交家,是首位受邀在西方多家知名媒体开设个人专栏的中国外交家。厉声教余生一直在为争取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不懈努力。他凭借自身在西方主流社会的影响力与公信力以及地道的英语,积极地向世界说明中国,为国家的外宣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六、培养高端人才,提携后进青年

厉声教为国家的外交和国际法等方面的人才培养竭尽心力,培育出了一批高端人才。他甘为人梯,积极提携后进青年。他还曾兼任多所知名学府、智库的客座教授与名誉顾问,将自己平生所学倾囊传授给新一代的有志青年,同时为国家的外交、外宣及教育事业的发展建言献策。其所讲授的课程内容包括外交实务、国际法、中美关系、跨文化沟通、外交史、国际传播等。

七、潜心文史,精研国学

厉声教在繁忙的外交工作之余,还曾致力于文史和外交史等方面的研究,有“诗人外交家”和“外交活字典”之称,被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其在国学文史方面造诣颇深,同时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有“当代诗词名家”之美誉。他的作品影响深远,其中《望海潮•悼周恩来总理》和《癸丑年九月怀周总理》被公认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诗词当中的经典之作。

人物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对于厉声教同志有着较高的评价,称其“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外交路线,努力开展外交活动,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退休后仍然十分关心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衷心拥护党中央的领导”。同时评价其“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工作勤奋,尽职尽责,默默奉献,廉洁奉公,艰苦朴素,诚恳待人,作风正派”。并对其一生进行了总结,称厉声教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把毕生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他是一位好党员、好同志、好干部。他的优秀品质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在政治运动中,厉声教同志虽遭受冲击,多次被下放劳动改造,但面对逆境,他仍坚持原则,始终拥护周恩来总理,依然坚信党和组织,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

光明网:“厉声教为国家的外交、外宣与教育事业尽瘁毕生,为维护国家主权和边疆稳定,争取中国在国际上的海洋权益,以及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和国家软实力等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正义网:“厉声教是身兼政治家、学者、教育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杰出外交家,在多个领域均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原驻俄罗斯大使武韬:“声教同志,敦厚勤勉,谦谦君子,风范长存。”

中共第十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英语翻译唐闻生:“声教同志英语很好,是一位钻研业务的学者型干部,在外交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极左。”

著名国际法学家周鲠生对厉声教十分欣赏,对其在波兰领土变迁和德波边界寇松线问题等领土边界问题方面的研究赞誉有加。

图6:1973年12月,厉声教代表中国出席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一期会议。(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中国外交部原翻译室主任、中国原驻卢森堡大使、著名外交家吴建民夫人施燕华:“我和建民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曾和声教同事一段时间并建立友谊,特别是他们俩曾一起参加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工作,经常互相切磋。声教对工作的细致认真令人钦佩,对一些问题都能把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建民生前也经常和我谈起他,称赞他为人正派,事业心强。退休后我多次在外交部与他同桌吃饭,发现他仍为外交部国际法方面的人才培养殚精竭虑。”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外交部条法司原司长黄惠康:“厉老对国家的外交条法事业贡献良多,海内外条法人将永远铭记在心。厉老对司里的工作十分关心,特别是为整理司史竭尽心力。现在悬挂在司会议室的条法司简史就凝聚了他老人家的智慧和奉献。”
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欧阳玉靖:“厉老是我国从事边界与海洋事务工作的外交官中硕果仅存的老专家,他的逝世令人痛惜。厉老是我们为数不多的老同行、老前辈之一,在历届条法司同事中都很有口碑,我们都非常敬重他。厉老高风亮节,淡泊名利,一生为人坦诚,默默奉献,为国家的条法与边海事业作出了大量的贡献。特别是退休后,仍继续积极地为国家边海事业发挥余热。这种忘我的精神必将激励我们在新的时期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王颖:“厉声教是一个很出色的外交家,他英语非常好,专业也很扎实。他一辈子兢兢业业,不求名,不求利,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学者型外交官。厉声教对周恩来总理主持外交大政与成就,是钦佩、信服与忠诚执行的。可以说,他遵守我国外交工作的原则与作风,终生不渝。他忠贞爱国,且很有情趣,思想境界也很高。作为外交官,他宣扬了国家,团结了人民。”

弘扬抗战精神,我们义不容辞”——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志愿者群体

“小朋友,你心目中的英雄是谁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以下简称“抗战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问随父母来参观的小男孩。

“奥特曼!”小男孩脱口而出。

老奶奶笑语盈盈,拉着小男孩的手走到一旁的展区。“今天奶奶再给你讲一位英雄,她的名字里也有一个‘曼’字,她叫赵一曼。赵一曼是一位英雄,也是一位妈妈……”

这位老人叫王秀花,是抗战馆的一名志愿讲解员。她声情并茂的讲解,让闻声而来的游客逐渐围成一圈,听到赵一曼给孩子写完绝笔信英勇就义时,有的游客已泪眼婆娑。

永定河畔、卢沟桥边,每天到抗战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在这里讲解展陈文物和抗战故事的,除了18位专业讲解员,更多的是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志愿讲解队伍。他们是退休职工、是学生、是社会工作者,但穿上志愿者马甲,他们都是抗战馆志愿者。

“记得是2007年,我在报纸上看到抗战馆招聘社会志愿者的信息。我看到之后很激动,马上就报名了。”十几年前报名参加志愿者的经历仍然历历在目,王秀花告诉记者:“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是听这些英雄烈士的故事长大的。我觉得英烈精神激励了我们这一代,肯定也会激励下一代,这样的传承不能断代。”

“那些经历就像一幕幕电影画面,经常出现在脑海里。”志愿者王宜凡退休前是一名中学老师,在北京市怀柔区支教期间,他曾数次实地走访抗战遗迹。“多少英雄为了国家独立而英勇战斗,如今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已经牺牲或者去世,我们要是再不讲,知道这些历史的人就更少了。”为此,王宜凡坚定了要把听过的抗战故事讲给孩子们听的信念。

“要英勇冲锋,歼灭敌寇……”4月4日,在“清明节的铭记——尊崇英雄烈士 厚植家国情怀”主题教育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这首《新四军军歌》再次响彻抗战馆。合唱队伍里的林汉京背着军号,唱得格外卖力。林汉京是抗战馆几个管乐团和合唱团的组织者之一。

“弘扬抗战精神,我们义不容辞!这不只是一句简单的口号。”退休前从事国防工作的林汉京说起这话中气十足,“我们一定要让青年人了解过去的历史,让他们知道‘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抗战馆做一名志愿者,并不轻松。抗战馆的馆址位于北京市西南部,很多志愿者来服务的车程都在一个小时以上,很多老年志愿者为了避开早高峰,每天一早就戴上志愿证、穿上志愿服装、背着水壶出发了。“志愿者与讲解员相比时间上更自由。”林汉京说,讲解员通常要在一个小时内完成讲解工作,而志愿者则可以延伸讲解历史故事、历史人物,讲解的时间往往超过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英雄烈士也是活生生的人,雕像、文物虽然是冰冷的,但英雄的精神是有温度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大家从戏说、恶搞那里拉回来,让年轻人认识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王秀花对记者说。

近几年,王宜凡健康状况不好,来抗战馆也从一周五次变成了一周三次、一周一次,但他始终坚持着这份志愿服务。“也有人对我当志愿者不理解,说‘好不容易退休了,不到处旅旅游、看看孙子,受这份累干什么’。但我每次讲完,看到观众们深受感动的眼神,我就知道这些付出是有意义的。”王宜凡说。

一套革命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长城银行货币(组图)

长城银行是东北解放区货币,于1948年2月成立,最早设在辽宁朝阳西南方向宁城县烧锅地,今归内蒙管辖区域,行长史立德,币面标明为冀察热辽地方流通卷,流通于冀察热辽解放区,共发行有;壹佰圓,贰佰圓、伍佰圓、壹仟圓、伍仟圓五种面值,其中伍佰元印有毛泽东主席头像,是我国最早印有毛主席头像的纸币之一,1949年1月,东北银行接管了长城银行,长城银行货币只流通了11个月,留存下来的十分稀少,是研究当时冀察热辽解放区经济的重要参考资料!

红色收藏稀罕藏品——华国锋伟人油画

这张华国锋伟人油画是在1992年拆除核工业部华东地磡局262大队礼堂时发现的,并收藏至今。

华国锋(本名苏铸,1921年2月16日-2008年8月20日),中国山西省交城县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曾经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至今唯一同时出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的领导人。因华国锋主席执政时间不长,伟人油画稀少,能至今保存完好的更是弥足珍贵!

吕焕皋:充满传奇的红色收藏家

中红网北京2020年3月18日电(秦利生)

吕焕皋先生走了。在一个春暖乍寒的季节,在一个黎明将要到来的前夜,在一个举国抗疫的日子,他悄然的走了。同时带走了他奋斗一生的精彩传奇。这一天是2020年2月17日的上海4:25’……

噩耗袭来,万分悲痛。缅怀逝者,唏嘘不已。回忆和吕焕皋先生携手走过的岁月,他的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吕焕皋策划的中国第一辆流动禁毒宣传展览车。(秦利生供照)

笔者和吕焕皋同武警部队猎豹突击队队员及红色收藏朋友们在一起。(秦利生供照)

笔者和全国纸品联盟主席石肖岩,本会执行会长牛双跃同吕焕皋留影。(秦利生供照)

笔者和红色收藏学者张云鹏先生拜访吕焕皋。(秦利生供照)

笔者和吕焕皋先生亲切交谈。(秦利生供照)

笔者和呂焕皋进行工作交流。(秦利生供照)

    2016年笔者和红色收藏文化学者张云鹏先生一同到上海,吕焕皋先生热情的接待了我们。促膝谈心,真诚交流。当笔者谈到请他红色收藏工作委员会担任职务时,吕先生当即表态:“沒问题,一定参加,大力支持。”随后在2017年在他的酒店和基地,举办了第一届“上海红色收藏博览会”,有力的证明了他务实敬业、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和独到的影响力。令笔者诧异的是,武警上海猎豹突击队的几十名官兵高擎队旗,跑步进入会场,这是红色收藏活动史无前例的,也可谓给红色收藏活动增添的一道壮丽风景,给所有与会同仁和各界朋友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吕先生告诉笔者,他每年都要去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做拥军活动,和“好八连”关系很好,有机会我带你去拜访。

2017年11月月末,笔者通知吕总要在北京召开协会成立大会,当时考虑到他脑溢血刚刚出院,乘坐轮椅不方便,所以婉言劝不需亲自来,可派代表参加,他电话里告笔者,“沒关系,别说坐轮椅,就是坐担架抬我也要去!”成立大会如期召开,老吕老坐着轮椅进入会场,如愿出席协会成立典礼,与会代表无不为之感动,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吕焕皋先生社会头衔很多,荣获的荣誉称号也很多,但他最看重我会的职务和责任。2018年初先生因脑溢血又住进了医院,笔者去医院探望,他说的最多的还是红色收藏:“我这一辈子做了很多事,修建了许多博物馆,想来想去却都没有离开红色文化。不管缉毒宣传,拯救吸毒者;还是抢救上海侨民史料,建立博物馆;还有征集抗美援朝实物等等,这哪一件事不都与红色收藏紧紧的联在一起吗。我算是找到了根,找到了真正的家。人这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红色收藏事业我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回望吕焕皋先生六十多年的光辉历程,笔者想可用20个字来总结:白手起家,艰辛拼搏、胆识过人,充满传奇。

经过十数年的努力打拼,吕焕皋不但积累了过亿的财富,也荣获了许多荣誉。搜百度吕焕皋便可得知:民建会员吕焕皋,既是上海地质博物馆馆长,也是上海浦东凌空农艺大观园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的董事长。曾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统一战线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先进个人”、“上海市禁毒工作先进个人”、“上海市光彩事业先进个人”、“上海市郊区科技致富带头人“、“全国刑缓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先进个人”、“上海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科普实事工程先进个人”、“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等多项光荣称号。与此同时,吕焕皋还创下了多项“第一”:被授予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的同时,他是上海受到表彰的民营企业家劳模第一人;收集齐全地球上所有晶体矿石,成功创办民营地质博物馆的国内第一人;投身社会公益事业,斥资近百万置办首辆禁毒宣传车成为国内第一人;致富回报社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安置解教的服毒者,他的浦东凌空农艺大观园是全国首家戒毒人员回归社会的过渡基地,他则被评为“中治委全国安置办先进个人”,这是上海市获此殊荣的唯一个体第一人。特别是他创办的抗美援朝文献馆,不仅有近万名抗美援朝老兵照片灿若夜空满天繁星,还把上甘岭坑道原景复制,让青少年亲临其境体验志愿军的艰难岁月。他还请来包括电影《英雄儿女》王成原型在内的十余名健在的抗美援朝老战士,义务讲解革命故事。

吕焕皋获奖证书之一。(秦利生供照)

    众多光环下的吕焕皋先生,在上海收藏界却曾被誉为“开着豪车买垃圾的人”。上海古玩城的每个周四和周五,是和淘宝者最忙碌的日子。吕先生要比所有的人更勤快。他要求自己必须三四点钟起床,开上他那崭新的依维柯,直奔古玩城的第一波淘宝。商户们也情有所钟,只等着老吕到来,开个好价,弄个心满意足。而老吕也不吝啬,一般都是皆大欢喜。在这里,老吕所看上的并非古玩字画、珍惜玛瑙,而是清代民国乃至文革时期的民俗器具、厅堂摆设、书报刊本,亦或是陈旧的“纸片”。久而久之,老吕却落下一个雅号:开着豪车买垃圾的人。其实这些人哪里晓得“故纸堆金”的道理。时至今日,一张民国的婚书抑或一架电唱机,都卖到了成千上万元,而在当时,吕焕皋却是十块八块的买进,整车整车的拉走的啊!

2019年5月,“上海第二届红色收藏博览会”如期举办。吕老因为身体原因未能赴会,我们去探望他,再一次领略到吕焕皋先生所创建博物馆的风采。在吕先生四十多年的收藏生涯中,共创建了近百个具有各种特色的文化博物馆,其中尤以红色收藏系列见长。他又不顾病体,在家人的扶持下,引领下我们着重参观了“侨民史料博物馆”和“抗美援朝文献馆”。

在他的博物馆里,所有的收藏基本都成系列:世界各国的老唱机,玄妙动听的八音盒,上海的百行百业,西式风格的老家具等等等等,只看得我们眼花缭乱,不住地赞叹。我见到堆积如山的外文版图书显得很惊讶。吕老告诉我:“这些都是清代民国时期的文献,可是当年没人要,我给了1000块钱,拉回来10车。”一句话惊的我们目瞪口呆。“这不算什么。我还花了80多万买了一座教堂。现在这上海侨民史料博物馆就是在此基础上建起来的。”说话间,他送给我一本由他编著,最近才出版的《近代外侨与上海》。

在完全复原的上甘岭坑道里行走,仰望着星空一般的抗美援朝老兵的相片,有幸亲手触摸欣赏丰富多彩的藏品,感受烈士们曾经使用过的茶缸、挎包、大衣等实物的温度,真有一种促膝交心的感觉。老吕告诉我:“为了征集到这些藏品,我拜访了3700多名尚健在的抗美援朝老兵。他们听说我要建立抗美援朝文献馆,对我都特别支持,都把自己多年保存的老照片和亲历的实物送给我。这实在太珍贵了!”

吕焕皋筹建的抗美援朝文献馆大厅。(秦利生供照)

复制的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坑道一隅。(秦利生供照)

    在展厅里,笔者见到两位抗美援朝老兵在做义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经过交谈方才得知,他们在这里做义工已经好多年了。一位老兵深情的对我们,“我每天来到这里心里就踏实。就好像又回到了部队,回到了战友身边,回到了激战岁月的朝鲜前线,给自己一个心上的安慰。”在展厅中心,笔者看到一尊老兵亲手制作的上甘岭战斗地形沙盘。沙盘的制作虽略显粗糙,但其一草一木,一沙一石,一山一岭却拿捏的十分规矩,由此可见其历经枪林弹雨、烽火硝烟之后的用心良苦。

笔者和抗美援朝文献馆的志愿军老战士在他制作的战斗沙盘前留影。(秦利生供照)

    仁者虽逝,精神永存。吕焕皋同志的一生既是传奇的一生,也是辉煌的一生。临行前,吕先生请笔者在东方博物馆的留言簿上题词:“百年上海充满传奇,吕焕皋先生即是创造传奇的人。”这正是笔者对上海,对吕焕皋先生的真实客观的印象和评价。吕焕皋先生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己心爱的收藏事业之中,而且将这种事业与当代社会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以极高的热情且身体力行的进行社会实践,因而得到了社会各界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和敬佩,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他不仅是抗美援朝红色展览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侨民史料收藏与展示的先行者。他是最早投入到缉毒宣传中的斗士,更是中国红色收藏和红色传播的标志和典范。因此他的逝世不仅是其家族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红色收藏事业的重大损失。

吕焕皋住院期间,笔者前去探望并和他亲切交谈。(秦利生供照)

    吕焕皋同志艰难曲折的创业经历,百折不挠的超人智慧,无私无畏的卓越贡献,以及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都将成为我们前进路上的巨大的精神财富,永远鼓舞、激励和鞭策着我们,为中国的红色收藏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简介:秦利生,中国文化信息协会红色收藏工作委员会会长)

江西省发现珍贵革命史料

记者8月3日从江西省档案局获悉,日前金溪县档案馆工作人员在馆藏档案资料中发现一本1959年编纂的《金溪县革命斗争故事选编》(初稿)。

《金溪县革命斗争故事选编》由中共金溪县委革命党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写,共69页,手写油印装订,收录了《为苏维埃奋斗到底就在今天》《第一次看见红军》《连长的棉衣》《最好的谢礼》《四十船食盐》等革命斗争故事和革命小叙事诗共18篇。省档案局相关人员介绍,这是一部珍贵的革命史料,用记事、诗歌和回忆录等手法,反映了革命先烈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真挚的至爱亲情、炙热的家国情怀。

邓子恢的医药箱

邓子恢使用过的医药箱原件照片

福建省漳浦县革命历史纪念馆珍藏着一个古红色的医药箱。医药箱为全木制,高37cm,宽28.5cm,长39.5cm,可同时盛放多种药品。这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农业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国务院原副总理邓子恢使用过的医药箱。这只穿越了86年历史风烟的医药箱,承载着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记忆。

1929年3月,邓子恢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领导地方武装,配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入闽作战。当时,由于时局复杂难料,朱毛红军挥戈西进去了赣南,邓子恢及时将闽西地区敌情变化情况写成书面报告派人星夜送到红四军前委毛泽东、朱德处,要求红四军再次入闽。后毛泽东、朱德根据当时敌情决定红军入闽开辟苏区,邓子恢组织工农暴动,配合朱毛部队进入闽西。

1931年12月,受中共福建省委的委派,邓子恢调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指导漳浦、龙溪、云霄、平和等县土地革命和游击队。

1932年初,邓子恢背着医药箱,一身乡村郎中的打扮,在漳浦西部的小山城、象牙庄及邻县的平和、南靖一带,走村串户,秘密发动群众,创建农会,建立革命根据地。当时,他的行李存放于石榴镇象牙庄浦尾自然村住处吴氏住宅内。

邓子恢在漳浦,点燃山城烽火,筹组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并于1932年3月20日撰写《关于漳浦小山城的调查报告》,详细介绍组织农民抗捐及武装斗争的情况。他与农民心连心,打成一片,不但会把脉问诊,为人治病,还会诊断社会疾苦,开出革命斗争的良方,因而迅速开创出革命新局面。“我小时候高烧不退曾服过邓子恢送的药物,邓子恢无偿地为群众治病送药,却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民众对他印象很好,他的感召力特别强。”今年已90岁的老地下交通员吴水湧动情地回忆。

1932年4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一举攻克福建漳州,取得重大胜利。同一天,毛泽东在漳州芝山红楼接见邓子恢和王占春,听取关于闽南革命斗争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强调指出:这次红军打下漳州,并不是要长期占领城市,当前的革命中心仍然在农村,必须抓紧时机,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以小山城、龙岭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邓子恢在听取指示后,认为在远离漳浦县城的西部靖和浦交界山区,是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他来到漳浦县石榴镇小山城村领导农民实行武装抗捐斗争,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建立象牙庄及周围村庄的秘密农会,响应支持小山城武装斗争。邓子恢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个地方(指小山城村)地处南靖、平和、漳浦三县交界,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创建赤色游击区域的好地方。”在斗争策略上,他采取逐步引导农民从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武装斗争、土地革命转化。因而迅速创立一批乡苏维埃,在小山城村周边的靖和浦边界发展出一个具有4万多人口的红色区域,创建了以漳浦小山城村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我父亲吴春藤作为苏区代表曾被毛泽东邀请参加开国大典,他在世时常说:‘后来的史实证明邓子恢的战略决策是符合当时中国革命实际,是完全正确的’。”石榴镇车本村红军后代吴江青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住宅主人将保留的邓子恢用过的衣物箱和医药箱,作为革命文物送交中共漳浦县委党史研究室。

弹指一挥间,邓子恢在漳浦的战斗岁月已过去86年,而他的医药箱却依然保存完好。这只医药箱装着的不仅是他那颗医治民众疾苦的医者仁心,更装着他那颗点燃山城烽火、解放劳苦大众的革命红心。

  (作者杨特团 郑坤川   单位:福建省漳州市纪委监委)

抗日山烈士陵园接受捐赠抗战时期公文包(组图)

中红网江苏连云港2019年6月27日电(贺龙广)2019年6月26日上午,江苏省赣榆籍原115师686团老战士李大鹏之子李润之专程从杭州来到连云港抗日山烈士陵园,把李大鹏生前用过的公文包无偿捐献给烈士陵园。李润之说:“父亲1948年作为赣榆南下干部去浙江后,就一直没有回到家乡,一直惦记着家乡的变化,把父亲的遗物存放在抗日山纪念馆,是这个公文包最好的归宿。”

徐磊 摄

徐磊 摄

张杰 摄

聆听文物中的红色故事

图为“永远跟着共产党走”锦幛(国家一级文物)。

图为吴焕先用过的怀表(国家一级文物)。

图为陈波的党证(国家二级文物)。

鄂豫皖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建的根据地之一,诞生了多支红军主力,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奇迹。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了解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历史——

    “永远跟着共产党走”锦幛

在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抗战时期“永远跟着共产党走”锦幛,上有3000多人的签名。锦幛是用两块红色平板布缝制的,长4米,宽1.5米,幛面上缝着用黄平布剪成的标语“永远跟着共产党走!”锦幛上款为“纪念七一、七七献给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济宁市委员会”,下款为“济宁市第三区全体市民鞠躬”,字体均为隶书。另在幛面上有用毛笔竖排楷书山东济宁市民3357个名字。原本锦幛上缝有一枚直径约0.9米的不规则大五角星,后该五角星被共产党员张世全取走。

这是济宁市民为纪念“七一”“七七”献给济宁市委的锦幛。1941年,山东济宁3357位市民为纪念建党20周年和七七事变4周年,联合在“永远跟着共产党走”锦幛上签名,当时正值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济宁处于国统区,斗争形势非常严峻,党组织指派河南新县籍共产党员张世全将此锦幛送回家乡——鄂豫皖根据地收藏。

张世亮是张世全的弟弟,新县一位普通农民。张世全在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后,一直杳无音信。1941年9月的一天夜晚,劳累一天的张世亮刚刚睡下,外面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他惊醒,原来是久未谋面的哥哥张世全回来了。与张世全一起的还有两个人,进门后,张世全连水也顾不上喝,就对张世亮说:“老二,我这次回来主要是为了送一样东西给你保管。”说着,张世全拿出一面锦幛,并且郑重地叮嘱:“这面锦幛很重要,你千万不能丢。若是丢了,不光咱们有生命危险,锦幛上还有3000多人的名字,他们都将命在旦夕。我相信革命一定能成功,等革命胜利了我再来取。现在我把上面的五角星摘下来带走,万一我遭遇不幸,日后有人拿着这颗五角星来,你才可以把锦幛交给他。”说完这番话,张世全放下锦幛,便匆匆离开了。谁想这一别,竟是他们兄弟二人的永别。

张世全走后,张世亮当即找了一件衣服将锦幛仔细包好,藏进后山一个洞里。过了几天,张世亮怕山洞不安全,他又连夜将锦幛取回家,在家里灶口挖了一个三尺多深的坑,在坑里放了一只小凳子,将锦幛包起来放在凳子上,为了防潮,又在凳子下垫上一层干石灰,再用柴草盖在锦幛上,最后用干土把坑口填好。隔一段时间,张世亮就检查一下锦幛是否受潮。就这样,锦幛一直被完好保存了几十年,直到1984年张世亮病重,才把这件事告诉儿子,并将锦幛捐献给新县政府。

这面锦幛上的“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誓言,充分表明了济宁市民和张世全等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成功!

    吴焕先用过的怀表

这是红25军军长吴焕先用过的怀表,直径5厘米,圆形,钢质,黑色表盘,它是吴焕先指挥郭家河战斗时用来计时的。

吴焕先(1907年—1935年),河南省新县箭厂河乡四角曹门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开始在家乡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建立了鄂豫边中心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他曾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红4军12师政治部主任等职。1934年,他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政委,与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率部开始长征。1935年8月21日,吴焕先在甘肃泾川四坡村战斗中英勇牺牲。

1933年3月初,中共鄂豫皖省委总结经验,认为根据地和红军的元气已初步恢复。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大规模划区“清剿”,以保卫和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策应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决定向敌人大举反击。

1933年3月4日,国民党第35师103旅205团、104旅207团进占光山县南部的郭家河村(现河南新县郭家河乡),接替第89师的布防任务。鄂豫皖省委和红25军首长分析了情况,认为敌军刚到郭家河,人地生疏,立足未稳,战斗力较弱,并且红25军经过一段时间休整、补充,士气旺盛,此外郭家河是我党的老根据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据此,鄂豫皖省委和红25军首长果断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战机,集中全军力量歼灭敌人。

按照作战部署,红25军连夜集结到光山县新集(现新县县城)以南一带,第74师和军特务营负责进攻郭家河的敌军,第75师负责阻击可能由新集出击的敌军援兵。3月5日晚,红25军军长吴焕先为战士们做战前动员,号召全军指战员英勇对敌,打好全军集中兵力作战的第一仗。当晚,吴焕先将自己随身携带的怀表交给光山县委委员陆汉清,让其速到郭家河湾店村联系弦南区独立团、地方武装和当地群众,准备3月6日拂晓向敌军发起进攻。地方武装以此表计时,3月6日拂晓,以合围之势准时向郭家河东南羊人岩警戒的一个营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敌军被全部歼灭。郭家河一战,为红25军重建后的首次大捷。

这只怀表在打赢郭家河战斗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当地军民称其为“胜利的表”。战后,吴焕先将怀表交由陆汉清保存。

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时,国共战争进入白热化。陆汉清将怀表托付给大姐陆华清,并告诉她:“这块‘胜利的表’一定要保存好,将来是要重见光明的。”1936年,陆汉清因叛徒告密被捕,后英勇就义。1969年12月,陆华清将怀表交给湾店村文物保护小组负责人、共产党员张爱华收藏,2000年7月,张爱华将怀表捐献给了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

    一张血染的党证

这是一张特殊的党证,上面沾满血渍,它的主人就是开国将帅中13位独臂将军之一的陈波。党证布制,长方形,中上方印有两颗五角星、列宁和斯大林头像及党证字样,下方印有一个宽11.5厘米、高10厘米的长方形表格,栏内写有持证人的姓名、参军入党时间、颁发单位及颁发时间等。

这张党证是1934年由川陕苏区党组织颁发给优秀共产党员的,当时共颁发了2000张,但新中国成立后仅保存下这一张。2010年,陈波将军之子陈铁生将党证捐献给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

陈波,原名陈汉清,河南省新县人。1929年春,20岁的陈波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调任红四方面军参谋处书记(即参谋),后被选为红四方面军参谋处党支部书记兼党小组组长。

1934年10月,在川陕苏区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党组织为激励广大党员奋勇对敌,决定给优秀党员签发党证,这也是党组织对党员的一次全面考核。在支部会上,宣传委员徐向前说:“我们的支部书记陈汉清同志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同意发给党证。”就这样,陈波和其他几位党员领到了首批党证。陈波十分珍惜这份荣誉,他特地缝制了一个小皮囊系在腰带上,专门放置党证和党费。

1941年3月的一天,时任八路军前总特务团副团长的陈波向战士们介绍完滚雷的使用方法后,带头进行滚雷试验,他命令大家后退300米,然后抱起西瓜大的滚雷向山丘走去,这时团长欧治富拦住他:“这是新制的,有危险,我来吧!”陈波摇摇头,说:“你是一团之长,还是我来吧!”陈波待大家进入安全区后,开始按雷、擦火,只听“嘣”的一声,试验的滚雷突然爆炸,陈波当即倒在血泊中。经过抢救,身负重伤的陈波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仅剩一只胳膊和两条无法弯曲的残腿。苏醒后的陈波,第一时间用仅剩的右手摸了摸腰带,然后焦急地问护士:“我的小皮囊呢?”护士不明其意,陈波解释说:“我腰带上的。”护士将他的血衣翻遍,终于找到被鲜血浸透的小皮囊,里面的党证已被染红。

负伤后的陈波虽然不能像从前那样冲锋陷阵,但他并不气馁,决心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由于从小家境贫寒,从没进过校门的陈波在参军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这次养伤的时间成为他学习文化的极好时机,一本《论持久战》既是政治和军事的教科书,又是文化读本。失去左手,他便用木尺压平书本;没有老师,医生护士就是教员。

半年后,陈波“毕业了”,并成为一所“荣誉军人”学校的校长。从此,他带领30多名残疾军人在河北的一个小山村养伤治病、练文习武。在这里,陈波学会了爬山、骑马和单臂射击。1944年,随着日军侵略日益加剧,党中央命令陈波等人转移到延安养伤。陈波等人在没有部队护送的情况下,凭借智慧英勇对敌,一次次闯过敌人的封锁线,最终顺利到达延安。延安的老战友见到陈波后,激动不已:“面对那么多鬼子的围追堵截,你们创造了奇迹。”

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为抢夺东北的抗战果实,向东北大肆增兵,我党紧急组建了“赴东北工作干部团”(东干团)支援东北。陈波当即向上级提出参加“东干团”的请求,领导似乎故意考验他,走到院子里,指着一匹烈马说:“上马兜一圈,不从马上摔下来,就让你去。”陈波接过缰绳,右手一按马背,稍一纵身便跃上去,10多分钟后他骑马回到了原地……就这样,陈波成了“东干团”的一名成员。日军投降时,按照党的指示,陈波接到看管日军一个军用仓库的任务,他只身一人日夜守卫,既防火防盗又要防备敌人突袭。后来,支援东北的359旅官兵赶到,正当战士为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而愁眉不展时,陈波挥动着右手:“这里有。”我军官兵不仅得到了充足的物资,更从这名身残志坚的共产党人身上得到了莫大的激励。

多少次,行军作战的汗水把党证浸透;多少次,沿途的风雪奇寒把党证上的汗水又凝成冰凌。陈波怀揣这张党证,冲锋陷阵,勇闯难关。

这张党证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转变,也见证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一片赤诚忠心。

    (本文由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提供,河南省新县纪委监委岳锋、孙立建整理)